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講演的題目，是格非老師給我出的。我在這方面其實沒有特別專深的研究，只有拉拉雜雜的一些感想與同學們交流。我想分三點來談這個問題，講得不對，請同學們批評。

　　走出弱勢的漢語

　　來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國參加書展，看到很多中國文學在法國出版。我沒有詳細統(tǒng)計，但估計有一兩百種之多。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shù)量。我們很多中國作家在那里出書一本、兩本、三本、四本法文的書。這個翻譯量，完全可以與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量相比。雖然在翻譯質(zhì)量上，在讀者以及評論界對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雙向交流可能還不夠?qū)Φ�，但就翻譯量而言，中國不一定有赤字。這已經(jīng)是一個驚人的現(xiàn)實。以前我多次去過法國，知道這種情況來之不易。以前在法國書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個小小的亞洲書柜。在這個書柜里有個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國書，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韓少功等等。很邊緣呵。但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變化。這次書展足以證明，中國文學已開始引起世界矚目。有些法國朋友告訴我，一般來說，這樣的專題書展一過，相關(guān)出版就會有個落潮。但他們估計，這次中國書展以后，中國文學可能還會持續(xù)升溫。

　　所謂中國文學，就是用中國文字寫成的文學。中國文學在法國以及在西方的影響，也是中國文字在世界范圍內(nèi)重新確立重要地位的過程。漢語，在這里指的是漢文、華文或者中文，是中國最主要的文字。

　　大家如果沒有忘記的話，在不久以前，漢語是一個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語種。在我們東邊，日本以前也是用漢語的，后來他們語言獨立了，與漢語分道揚鑣。在座的王中忱老師是日語專家，一定清楚這方面的情況。同學們讀日文，沒有學過的大概也可以讀懂一半，因為日文里大約一半是漢字。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種拼音文字。平假名的歷史長一些，是對他們本土語的拼音和記錄。片假名則是對西語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蘭語的成分，也有后來英語、法語的音譯。在有些中國人看來，日文就是一鍋雜生飯，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眾笑）。當然，日本朋友曾告訴我：你不要以為日本的漢字就是你們中國的漢字，不對，有時候用字雖然一樣，但在意義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細微而重要的差異。我相信這種說法是真實的。但他們借用了很多漢字卻是一個事實。日語逐漸與漢語分家也是一個不諍的事實。

　　我們再看韓文。韓國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漢字，全面禁用漢字才一百多年的歷史，是甲午戰(zhàn)爭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們在十五世紀發(fā)明了韓文，叫“訓民正音”，但推廣得很慢，實際運用時也總是與漢語夾雜不清。我在北京參加過一個中韓雙方的學者對話，發(fā)現(xiàn)我能聽懂韓國朋友的一些話。比方韓國有一個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創(chuàng)作與批評”，發(fā)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a pei peng（眾笑）。你看，你們也都聽懂了。還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譯也能聽個八九不離十。韓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過書寫形式還用方塊字，沒有拉丁化。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認，但發(fā)音完全是外文；
韓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書寫完全是外文。這就是說，它們或是在發(fā)音方面或是在書寫方面，與漢語還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

　　我們環(huán)視中國的四周，像日本、韓國、越南這些民族國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漢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構(gòu)成了漢語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他們在政治上構(gòu)成了中央帝國朝貢體系的一部分。但后來隨著現(xiàn)代化運動的推進，隨著民族國家的獨立浪潮，他們都覺得漢語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紛紛走上了歐化或半歐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經(jīng)歷了法國殖民時期，吃了法國面包，喝了法國咖啡，革命最先鋒，一步實現(xiàn)了書寫的拉丁化。日語和韓語的歐化多少還有點拖泥帶水和左右為難。這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當然不是。其實，不要說別人，我們中國人自己不久以前對漢語也是充滿懷疑的，甚至完全喪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了拉音化與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共產(chǎn)黨政府不管與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tài)上多么不同和對立，也同樣堅持這個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沒有做成而已。你們也許都知道，改來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廣了兩批簡體字。第三批簡體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議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漢語到底應(yīng)不應(yīng)該拼音化和拉丁化？漢語這種方塊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廢除不可？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這里先不要下結(jié)論，還是先看一看具體的事實。

　　學英語的同學可能知道，英語的詞匯量相當大，把全世界各種英語的單詞加起來，大約五十萬。剛才徐葆耕老師說我英語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慚愧。五十萬單詞！誰還敢吹牛皮說自己的英語好？你們考TOEFL，考GRE，也就是兩、三萬單詞吧？《紐約時報》統(tǒng)計，最近每年都有一到兩萬英語新單詞出現(xiàn)，每年都可以編出一本新增詞典。你學得過來嗎？記得過來嗎？相比之下，漢語的用字非常儉省。聯(lián)合國用五種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國掃盲標準是認一千五百個字。一個中學生掌握兩千多字，讀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不成問題。像我這樣的作家寫了十幾本書，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個人若是不記住三萬英語單詞，《時代》周刊就讀不順，更不要說去讀文學作品了。漢語的長處是可以以字組詞，創(chuàng)造一個新概念，一般不用創(chuàng)造新字�！凹す狻�，臺灣譯成“鐳射”，就是舊字組新詞�！盎�因”，“基”本的“因”，也是舊字組新詞，對于英文gene來說，既是音譯又是意譯，譯得非常好，小學生也可猜個大意。英語當然也能以舊組新，high-tech ，high-way，就是這樣的。但是比較而言，漢語以舊字組新詞的能力非常強，為很多其它語種所不及，構(gòu)成了一種獨特優(yōu)勢。同學們想一想，如果漢語也鬧出個五十萬的用字量，你們上大學可能要比現(xiàn)在辛苦好幾倍。

　　第二點，說說輸入的速度。因特網(wǎng)剛出現(xiàn)的時候，有人說漢語的末日來臨，因為漢語的鍵盤輸入速度比不上英語。在更早的電報時代，否定漢語的一個重要理由，也是說西語字母比較適合電報機的編碼，而漢語這么多字，要先轉(zhuǎn)換成數(shù)字編碼，再轉(zhuǎn)換成機器的語言，實在是太麻煩，太消耗人力和時間。在當時，很多人認為：現(xiàn)代化就是機器化，一切不能機器化的東西都是落后的東西，都應(yīng)該淘汰掉。我們先不說這一點有沒有道理。我們即便接受這個邏輯前提，也不需要急著給漢語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軟件公司，包括美國的微軟，做各種語言鍵盤輸入速度的測試，最后發(fā)現(xiàn)漢語輸入不但不比英語輸入慢，反而更快。據(jù)說現(xiàn)在還有更好的輸入軟件，就是你們清華大學發(fā)明的，什么智能碼，比五筆字型軟件還好，使?jié)h語輸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個問題。

　　第三點，說說理解的方便。西語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剛才說到的日語假名、韓語、越語等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擾，但漢語至今是另走一路。這種表意文字的好處，是人們不一定一見就能開口，但一見就能明白。所謂“望文生義”，如果不作貶義的解釋，很多時候不是什么壞事。有日本朋友同我說，日語中“電腦”有兩個詞，一個是漢字“電腦”，發(fā)音大致是den no；
另一個是片假名，是用英語computer的音譯。這個日本朋友說，他們現(xiàn)在越來越愿意用“電腦”，因為“電腦”一望便知，電的腦么，很聰明的機器么，還能是別的什么東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讀出來倒是方便，但一個沒有受到有關(guān)教育和訓練的人，如何知道這個聲音的意思？有一個長期生活在美國的教師還說過，有一次，他讓幾個教授和大學生用英語說出“長方體”，結(jié)果大家都懵了，沒人說得出來。在美國，你要一般老百姓說出“四環(huán)素”、“變阻器”、“碳酸鈣”、“高血壓”、“腎結(jié)石”、“七邊形”，更是強人所難。奇怪嗎？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讀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記住，日子長了，一些專業(yè)用詞就出現(xiàn)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趨向。西方人為什么最崇拜專家？為什么最容易出現(xiàn)專家主義？不光是因為專家有知識，而且很多詞語只有專家能說。你連開口說話都沒門，不崇拜行嗎？

　　第四點，說說語種的規(guī)模。漢語是一個大語種，即便在美國，第一英語，第二西班牙語，第三就是漢語了。我曾到過蒙古。我們的內(nèi)蒙用老蒙文，豎著寫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寫。你看他們的思路同我們也一樣，西方好，我們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個俄國。在他們的書店里，要找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要找一本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難啦。蒙古總共兩百多萬人，首都烏蘭巴托就住了一百萬，是全國人口的一半。你們想一想，在一個只有兩百萬人的語種市場，出版者能干什么？他們的文學書架上最多的詩歌，因為牧人很熱情，很浪漫，喜歡唱歌。詩歌中最多的又是兒歌，因為兒歌是一個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場。他們的作家都很高產(chǎn)，一見面，說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書，讓我嚇了一跳，慚愧萬分。但我后來一看，那些書大多是薄薄的，印幾首兒歌（眾笑）。但不這樣又能怎么樣？你要是出版《追憶似水年華》，一套就一大堆，賣個幾十本幾百本，出版者不虧死了？誰會做這種傻事？這里就有語種規(guī)模對文化生產(chǎn)和文化積累的嚴重制約。同學們生活生活在一個大語種里，對這一點不會有感覺，你們必須去一些小語種國家才會有比較。我還到過一個更小的國家，冰島，三十多萬人口。他們有很強的語言自尊，不但有冰島語，而且冰島語拒絕任何外來詞。bank是“銀行”，差不多是個國際通用符號了，但冰島人就是頂住不用，要造出一個冰島詞來取而代之。我們必須尊重他們對自己語言的熱愛。但想一想，在這樣一個小語種里，怎么寫作？怎么出版？絕大多數(shù)冰島作家都得接受國家補貼，不是他們不改革，不是他們貪戀大鍋飯，是實在沒有辦法。相比之下，我們身處漢語世界應(yīng)該感到幸福和幸運。世界上大語種本來就不多，而漢語至少有十三億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書，也是個天文數(shù)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好書，也是天文數(shù)字。這個出版條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

　　綜上所述，從用字的儉省、輸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語種的規(guī)模這四個方面來看，漢語至少不是一無是處，或者我們還可以說，漢語是很有潛力甚至很有優(yōu)勢的語言。我記得西方有一個語言學家說過，衡量一個語種的地位和能量有三個量的指標：首先是人口，即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口數(shù)量。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比較牛，至少有十多億。第二個指標是典籍，即使用這種語言所產(chǎn)生的典籍數(shù)量。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漢語也還不錯。近百年來我們的翻譯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譯了國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沒有多少重要的著作從我們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們向外學習。這更不談漢語本身所擁有的典籍數(shù)量，一直受到其它民族羨慕。遠在漢代，中國的司馬遷、班固、董仲舒、楊雄他們，用的是文言文，但動筆就是幾十萬言，乃至數(shù)百萬言，以至我們作家今天用電腦都趕不上古人，慚愧呵。第三個指標：經(jīng)濟實力，即這種語言使用者的物資財富數(shù)量。我們在這第三點還牛不起來。中國在兩百年前開始衰落，至今還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正因為如此，漢語在很多方面還可能受到擠壓，有時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購買力強，所以軟件都用英文寫。這就是錢在起作用。香港比較富，所以以前粵語很時髦，發(fā)了財?shù)纳倘藗兌伎赡苷f幾句粵式普通話。后來香港有經(jīng)濟危機了，需要大陸“表叔”送銀子來，開放旅游，開放購物，于是普通話又在香港開始吃香。這種時尚潮流的變化后面，也是錢在起作用。

　　以上這三個量的指標，在我來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從這三個指標綜合來看，漢語正由弱到強，正在重新崛起的勢頭上。我們對漢語最喪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經(jīng)過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應(yīng)該打上句號了。

　　來自文言的漢語

　　前面我們是展開漢語外部的比較角度，下面我們進入漢語內(nèi)部的分析，著重回顧一下漢語的發(fā)展過程。

　　我們常常說，現(xiàn)代漢語是白話文。其實，這樣說是不夠準確的。要說白話文，要說平白如話或者以話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話文是西文，比如說英文。英文是語言中心主義，文字跟著語言走，書寫跟著讀音走，那才夠得上所謂“以話為文”的標準定義。從這一點看，現(xiàn)代漢語頂多是半個白話文。

　　我們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義：語言跟著文字走。那時候四川人、廣東人，山東人等等各說各的方言，互相聽不懂，怎么辦？只好寫字，以字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個“書同文”，沒有搞“話同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個字的發(fā)音可能五花八門，但字是穩(wěn)定的，統(tǒng)一的，起主導作用的。你們看過電視劇《孫中山》嗎？孫中山跑到日本，不會說日本話，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寫字來交談。不是言談，是筆談。那就是文字中心主義的遺留現(xiàn)象。

　　古代漢語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從關(guān)系表達得很清楚。從全世界來看，這種以文字為中心的特點并不多見。為什么會是這樣？我猜想，這與中國的造紙有關(guān)系。一般的說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東漢的蔡倫發(fā)明造紙�，F(xiàn)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證明公元前西漢初期就有了紙的運用，比蔡倫還早了幾百年。有了紙，就可以寫字。寫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動的中心。歐洲的情況不一樣。他們直到十三世紀，經(jīng)過阿拉伯人的傳播，才學到了中國的造紙技術(shù)，與我們有一千多年的時間差。在那以前，他們也有紙，但主要是羊皮紙。我們現(xiàn)在到他們的博物館去看看，看他們的圣經(jīng)，他們的希臘哲學和幾何學，都寫在羊皮紙上，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動起來都很困難，也過于昂貴。據(jù)說下埃及人發(fā)明過一種紙草，以草葉為紙，也傳到過歐洲，但為什么沒有傳播開來，為什么沒有后續(xù)的技術(shù)改進，至今還是一個謎。

　　我們可以設(shè)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沒有紙，人們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運用，那些古代歐洲的游牧民族騎在馬背上到處跑，怎么可能保證文字的穩(wěn)定、統(tǒng)一和主導性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語言不是以紙為憑和以字為憑，大多只能隨嘴而變：這可能就是語言中心主義產(chǎn)生的背景，也是他們語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們看看地圖：他們北邊是日爾曼語系，包括丹麥語，瑞典語，荷蘭語、愛莎尼亞語，德語等等，原來是一家，隨著人口的流動，你到了這里，我到了那里，說話的語音有變化，文字也跟著變化，互相就不認識字了，就成為不同的語種了。他們南邊是拉丁語系，包括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等等，原來也是一家，但一旦擴散開來，在沒有錄音和通訊等等技術(shù)設(shè)備的條件下，要保持大范圍內(nèi)讀音的統(tǒng)一是不可能的，要讓他們的表音文字保持統(tǒng)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鬧分家。

　　有一個專家對我說過，阿拉伯語在這一點上類似漢語。比如伊拉克人與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個字時可能有不同的發(fā)音，但含義上相通。我在這方面只是聽說。

　　中國有個研究歷史的老先生叫錢穆，十多年前在臺灣去逝。前幾年臺北領(lǐng)導人馬英九還主持了了一個儀式，說以前我們對錢老先生不大公道，現(xiàn)在應(yīng)該給他落實政策——大概是這個意思。錢老先生號稱國學大師，在談到中國為何沒有像歐洲那樣分裂的時候，談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條。在他看來，正因為有了“書同文”的漢語，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間才有了穩(wěn)定的信息網(wǎng)絡(luò)，才保證了政治、軍事以及經(jīng)濟的聯(lián)系，盡管幅員廣闊交通不便，但國土統(tǒng)一可以用文字來予以維系。歐洲就沒有這個條件。語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應(yīng)的分崩離析也就難免。現(xiàn)在他們成立歐盟，就是來還這一筆歷史欠賬。

　　漢語不但有利于共同體的統(tǒng)一，還有利于文化的歷史傳承。我們現(xiàn)在讀先秦和兩漢的作品，還能讀懂，沒有太大障礙，靠的就是文字幾千年不變。一個“吃”字，上古音讀qia，中古音讀qi，現(xiàn)代音讀chi，讀音多次變化，但文字沒有變化，所以我們現(xiàn)在還能讀懂這個“吃”。如果我們換上一種表音文字，就不會有幾千年不變的“吃”。同學們可能知道，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喬叟時代的英語，現(xiàn)在的歐美人都讀不懂，說是古英語，其實不過是十六世紀和十四世紀的事，在我們看來并不太古。這更不要說作為英語前身的那些蓋爾語，凱爾特語，威爾士語等等，今天的廣大歐美人民就更沒法懂了。這是因為表音文字有一種多變的特征，不僅有跨空間的多變，還有跨時間的多變，使古今難以溝通。

　　當然，中國人不能永遠生活在古代，不能永遠生活在農(nóng)業(yè)文明的歷史里。隨著生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十八世紀以后的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浪潮的到來，漢語也表現(xiàn)出僵化、殘缺、不夠用的一面。以文字為中心的語言，可能有利于繼承，但可能不利于創(chuàng)新和追新；
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貴族階層，但一定不利于疏遠文字的大眾，不利于這個社會中、下層釋放出文化創(chuàng)造的能量。這樣，從晚清到五四運動，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發(fā)出了改革的呼聲。

　　那時候發(fā)生了什么情況呢？第一，當時很多西方的事物傳到了中國，同時也就帶來了很多外來語，這些外來語不合適用文言文來表達。文言文的詞，一般是單音節(jié)或者雙音節(jié)，所以我們以前有五言詩，七言詩，就是方便這種音節(jié)的組合。但外來語常常是三音節(jié)、四音節(jié)乃至更多音節(jié)。“拿破侖”，“馬克思”，你還可勉強壓縮成“拿氏”和“馬翁”，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你不好縮寫成“資義”和“社義”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碰上“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依里奇“，你怎么縮寫？能把它寫進五言詩或者七言詩嗎（眾笑）？想想當年，魯迅留學日本，胡適留學美國。這些海歸派帶回來很多洋學問，肯定覺得文言文不方便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語言文字的改革勢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會階級結(jié)構(gòu)的變化。大家知道，白話文并不是現(xiàn)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話本”，就是白話進入書面形式的開始，與當時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躍有密切關(guān)系。活字印刷所帶來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發(fā)揮了作用。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話作為一種人民大眾的口語，同樣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書寫和記錄。我們現(xiàn)在看一些古典戲曲，知道戲臺上的老爺，太太、小姐、相公，講話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環(huán)，農(nóng)夫，士卒，盜賊，都是說白話。這很可能是古代中國語言生態(tài)的真實圖景，就是說：白話是一種下等人的日常語言。到了晚清以后，中國處在巨大社會變革的關(guān)頭，階級結(jié)構(gòu)必須改變。新的階級要出現(xiàn)，老的階級要退出舞臺。像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這種沒有科舉功名的人物，不會寫八股文的人物，要成為社會領(lǐng)袖，豈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權(quán)？在這個時候，一種下等人的語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數(shù)人的口語要挑戰(zhàn)少數(shù)人的文字，當然也在所難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五四前后出現(xiàn)的白話文運動，一方面是外來語運動，另一方面是民間語運動。外來語與民間語，構(gòu)成了那一場革命的兩大動力�，F(xiàn)代文學也依托了這兩大動力。比如我們有一些作家寫得“洋腔洋調(diào)”，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筆下有很多歐化和半歐化的句子。當時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說起話來可能也真是這個樣子，作者寫都市題材，不這樣“洋”可能還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寫得“土腔土調(diào)”，像趙樹理先生，老舍先生，沈從文先生，周立波先生，還有其他從解放區(qū)出來的一些工農(nóng)作家。他們從老百姓的口語中汲取營養(yǎng)，運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語，更多地依托了民間資源。這兩種作家都寫出了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給白話文增添的虎虎生氣和勃勃生力。魯迅是亦土亦洋，外來語和民間語兼而有之，筆下既有吳方言的明顯痕跡，又有日語和西語的影響。

　　外來語運動與民間語運動，構(gòu)成了白話文革命的大體方位，使?jié)h語由此獲得了一次新生，表達功能有了擴充和加強。我們以前沒有“她”這個字，“她”是從英語中的she學來的。當時還出現(xiàn)過“妳”，但用了一段時間以后，有人可能覺得，英語第二人稱不分性別，那么我們也不用了吧（眾笑）。當時就是這么亦步亦趨跟著西方走。包括很多詞匯、語法、語氣，句型結(jié)構(gòu)等，都脫胎于西文。“觀點”，point of view；
“立場”，position；
都是外來語�！耙环矫妗�…又一方面”，來自on this side…on other side；
“一般地說”，“坦率地說”，“預備……走”等等，也都來自直譯。同學們現(xiàn)在說這些習以為常：這沒有什么，這就是我們中國話么。但我們中國古人不是這樣說的，這些話原本都是洋話。如果我們現(xiàn)在突然取消這些移植到漢語里的洋話，現(xiàn)代漢語至少要癱瘓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學、新聞、文學都可能無法進行。

　　當然，大規(guī)模的群體運動都會出現(xiàn)病變，沒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圓滿。外來語豐富了漢語，但也帶來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種，我稱之為“學生腔”或者“書生腔”。這種語言脫離現(xiàn)實生活，是從書本上搬來的，尤其是從洋書本上搬來的，對外來語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剝，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話。剛才徐老師說我現(xiàn)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農(nóng)村。這是事實。我在農(nóng)村，覺得很多農(nóng)民的語言真是很生動，也很準確，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時間有限，沒法給大家舉很多例子。同學們可能有很多是從農(nóng)村來的，或者是去過農(nóng)村的，肯定有這種體驗。同農(nóng)民相比，很多知識分子說話真是沒意思，聽起來頭痛，煩人。中國現(xiàn)代社會有兩大思想病毒，一是極左的原教旨共產(chǎn)主義，二是極右的原教旨資本主義。它們都是洋教條，其共同的語言特點就是“書生腔”，與現(xiàn)實生活格格不入，與工人農(nóng)民格格不入。因為這些“洋腔”或者“書生腔”，是從我們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識體制中產(chǎn)生的，是圖書館的產(chǎn)物，不是生活的產(chǎn)物。中文系請李陀先生來講過課，是吧？李老師曾經(jīng)研究“毛文體”，有人也將其稱為文革時期的“黨八股”，就是一種紅色的“洋腔”和“書生腔”，一種極權(quán)時代的陳辭爛調(diào)�！霸邳h的十大精神光輝照耀之下，在全國人民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熱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條戰(zhàn)線捷報頻傳凱歌高奏的大好時刻，我們清華大學今天開學了（眾笑）！”這種繞來繞去的語言垃圾，就是當時常見的套話。

　　在文革前后那一段，我們經(jīng)歷了一個白話文非常黯淡的時期。有人可能說，那一個時期離我們比較遠了，我們同學們都是新一代，說話也不會是黨八股了，但是這個問題其實并沒有完全解決，甚至會以新的形式出現(xiàn)惡化。這些年，我常常聽到一些大人物說話，發(fā)現(xiàn)他們還是滿嘴廢話，哪怕是談一個廁所衛(wèi)生的問題，也要搭建一個“平臺”，建立一個“機制”，來一個“系統(tǒng)工程”，完成一個“動態(tài)模型”，還要與WTO或者CEPA掛起鉤來。這些大話都說完了，廁所問題還是不知道從何著手，讓聽眾如何不著急？這是不是一種新八股？

　　我們再來看看民間語運動可能發(fā)生的病變。老百姓并不都是語言天才，因此民間語里有精華，也會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谡Z入文一旦搞過了頭，完全無視和破壞文字規(guī)范的積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語言的粗放、簡陋、混亂以及貧乏。在這方面不能有語言的群眾專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說，我們古人說打仗，是非常有講究的。打仗首先要師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沒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樣。打得沒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樣�；实鄢鰜泶蛘蹋瑖�與國之間的開戰(zhàn)，叫“征”，皇上御駕親“征”呵。打土匪，那個土匪太低級了，對他們不能叫“征”，只能叫“蕩”，有本書不是叫《蕩寇志》嗎？就是這個用法�！罢鳌薄ⅰ胺ァ�、“討”、“平”，“蕩”，是有等級的，如何用，是要講究資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個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義和感覺的含量，微言大義呵。但現(xiàn)在的白話文粗糙了。打臺灣，是“打”；
打美國，也是“打”。這是不對的（眾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國應(yīng)該叫“征”；
打臺獨只能叫“平”，頂多只能叫“伐”，對不對（眾笑）？又比如說，打仗打得輕松，叫做“取”。打得很艱難，叫作“克”。力克輕取么。雖然只是兩個動詞，但動詞里隱含了形容詞。但現(xiàn)在白話文經(jīng)常不注意這個區(qū)別，一律都“打”。打石家打得艱難，打天津打得輕松，都是“打”。這同樣是不對的。與“打”相類似的萬能動詞還有“搞”：“搞”革命，“搞”生產(chǎn)，“搞”教學，“搞”衛(wèi)生，還有其它的“搞”，不說了（眾笑）�？偠�然之，漢語中的很多動詞正在失傳，漢語固有的一些語法特色，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互相隱含和互相包容的傳統(tǒng)，也正在失傳。這不是一件好事。

　　口語入文搞過了頭，漢語還可能分裂。這個情況在廣東和香港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香港有些報紙，開辟了粵語專頁，一個版或者兩個版，用的是粵語文，是記錄粵語發(fā)音的漢字，包括很多生造漢字，我們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們可以看懂。如果我們確立了以話為文的的原則，文字跟語言走的原則，為什么不能承認他們這種粵語書面化的合法性呢？沒有這種合法性，粵語中很多精神財富就可能無法表達和記錄，普通話霸權(quán)可能就壓抑了粵語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認了這種合法性，那么福建話、上海話、四川話、湖南話、江西話等等是不是也要書面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國是不是也應(yīng)該像古代歐洲一樣來個語言的大分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鬧出幾十個獨立的語種？這確實是一個很難辦的事，事關(guān)語言學原理，也事關(guān)政治和社會的公共管理。有一個英國的語言學家對我說過：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意思是：“普通話是軍隊的語言”。確實，所有的普通話都具有暴力性，壓迫性，統(tǒng)制性，不過是因偶然的機緣，把某一種方言上升為法定的官方語言，甚至變成了國語——而且它一定首先在軍隊中使用。普通話剝奪了很多方言書面化的權(quán)利，使很多方言詞語有音無字。這就是很多粵語人士深感不滿的原因，是他們?nèi)滩蛔∫�生造漢字的原因。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語都書面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語種都要分崩離析。即便有表面上的統(tǒng)一，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英語就是這樣的。有人估計：再過三十年，英語單詞量可能是一百萬。到那個時候，任何人學英語都只能學到蒼海之一粟，各個地方的英語互不溝通或只有少許溝通，那還叫英語嗎？再想一想，如果英語、漢語、西班牙語等等這些大語種解體了，人類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現(xiàn)新的困難？

　　看來，語言主導文字，或者文字主導語言，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問題。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語言與文字的兩元并舉，是兩者的相互補充與相互制約。這是我們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齊時的理論盲區(qū)。

　　創(chuàng)造優(yōu)質(zhì)的漢語

　　希臘語中有一個詞：barbro，既指野蠻人，也指不會說話的結(jié)巴。在希臘人眼里，語言是文明的標志——我們?nèi)绻麤]有優(yōu)質(zhì)的漢語，就根本談不上中華文明。那么什么是優(yōu)質(zhì)的漢語？在我看來，一種優(yōu)質(zhì)語言并不等于強勢語言，并不等于流行語言。優(yōu)質(zhì)語言一是要有很強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強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動，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動。一個人平時說話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與感性的統(tǒng)一。

　　我當過多年的編輯，最不喜歡編輯們在稿簽上寫大話和空話�！斑@一篇寫得很好”，“這一篇寫得很有時代感”，“這一篇寫得很有先鋒性”。什么意思？什么是“好”？什么叫“時代感”或者“先鋒性”？寫這些大話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來；
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來，只好隨便找些大話來敷衍。一旦這樣敷衍慣了，他的思想和感覺就會粗糙和混亂，就會鈍化和退化。一旦某個民族這樣敷衍慣了，這個民族的文明就會衰竭。我對一些編輯朋友說過：你們不是最討厭某些官僚在臺上講空話嗎？如果你們自己也習慣于講空話，你們與官僚就沒有什么區(qū)別。我們可以原諒一個小孩講話時大而化之籠而統(tǒng)之：不是“好”就是“壞”，不是“好人”就是“壞人”，因為小孩沒有什么文明可言，還只是半個動物。但一個文明成熟的人，一個文明成熟的民族，應(yīng)該善于表達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語言就是承擔這個職能的。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說得既準確又生動。陳詞濫調(diào)無處不在，應(yīng)該說是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況。但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文明的品級高度，應(yīng)該承擔一個責任，使?jié)h語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斷增強。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說白話文已經(jīng)大功告成。白話文發(fā)展到今天，也許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們很多人眼下還缺少語言的自覺。我們對漢語的理性認識還籠罩在盲目歐化的陰影之下，沒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創(chuàng)造。現(xiàn)代漢語語法奠基于《馬氏文通》，而《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語語法。這個照搬不能說沒有功勞。漢語確實從英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不但學會了我們前面說到的“她”，還學會了時態(tài)表達方式，比如廣泛使用“著”、“了”、“過”：“著”就是進行時，“了”就是完成時，“過”就是過去時。這樣一用，彌補了漢語的邏輯規(guī)制的不足，把英語的一些優(yōu)點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這方面的例子還很多。但漢語這只腳，并不完全適用英語語法這只鞋。我們現(xiàn)在的大多數(shù)漢語研究還在削足適履的狀態(tài)。我們看看報紙上的體育報導：“中國隊大勝美國隊”，意思是中國隊勝了；
“中國隊大敗美國隊”，意思也是中國隊勝了。這一定讓老外犯糊涂：“勝”與“敗”明明是一對反義詞，在你們這里怎么成了同義詞（眾笑）？其實，這種非語法、反語法、超語法的現(xiàn)象，在漢語里很多見。漢語常常是重語感而輕語法，或者說，是以語感代替語法。比如在這里，“大”一下，情緒上來了，語感上來了，那么不管是“勝”是“敗”，都是勝了（眾笑），意思不會被誤解。

　　又比方說，用漢語最容易出現(xiàn)排比和對偶。你們到農(nóng)村去看，全中國最大的文學活動就是寫對聯(lián)，應(yīng)該說是世界一絕。有些對聯(lián)寫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語理論肯定不會特別重視對偶，因為英語單詞的音節(jié)參差不齊，不容易形成對偶。英語只有所謂重音和輕音的排序，也沒有漢語的四聲變化。據(jù)說粵語里還有十三聲的變化，對我們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驗。朦朧詩有一位代表性詩人多多。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曾經(jīng)在英國倫敦圖書館朗誦詩，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聽得非常激動，事后對他說，沒想到世界上有這么美妙的語言。這位老先生是被漢語的聲調(diào)變化迷住了，覺得漢語的抑揚頓挫簡直就是音樂。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西方語言理論不會對音節(jié)對稱和聲律變化有足夠的關(guān)心，不會有這些方面的理論成果。如果我們鸚鵡學舌，在很多方面就會抱著金飯碗討飯吃。

　　還有成語典故。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章，說成語典故之多是漢語的一大傳統(tǒng)。一個農(nóng)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譯員把這些成語典故譯成外語，他們一聽，腦袋就大了（眾笑），根本沒法譯。應(yīng)該說，其它語種也有成語，但漢語因為以文字為中心，延綿幾千年沒有中斷，所以形成了成語典故的巨大儲存量，其它語種無法與之比肩。每一個典故是一個故事，有完整的語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節(jié)，基本上就是一個文學作品的濃縮�！班徣送蹈�”，“掩耳盜鈴”，“刻舟求劍”，“削足適履”，“拔苗助長”……這些成語幾乎都是諷刺主觀主義的，但漢語不看重什么主義，不看重抽象的規(guī)定，總是引導言說者避開概念體系，只是用一個個實踐案例，甚至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來推動思想和感覺。這樣說是不是有點羅嗦？是不是過于文學化？也許是。但這樣說照顧了生活實踐的多樣性和具體語境的差異性，不斷把抽象還原為具象，把一般引向個別。在這一點上，漢語倒像是最有“后現(xiàn)代”哲學風格的一種語言，一種特別時髦的前衛(wèi)語言。

　　今天晚上，我們對漢語特性的討論掛一漏萬。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漢語不同于英語，不可能同于英語。因此，漢語迫切需要一種合身的理論描述，需要用一種新的理論創(chuàng)新來解放自己和發(fā)展自己。其實，《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英語語法的一部分。我讀過一本英文版的語法書，是一本小辭典。我特別奇怪的是：在這本專業(yè)辭典里面，“象征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為詞條。這也是一些語法概念嗎？為什么不應(yīng)該是呢？在語言活動中，語法，修辭，文體，三者之間是無法完全割裂的，是融為一體的。語法就是修辭，就是文體，甚至是語言經(jīng)驗的總和。這種說法離我們的很多教科書的定義距離太遠，可能讓我們絕望，讓很多恪守陳規(guī)的語法專家們絕望：這潔如煙海的語言經(jīng)驗總和從何說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創(chuàng)造更適合漢語的語法理論，一定要打倒語法霸權(quán)，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語法霸權(quán)，解放我們語言實踐中各種活的經(jīng)驗。中國歷史上浩如煙海的詩論、詞論、文論，其實包含了很多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但這些寶貴資源一直被我們忽視。

　　瑞士有個著名的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寫了一本《普通語言學教程》，對西方現(xiàn)代語言學有開創(chuàng)性貢獻，包括創(chuàng)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漢語，雖然提到過漢語，但擱置不論，留有余地，所以在談到語言和文字的時候，他著重談?wù)Z言；
在談的語言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時候，他主要是談共時性。他認為“語言易變，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語言是什么？當然是漢語。如果漢語不能進入他的視野，不能成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塊空白。有意思的是：我們很多人說起索緒爾的時候，常常不注意這個空白。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以后，中國人最應(yīng)該寫一本《普通文字學教程》，但至今這個任務(wù)沒有完成。

　　索緒爾有個特點，在文章中很會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盤來比喻語境。他認為每一個詞本身并沒有什么意義，這個意義是由棋盤上其它的棋子決定的，是由棋子之間的關(guān)系總和來決定的�！八�”在“它”出現(xiàn)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現(xiàn)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樣，“他”在“她”出現(xiàn)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現(xiàn)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這就是棋子隨著其它棋子的增減而發(fā)生意義和功能的改變。在這里，棋局體現(xiàn)共時性關(guān)系，棋局的不斷變化則體現(xiàn)歷時性關(guān)系。這是個非常精彩的比喻，讓我們印象深刻。那么漢語眼下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棋局？外來語、民間語以及古漢語這三大塊資源，在白話文運動以來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在白話文運動以后，在經(jīng)過了近一個多世紀文化的沖突和融合以后，這三種資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優(yōu)化的組和與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資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宮從而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這些都是問題。眼下，電視、廣播、手機、因特網(wǎng)、報刊圖書，各種語言載體都在實現(xiàn)爆炸式的規(guī)模擴張，使人們的語言活動空前頻繁和猛烈。有人說這是一個話言狂歡的時代。其實在我看來也是一個語言危機的時代，是語言垃圾到處泛濫的時代。我們絲毫不能掉以輕心。我昨天聽到有人說：“我好好開心呵”，“我好好感動呵”。這是從臺灣電視片里學來的話吧？甚至是一些大學生也在說的話吧？實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還有什么“開開心心”，完全是病句�！暗谝粫r間”，比“盡快”、“從速”、“立刻”更有道理嗎？“做愛”眼下也流行很廣，實在讓我不以為然。這還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眾笑）。做工作，做銷售，做物流，做面包，“愛”也是這樣揣著上崗證忙忙碌碌make出來的（眾笑）？

　　我有一個朋友，中年男人，是個有錢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訴我：他有一天中午讀了報上一篇平淡無奇的憶舊性短文，突然在辦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場。他事后根本無法解釋自己的哭，不但沒有合適的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開始就沒有語言來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緒紛紛之際，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經(jīng)成了一個新時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說話，但節(jié)骨眼上倒成了個啞巴。就是說，他對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動情的事，反而啞口無言。事情上，我們都要警惕：我們不要成為文明時代的野蠻人，不要成為胡言亂語或有口難言的人。

　　今天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ǜ鶕�(jù)錄音整理，略有調(diào)整修訂。原題為《現(xiàn)代漢語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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