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將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識分子的轉化、知識分子在社會學意義上的邊緣化、以及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這一連續(xù)、相關而又充滿變化的動態(tài)進程,納入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內在理路和西潮沖擊下整個近代中國的巨變這一縱橫框架中進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從當時人的心態(tài)變化入手來反觀社會的變動,以嘗試提出一個走向框架性詮釋的思路。

　　胡適在1932年曾說: 我們中國這六七十年的歷史所以一事無成，中國的民族自救運動之所以失敗,"都只因為我們把六七十年的光陰拋擲在尋求建立一個社會重心而終不可得"。

由于過去各專門史之間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適這個觀點不甚受人注意。其實，把所有問題都歸結于社會重心的缺乏固然太過寬泛，但若能跨越各專門史的樊籬，從社會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變的造因，并反觀思想演化對社會變遷的影響，似為今日值得進一步探索的途徑。

　　近代中國何以未能建立一個社會重心?胡適以為是因為中國離封建時代太遠、一般人對君主制的信念又因晚清的墮落而毀壞、再加上科舉制度使社會階級太平等化、人民窮而無資產階級、以及教育不普及，也不存在有勢力的智識階級等等。這些見解大多有所見，也都有點紙上談兵的味道，不十分切題；
且有些理由如科舉制度，恐怕正是傳統(tǒng)社會之所以能有社會重心的重要因素。

　　不過，胡適注意到的"不存在有勢力的智識階級"一點，卻是近代中國才出現的的新社會現象，這就提示了認識這一問題的一個取徑。這個問題近年由余英時先生作出了進一步的解答，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從傳統(tǒng)的士到現代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大轉變。余先生并提出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在近代中國社會日益邊緣化的觀點，開啟了研究和詮釋這一問題的新思路。

　　可以說，前近代中國社會的重心正是處于社會結構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這一社會重心的制度基礎就是從漢代發(fā)端到唐宋成熟的通過考試選官的科舉制。近代國人在西潮沖擊之下，常愛說"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如果當時中國的確存在劃時代的體制變動，科舉制的廢除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變動之一。

　　科舉制使政教相連的傳統(tǒng)政治理論和耕讀仕進的社會變動落在實處，是一項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體制(institution)，其廢除不啻給與其相關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約定俗成的習慣行為等等都打上一個難以逆轉的句號，必然出現影響到全社會各層次多方面的后果。但清季人在改革和廢除科舉制時基本只考慮到其教育功用(這樣的認知本身就是傳統(tǒng)中斷的一個表征)并試圖加以彌補，科舉制的其他重要社會功用一般不在時人考慮之中，自然也談不上填補，其社會后果卻是長遠的。

　　廢科舉最深遠的影響是導致以士農工商四大社會群體為基本要素的傳統(tǒng)中國社會結構的解體，而在此社會變遷中受沖擊最大的，則是四民之首的士這一社群。廢科舉興學堂的直接社會意義就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取向，切斷了"士"的社會來源，使士的存在成為一個歷史范疇，而新教育制度培養(yǎng)出的已是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現代知識分子。士的逐漸消失和知識分子社群的出現是中國近代社會區(qū)別于傳統(tǒng)社會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四民社會的解體使一些原處邊緣的社群(如商人和軍人)逐漸進據中心，更可見邊緣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社群在政治上的明顯興起，而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中則處于一種日益邊緣化的境地。

　　本文擬將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識分子的轉化、知識分子在社會學意義上的邊緣化、以及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這一連續(xù)、相關而又充滿變化的社會進程納入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內在理路和西潮沖擊下整個近代中國的巨變這一縱橫框架中進行考察分析。在缺乏大量個案研究的情形下，本文只能嘗試提出一個走向框架性詮釋的思路。由于現存社會統(tǒng)計資料的不足和不準確，本文在研究取向方面，特別注重思想演化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從當時人的心態(tài)變化入手來反觀社會的變動，希望能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從士到知識分子的社會轉化

　　在傳統(tǒng)的四民社會中,"士大夫"已成一個固定詞組；
由于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會來源，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是一體的。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雖然可以有其他的途徑和選擇，從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賞的取向。換言之，士與大夫的內在邏輯聯(lián)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會吸引力。一旦科舉制被廢除，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即兩分，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social mobility)取向也隨之而變。與這一社會變動過程相伴隨的，是從改科考、興學堂到廢科舉的制度改革進程。

　　清季從改科考到廢科舉，取士的標準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廢科舉前的十余年間，取士的標準已是鼓勵新舊學兼通。汪康年于光緒十五年(1889)應鄉(xiāng)試，以第三藝作騷體，不合科場程式，依舊例應不取；
卻因在次題《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羅列最新天文家言", 被主考官認為"新舊學均有根柢", 欲以首名取，終因犯規(guī)而以第六名中式。

科場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實以"新學"中式。以晚清中國各地發(fā)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評卷分寸的伸縮余地，這當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國的情形。但揆諸后來的發(fā)展，以經世學為開端的"新學"興起后，其影響會逐漸延伸到科考之上，似為必然的趨勢。

　　早期的取士標準變化可能更多是無意識的，但清季士人中不乏對科考的社會功能認識頗深而主動運用其功能者。梁啟超在光緒二十二(1896)年時就曾致書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新任湖南學政的江標以新學課士，尤其"于按試時，非曾考經古者，不補弟子員，不取優(yōu)等；
而于經古一場，專取新學，其題目皆按時事"。梁以為:"以此為重心，則利祿之路，三年內湖南可以丕變；
"而湖南若能"幡然變之，則天下立變矣"。

江標果然以其控制的校經書院為基地，在那里設實學會,以史學、掌故、輿地、算學、交涉、商務六門課士，其中史學、掌故、輿地、算學更與經學和詞章并列為全省考試科目。

這一自上而下的引導，的確造成湖南學風相當大的轉變。

　　科舉取士的標準改變，士人所讀之書即隨之而變。傳教士早注意到，自江標在湖南以新學考士，讀書人"遂取廣學會譯著各書，視為枕中鴻寶"�！短┪餍率窋堃泛汀吨袞|戰(zhàn)紀本末》等遂成為"談新學者皆不得不備之書"。

湖南舉人皮錫瑞即頗能領會改科舉的社會含義，他在光緒二十四年初得知科舉可能要變，立刻想到"此間聞變科舉之文，西學書價必大漲"，當即取閱"梁卓如所著《西書目表》，其中佳者，將購數冊閱之。"次日便與其弟其子等一起趕在漲價前到礦務局和豆豉店購新書報(新學未大興前新書報在礦務局和豆豉店出售，也殊有意致)。

　　買書者如此，賣書者亦然。戊戌年五月，朝旨廢八股，江西書商晏海瀾立刻慨嘆"廢時文去二千金貲本矣！"可知刻書賣書者當下就要受影響。但他們也跟得甚快，兩月后晏氏檢隨棚書至考試處出售時，已"多算學、醫(yī)書，而八股、詩、賦、楷法，皆棄不用"。當五月時，有人勸晏將已改廢科目之書"留之以待復舊"，皮錫瑞以為"其在十二萬年后乎?"主張不必留。晏氏幸虧未聽皮言，他后來發(fā)現"經學書猶有人買，是為五經義之故也"。

由于尚有"五經義"這一科目在，晏的損失當不如以前估計之大。但戊戌政變后科舉果然復舊，晏在新學書籍上的投資又面臨當下的損失(即使他有遠見將新學書保存到幾年后再次改科考時，資金的回收期也太長)，改科考對書商的直接影響是很明顯的。

　　對應試者來說，考試以新學是尚意味著中國腹地的讀書人可能因買不到"新學"書籍、或買到而熟悉程度不夠而競爭不過久讀新學書籍的口岸士子。山西舉人劉大鵬即大約到1895年赴京應試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讀的是什么書。在集中補習新買回的新學書籍后，他終于醒悟到"當此之時，中國之人竟以洋務為先，士子學西學以求勝人。"這最后一點是關鍵性的: 如果不學西學，就很難"勝人"。1902年，清政府又一次廢八股而改試策論。次年劉大鵬到河南開封再次應會試時，發(fā)現在山西還不多見的"時務等書，汗牛充棟，不堪枚舉其名目。凡應會試者，皆到書肆購買時務諸書，以備場中查對新法。"可知新學的傳播呈現出顯著的區(qū)域性，讀不同書籍的士人已不在一條起跑線上，科舉考試的公平性和選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

　　胡適在1932年曾說: 我們中國這六七十年的歷史所以一事無成，中國的民族自救運動之所以失敗,"都只因為我們把六七十年的光陰拋擲在尋求建立一個社會重心而終不可得"。

由于過去各專門史之間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適這個觀點不甚受人注意。其實，把所有問題都歸結于社會重心的缺乏固然太過寬泛，但若能跨越各專門史的樊籬，從社會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變的造因，并反觀思想演化對社會變遷的影響，似為今日值得進一步探索的途徑。

　　這樣，不論是為了實行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志向，還是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純粹就是想改變生活狀況，只要想走仕進之路(以及獲得與此相關的教職)，任何士人都必須轉向以西學為主流的新學。山西舉人劉大鵬是被動追隨者的一個顯例，而湖南舉人皮錫瑞則是一個主動追隨者，他在光緒二十四年初決定加入南學會時自述說:"予入學會，特講求新學。考訂訓詁，恐將束閣，不復有暇著書。"皮氏家境不豐，以教館為生，他的趨新可見明顯的社會層面的動機。他那時曾與偏舊而家有恒產的湘籍學者葉德輝交談，頗感嘆葉之所以能"不喜新學"，即因其"進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語殊可玩味，不能"進退裕如"的皮氏自己，就不得不放棄自己原來所長的考訂訓詁而講求并不熟悉的新學，以迎和當時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館地。

　　在四民社會晚期,"耕讀"為業(yè)本已越來越成為一個象征，許多讀書人并不真的耕種土地，而是實行所謂"筆耕"。教書的館地對不能做官的讀書人來說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轉變直接影響到何種人才能得到教職。當戊戌年湖南新政勃興時，有一位"在滬上方言館多年，通西國語言文字"的師璜，即"聞湖南興西學，歸謀館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趨新士人雷見吾來請皮錫瑞代謀職，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謀事不難"�？芍d西學即為通西文者開放館地，而停八股則新人謀事不難。到戊戌政變后科舉復舊，前此"各處書院求山長"的現象"今無聞焉"。同樣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當即可見境遇的判然兩別，科舉改革真是有人歡喜有人愁。

　　如果僅是考試內容改變，講舊學者尚有一些選擇余地，因社會上仍存在估計會復舊者。到科舉一廢，不會新學者就只能失館，已不僅是束脩厚薄的問題了。如劉大鵬所慨嘆:"士為四民之首，坐失其業(yè)，謀生無術，生當此時，將如之何?" 這才是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傳統(tǒng)社會是上有政教，下有耕讀，從耕讀到政教的路前已較難，但終未斷絕；
如今此路不通，意味著整個社會的上升性社會變動途徑不得不轉向。新辦的學堂不論從制度上和數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會階梯上升等的人卻并未稍減，社會動蕩的一個重要造因已隱伏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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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季興學堂之舉，就值得再作考察。

清政府在改革科舉之時，已開始興辦學堂來填補科舉制的教育功用，這本是很有見識的舉措。但一種新教育體制并非一兩紙詔書在短期內便可造成，而清季舉國都已有些急迫情緒，終于不能等待學堂制的成熟即將科舉制廢除。舊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國教育乃成一鍋夾生飯。新學堂確實培養(yǎng)了不少"新人物"，卻未必養(yǎng)成了多少"新學人"。學子無學，是后來其社會地位逐漸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據章太炎在1897年的觀察,"浙中風氣未開，學堂雖設，人以兒戲視之。" 以浙江靠海之近，而風氣尚未開，學堂不過被視為兒戲，余處概況可以想見。幾年后，風氣已大開，但學堂的教育質量仍不高明。1903年有人調查了江南的教育界，發(fā)現"仕宦中人，競言開學堂，不知學堂為何事也；
地方紳士，競言開學堂，則以學堂為利藪也；
士林中人，競言開學堂，只以學堂為糊口也。" 觀此可知上有所好，下必趨奉；
詔書一下，人人皆競言開學堂。但事前并無人才物質的充分準備，許多新學堂也就難以起到原設計的建設性功用。

　　真要廣泛推行新學，還有許多實際的困難。早在從八股改試策論時，就不僅許多考生不會做，更缺乏合格的閱卷者。這在戊戌時的湖南一直是使趨新士人焦慮而未能根本解決的問題，他們后來不得不在《南學會章程》中"添入愿閱課卷一條"。

改策論已師資不足，遑論新學西學。故南京、蘇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學堂"的情形是:"陸師學生派充師范，八股專家支持講席；
以格言語錄為課本者有之，以夏楚擊碎學生首者有之。禁閱新報、禁談自由。"而"各府州縣之中小學堂以及私設之蒙學堂，則分科教授，目錄未知；
官樣文章，胡盧未肖。"

　　在辦學堂最著力的張之洞長期管轄的兩湖地區(qū)，在1903年時也甚感"苦無教習"，最多只能辦不太合格的中等學堂。當地的留日學生觀察到:"今日欲聘教習，求之中國，能教英文、算學者則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學者則未之聞也。"如果想聘請留學生，則"留學生之卒業(yè)者，寥寥無幾。即間有一二，亦不易于招致。"若聘外國人，則"言語既苦其難通，薪俸又嫌于過重"。結果，湖南的新興學校里，教習"無非調劑老朽之舉貢編修"。可知兩湖地區(qū)的情形與江浙基本相近。梁啟超認為這是那時全國普遍的現象。他在《新民說》中指出: 當時各省雖"紛紛設學堂矣，而學堂之總辦提調，大率最工于鉆營奔競、能仰承長吏鼻息之候補人員也；
學堂之教員，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竊甲第武斷鄉(xiāng)曲之巨紳也。"

　　教員如此，學生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梁啟超在戊戌年曾希望"異日出任時艱，皆[時務]學堂十六齡之子"。葉德輝即反駁說:"天津水師學堂、上海方言館、福州船政局，粵逆平定后即陸續(xù)創(chuàng)開，主之者皆一時名臣大僚；
三十年來，人材寥落。豈今日十六齡之子異于往日十六齡之子? 亦豈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異于往日之名臣大僚? 然則人材與學堂，截然兩橛，概可知矣；
然則學堂與書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

　　如果說葉德輝是因守舊而多見新學之不足，長期主持北洋學堂的新派人物嚴復也贊同此看法，他指出:"舊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養(yǎng)太遲，不成氣候。既有一二，而獨弦獨張，亦無為補。復管理十余年北洋學堂，質實言之，其中弟子無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學識而性情乖張"、王劭廉"篤實而過于拘謹"兩人外,"余雖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獨北洋學堂為然，即中興諸老如曾左沈李，其講洋務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軍，后之陸軍，其中實無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皆當時所謂健者，至今觀之，固何如乎?" 科舉已去，學堂又不能培養(yǎng)出人才，讀書人"無用"的潛臺詞已呼之欲出了。

　　其實嚴復所在的水師學堂還算條件較好者，前引"陸師學生派充師范"這一現象表明，晚清走強兵之路，其本身的成就固然有限，但各軍事學校因所學科目較新而辦學認真，漸成為清季新學人才的重要甚而是主要來源。我們只要看從嚴復到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等都曾是軍校學生，就可見一斑。實際上，從"新學"角度言，陸師學生任教習是遠比八股專家更合格的。不過，軍校畢業(yè)生本身也有限，短時間內仍不符當時全國各省府州縣都競開學堂的大趨勢。

　　當時的論者即以為，以"舉貢編修、八股名家"這樣的"老朽無學之人"來教書，只能誤人子弟。其實這里所謂的"無學"，是指無西學。若以其授西學，大約真會誤人子弟。但如果他們只傳授舊學，結果又如何呢? 而且，當時留學生的西學程度，是否像一般人認知的那樣高呢? 少年胡適所受教育之新與舊，很能給我們一些其所處時代的啟示。

　　胡適在家鄉(xiāng)安徽績溪上莊受過九年傳統(tǒng)的私塾教育，轉入上海的新學堂梅溪學堂，六個星期后即因能糾正老師的"國學"錯誤而一日之中跳升了四班。后來到更有名的澄衷學堂，一年中仍能跳升四班�？恐鴩牡膬�(yōu)勢，他得以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英文算學之上，兩年后考入號稱"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的中國公學，同學皆為因抗議而返國的留日學生，但胡適在學校里竟然以英文好著名，算學也"毫不費力"，反而將功夫用在學做舊詩和寫白話文章之上。

　　胡適的經歷提示我們對當時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認識。首先是上海新學堂的國文不如績溪上莊的私塾。胡適除了在中國公學時外，一向是以國文占優(yōu)勢的。但他的"國學"，在那時其實并不很高明。他對"經義"，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對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小學"，他的工夫也相當差。但這樣的胡適在上海卻一向以國文吃香，可知那時十里洋場的國文已大衰。但上海學堂的"新學"水準，則還是相當不錯的。胡適在中國公學竟然以英文和算學見長，可見那時許多留學生，也只是徒有虛名而已。至少從日本回來的許多留學生在"新學"方面的知識水準實際上遠不如上海有些私立中學校的學生，而這些留學生恰多是在各地新學堂受過訓練者，則同為新學堂，其間的差距也可以相當大。

　　實際上，可以說正是清末的城鄉(xiāng)差別、特別是安徽鄉(xiāng)間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風氣的傳統(tǒng)蒙學教育造就了后來被認為是啟蒙大師的胡適。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國許多口岸地方，傳統(tǒng)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其一個后果就是傳統(tǒng)教育最講究的"讀書寫字"的基本功已較前薄弱。那種眼睛盯著少數不世出的精英分子的中國傳統(tǒng)教育，只有在與口岸沒有怎么"接軌"的鄉(xiāng)間還基本存在。而胡適正靠著鄉(xiāng)間"國文"的訓練，在那"邯鄲學步，反失其故"的上海新學堂，打出了自己的天下。也是靠著舊學的基礎，再加上澄衷學堂的英文訓練，他就能擊敗全國各地的許多學子，一舉步入了庚款留學生這一真正全國性的少數精英群體。

　　胡適的經歷同時體現了近代中國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取向的轉變。早期留學生多邊緣人物而少"良家子弟"，到科舉改革時，留學已漸成學子的眾矢之的。嚴復在1902年觀察到:"近今海內,年在三十上下，于舊學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憤悱之意，欲考西國新學者，其人甚多。上自詞林部曹，下逮舉貢，往往而遇。" 胡適自己在1910年赴京考試前給母親的信中就曾說,"現在時勢，科舉既停，上進之階惟有出洋留學一途。"這種心態(tài)到民國后已成普遍現象，民國"以官費留學為賞功之具"(許多人愿領此賞，就最說明問題)。胡適在美國讀書時"留學界官費者居十之六七。"他注意到: 今日"國內學生，心目中惟以留學為最高目的"。他們"以為科舉已廢，進取仕祿之階，惟留學為最捷。"那時一旦得一本科學位歸，即被"尊之如帝天"。世風的轉變是極為明顯的。

　　上升性社會變動取向的轉變提示著近代中國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大變，即四民之首的"士"這一舊的社會群體的逐漸消失和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知識分子"這一新的社會群體的出現。"士"的消失意味著四民社會已成為歷史，而四民社會的解體本身也是現代知識分子不得不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造因之一，兩者之間是一種互動且互為因果的關系。

　　士的來源既因社會變遷而中絕，其在社會上的領導作用也就空出。傳統(tǒng)的士作為四民之首這一社會角色的一個含義就是士為其他三民的楷模，分配給大眾的社會角色是追隨。如劉大鵬所言: 士"平居鄉(xiāng)里，所言所行，使諸編氓皆有所矜式。" 榜樣與追隨者的社會分工能夠為雙方接受并維持，各社會群體間就保持著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有機聯(lián)系，雙方都不存在要辨明地位高下的必要。隨著四民社會的解體和新觀念的引入，傳統(tǒng)的社會分工遭到質疑，過去認為不言而喻的事情現在卻需要論證了。林白水在1904年時指出:"現在中國的讀書人，都是以上流社會自命的；
凡不讀書的人，如工農商兵、共會黨里面的人，都說他是下流社會。" 以是否讀書分上下流，本是傳統(tǒng)的觀念，但必須加以強調，則是社會已在變動的表征。

　　"讀書人"正是過渡時代的士與知識分子的共同點。從士轉化為知識分子那一兩代人，在身份轉換時確有某種困境。由于新學先已成課士考士之途，清季最后十年科舉考試產生出來的近代中國最后一代社會學意義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態(tài)上恐怕已與傳統(tǒng)的士大不一樣；
反之，這一代士人與中國最早一代的知識分子，其社會存在雖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態(tài)方面，卻每有相近之處。當讀書人的主體已是知識分子之時，上一代的"遺士"有時也不免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所復蓋。反過來，早期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和行為上，也處處可見士的余蔭。

　　士與知識分子的一個根本區(qū)別就是參政與議政。士集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于一身，有務本的責任，故要有遠慮；
對于眼前的國是，也必須有以因應。對他們來說,"澄清天下"同時落實在"人心"和"世道"兩方面，即不僅意味著作"社會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實際政治活動的參與。一句話，他們必須既議政又參政(議政與參政的區(qū)分也是一種"現代"的區(qū)分，對傳統(tǒng)的士來說，議不過是參的一種形式而已)。

　　民初知識分子大體上認同于士這一社會角色，也力圖繼承士的社會責任；
但他們相對要超然一些，多數是像胡適一樣傾向于"講學復議政"，即停止在議政階段，作"社會的良心"，把直接參政置于第二位。更有人試圖將學術與政治分開，干脆鉆進象牙塔，像胡適所說的"回到故紙堆中去"，不問世事(這恐怕更多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故他們對政治可議而不參，也可視而不見，完全不議。前者是新文化運動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雖被魯迅視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計"，但確實是五四之后幾年間許多知識分子"自己愿意"的。

　　當然，個別趨新士人如蔡元培，專門提倡讀書人不做官不議政(雖然他實際上既議政又做官)，多少表現了時代的變化，即士的逐漸消失和知識分子越來越居讀書人的主流。像章太炎和梁啟超梁這樣最后一代的士，早年處于思不出其位的時代，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那時的議政就是參政。他們晚年都基本以講學研究為主，看上去很像知識分子。實際上，他們像傳統(tǒng)士人一樣，是參政不成之后才做學問。但社會既然已大變，他們到底也只能是議得多而參得少。章、梁等不得不議政多于參政，甚而有時不問政治，都體現了從士的時代轉化為知識分子時代的社會大潮；
他們在思想上仍欲為士，但社會存在卻分配給他們一個越來越近于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給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筆悲劇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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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最為對章、梁具同情態(tài)度(不是陳寅恪所謂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者所忽視，他們常以自己后起的知識分子心態(tài)去解讀傳統(tǒng)士人，以為章、梁晚年專意講學是已由政治活動中"覺悟"出來，故投入更長遠的思想文化之中；
而對其終不能完全脫離實際政治，每表示惋惜。

須知主張學術與政治分流、以為實際政治"骯臟黑暗"，都不過是現代知識分子才有的固定認知，對傳統(tǒng)的士來說，政治本應該是"清明"的，其出現"骯臟黑暗"的現象恰因"道"不行于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負有一定的責任，更有糾而正之的義務。對他們來說，學問本身就是為政治而做，專意學術只是參政不成之后的退路。

　　所以對胡適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參政甚而只議政，都多少存點耽誤了學術工夫的遺憾。而章、梁等雖也常常被迫回歸學術，卻是作為天下無道、不得不退隱以挽救人心的被動選擇；
他們要想參政那種"待時而起"的傳統(tǒng)情結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減。故其并不專意于學術，總是又議政又參政，一有機會甚至一有可能，他們仍舊要"出山"身與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北伐之時，久已不談政治的章、梁二氏都突然異常活躍，不僅大發(fā)政論，更或直接或間接奔走于各勢力之間，只是到后來發(fā)現其想認同的北方已無希望，才漸漸歇手。

　　梁啟超在1927年5月給他兒女的一封信，頗能表現過渡時期士與知識分子心態(tài)的異同。他自稱那時"天天在內心交戰(zhàn)苦痛中"，蓋不少朋友敦促他出山組黨，而他又討厭政黨生活。"因為既做政黨，便有許多不愿見的人也要見，不愿做的事也要做，這種日子我實在過不了。若完全旁觀畏難躲懶，自己對于國家，良心上實在過不去。"梁氏最后擬取妥協(xié)的辦法，就是對政治議而不參�？墒切乱淮淖x書人丁文江，卻主張梁"全不談政治"，專做學問。梁啟超又覺得"這樣實在對不起我的良心"。

丁文江所說，其實只是他對梁在學術上發(fā)展的一種希望，因為丁氏自己那時就在直接參政。胡適晚年自述說,"我對政治始終采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 梁、丁、胡三人對政治參與的態(tài)度，正可見身歷從士到知識分子過渡的當事人心態(tài)轉變的痕跡。

　　簡言之，清季民初讀書人在社會學意義上從士轉化為知識分子似乎比其心態(tài)的轉變要來得徹底。士與知識分子在社會意義上已截然兩分，在思想上卻仍蟬聯(lián)而未斷。民初的知識分子雖然有意識要扮演新型的社會角色，卻在無意識中傳承了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及其對國是的當下關懷。身已新而心尚舊(有意識要新而無意識仍舊)，故與其所處之時代有意無意間總是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這是民初知識分子的許多行為在當時即不全為時人所理解接受，在今人看來也充滿"矛盾"的一個根本因素。作為一個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社群，知識分子可以與其他各社群都有所關聯(lián)，但其浮動性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與其他社群的疏離，而疏離的結果就是自身的邊緣化。

　　二、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章太炎在1918年時說:"六七年來所見國中人物，皆暴起一時，小成即墮。"因為近人"不習歷史，胸襟淺陋"，所以其得勢就如"無源之水，得盛雨為潢潦", 當然不能持久。既然"一國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間主干之位遂虛"，造成"一國無長可依賴之人"的局面。

太炎的話提示著一種"時勢造英雄"的含義: 民初社會政治都呈亂象，所以"盛雨"頻仍,"暴起一時"的人物確實不少。而類似新文化運動那樣新舊分明的"盛雨"，在促成新的"潢潦"之時，顯然還要沖去一些"舊人物"。

　　以太炎自己而論，他的學養(yǎng)和"歷史"知識，當世可說不作第二人想，但也只在清末革命時"暴起"，民國建立后幾年間，不但沒有成潢潦的跡象，反已有過時之虞。當胡適在五四前后以少年而"暴得大名"之時，昔日也是少年成名的章太炎其實仍在壯年，但在民國后的思想界已基本處于較邊緣的地位了。在士大夫一身而兼"道統(tǒng)"和"治統(tǒng)"兩者重心的時代，象曾國藩這樣的士人不論居廟堂還是處江湖，都可久居主干之位。道治二統(tǒng)的分離及知識分子與大眾的疏離，正是歷史知識決不遜于曾國藩的章太炎就連在道統(tǒng)中也不能久居"中間主干之位"的根本原因。

　　而胡適這一輩對章太炎等人的退居邊緣也起過直接的作用。胡適自己曾深受章太炎的影響，在其1922年寫的《五十年中國之文學》中，認為章的《國故論衡》足以"成一家言"，是兩千年來中國可稱得上"著作"的七、八部書之一，評價不可謂不高。但他同時宣布,"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而太炎正是代表"這個大結束的人物"。在進化論影響下的近代中國，這等于是宣判了章在思想界的"死刑"。故胡對章捧得雖高，封殺得也不留絲毫余地。在他筆下，頗有"成績"的章太炎終因其"反背時勢"而不能脫"失敗"的結局。

　　這樣，知識分子有意無意間也對其自身的邊緣化作出了"貢獻"。由于尊西崇新已成清季民初的主流，新興知識分子與遺留的士兩者之間如果出現競爭，通常是前者取勝。但當知識分子將傳統(tǒng)的士擠到社會的邊緣時，他們實際上也促成了整個讀書人的邊緣化。士為四民之首意味著士在社會上扮演領導角色，四民社會解體后知識分子因其浮動性和邊緣化卻未能完全接替這一社會的領導角色，近代知識分子在整個社會的地位實明顯不如當年的士。

　　科舉制廢除所造成道治二統(tǒng)兩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載體士與大夫的分離。清季所設學堂，最初不過是要養(yǎng)成新型的"大夫"以應付新的局勢。特別是京師大學堂，入學者本是官員，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且清季士人心態(tài)已變，張百熙為管學大臣時就主張讀書不為做官。他在1904年對新進士金梁說:"京師人才所萃，來者皆志在得官。君當以求學問為先，官豈可求，惟學問必求而始得爾。" 可知彼時不僅政治中心與論說中心兩分，而主事者竟然以為分開才是正常，士人觀念已大轉。民國后學生已平民化，蔡元培長校后更要驅除"科舉時代思想"，提出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

　　但問題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學僅為學術研究之機關，而不再是官吏養(yǎng)成之地，則有良好訓練的官吏又從何而來? 從清季到民國的政府及彼時讀書人，顯然未能認真考慮此一重大問題�？婆e之時，士是大夫的來源，大夫也是士的正當職業(yè)。如今士與大夫分離，前者變成主要議政而不參政的職業(yè)知識分子，則勢必出現新的職業(yè)"大夫"即職業(yè)官吏�？婆e既去，又無新的官吏養(yǎng)成體制，意味著為官不復要求資格。民國官場之濫，即從此始；
國無重心，亦因官場之濫而強化。中間主干之位既虛，遂給邊緣人造成機會。由于缺乏新的職業(yè)官僚養(yǎng)成體制，使政統(tǒng)的常規(guī)社會來源枯竭，原處邊緣的各新興社群開始逐漸進據政統(tǒng)。近代軍人、工商業(yè)者和職業(yè)革命家等新興權勢社群很快因"市場規(guī)律"的需求而崛起。

　　在中國的選官制度已去，而又沒有真正引進西方的選舉制度時，新的大夫漸漸只能如梁啟超所說，多從不事生產的社群中來。大夫既然不從士來，傳統(tǒng)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將入相"一途。軍人在近代中國的興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勢。費行簡所說的"民國成立，軍焰熏天"，便是時代的寫照。有人曾與報人王新命談選女婿的標準，要"三十歲以下，又成名又成業(yè)者，且非軍人。"王回答說:"在科舉已廢的今天，三十歲以下能夠成名成業(yè)的非軍人，實不可多得。" 這正是典型的時代認知。

　　不過，將并非都能相,"出將入相"也終非正途。王新命的話，其實也不無士大夫意識的殘存。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他顯然忽略了近代從邊緣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業(yè)者，特別是近代漸具獨立身份認同的紳商。

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國的伴生物的時代，更出現了像孫中山那樣的職業(yè)革命家這一新的社群。

不管讀書人主觀上是否有與這些新興社群爭奪社會權勢的愿望，它們的興起在客觀上促進了讀書人在中國社會中處于一種日益邊緣化的境地。

　　"官不如紳"的現象在晚清已漸出現，咸同時辦團練是一個"上進"的捷徑，而團練是地方性的，只能由在籍的紳士辦理。也就是說，這條路對沒有轉為紳的官吏是不通的。太平天國時期軍事行動的飄忽無常以及一些團練的官方化，使得官府在所謂地方公事方面也不得不經常依靠紳士的配合。在教育方面，書院雖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長卻必須由士紳擔任。從社會層面言，后者所得是實利。到清季實行新政時，更常常是任用紳士多于任用官員。據馮友蘭回憶，他的父親清季在武昌為官時，就有朋友"勸他辭去湖北的官，回河南當紳，說紳比官更有前途。"這已漸成一種時代認知，所以"當時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幾個月，回原籍就轉為紳了"。

　　在科舉制的廢除之后，紳的地位更增，其中商人又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成分。到民國時，商人地位的上升更明顯伴隨著一種"思出其位"的強烈政治參與感。楊蔭杭在二十年代初觀察到:"民國以來，官之聲價低，而商之聲價增。于是巧黠之官僚皆加"辦實業(yè)"之虛名，猶之前清買辦皆捐"候補道"之虛銜也。"這樣就出現了一種他稱為"商客"(相對于政客)的新群體，他說:"中國真正之商人，皆樸實厚重，守舊而不與外事。其周旋官場、長于奔走開會者，大率皆商客也。故商客有二種: 一曰官僚式之商客，一曰流氓式之商客。"

　　前者前清已有，即商人之捐候補道者，周旋于官場；
民國后此類仍有之，并出現"自官而商"的新類型:"軍閥官僚一朝失職，以刮地皮所得，放之破產政府，盤剝重利，尚不失為時髦之財閥。此類變相之官僚機器附屬品，亦所謂商客也。"而"流氓式之商客，為民國特產，在前清無發(fā)展之余地。此其人本與商業(yè)無關，充極其量，不過有數紙股票。然開會時之口才優(yōu)于真正之商人，選舉之運動力強于真正之商人。凡商人舉代表見官長，無一次不挺身而出。凡商人打電報有所陳述，無一次不列名。"這些人"形式非政客而精神為政客"，有時甚至"口罵政客而實行政客之行為"。

　　楊氏雖留學生，顯然仍存?zhèn)鹘y(tǒng)士人的優(yōu)越感，對商人"思出其位"這一新現象頗不滿。但他敏銳地觀察到這與當時新興的社會行為方式甚而新的上升性社會變動取向相關: 民國以來,"朝開會，暮開會；
壇上之言，皆名言也，然從此而止，下壇后未嘗有所行。朝打電，暮打電；
電文之言，皆名言也，然從此而止，電報外未嘗有所行。"這已漸成一種職業(yè):"更有一種新人，吃一種新飯，謂之吃會飯。蓋其人本無職業(yè)，專以開會為職業(yè)。其人非無伎能，但其畢生所有之伎能，盡用于開會。試舉其特長: 一曰能演說，聲音嘹亮；
二曰能擬電稿，文理條暢；
三曰能算票數，若干人得若干張；
四曰能廣告，使大名出現于報章。"

他進而分析說:"吃會飯者，分為二類: 一曰官派，一曰民派。官派之吃會飯者，即議員也，今日不甚通行。通行者為民派。此其會名，雖千變萬化，隨時勢為轉移，然其會中人物，萬變而不離其宗。"這些人"終日仆仆，可謂忙矣，然未嘗成一事。僅為電報局推廣營業(yè)，為報紙擴充篇幅"。故"開會之消磨人才，與科舉等"；
同樣,"集會結社之長，等于終南之捷徑"。楊氏雖意在挖苦，卻無意中觸及了問題的實質: 開會既與科舉類，則此"終南之捷徑"即上升性社會變動的一種新途徑，亦與科舉等，正體現出社會的新變化。這大約是后來"開會文化"的濫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其社會功能在于既為電報局和報紙制造了就業(yè)機會，更確保了"吃會飯者"的存在與發(fā)展。

　　這其中尤以商界地位的上升和商人參與意識的增強最為明顯，故"民國以來，有兩機關最忙: 一曰電報局，一曰商會。遇有問題發(fā)生，此兩機關幾無不效勞者，殆藥中之甘草歟?"以前商人見面，皆說本行之事。如今則"身為商人，偏喜談官場之事；
身為潔白之商人，偏欲干預官場齷齪之事。"官吏之除授,"商人為之挽留、為之拒絕"；
官職之設廢,"商人出而建議、出而攻擊"。與新社會行為伴隨的是在此基礎上產生出新的價值觀念:"昔人以市井為小人，今日以市井為圣人。圣之則拜之，拜之則效法之。于是舉國上下，皆以市道行之。宣傳者，廣告也，市道也。商賈謂之廣告，不商不賈而登廣告，謂之宣傳。"

　　如果楊氏所說的宣傳與廣告的關系可確立，則商人的參與政治恰給民國政治行為打上了他們特殊的烙印。以政治興趣為主的"商客"這一政商之間邊緣小社群的出現是民國社會(以及政治)非常值得研究而尚乏關注的現象。開會發(fā)電報等新行為可以成為一些人社會地位上升的憑藉，尤其具有提示意義。從楊氏充滿挖苦的口吻中不難看出科舉制廢除后原來與讀書人關系最緊密的政治現在卻成為一些商人的興趣所在，且至少部分為商人所盤踞；
而逐漸開始退居社會邊緣的讀書人對此不僅感到不習慣，更甚不滿意。

　　四民社會本是一個有機組合，士的消失與其他三民的難以維持其正業(yè)有相當程度的關聯(lián)。商人與軍人等傳統(tǒng)邊緣社群的興起只是"正統(tǒng)衰落、異軍突起"這一近代中國的顯著特征在社會結構變遷之上的部分體現，與此同步的還可見一些居于各民之間的新邊緣社群的出現。同時，伴隨這些社會變遷的還有一個非常重要而迄今未得到足夠重視的現象，即原有的政治、軍事群體的社會組成及其行為都逐步呈現非常規(guī)化。比商人和軍人的積極政治參與更加突破常軌的，是"游民"和"饑民"這類新邊緣社群對政治軍事的參與。

　　科舉制剛廢除時，劉大鵬已經注意到"世困民窮，四民均失其業(yè)"的現象，他也已提出"四民失業(yè)將欲天下治安，得乎?"的問題。

約二十年后，楊蔭杭發(fā)現當時的情形已更嚴重:"有土而不能農，有巧而不能工，有貨而不能商。"魯迅在1907年已觀察到"事權言議，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壟斷之市儈。"楊氏更發(fā)現"人民無事可為，于是乎多游民；
人民生計斷絕，于是乎多饑民。饑民流為盜賊，盜賊編為軍人，軍人兼為盜賊。游民流為地棍，地棍選為議員，議員兼為地棍。" 既存社會結構已解體，而新的社會結構尚未穩(wěn)固確立，整個社會遂漸呈亂相。

　　科舉制本具有"通上下"這一重要的社會功能。在傳統(tǒng)的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中，士為四民之首的最重要政治含義就是士與其他三民的有機聯(lián)系以及士代表其他三民參政議政以"通上下"，而科舉制正是士與其他三民維持有機聯(lián)系的主要渠道。傳統(tǒng)中國士人是以耕讀為標榜的，多數人是在鄉(xiāng)間讀書，然后到城市為官。而做官之人或候缺或丁憂或告老，多半要還鄉(xiāng)。人員的流通意味著信息、資金等多渠道的流通。概言之，科舉制在中國社會結構中實起著重要的聯(lián)系和中介作用，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讀，使整個社會處于一種循環(huán)的流動之中。在新教育體制下，大學(一段時間內也包括中學)畢業(yè)基本在城市求職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樣要落葉歸根。這意味著以前整個社會的循環(huán)流動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中止，其一個影響深遠的社會后果，即中國的城鄉(xiāng)漸呈分離之勢。

　　據章太炎所見，因讀書人不返鄉(xiāng)造成的近代城鄉(xiāng)之別約始于興學堂。蓋興學堂主之最力者為張之洞，由于張氏"少而驕蹇，弱冠為勝保客，習其汰肆；
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務為豪舉。"此風氣也影響到他辦學堂:"自湖北始設學校，其后他省效之。講堂齋廡，備極嚴麗，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章氏以為,"學者貴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艱難之事，而德操亦固。"給學生以優(yōu)厚待遇的本意在勸人入學，但"學子既以紛華變其血氣，又求報償，如商人之責子母者，則趣于營利轉甚�！允菫閷W，雖學術有造，欲其歸處田野，則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祿利是務，惡衣惡食是恥。"不僅不能任艱難之事，其"與齊民已截然成階級矣。"

　　可知后來逐漸引起世人注意的讀書人之"脫離群眾"，部分也因傳統(tǒng)的耕讀生涯的中止所致。到民國后，章太炎進而觀察到:"自教育界發(fā)起智識階級名稱以后，隱然有城市鄉(xiāng)村之分。"所謂"智識階級"，其實就是教育制度改革的產物。太炎敏銳地認識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識階級地位，輕視鄉(xiāng)村,"就產生了城鄉(xiāng)"文化之中梗"。

民初的知識分子學西人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正是那時城鄉(xiāng)已分離的明證。但這個問題在很長時間內并未得到時人的重視，也沒有產生出什么因應的措施。

　　城鄉(xiāng)分離使社會情形更趨復雜，讀書人既然留居城市而不像以前那樣返鄉(xiāng)，鄉(xiāng)紳的社會來源遂逐漸改變。鄉(xiāng)紳中讀書人比例的降低意味著道義的約束日減，而出現所謂"土豪劣紳"的可能性轉增，這是鄉(xiāng)村社會秩序動蕩的一個重要原因。劉大鵬在1926年注意到:"民國之紳士多系鉆營奔競之紳士，非是劣衿、土棍，即為敗商、村蠹。而夠紳士之資格者，各縣皆寥寥無幾。"

　　一般而言，民初中國的土地兼并仍不算特別厲害。然而中國鄉(xiāng)村本不怎么互通，經濟剝削和社會壓制在不同地區(qū)可能有很大差異。在"天高皇帝遠"的邊遠(離縣城遠也是一種邊遠)地區(qū)，或出現非常規(guī)勢力的地區(qū)(如大軍閥的家鄉(xiāng))，不講規(guī)矩的土豪可能偏多，的確存在剝削或壓制特重的事例。在這樣的地區(qū)，農民在經濟上和社會待遇上被逼向邊緣者必眾。

　　有些地方的民間社會自有其制衡約束的體制，如四川的袍哥便很起作用，故四川貧困地區(qū)的農民當兼職土匪(棒老二)的不少，參加紅軍的卻不多。但在民間社會制衡不能起到有力作用時，那些地區(qū)反對既存秩序和既存體制的情緒必強，正所謂革命的溫床。即楊蔭杭看到的"不逞者烏合，即可揭神圣之旗"。

在這些地方，鬧革命(革命而曰"鬧"，尤具啟發(fā)性)的主張實最有吸引力。與城市的新興社群及新社會行為一樣，鄉(xiāng)村這些變化也是整體社會結構紊亂的后果。

　　楊蔭杭以為:"民國之事，敗于營棍子老卒者半，敗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決，猶之營棍子老卒，不配言國權威信。" 他觀察到的二十年代中國總體社會景象是:各級當權者是政客軍閥和土棍地痞，自不可恃；
社會上具道德廉恥者多隱遁，老百姓又無心于國事，商人中有"商客"，讀書人已處邊緣，且學人中復有"學客"(詳后)。這一片亂相的癥結恰在于章太炎所看到的中國已無社會重心這一問題。

　　楊氏自己也注意到這一點，他指出:"國家固應有柱石，所謂中心勢力也。共和國家以大多數之民意為柱石。即降而至于軍閥國家，亦有統(tǒng)一之武力為之柱石。"但當時"民意既棄如弁髦，各藩鎮(zhèn)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勢，中央政府則自認為空空洞洞、飄飄蕩蕩之物，是雖有"國家"而無"柱石"也。無柱石，是無國家也。"在這樣的社會中，誰來解決中國的問題? 楊氏的方案是"造成一種中心勢力，以大多數之民意為基礎"， 但那顯然只能是一種美好而遙遠的理想，在這樣的中心勢力未能造成之前，失去的社會重心總要有人來填補。剔去營棍、土棍、商客、學客等在楊氏眼中的貶義，他們無非體現出一些新興社群從邊緣走向中心的愿望和實際的努力。在眾多邊緣社群中，邊緣知識分子恐怕是既有參與意識也最有競爭力的一個。

　　三、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

　　近代中國特別是民國初年的各邊緣人集團中，介于上層讀書人和不識字者之間的邊緣知識分子是最值得注意而迄今尚未得到足夠注意者。清季教育改革、特別是科舉制的廢除，即是大量邊緣知識分子出現的一個直接原因。在科舉時代，讀書人"向學"之心從少到老不疲，清代便有百歲童生的盛舉。但新學堂收生則有年齡限制。起初雖不乏二十歲上下的中小學生，但過三十者即極少見，以后入學年齡限制更越來越小。換言之，科舉制廢除的當時就斷絕了已成年而尚未"進學"的大量讀書人成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體制下，任何讀書人到了一定年齡還未跨入知識分子階層，就已不再有希望。從清季到今天，中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容量與同時期中等教育的畢業(yè)生數量相比，一直相當微小。從這個視角看，近代教育的開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傳統(tǒng)的讀書做官心態(tài)影響尚大(意味著大量的人要走讀書之路)，而高等教育機構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勢必產生大量的邊緣知識分子。

　　近代知識分子和邊緣知識分子的產生幾乎是同時的。當然，早期的學校和學生的程度都相差甚遠，同一學校的學生有時已不可同日而語，異地異校的學生更不能一概而論。由于或主觀或客觀的原因，有的人繼續(xù)深造，乃成為知識分子；
有的人不愿或無緣長期受教，便成為邊緣知識分子。同時，在近代中國的特殊語境中，有一些正在受教育過程中的知識青年，其最后是否會成為知識分子尚屬未定，但又已參與社會事務的討論，本文在技術處理上將其未受完系統(tǒng)教育時的言論均納入邊緣知識分子的范疇；
對那些繼續(xù)深造者，則將其已受完系統(tǒng)教育時的言論納入知識分子的范疇。

　　大約從1903年起，近代知識分子和邊緣知識分子的自覺意識已萌芽。那年一月《湖北學生界》雜志的創(chuàng)刊，就頗有些象征意義。從該雜志的內容看，里面的"學生"顯然已不是清代科舉中人的謙稱，而是一個開始獨立的有自覺意識的社會群體。特別是該刊第二期發(fā)表的李書城寫的《學生之競爭》一文，很能反映新型讀書人要主動異化出"士"這一傳統(tǒng)讀書人群體的自覺意識。李氏將學生列為一個單獨的社群，居于由士大夫組成的上等社會和基本不識字的下等社會之間。并明確指出上等社會已崩潰決裂而不能救國，只能"待繼起者收拾之"；
下等社會則因不知祖國歷史地理而使愛國之心無由產生。"學生介于上等社會、下等社會之間，為過渡最不可少之人。"不但要肩負起救國重任，而且要為"下等社會之指向針"。

　　正像許多晚清士人反清是認為清廷不能救國一樣，新興的學生社群之所以要主動從士大夫中異化出來，也是因為他們認為士大夫已不能承擔救國的使命。李書城不僅強調"重哉學生之位置"，而且提出學生應先注目于"內界之競爭": 一是"權利之爭"，即爭參政議政之權利；
二是"勢力之爭"，要爭在國是上的影響力。

　　1903年，楊篤生撰《新湖南》，專對湖南"中等社會"說法，也認為中等社會諸人是"下等社會之所托命而上等社會之替人也"，其責任正在"提挈下等社會以矯正上等社會"及"破壞上等社會以卵翼下等社會"。同時，他又暗示這"中等社會"實指"湖南之青年軍"，可知多半是針對學生社群而言。

留美學生許肇南就主張一國命脈在中等社會。胡適有詩記許氏的觀念說:"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國之主�！讣玖ο鄪A輔，誓為宗國去陳腐。" 留日學生張繼也強調:"學生為一國之原動力，為文明進化之母。以舉國無人之今日，尤不得不服于學生諸君，而東京之留學生尤為舉國學生之表率。"

當然，這里的學生，主要還是指學問的載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也可看作尚未成為"大夫"的"士"要與"大夫"決裂之意，隱約可見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分離所造成的困惑。其基本的出發(fā)點，雖然仍是士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tǒng)精神，卻并不認同于傳統(tǒng)的士；
既不以士自居，也不自詡為道統(tǒng)的載體。留學生當然不全是邊緣知識分子，許多已進入真正的"中等社會"；
但同在中等社會之中，肉食的"諸公"與"吾曹少年"顯然是兩個社群；
而后者也已將前者視為"陳腐"，要誓為宗國去之。這些言論處處呈現一種過渡與萌芽的特征，但獨立與疏離的傾向是明顯的。

　　新學堂中人的獨立身份認同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可，不久即成為時代的共識。楊蔭杭回憶說:"清季學堂初開，凡稱學界中人者，自成一階級,"民間則呼為"吃學堂飯者"。

隨著"學界中人"數量的增加，漸漸分化出老師和學生兩個獨立的社群；
前引章太炎所述"自教育界發(fā)起智識階級名稱以后，隱然有城市鄉(xiāng)村之分"一語，或者即是兩者分開的一個表征。蓋"智識階級"這一名稱的興起，顯然有與"學生"區(qū)分的隱義。很可能正因為"學生"這一身份名稱原先更多是代表尚處產生過程中的"智識階級"(或今日常用的"知識分子")以區(qū)分于"舊"讀書人，后來卻僅指今日意義的在校念書者，才導致"智識階級"這一名稱的出現。

　　而"智識階級"或"知識分子"是否包括數量漸增的學生，也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過去有些學者不免將其放得甚寬，如周策縱先生不僅將五四前后的初高中學生納入知識分子的范圍，而且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旅歐華工中的識字者也歸入知識分子社群。美國學者朱丹(Donald Jordan)則將二十年代的中學生列入"上層精英"(elite)之中。

這樣的分類，不論以中西當時和現在的標準，恐怕都有些勉強。但這些學者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既從一個側面凸顯了邊緣知識分子這一社群在近代中國的重要性，也說明這一社群在身份認同上的模糊。對這樣一種社群的界說，傳統(tǒng)中國的士農工商既不適用，近代西方的社會分類標準也覺勉強，倒不如明確其為邊緣知識分子。

　　近代以還，由于上升性社會變動的途徑多在城市，邊緣知識分子自然不愿認同于鄉(xiāng)村；
但其在城市謀生甚難，又無法認同于城市，故其對城鄉(xiāng)分離的情勢感觸最深。他們不中不西，不新不舊；
中學、西學、新學、舊學的訓練都不夠系統(tǒng)，但又初通文墨，能讀報紙；
因科舉的廢除已不能居鄉(xiāng)村走耕讀仕進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進"甚至謀生的本領:既不能為桐城之文、同光之詩而為遺老所容納，又不會做"八行書"以進入衙門或做漂亮駢文以為軍閥起草通電，更無資本和學力去修習西人的"蟹行文字"從而進入留學精英群體。他們身處新興的城市與衰落的鄉(xiāng)村以及精英與大眾之間，兩頭不沾邊也兩頭都不能認同——實際上當然希望認同于城市和精英一邊而不太為其所接受。

　　這樣的尷尬困境早在清季興學堂時已可見到。后來參加自立軍起事的湖南學生林圭留下了一些他將入時務學堂前幾個月的文字，頗能體現那時邊緣少年讀書人感覺事事不如意的心態(tài)。他在論中西醫(yī)之別時比較中西人的生活，認為中人"勞頓一生，無日不在憂患；
欲行一事，未見有暢行無阻者。故郁字之病甚，至有極郁而不顧風寒濕熱之內外交攻，傷生多矣！無郁則腦舒，郁則腦傷�！舨〔怀�，則腦不靈；
腦不靈，則體魄雖存，以[已]成廢物。"這里對中人生活的描述，未必就會為那時一般中國人所接受，倒最能體現那些尚處邊緣的少年讀書人在"傾念身世，將何處從"這一內外交困大環(huán)境下"浮沉人世，積郁難消；
名不能成，身無以立"的心態(tài)。

　　此時林圭尚不知能否進入時務學堂，他那種上下求索的煩惱焦慮在一封給家鄉(xiāng)的老師談讀書的信中表述得特別清晰: 林氏承認，讀書不能"耐煩"是他近來"大病"。他在家鄉(xiāng)本治史論，但覺得"功已不及"，遂"棄難從易，故又作詞章。計稍暇，即翻閱書籍，尋源溯流，摩詞揣意。"然而詞章似乎也難速成，回顧原來下了工夫的"古業(yè)"，不免"又爽然若失"。后來"有友從旁曉之者，謂詞章不佳，非徒無益，且有害焉；
不如專攻文藝，進取猶易耳。"于是他又決意"廢前功而專此道，每日讀四子"。他自己總結,"凡此皆不能耐煩之病"，蓋先有"求速之心"在，結果"功愈急心愈紛，似有大氣團格于胸，亂突于上下，怦怦然，終日不能一得也。"

　　甲午后國勢日亟，讀書人皆急欲用世救世。而丁酉戊戌年間湖南學政江標和巡撫陳寶箴正從事教學內容與考試科目的改革，學子都有個因應的過程。林圭從史論到詞章再到文藝，在短時間內幾次"棄難從易"，凸顯出一股強烈的"求速之心"。正如他自己那時所感嘆的:"嗟夫！盛時不再，塵海難濡。欲肆志新學，堂奧苦深；
欲靜守天命，生涯無藉。"他考入時務學堂后，面對的即將是"堂奧苦深"的新學，仍難速達。故即使沒有戊戌的政變，像他那樣的少年讀書人恐怕也難讀畢業(yè)，終會因這樣那樣的機緣投身實際政治。

　　林圭留下的文字生動地再現了早期邊緣知識青年的困境及其迫切的心態(tài)，類似的狀況到民國后越來越明顯。生于1902年的另一位湖南革命家黃克誠，家境貧寒，十九歲以前沒穿過棉衣，但被選中為家族共同負擔的讀書人。他不負眾望，每次考試都得第一名。到考入省立第三師范后，卻因那里"看重英文和數理化"，原"所熟悉的古文"不受重視而"逐漸產生了自卑感"。新學的"堂奧苦深"對他產生的心理壓力是明顯的，再加上國家的內外交困局面日甚，黃克誠對學業(yè)的興趣漸淡，轉而"深入地探索國家、民族、社會、階級等問題"。閱讀各種報刊后，他認識到"不光是我一個人苦于無出路，整個中華民族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于是"由過去為個人尋找出路變?yōu)榱⒅緸閲�、民族、社會尋找出�?。在參加了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后,"思想上似乎有了寄托，一掃過去那種苦悶消沉的精神狀態(tài)"。最后因感覺三民主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諸問題"，進而"在國際的各種思潮之中選定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從林圭到黃克誠的事例可以看出，邊緣知識分子對社會承認的期望不比任何社群差，但他們卻無法像魯迅那樣有固定收入可以抄碑帖排遣意緒，也不能像胡適那樣可以在大學獲取有面子的高薪教職。與魯、胡一樣，他們每日目睹中國在西潮沖擊下的敗落；
與魯、胡不同，他們同時看見自己生涯的無望。這樣的雙重失意惆悵，使邊緣知識分子比別人多一層煩惱焦慮，因而也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種較高遠的理想，以成為社會上某種更大的事業(yè)的一部分。即使生活改善不多，到底是為一種更大更高的目標而生存、而奮斗。所以他們對社會政治等的參與感和實際的參與都要比其他許多社會群體更強。

　　作為一個群體，邊緣知識分子實繼承了"學生"社群初起時的"中間"或"過渡"特征。由于他們不論身心都徘徊在城鄉(xiāng)和精英與大眾之間，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聯(lián)系和勾通城鄉(xiāng)及精英與大眾的功用。所謂邊緣，本是雙向的，即一腳踏在知識分子一邊，一腳踏在不能讀寫的大眾一邊。這樣一種兩可的特性使其有時恰更容易被雙方接受。知識分子可見其知識的一面，大眾則見其通俗的一面。

　　近代中國既然是走在所謂現代化的路上，其大方向總的來說是在向西走。而知識精英的西向程度是遠超過大眾的。錢穆就從義和團事件中看出上層知識分子與大眾在民族主義方面的疏離，他說: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天天把自己從西方學到的許多對中國民眾并非切膚之痛的思想和理論來無條件地向他們炫耀夸揚。外國的件件對，中國的件件不對。"實際上，民族主義情緒更強的一般民眾，對此"是會發(fā)生很大反感的"。

這里面的關系當然還更復雜。知識精英所表現出的民族主義情緒，或者不是那么強烈，但其內心深處實際的民族主義關懷，實不稍讓于大眾。但一般民眾認知中的知識精英，當然只能來自其表現出來的部分。錢氏觀察到的現象確實存在。

　　胡適還是一個邊緣知識分子時，雖然自己一直在下大功夫學英文，卻也在《競業(yè)旬報》里鼓勵世人要"使祖國文字，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賤去學幾句愛皮細底，便稀奇得了不得。那還算是人么?" 可知當時學了幾句ABCD，確實可以"稀奇得了不得"。這里流露出的對那些能說ABCD者既羨慕又怨恨的邊緣知識分子心態(tài)，是非常傳神的。胡適后來成了知識精英，心態(tài)為之一變。也曾用"幾句愛皮細底"去"威懾"章太炎那樣的國學家。但近代多數沒能學會"蟹行文字"的邊緣知識分子，確實是在追逐西潮的同時對西化精英有某種不舒服的感覺。而西化知識精英與一般民眾之間的疏離，顯然還更寬。這對非常認同"與一般人生出交涉"這一取向，并將其視為"中國文學革命的預言" 的新文化諸賢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詭論性的結局。其原因，恰蘊涵在文學革命自身之中。

　　近代士人講開通民智，以白話文來教育大眾早已不斷有人在提倡，陳獨秀和胡適都曾身與清末的白話文活動。但是，晚清和民初兩次白話文運動，也有很大的區(qū)別。胡適說，前者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去吃罷。"余英時先生以為，胡適答案中關于"我們"和"他們"的分別,"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經驗"。但胡適"在美國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禮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層面上已改變了"我們"士大夫輕視"他們"老百姓的傳統(tǒng)心理。"

　　余先生這里強調的"理智的層面"是一個關鍵。在意識的層面，胡適的確想要借"國語的文學"這一建設性的革命達到合"他們"與"我們"而融鑄中國之"全國人民"的目的。但其潛意識仍不脫"我們"的士大夫意識；
他要為"國人導師"的自定位決定了他最多不過做到變輕視"他們"為重視"他們"(沒有做到當然不等于不想做到)。關鍵在于，一旦"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成為宗旨，什么是活文學便不是胡適等所能憑一己之愛好而定，而實應由"一般人"來定。面向大眾成了目標之后，聽眾而不是知識精英就成了裁判。在胡適等人的內心深處，大約并未將此裁判的社會角色讓出。胡適關于歷代活文學即新的文學形式總是先由老百姓變，然后由士人來加以改造確認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

　　這就造成了文學革命諸人難以自拔的困境: 既要面向大眾，又不想追隨大眾，更要指導大眾。梅光迪、任鴻雋、林紓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這一點。梅氏以為，如用白話,"則村農傖父皆是詩人"。任鴻雋有同感。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京調高腔。"而林紓則對"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這種潛在可能性深以為戒。

　　在這一點上,"舊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傳統(tǒng)士大夫的社會角色本來就是一身而兼楷模與裁判的，分配給大眾的社會角色是追隨；
追隨得是否對，仍由士大夫裁定。兩造的區(qū)分簡明，功能清晰。但對民初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有意面向大眾的知識分子——來說，事情就不那么簡單了。所有這些士大夫的功能，現代知識分子似乎都不準備放棄；
而他們同時卻又以面向大眾為宗旨。這里面多少有些矛盾。關鍵在于，大眾如果真的"覺醒"，自己要當裁判時，知識分子怎樣因應。假如稗販不再是"可用為教授"，而竟然"思出其位"，主動就要作教授，那又怎么辦? 林紓已慮及此，新文化人卻還沒來得及思考這一問題。

過去研究文學革命，雖然都指出其各種不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但一般尚承認其在推廣白話文即在試圖"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的努力和成功。其實恰恰在這一點上，文學革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適自稱,"在短短的數年之內，那些[白話]長短篇小說已經被正式接受了。" 實際上，最接近"引車賣漿者流"的讀者反而在相當時期內并不十分欣賞白話文學作品，張恨水就同樣用古文寫小說而能在新文化運動之后廣泛流行，而且張氏寫的恰是面向下層的通俗小說。這很能說明文學革命在白話方面的"成功"其實還應做進一步的分析。如果從銷售的數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說恐怕不在白話小說之下。美國學者林培瑞已作了很大努力去證實讀文言小說的那些人就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鴛鴦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

　　不過，文言小說在相當時期里的風行雖然可用統(tǒng)計數字證明，文學革命許多人自己的確沒有認識到，恐怕也不會承認，他們在"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竟然成功有限。很簡單，他們自己的文學作品也確實很能賣，同樣是不斷地再版。這就提出一個新的問題，文學革命者們到底與什么樣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 或者說，究竟是誰在讀文學革命者的作品呢? 后來的事實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接受白話小說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們中許多是從林譯文言小說的讀者群中轉過來的，有的更成了后來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約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層社會"的知識青年。魯迅當然也曾見過以帶著體溫的銅元來買新小說的電車售票員，但他似乎也就只見到那一個。

　　但魯迅畢竟比一般新文化人要深刻。他其實已認識到"民眾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向他們講什么現代常識,"豈非悖謬"。正如湯茂如在1926年所說,"梁啟超是一個學者，梅蘭芳不過是一個戲子。然而梁啟超所到的地方，只能受極少數的知識階級的歡迎；
梅蘭芳所到的地方，卻能受社會上一般人的歡迎。"所以魯迅干脆主張"從智識階級一面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說。"

　　孔子說，我欲仁而斯仁至。從接收者一面看，那些關心"皇帝太妃"也歡迎梅蘭芳的"一般人"，因其本不向往新潮流，也就不怎么感受到文學革命的"沖擊"，自然也就談不上什么"反應"了�？梢哉f，原有意面向"引車賣漿者流"的白話小說只在上層精英知識分子和追隨他們的邊緣知識分子中流傳，而原被認為是為上層精英分子說法的古文卻在更低層但有閱讀能力的大眾中風行，這個極具詭論意味的社會現象說明胡適提出的"白話是活文學而文言是死文學"的思想觀念其實是不十分站得住腳的。

　　這就揭示了胡適等人在有意識的一面雖然想的是大眾，在無意識的一面卻充滿精英的關懷。文學革命實際上是一場精英氣十足的上層革命，故其效應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間。新文化運動領導人在向著"與一般人生出交涉"這個取向發(fā)展的同時，已伏下與許多"一般人"疏離的趨向。這個現象在新文化運動時已隱然可見了。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對于民國初年那些介于上層讀書人和不識字者之間、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層次的邊緣知識分子來說，以白話文運動為核心的文學革命無疑適應了他們的需要。陳獨秀當時就已指出:"中國近來產業(yè)發(fā)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fā)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 若仔細觀察，陳獨秀所說的白話文的社會背景，實際上就是那些向往變成精英的城鎮(zhèn)邊緣知識分子或知識青年。

　　自己也從基層奮斗到上層的胡適非常理解這種希望得到社會承認的心態(tài)。他在后來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的"導言"中說:"小孩子學一種文字，是為他們長大時用的；
他們若知道社會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種文字，全不用那種文字來著書立說，也不用那種文字來求功名富貴，他們決不肯去學，他們學了就永遠走不進"上等"社會了！"

　　象孔子一樣，胡適希望能夠向學的人都有走進上等社會的機會，所以他特別注重教育與社會需求的關聯(lián)。他剛從美國回來時就注意到:"如今中學堂畢業(yè)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游民。這都由于學校里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 且不管胡適所說的原因是否對，他的確抓住了城市社會對此類中學生的需要有限這個關鍵。高低都不合適，正是邊緣知識分子兩難窘境的鮮明寫照。

　　這些人的確最支持白話文運動。正如胡適所說，文學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話文本身的簡捷和易于教授"。他更明確指出，文學革命就是要把"大眾所酷好的小說，升高到它們在中國活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小說的地位升高，看小說的"大眾"的地位當然也跟著升高。胡適并有意識地"告訴青年朋友們，說他們早已掌握了國語。這國語簡單到不用教就可學會的程度。"因為"白話文是有文法的，但是這文法卻簡單、有理智而合乎邏輯，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轉彎抹角的限制"，完全"可以無師自通"。簡言之,"學習白話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進學校拜老師的。"實際上,"我們只要有勇氣，我們就可以使用它了。"

　　這等于就是說，一個人只要會寫字并且膽子大就能作文。這些邊緣知識分子在窮愁潦倒之際忽聞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話文，恰是他們可以有能力與新舊上層精英競爭者。轉眼之間不降絲毫自尊就可躍居"上流"，得來全不費工夫，怎么會不歡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擁護！到五四運動起，小報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讀者大致都是這一社會階層的人。從社會學的層面看，新報刊不也是就業(yè)機會嗎? 他們實際上是自己給自己創(chuàng)造出了"社會的需要"。

　　據鄧廣銘先生回憶，1923-1927年間他在濟南山東第一師范念書時，參加了"書報介紹社"。該團體"主要是售書，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書，如北邊的新潮社。北新書局、未名社，南方的創(chuàng)造社、光華書局出的書，我們都賣。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業(yè)余時間在校門口賣書兩點鐘。"這就是"新文學"的讀者群。鄧先生也因此"對北大特別崇拜，特別向往,"最后終于輾轉考入北大念書，但這些趨新邊緣知識青年中未能考上大學的當大有人在。

白話文運動對這些人有多么要緊，而他們的支持擁護會有多么積極，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胡適的主張既然適應了民國初年社會變動產生出的這一大批邊緣知識分子的需要，更因為反對支持的兩邊都熱烈參與投入，其能夠一呼百應(反對也是應)、不脛而走，就不足為奇了。而且，胡適寫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為讀者著想"。胡適關懷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是"要讀者跟我的思慮走。"這樣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結果是"淺顯"，而淺顯又適應了邊緣知識青年的需要。同時，他作文既然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寫"，而是"處處為讀者著想"，有時或不免因為想象中的讀者的緣故要收束或張大"自己的思想"，這或者使胡適所表述的未必總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應至少代表了大意)。但這樣與一般作者不同的一心一意從讀者角度出發(fā)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漸居主動地位時，就給胡適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饋。

　　的確，正是向往"上層"的邊緣知識分子才是西向知識精英的真正讀者聽眾和追隨者。蔡和森在1920年夏天就觀察到: 他"所見高明一點的青年多帶一點中產階級的眼光和國家的色彩"。

蔡氏當時正在法國勤工儉學，他所見的"高明一點的青年"，大致不出邊緣知識分子范疇。這些人"多帶有中產階級眼光"這一點很值得注意，此時與清季的社會構成已很不相同，而各社群的自我定位尤與前相異，邊緣知識青年這時已未必自視為"中產階級"(這一點遍觀《新民學會資料》中的通信隨處可見)；
正由于其有意追隨精英，所以才"思出其位"，具有與其實際地位不那么相當的"眼光"。

　　文學革命無疑給邊緣知識分子提供了方向和出路。當他們從茫然走向自覺時，也必定要想發(fā)揮更大更主動的作用。作為西向知識精英的真正追隨者，向往"上層"的邊緣知識分在在知識精英面前代大眾而為一種想象的聽眾；
而他們在大眾面前有時又代精英執(zhí)行士的社會領導作用，并將其所接收的再傳布給大眾。這樣的中介功用至少部分彌合兩者的疏離，但有時也可能造成雙方虛幻的接近感。

　　邊緣知識分子在對大眾立言之時，其口號仍基本是從知識精英那里傳承來的西向口號，這是近代中國全社會或多或少都有尊西傾向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邊緣知識分子也有自己的思想，故在溝通雙方時有意無意間將自己的愿望和觀念轉移到兩造身上。更因其中介功用的不可或缺，結果不但影響雙方，更有因替代而成真的情形。錢穆觀察到的精英往西走而大眾民族主義情緒尚強的現象，部分也有邊緣知青的作用。蓋西化口號下所包含的實際內容，經邊緣知青轉手后，到一般民眾那里已大為淡薄。如果說近代中國人表露出的民族主義情緒有一個自下而上逐漸淡化的現象，可以說其西化傾向也有一個自上而下的淡化過程。這里面邊緣知識分子的中介作用是有特殊意義的。

　　而且，正因為邊緣知識分子所掌握的中西學均有限，反容易自以為"已學通"而行動更大膽活潑。

　　他們的行動能力的確是超過知識精英的。林白水在1903年說:"你看漢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讀書人做的? 關老爺、張飛是不是書呆子做的? 可見我們不讀書的這輩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來，著實利[厲]害可怕得很。"不過，林氏馬上又指出:"書雖然來不及去讀，報卻是天天要看的。" 這透露出林氏所針對的，正是那些不太算得上"讀書人"，卻又還能看報者。正因為邊緣知識分子膽大肯干，一般民眾漸得出他們在"干"而知識精英只會"說"的認知。

　　這樣，中國傳統(tǒng)中的反智傾向也得到某種程度的"現代復興"。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已點名攻擊讀書人說:"謂其導民以知識耶? 吾見讀書人多而國民愚也。謂其誨民以道德耶? 吾見讀書人多而俗日偷也。"這些人"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讀書人實一種寄生蟲也。在民為蠹，在國為蟊。"

　　梁氏的觀念很得林白水的同感，林氏也指出:"我們中國最不中用的是讀書人。那般讀書人，不要說沒有宗旨、沒有才干、沒有學問，就是宗旨、才干、學問件件都好，也不過嘴里頭說一兩句空話，筆底下寫一兩篇空文，還能夠干什么大事呢?"他特別指出，以前的讀書人也還是有用的,"但是現在的讀書人比不得從前"了。林氏本有替國民立說之志，他在1904年寫的《國民及其意見》中說:"你道這意見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么? 大家是國民，便大家都有這一番的意見，我白話道人不過替你們大家發(fā)表發(fā)表罷了。"以前的士人是代圣人立言，現在林氏要代國民立言。立場一移，他就理直氣壯地代國民斷言說:"現在中國的讀書人沒有什么可望了。"

到1915年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的大部后，梁啟超重申他對中國讀書人的譴責說:"今日國事敗壞之大原"，即種因于士大夫之惡劣。因為蠹國之官僚、病國之黨人，皆士大夫也。"勸老百姓愛國者，士大夫也；
而視國家之危難漠然無動與中者，即此士大夫也；
利用老百姓之愛國以自為進身之徑謀食資者，亦即此士大夫也。"不過梁仍主要是自責，他還是認為"一國之命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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