一

　　21年前的1984年，丁學良先生離開故土家邦，前往美國求學。就在那一年，中國政府創(chuàng)設了“教師節(jié)”，以示對教育的重視。其時，在高等學校教師那樣一個群體里，教授和碩士生導師都是相當稀缺的職位，而博士生導師這個職位，即便用“鳳毛麟角”這個詞也不帶有夸張的意味。其時，有少數身出歐美名校，在1930、1940以至1950年代歸國，飽經政治運動的學者，還以年邁之軀，工作在——當時仍然習慣用“戰(zhàn)斗”這個詞——少數中國名校的實驗室和課堂。其時，從政治運動風暴中走出不久的中國學者，并不怎么熟悉通行于國際間的學術規(guī)范，但對研究工作，尚存勤奮恪職之心。

　　21年過去了，丁先生早已從哈佛大學畢業(yè)，多年以來已習慣了在許多國家大學間的游走、比較和思考。而中國的人們，在對“教師節(jié)”這樣一個日子喪失了大部分的激情和神圣感的同時，也能看到，21年來，盡管中國的社會、經濟、教育獲得長足發(fā)展，呈現一種繁榮態(tài)勢，但中國的博導和教授，增長更過于迅猛，簡直用得上“太好了，以至不像是真的” （it’s too good to be true）這句話。如果說，21年前，中國較好大學里的教師大部分不是教授，大部分教授視取得指導博士生資格為難以企及，那么今天，教授數量早已洋洋灑灑，大量教授更順利遷為博導。

與此同時，人們也看到，前述那批名校歸來的老人，早就退出了他們“戰(zhàn)斗”的一線。人們還能看到，學術腐敗正在中國高校蔓延。懶惰而非勤奮，取巧而非扎實，充實了中國高校學者的頭腦。熟悉中國政府和高校兩個系統(tǒng)的人，可能會發(fā)現，象牙塔外的腐敗，并不比象牙塔內更使人驚訝。也就在這樣一個年代，中國教育當局提出了“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

　　中國人對口號并不陌生。老實說，比“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更豪邁數倍的口號，中國人在迷狂的年代也喊了太多。今天，在曾經的口號都落空，甚至變成笑話或者羞于啟齒的往事時，我們仍然執(zhí)著地再一次次喊出口號，其中原因，當然還是在于組織化的運動型的管理模式仍然起著作用，但也有部分原因也許在于，我們真的需要一個高遠的目標。

　　可問題是，我們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嗎？當那樣一個口號被喊出的時候，我們已確知，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了嗎？

　　二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21年前，這同樣是丁學良的問題，21年后，它變成了丁學良的書名。

　　有一些因緣際會和刻骨的內在的原因，讓丁學良成為這樣一個主題的極佳詮釋者。

　　第一個因緣際會的原因是，丁學良在哈佛大學受業(yè)，飽受艱辛的七年蓄艾，一時之選的師者丹尼爾•貝爾、馬若德，迥異于中國大陸的知識體系、教育方式，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人和留學生，都促成甚至刺激了丁對于哈佛的深入了解。第二個因緣際會的原因是，從哈佛畢業(yè)以來，丁學良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尤其在香港科技大學研究和任教，親眼看到和親身經歷了十余年以來香港科技大學作為一所年輕大學的蓬勃。除了科大的美景，丁更熟悉科大作為一所研究型大學的制度層面。正如楊小凱先生稱贊臺灣在政治方面的經驗對于中國大陸的良性影響，科大作為一所新大學，同樣給泛華人地區(qū)大學的成長能帶來諸多經驗。第三個因緣際會的原因是，多年以來，丁從事環(huán)太平洋地區(qū)的比較現代化研究，并作為一個“國際非盲流”（不盲目地流動）和關心大學問題的有心人，既了解到了這一地區(qū)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經濟和教育狀況——這使他能有的放矢地提出問題，也掌握了國際間著名大學的一些運作狀況。

　　第一個刻骨的內在的原因是，丁深愛中國，深切關心這個我們國族的所有人歌哭于斯的大國如何實現其真正的振興。他關注大學問題，恰好也在于他把大學和大國的興衰聯系起來。他說：“從公元十一世紀到現在，哪里有一流大學的興起，哪里就有一個國家的崛起，一個民族的興旺�！钡诙�個刻骨的內在的原因是，丁學良少小生活在皖南地區(qū)物質殊不充裕而崇尚文士的氛圍，熱愛知識，進而好奇于名校甚至胡適的美國母校那樣的名校，強烈地引發(fā)了丁年長后對這個問題宗教般的熱忱。

　　由于這些原因，丁學良對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分析，便端的視野相當開闊，并且，正如余英時先生所引用的，“我認為寫史應該帶著憤怒和熱情”，盡管價值中立是必須遵循的，但在冷靜的思考和探討的背后，使命感也給丁帶來了對此一問題發(fā)于內衷的關切。

　　三

　　丁學良先生《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這本著作，分七部分。

　　第一部分，“何謂世界一流大學”，類似于一般著作的“總論”部分。此一部分，丁在宏觀層面，分別敘述了大學的理念、評鑒研究型大學的一般標準、世界一流大學的精神氣質、大學興衰與大國興衰之關系。同金耀基先生的《大學之理念》一起，本部分文字可能會成為中文世界關于大學理念的經典性表述。

　　第二部分，“從行政主導到學術主導——一個關于大學制度演變的故事”，丁在這里仔細講述了他所服務的香港科技大學體制演變的諸個制度性特點，尤其是重點介紹了它的學術評審制度。同第一部分的宏觀言論比起來，本部分在微觀層面介紹了香港科技大學的經驗。丁特別強調：對教員晉升和長聘的評審機制，是研究型大學教員整體素質的核心保障。值得一提的是，這段原為講演的文字，其問答部分相當好看——座中的北大學生，顯是聽者有心，丁的回答，亦頗具幾分劍氣縱橫。

　　第三部分，“你敢寫中文——英語學術界的研究產品發(fā)表制度”，這是丁對于英文學術界的“行規(guī)”這一關鍵性問題的的集中討論。在一番較為細致的介紹與論述之后，丁對比并指出中文學術界在學術規(guī)范方面的諸多問題。作為附錄，丁列出了美國部分社會科學學科關于稿件處理、學術期刊的引用頻率指標情況以及依據不同標準而評出的美國大學經濟學排名等一些列數據。這一部分先期單獨發(fā)表之后，經濟學家盛洪先生曾相當喜愛。

　　第四至第六部分，是三篇關于大學改革的長篇訪談，分別以“人要來自五湖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以國際視野看北大的改革”、“體制改革的技術操作”為名。這是在以北京大學改革而被激起的國人對于大學改革以及“創(chuàng)世界一流大學”的背景下，丁學良以開放心胸為主調，針對人共關心的問題所作的一系列闡述、評論和建言。在同記者的互動里，這些訪談如數十篇短論，在理念、制度、措施等各個層面探討了大學改革的重要問題。

　　第七部分，“發(fā)展中國家之間最重要的競爭：中國與印度”。大多數中國人對于印度在經濟、社會、教育方面的了解，相當寥寥，而作為一位比較發(fā)展領域的社會學家，丁學良傳達的信息是：印度大學生的素質普遍比中國大學生素質高，其勤奮、刻苦、把握問題關鍵環(huán)節(jié)的智慧穿刺力和獨立研究的能力都超過中國學生；
印度經濟實力從中長期來看可能超過中國；
印度在體制演進方面，具備相當的比較優(yōu)勢。這部分文字最少，但在我看來，卻最是牽動人心，甚至使人沉重。

　　四

　　在這本書里，我們能看到丁學良對于北京大學的情有獨鐘。

　　在歷史現實中，正如杜維明先生指出的，北京大學在京師大學堂和五四時期，西南聯大和復校之后，文革前和文革后，中間都無制度的、地域的、觀念的承繼性。并且，同樣在歷史現實中，我們也能看到北大在文革中的政治盲動和文革后多多少少的急功近利。但是，在人們的情感中，這一個個分割的北大，卻也是同一個北大。這就是一個被自由主義者永遠視為自由主義之家，被詩人永遠視為詩人之國，被崇尚學術的人永遠視為學術之殿的北大。基本上，形容哈佛大學的這段話，同樣適用于北大：“在共和國中誕生的國度，從各教堂中獨辟蹊徑的教堂，從諸階級中脫穎而出的階級�！痹诙�學良這里，確乎有這樣一種熱愛。

　　另一方面，丁關注北京大學，顯然又不僅僅是出于上述的熱愛。北京大學不僅僅寄托著人們的美好精神之向往，在中國的歷史現實中，它更是中國未來邁向世界一流大學最少的那兩三所或是最早的大學，是作為國家大學的重要學府，是中國振興在知識、技術和人才方面的重要依托。它簡直就是丁作為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的傳教士最需要關心的那所大學。

　　北大在改革，于是丁也關心改革。不但關心改革，丁還有力地聲援了那場改革。

　　前已有述，本書收錄的三篇訪談，大抵成于北大改革揭幕之后。關心北大改革的人，不一定都支持北大改革或改革的目標與措施。，改革當然需要“偉大的反對派”，但是，具體到此時的一些尖銳反對，確乎給當時的主事者帶來壓力，也確乎有言辭頗欠思量。從輿論來看，當時幾位身居海外的社會科學學者對北大改革的異議，由于其個人的影響力，更在知識界形成沖擊。在這個時候。丁學良在主流媒體的訪談，雄辯地支持了北大的改革。人們驚訝地看到這樣的文字：“相對于整個東亞地區(qū)的高教界來說，中國內地教授們的水平從整體上來看，都是最低或接近最低的。至少西方學術界很多人這么認為�！比藗儚闹锌吹搅酥型獠町愔�大。

　　前已有述，本書第二部分，來自丁學良在北京大學的一次公開講演。講演中的一個小插曲，丁未在書中介紹。當時，丁來到北大，并未驚擾他的友人，北大改革的主事者之一張維迎先生。然而，看到網頁海報后，張悄悄來了。講演結束之后，一貫幽默而平實的張維迎，以極動情的語言，陳述了他對改革、反對改革者的看法。張有委屈，并感謝丁對改革的支持。在現場，觀眾為張維迎動容。在那個晚上，張維迎是深情的，而丁學良是雄辯的。講到憤怒或激動的地方，丁像一頭獅子，聲音高亢，語言大在邏輯中。

　　北大確乎應當改革，我們在第一部分看到的那些見怪不怪的現狀，北大并不例外。在行政主導、超行政力量的主導之下，盡管從好的方面來說，北大的教授數量也許并沒有明顯的非理性擴漲，北大錄用的教師盡管不是身出“世界一流大學”同樣非常優(yōu)秀，但這所大學確乎存在諸多問題，并不能讓更大量的優(yōu)秀人士積極進取、心情愉快和樂意參與其中。在北大的身上，既具備邁向世界一流大學的潛質，卻也同樣縮影著中國高教的一切弊端。北大改革，也像一切改革，蘊含著成功的希望，又被它所侵犯了利益的內部人士以各種形式反對或阻撓。

　　不過，且讓我們閱讀丁學良在這本書里，引用的一段北大學生寫給他的電子信函：“我也（曾經）隨大流而認為北大改革沒有必要，簡直是越改越亂。但是，聽了你的講座后，我仿佛如夢初醒，算是弄明白改革究竟要改什么、怎么改了，也對北大改革的前途充滿信心�！倍�學良不是北京大學的教師或校友，但他確乎是一位良友。他在這本書里的言論，值得北京大學和關注北京大學的人們關注。

　　五

　　人們太過喜歡用《雙城記》里邊的那段話形容今天的這個時代：“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
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
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懷疑的年代；
這是光明的季節(jié)，也是黑暗的季節(jié)；
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
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
我們一齊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另一個方向……”這是一種歧路的局勢，在戰(zhàn)國思想家的言說里，楊朱面對歧路，戚然變容。這里又有沉重的問題，在賈誼的論述里，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我想中國高等教育以及被它深重影響著的中國，在這樣的悲觀之后，在壞與好共生的情境里，還需振起：且讓我們部分地承認既有的繁榮，同時在不自大、自滿或自欺中看清目標。如果需要的話，還是可以高喊一點口號。

　　而丁學良先生的這本書，在這個過程中，實在是一本不能不翻開的書。事實上，知識和思想上的借鑒和啟發(fā)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滲透在字里的作者的家國情懷，是我們這滔滔世界里同等重要的方面。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丁學良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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