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測一個國家的未來，只需看看它的政府是怎樣對待兒童的教育。

　　1906年，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通過學部頒發(fā)《強迫教育章程》，規(guī)定“幼童到七歲須令入學”。

　　這是一個遲到的醒悟，而不全是裝模作樣。

　　整整80年后，中國大陸頒布義務教育法，宣布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

　　已是姍姍來遲，但畢竟總算來了。

　　我想，法律做出這樣的宣示，既不只是為了孩子們有一個望梅止渴的機會，也不只是一種宣傳性的姿態(tài)。

　　同是祖國的未來，為什么要厚此薄彼？

　　放在世界和歷史的視野里，也許更有助于我們認清隔離制度對中國元氣的戕傷。

　　早在1516年，托馬斯•莫爾就在《烏托邦》里提出了任何兒童都要上學的思想。

　　未來三個半世紀的時間里，這都只能算是空想。

　　在法國，1881年起，國立小學全部免費；
英國1881年普及了義務教育，10年后，初等教育全部免費。

　　在義務教育問題上，面臨外患的日本明治政府所作所為并不遜色于歐洲列強。日本政府1872年頒布了學制，開始建立現(xiàn)代學校系統(tǒng)。它把全國粗劃為5萬個小學區(qū)，每區(qū)基本人口600人，并通過在每個學區(qū)建一所小學來實施全國義務教育。在1873年學齡人口中入學人數(shù)僅占28%，到1882年入學人數(shù)占50%，到1885年達到67%，1904年則為98%。

　　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日本首相吉田茂還寫道：“直到今天，人們到鄉(xiāng)村旅行時仍然可以看到，小學校的校舍大多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這也表明日本人對教育的尊重�！�

　　中國1949年的小學入學率為25%，到1986年僅1052個縣普及小學教育，約為總縣數(shù)的一半。而據(jù)千家駒1983年的估計，當時中國學齡兒童有70%實際處于文盲、半文盲狀態(tài)。

　　日本短短22年時間就做到的事情，中國整整50年也沒有做到。

　　即使說1979年之前都算耽擱了，1979年到2003年，也已經(jīng)24年。

　　我們不能不問，到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之際，也就是義務教育法實施22年之時，中國能夠真正普及義務教育嗎？

　　何博傳在1988年出版的《山坳上的中國》援引的資料就尖銳地指出：“我國歷年來的基本建設投資浪費額達6000千億元，而從1952年到1980年教育總投資只有1千億元，年均只有34億元。”1979年中國教育投資比1952年增加了7.8倍。似乎這個速度并不算低，然而僅就總量而言，1952年中國預算內(nèi)教育經(jīng)費只占國民生產(chǎn)總值的1.59%！而日本在1905—1960年間，教育投資增加了22倍，1960—1975年教育投資又增加了10倍。當中國1971年實際的教育費只占財政支出的4%，在日本，1975年教育費占國家預算總支出的22.3%。韓國的教育經(jīng)費早在1961年就占政府預算的15.2%，而中國教育投資在財政支出的比例，到了1987年還只12.4%。

　　毛澤東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兒童教育的朝夕沒有人爭。

　　這也算是中國最大的劫數(shù)之一。當吉田茂在評論明治維新基本政策的推行時，以贊賞的語氣說：“實行這些政策的人們都是富有想象力和領導能力的人，這是日本的幸運�！薄斑@些領導者們，對于創(chuàng)造一個足以使日本獲得獨立的強大國家所必需的措施，即使設想會遇到多大的困難，也要斷然實行�！�1872年決定推行義務教育，就是明治政府不畏艱難的舉措之一。

　　重視教育已經(jīng)成為日本的傳統(tǒng)。1945年二戰(zhàn)結(jié)束時，日本已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舉。1946年，戰(zhàn)爭留下的創(chuàng)口還在滴血，但日本教育革新委員會就確定小學六年和中學三年為義務教育，此舉得到了日本國民的熱烈擁護。真正是做到了再窮也不能窮教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日本前文部大臣永井道雄回憶說：“就拿新制中學來說，因地方財政破產(chǎn)無力辦學而引咎辭職的町村長，僅1947年就近200人，在山梨縣、岡山縣、香川縣還相繼出現(xiàn)自殺者�！�

　　戰(zhàn)后日本的經(jīng)濟上能夠迅速東山再起，日本首相吉田茂認為其中原因之一便是：“高超的教育程度成了戰(zhàn)后復興的巨大力量。日本人由于戰(zhàn)爭而損失了許多財產(chǎn)，可是最重要的能力——人的能力卻沒有喪失�！鼻叭嗽詷�，后人乘涼。

　　中國就沒有這樣的幸運。百年之中，中國非但沒有出現(xiàn)能夠振興中國教育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反而一度“讀書無用論”大行其道。

　　至于官方的數(shù)據(jù)，向來是云山霧罩，對輿論的控制，使得問題的嚴重性被遮蔽。本來應該寢食難安的問題，卻顯得歌舞升平，高枕無憂。

　　幾十年不變的是，經(jīng)濟增長速度成了政績的指標，不惜急功近利地殺雞取卵。當一些學者忙不迭地寫文章展望多少年后，中國的經(jīng)濟總量將超日趕美，成為世界第一，只是不知那一刻果真能夠到來之時，中國的文盲、半文盲是否依然還在世界獨占鰲頭？

　　再窮也不能窮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只不過是一句掛在嘴上，寫在紙上的口號而已。

　　國家教育經(jīng)費幾乎全部用在城鎮(zhèn)。1985年以前，國家財政每年對農(nóng)村每個中學生31.5元、小學生22.5元的教育拔款。1985年國家取消了這筆財政拔款，改由農(nóng)民自籌經(jīng)費辦教育，鄉(xiāng)村兩級教育經(jīng)費由農(nóng)民上交教育附加費提供，農(nóng)村學校改擴建也是由農(nóng)民集資進行的。而1986年就出臺了義務教育法。有資料顯示，1992年中央政府的財政預算內(nèi)教育經(jīng)費90.9%投向了高等教育，而包括高中在內(nèi)的中學和小學所得金額僅0.27億元，只占財政預算內(nèi)教育經(jīng)費的0.3%。這種向高等教育傾斜的偏向在整個90年代是越來越嚴重，到1999年，高等教育所占份額高達946%，而中小學所占份額依然不足0.4%。根據(jù)歷年度的《中國教育經(jīng)費統(tǒng)計年鑒》，中央政府每年投入義務教育的預算內(nèi)資金從來沒有超過1億元。就這點錢也只是對“中央屬”中小學的投入，至于一般意義上的“義務教育經(jīng)費”，原本不在中央政府財政預算的視野之內(nèi)。

　　直到1998年10月，《人民日報》還在說：“我們以世界上1%多一點的教育經(jīng)費，支撐著世界20%的教育人口�！痹诟哒勯熣撝腥A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時候，這意味著自豪還是悲哀？至于經(jīng)費的使用效率、分配比例等等問題都不考慮，僅僅總量來說，完全可以說是觸目驚心。發(fā)達的、制度化了的自我陶醉機制，使得問題隱而不彰。

　　除非我們認為中國的教育經(jīng)費一個能夠瓣成三個用，否則，在泱泱大國就像撒點胡椒面。由于義務教育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在戶籍管制之下，就等于是肯定了隔離制度使用到了兒童的義務教育頭上。一個孩子如果不在他的戶籍所在地上學，就只能獲得批準后借讀。

　　這等于是在給兒童的未來宣判。也許他們中絕大部分人的一生，只能在缺乏社會地位中痛苦地度過。完全可以說中國的義務教育處于危機之中。

　　盡管受教育權是一項基本人權；
盡管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九條規(guī)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第二款規(guī)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yè)、財產(chǎn)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但是，對于戶口為身份農(nóng)民的孩子，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只能望梅止渴，因為他們不能不在挨餓和失學之間選擇。即使年人均純收入一千元的身份為一億人，以學齡兒童占1/10，就意味著每年起碼有一千萬學齡兒童面臨失學、輟學的威脅。

　　這不是危言聳聽。

　　即使是一向被人認為信譽度不高的官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就已經(jīng)是觸目驚心了。

　　1982年，中國15歲以上文盲人口有近2.3億，成人文盲率為34.49％，到1995年，15歲以上文盲人口降到不足1.5億，成人文盲率降為16.48％。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統(tǒng)計，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和現(xiàn)役軍人的人口中，接受小學教育的45191萬人；
文盲人口（15歲及15歲以上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為8507萬人。這意味著中國沒有受到初中教育的國民高達五億三千多萬人。

　　1990年，全國6-14歲的學齡兒童中沒有完成義務教育，但又不在學校的為3286萬人，占同齡人口的比例為18.62%。1995年，這一部分人口降到1836萬，占同齡人口的比例為8.83%，比1990年減少了44%。到1997年年底，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人口覆蓋率為65%。農(nóng)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狀況是，小學程度1990年為3886萬人，1995年為3662萬人，1996年為3552萬人；
文盲1990年為2073萬人，1995年為1347萬人，1996年為1123萬人。

　　根據(jù)青海省統(tǒng)計局公布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顯示，全省總?cè)丝跒?181560人，其中接受小學教育的1603399人；
文盲人口為934283人。這意味著該省約一半的人口沒有受過初中教育。

　　貴州省第五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顯示，該省2000年總?cè)丝跒?524.50萬人(包括外來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其中接受小學教育的1536.52萬人，占43.60%；
15歲及15歲以上文盲人口占總?cè)丝诘谋戎貫?3.89%。

　　甘肅省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總?cè)丝跒?5615137人（包括外來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其中接受小學教育的9271556人，占36.91%；
文盲人口（15歲及15歲以上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為3601150人。

　　據(jù)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第五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全區(qū)登記的人口為1925萬人（包括外來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接受小學教育的700.66萬人，占37.95%；
文盲人口為102.64萬人。兩項合計803.3萬人，約占總?cè)丝诘?1%。

　　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第五次人口普查主要數(shù)據(jù)公報顯示，全自治區(qū)普查登記人口為4489.37萬人(包括外來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其中接受小學教育的1893.45萬人，占6歲及以上人口45.76％；
文盲人口(15歲及以上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為170.24萬人，占普查登記人口的3.79％。

　　云南省2000年全省普查實際登記6周歲及6周歲以上的人口中，接受小學教育的人口為1896.3萬人，占49.60%；
全省普查實際登記總?cè)丝谥�，文盲及半文盲人口�?5歲及15歲以上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口）為482.3萬人，文盲率為11.39%。

　　寧夏回族自治區(qū)2000年全區(qū)的人口為561.55萬人（包括外來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接受小學教育的178.41萬人，占35.34%；
文盲人口(15歲及15歲以上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為63.23萬人，文盲率為11.26%。

　　1985年7月，上海市八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了《上海市普及義務教育條例》，以地方人大立法的形式在全國率先舉起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的旗幟。南京市目前學前3年教育普及率保持在94％以上，九年義務教育覆蓋率保持在100％，青壯年非文盲率保持在98.5％以上，高中階段教育普及率保持90％以上。2001年高考錄取率達到76.19％�！鞍宋濉逼陂g，北京市率先在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九五’期間普及了高中階段教育，同時在城鎮(zhèn)地區(qū)普及了學前三年教育。

　　實行城鄉(xiāng)隔離制度的中國，在實施義務教育所需事業(yè)費和基本建設投資上，卻把發(fā)展基礎教育的責任推給了地方。根據(jù)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調(diào)查，自從實施義務教育以來，在農(nóng)村義務教育資金的投資比例中，中央財政僅占2%，鄉(xiāng)鎮(zhèn)在承擔了78%。分級辦學就是在制度上維護城鄉(xiāng)隔離。就全國范圍而言，1999年城市小學生的人均教育經(jīng)費為1492.2元，而農(nóng)村為476.1元；
城市初中生為2671.2元，而農(nóng)村為861.6元。如果在省級行政區(qū)之間對比，1999年上海市（含郊區(qū)）小學生的人均教育經(jīng)費為3556.9元，貴州農(nóng)村為323.6元；
北京市初中生為5155.2元，貴州農(nóng)村則為416.7元。同年，貴州省內(nèi)城鄉(xiāng)之間小學生的人均教育經(jīng)費差距為3倍，初中生為4.2倍。在河南，省會鄭州的小學生人均預算內(nèi)教育經(jīng)費為全省農(nóng)村平均額的5.9倍，相當于最低的滑縣農(nóng)村的14.7倍。

　　中國城鄉(xiāng)間教育投資的差距和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現(xiàn)象簡直不約而同。南非政府財政預算中教育經(jīng)費約占20%。1987—1988年度全部教育經(jīng)費預算額91.92億蘭特，用與白人的教育經(jīng)費為41.412億蘭特；
用語黑人（四個“獨立家園”除外）的教育費用16.518億蘭特，占17%。1991—1992財政年度，平均每個白人學生教育經(jīng)費為3740蘭特，而黑人為764蘭特。政府對中小學生教育也實行差別對待。盡管城鎮(zhèn)的家庭整體上要比身份農(nóng)民富裕，但是政府卻給他們更多的財政撥款。1975—1976財政年度，南非政府向白人學生提供的教育經(jīng)費人均644蘭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給黑人只有41.80蘭特，前者是后者的15倍。當中國學者看到同一國度里，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的受教育條件差別如此懸殊，感慨這恐怕也是南非一大“特色”時，殊不知，中國鄉(xiāng)村教育和城鎮(zhèn)教育之間的懸殊差距跟南非相比，也是五十步笑百步。

　　平等不是平均，并不要求北京市的教育經(jīng)費和貴州處于同一水平。但是，國家有義務通過財政支持，以保證所有的學齡兒童能夠接受義務教育。義務教育首先是政府的義務。如今，對于鄉(xiāng)村孩子的義務教育來說，法律規(guī)定的免收學費，根本無法保證學校不從其他的渠道加倍的撈回去，如果一個學期雜費三百元，一學年就是六百，這本身就足以使義務教育在知道地區(qū)形同虛設。如果地方政府財力不足時，中央政府有義務提供足夠、安全、合格的教師、教室、宿舍等來滿足義務教育的需要。在鄉(xiāng)村地區(qū)，可能一個方圓幾十里的鄉(xiāng)鎮(zhèn)只有一所初級中學，貧苦的家庭為孩子交納上學的各種費用已經(jīng)是焦頭爛額，甚至根據(jù)就無力支付，如果孩子每天上學放學不走一二十里地的話，就必須住校，這對于貧困或者赤貧的家庭無異于雪上加霜。

　　如果有一天，政府高官因為義務教育而引咎辭職，那么，這至少證明，政治家已經(jīng)在國民教育這樣的千秋大業(yè)上有了基本的政治道德。

　　移民的孩子，誰的花朵？

　　一個身份農(nóng)民在自己家鄉(xiāng)貧瘠的山水間，再怎么辛勞，也無法維持家庭的溫飽，孩子的教育費用也沒有著落，如果決定移民他鄉(xiāng)，帶在身邊的孩子就無法享受到義務教育的陽光雨露。

　　按照現(xiàn)行的制度，一個身份市民無論是因為失業(yè)還是想創(chuàng)業(yè)，如果決定移民他鄉(xiāng)，帶在身邊的孩子就會受到義務教育無情的排斥。

　　這是戶籍管制和隔離制度的罪孽。

　　外國人到中國來了，還被稱為外賓。在北京市，“持外國普通護照來華學習的中小學適齡學生和在京常住外國人的偕行子女”，就有資格被中小學接受。

　　可是一個中國公民如果從湖南來到北京、從山西來到上海，他（她）就會被叫做“外來人口”。

　　既然是“外來”的，也就會被另眼相待，自然不會和“賓”混淆起來。怎能不內(nèi)外有別呢？

　　這不，“外來兒童”如果要在公辦的正規(guī)學校上學，就得交所謂的“借讀費”。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居然還是“國家規(guī)定”。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 》第十四條規(guī)定：“適齡兒童、少年到非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經(jīng)戶籍所在地的縣級教育主管部門或者鄉(xiāng)級人民政府批準，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關規(guī)定申請借讀”。如此一來“外來兒童”的教育權就取決于地方政府的“有關規(guī)定”了！

　　也許當年的法律規(guī)定者們壓根兒就沒有意識到，這種規(guī)定是對公民的隔離和歧視。

　　結(jié)果一方面我們大講科教興國，另一方面現(xiàn)行的政策和制度又使得數(shù)以千萬計的在城市工作卻只有農(nóng)村戶口的人的子女上中小學成了老大難問題。實在是匪夷所思。這難道是擺在教育行政部門面前的哥德巴赫猜想嗎？

　　據(jù)《北京晚報》2000年的報道，當?shù)卣�府出資在石景山區(qū)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開辦正規(guī)學校，而且在該市還是頭一回。而目前這個區(qū)有外地人自己開辦的20所小學、1所中學，辦學條件與師資“極差”。

　　我不知報道者寫這則新聞時是怎么想的。但我讀它時惟有心酸二字。這和美國當年的隔離學校又有什么區(qū)別？

　　俗話說，可憐天下父母心。誰不愿自己的孩子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將孩子們趕到“辦學條件與師資極差”的中小學讀書的，正是有關的“國家規(guī)定”。歧視性的“借讀費”“贊助費”，使得政府辦的正規(guī)學校對大部分打工者來說，門檻太高。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訛詐。天下又有多少父母愿意置子女的前途于不顧呢？要不就讓自己的孩子不上學，要不就只能生離死別讓孩子在老家上學。立法者們，難道你們不曾為人子女，不會為人父母？為什么就不能將心比心？

　　更讓人費解的是，對辦學條件的審批制，表面上看是為了保證辦學質(zhì)量，實際上是使得很多孩子連聊勝于無的教育都難以享受。本來義務教育首先是政府的事情。如果說政府為移民的子女提供了接受義務教育的基本條件，“極差”的中小學校根本就不會有市場，難道移民會隨便把孩子送到什么學校讀書嗎？難道城市的政府就不是移民的政府？

　　想想看，他們納稅的義務并不比擁有該市戶籍的人要少一些，相反，他們還承擔著許多額外的歧視性收費。

　　地方政府在就學歧視問題上態(tài)度和所作所為，我倒真相信，有些中國人確實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因為，面對那些被稱為中國的花朵和未來的孩子們，他們能夠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成為大都市里的新文盲而無動于衷；
面對移民們要么把孩子送回老家，忍受骨肉分離之苦，要么想辦法交借讀費和贊助費或者去上貴族學校，至于孩子送回老家是否有人監(jiān)護，是不是交得起贊助費，是不是為了孩子的教育而放棄外出掙錢的機會，這些俗事都不會擾亂官家們的半點心神，當然更不會問心有虧，至于面對神靈，他們又都是無神論者。一句話，移民的孩子只能在邊緣中生活，在歧視中成長。

　　他們的命運別人決定。

　　不妨用枯燥的數(shù)字為一個移民北京的身份農(nóng)民2001年的生活成本算個帳，也許能夠更直觀地感受他們的辛酸。

　　假設他們是一家三口，孩子到了上學年齡。

　　上小學一年借讀費1200元。根據(jù)市教育局規(guī)定的非本市戶口學生除了繳納規(guī)定的書雜費用，另外收取借讀費，小學階段每學期每人600元，中學階段1000元。至于為了進�；ㄙM的賄賂、贊助費、校服費、活動費、班費、輔導費等姑且不論。

　　辦暫住證兩人一年376元。暫住證每人188元，其中8元為證件工本費，180元為管理費。

　　辦勞動就業(yè)證兩人410元。勞動就業(yè)證一般是205元/年。

　　住處衛(wèi)生費一家三口一年共計600元。住處衛(wèi)生費每月每人20元，農(nóng)民工孩子每月10元，而當?shù)厝嗣吭?.8元，15歲以下兒童不交衛(wèi)生費。

　　在流入地辦計劃生育證、健康證每人80元，共計160元。

　　此外，在外出前還有辦理務工證等所需費用。

　　這樣項目加起來計算，一家三口一年至少需要開支2386元。

　　如果再加上有的學校要交2000—5000元的贊助費標準，起碼就得4386元。

　　這實際上是等于向移民硬要買路錢，強征人頭稅。

　　當然人還不能不吃飯，不得不找地方住，否則就會餓死，就會被收容遣送，誤工費用不算，還得加上一筆贖人費。按照每人每月100元伙食費算，一家三口一年就得3600元。再加上租住每月120元的房子一間，一年得1340元。兩項合計又得花費4940元。

　　而在北京的普通民工屬于低收入階層，夫妻兩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即使是移民們縮衣節(jié)食供孩子上了小學或初中，可是升學只能回戶籍所在地去考試。由于隔離制度的存在，移民的孩子唯一的選擇就是一邊在北京上學，一邊為了升學考試在老家的學校買個登記在冊的學號，于是乎，移民子女“在北京讀書，拿安徽學號”的怪現(xiàn)象就應運而生。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允許移民的孩子上學，就會揩當?shù)刎斦�的油。即使從這種斤斤計較的角度來說，也不都是事實。

　　北京市普通高中學校2000年生均教育事業(yè)費3524.18元，初中學校2000年生均教育事業(yè)費2416.06元，小學2000年生均教育事業(yè)費1915.41元。1997年11月，非北京市戶籍的6—15歲適齡兒童66000多人。假設2001年6—15歲適齡兒童為10萬，每人平均需教育事業(yè)費3524.18元，共約3.5億。該年的暫住證費就大概與此數(shù)相當！為什么吃肉卻連骨頭渣也不吐？！

　　移民的孩子即使能夠“借讀”，他們還是無法和擁有當?shù)貞艨诘暮⒆悠降雀偁�。戶口，在他們之間無情地樹起一堵難以逾越的銅墻鐵壁�！巴馊恕钡纳矸堇淇岬貙⒁泼窈⒆訐踉谏龑W考試之外，無論他們多么優(yōu)秀，都不可能參與平等競爭，不，甚至是不平等競爭都沒有份！

　　2003年8月5日一則新華網(wǎng)的報道，勾勒了移民孩子的教育困境：“一家四口人擠在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兩個孩子一年花銷要3000多元。由于他們沒有廈門戶口，孩子每學期都要交納一筆借讀費。女兒成績很好，每次在班里都是數(shù)一數(shù)二。陳填宗說他做夢都想有個廈門戶口，因為沒有廈門戶口，女兒必須回老家念高中，但這么多年下來，他們已經(jīng)習慣了廈門的生活和文化。”

　　無論是義務教育入學升學，還是普通高中、職業(yè)高中的入學升學，那些納稅人金錢供養(yǎng)的官員從來沒有一套詳細方案告訴公眾，他們將如何解決億萬移民孩子的受教育權問題，哪怕是一張看起來舒服的畫餅都沒有。

　　當然，過去沒有，現(xiàn)在依然沒有什么機制，能夠讓任何級別的官員因此而引咎辭職。當移民為孩子的前途奔波發(fā)愁時，官員們的薪水不會少一分錢，他們的職位不會掉半級。誰讓你們要背井離鄉(xiāng)地當盲流呢？也許在某些人眼里，這難道不是在給國家添亂嗎？如果有誰認為這是人權保障的危機，那更是離開了就事論事原則的大逆不道了！

　　他們在制造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們似乎也不擔心并存兩個不同世界的未來將會怎樣。

　　本來，學校是民族融合、人民團結(jié)的紐帶，而這個紐帶卻被隔離制度所斬斷。這個國家的血脈在斷裂。

　　當移民的孩子對北京產(chǎn)生“到處要錢，趕人，查證”的看法；

當他們不解，“人人平等，為什么要分城市人和農(nóng)村人”；
當他們質(zhì)問收容遣送，“我們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來自己的首都也算是犯法嗎？”；
當他們迷惑為什么不讓他們的父母有個掙錢落腳之地……移民孩子心中有了他們自己的那桿秤。傷害孩子幼小的心靈就是在為國家的未來播種不幸。

　　1998年，國家教委和公安部發(fā)布了《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政府文件炮制“流動兒童”這個詞的時候，在他們的“官念”里，那些孩子們就成了法律意義上的無根者，他們跟流沙、漂萍沒有什么區(qū)別，似乎他們成了成天東奔西顛，行無定蹤，居無定所的吉普賽人，其實他們可能一生下來就在某個城市或者鄉(xiāng)鎮(zhèn)居住，甚至連“原籍”在哪個方向都不知道。

　　也許有人會說，辦理暫住證費等“亂收費”不是取消了嗎？

　　當然，文件是這么說過。

　　但以為文件說的可以和實際情形化等號，那也未免高估了各地的德行，低估了它們隨機應變的能力。

　　不少地方，換個名目，照收不誤。

　　平心而論，“外來人口”為當?shù)氐慕?jīng)濟和財政貢獻了勞動和稅收，為什么他們就沒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平等資格呢？難道對公民平等保護不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責任？在涉及公民權利時，難道法律不應是把人當人看，而是應該考慮他們的家庭出身？當我們譴責把膚色作為隔離和歧視的理由荒謬絕倫時，竟然會有人認為因出身地域?qū)嵭械母綦x和歧視就合情合理？

　　隔離的流弊所至，在外地讀書的孩子們只能學他們戶籍所在省市自治區(qū)的教材。因為現(xiàn)在高考不但試題不同，而且你還不能參加當?shù)氐母呖肌ｋy道我們只有等到在全國的城市里出現(xiàn)一個個湖北小學、甘肅小學……“外來人口”的子女教育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憲法規(guī)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一個地方政府專門設立招收“外來兒童”的中小學，這難道不是一種既隔離又不平等的政府行為，是違反憲法的行為？這和當年美國設立專門的黑人學校又有什么不同呢？為什么他們不能有平等教育權？

　　中國到了司法獨立和建立司法審查制度的時候了。只有切實可行的司法審查才能為公民的基本權利提供可靠的保障。

　　1990年代出現(xiàn)在有約200萬黑人兒童失學的情況下，卻有150所設備良好的白人學校和5所白人師范學院因招生不足而關閉。中國向來就義正詞嚴地指責這是種族隔離。中國其實一直面臨著和南非當年一樣的悲劇。

　　當移民的孩子無處上學時，大城市的中小學校卻在撤并。在戶籍的樊籬下，公民的受教育權一文不值。2002年，南京市計劃“高起點、高標準、高質(zhì)量做好教育布局調(diào)整，撤并中小學300所左右”。1998年，上海市政府開始了新一輪的“中小學標準化建設工程”，幾年時間，全市共撤并中小學520所，按新標準改造200多所學校。

　　教育部2001年7月的《全國教育事業(yè)第十個五年計劃》僅僅簡單籠統(tǒng)地提了一句：“以流入地區(qū)政府管理為主，依法保障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弊匀�，各地政府也會接著發(fā)布類似的文件，提及類似的問題。如何口惠實至，才是問題的關鍵。

　　比如說，北京市“十五”規(guī)劃確定2001—2005年北京市教育總體水平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首都的教育水平。2001年8月北京市一位副市長稱，“到2005年，全市小學、初中學生平均10人擁有1臺計算機，高中學生平均8人擁有1臺計算機；
完全小學以上中小學的教室都接入計算機網(wǎng)絡，創(chuàng)建網(wǎng)絡化教學環(huán)境�！薄暗�2005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小學、初中初任教師達到本科及以上學歷，高中教師全部達到本科學歷，并鼓勵具有研究生學歷的人到中小學任教。”北京市政府2001年8月22日的一份文件聲稱要“保證在京合法居住的流動人口的子女接受九年義務教育”。那么，這是否表示移民的孩子有權享受同等待遇呢？是不是可以因為孩子的受教育權沒有保障而提起訴訟呢？所謂合法居住，在通過實行審批許可的暫住證制度下，有什么機制能夠制約政府不以取消居住權，從而保證北京的教育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首都的教育水平呢？有什么機制能夠擔保那些要求孩子的受教育權應該得到保障的公民被驅(qū)逐出境呢？

　　讓人不可理喻的是，居然不少政府官員認為，把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解決好了，會使流動人口留在城市，并且會吸引更多的農(nóng)民到城市來，不利于城市的穩(wěn)定。這就等于說，政府如果坐視包括身份農(nóng)民在內(nèi)的移民子女在城市里失學，不但可以對那些想到北京之類的城市來出賣勞動力的身份農(nóng)民以儆效尤，就是已經(jīng)賴在城市的身份農(nóng)民也不能不為子女的前途著想，城市哪里是久留之地？！政府采用的是綁匪的伎倆！如果是一個良心尚存的人讀了這樣的小學生作文：“……爸爸媽媽都是農(nóng)民，每天早出晚歸，累得他們還沒有到40歲，就滿臉皺紋，皮膚黑黝黝的，看著像50多歲�！彪y道認為這樣的家庭所承受的痛苦和壓力還不夠重，以至于他們的子女還必須重復父輩的命運？

　　容忍隔離制度，就意味著承受痛苦，容忍不幸。

　　誰的孩子在當童工？

　　所謂童工，顧名思義就是未成年的工人。

　　1991年國務院發(fā)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規(guī)定》對童工的解釋是，“未滿十六周歲，與單位或者個人發(fā)生勞動關系從事有經(jīng)濟收入的歷史或者從事個體勞動的少年、兒童。

　　中國現(xiàn)行法律明文規(guī)定，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招用應該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兒童、少年就業(yè)。否則，還可能因為雇傭童工而獲罪。

　　細心者或許會發(fā)現(xiàn)，法律并不禁止家庭自我雇傭。未滿十六歲的少年、兒童，參加家庭勞動，不屬于童工范疇。這也算是巧妙的伏筆。童工的英文是Child Labour，當然不僅僅是雇傭勞動的兒童，才可能是童工”。

　　何謂“家庭勞動”？

　　是洗洗盤子做做飯，還是給自家犁地插秧？是放學回家抹桌子掃地，還是挑擔砍柴？

　　法律并不清楚解釋，明晰規(guī)定。模糊之中自有玄機。不管怎樣，跟國際公約接上了軌，如若不信，把那禁止童工的條文摘錄給你看就是了。

　　1996年11月11日，聯(lián)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在發(fā)表的一份年度報告中指出，目前全世界5-14歲的童工總?cè)藬?shù)已達2.5億，其中整日參加勞動或工作的人數(shù)就有1.5億，這比以往所估計的超出了一倍。報告指出在全世界2.5億童工之中，亞洲有1.5億人，非洲約8000萬人。問題是，中國有沒有童工呢？如果有的話，到底有多少呢？是什么樣的孩子在當童工呢？

　　我們只能偶爾看到零星的報道。

　　在中國，童工問題諱莫如深。

　　他們絕大部分來自農(nóng)村。2001年7月10日，武漢市漢陽月湖畔的一家個體服裝作坊里，來自洪湖市的“娃娃工”劉麗，在高溫下連續(xù)做工16小時后不幸中暑身亡。在漢正街的童工一天往往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同是祖國的花朵，他們只能在勞累、發(fā)育不良中成長、凋謝。他們因為政府搞的解救行動而一時脫離苦海，但是，很快他們又在另一個地方重操舊業(yè)。難道他們都是受虐狂，不想上學，不喜歡在父母的懷抱里撒嬌，而是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俗話說，可憐天下父母心，難道他們的父母更加心狠？

　　《資本論》里就提到，1833年，英國議會把四種工業(yè)部門的13—18歲的兒童的工作日縮短為12小時；
在蘇黎世，10歲以上的兒童勞動時間限制為12小時，在阿爾高，13—16歲的兒童在1862年從12個半小時減為12小時；
在奧地利，14—16歲的兒童的勞動在1860年也縮短為12小時。馬克思在這里看到的是資本靈魂的骯臟，而不是欣喜若狂地歡呼為巨大進步。因為無論雇傭時間的長短，雇傭童工本身就是不可原諒的罪行。當然，我們可以憤怒地譴責資本的貪婪和丑惡，但我們也清楚，我們看不到中國每年有多少少年兒童因為過度勞動而早夭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貪婪的不只是資本，邪惡的也不只是資本。謀取利潤是資本的本性。欲望刺激發(fā)展，欲望也刺激犯罪——包括沒有犯罪之名的犯罪。雇傭童工，以及他們的悲慘處境，一直被人們當成資本主義罪惡的鐵證。

　　但是，問題并不會因為譴責而消失。

　　不過，在義務教育法頒布五年之后的《禁止使用童工規(guī)定》，還是在第十六條中半遮半掩地規(guī)定：“按照本地區(qū)推行義務教育的實施步驟，尚不具備實施初級中等義務教育條件的農(nóng)村貧困地區(qū)，未生入初中的十三至十五周歲的少年，確需從事有經(jīng)濟收入的，力所能及的輔助性勞動，其范圍和行業(yè)應當嚴加限制，具體辦法由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jù)實際情況規(guī)定。”

　　就在《禁止使用童工規(guī)定》發(fā)布的前一年，即1990年，全國6-14歲的學齡兒童中沒有完成義務教育，但又不在學校的有3286萬人，占同齡人口的比例為18.62%。1995年，這一部分人口依然有1836萬，占同齡人口的比例為8.83%。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數(shù)千萬孩子的家長都是鐵石心腸。如果他們因為貧窮而根本沒有上學，或者不得不輟學，而政府在解決這些兒童接受義務教育方面，也沒有什么立竿見影的措施，孩子們干什么去呢？

　　當法律規(guī)定雇傭童工是非法行為，卻又坐視不管他們的命運，難道不起碼是站著說話不腰痛？資本的力量，欲望的推動，權力的放任，使得一切都被顛倒過來了。如果貧困地區(qū)的孩子沒有到十三歲就失學，那么，為了法律的尊嚴，就得勒緊褲帶，面黃肌瘦地等到十四歲再參加語焉不詳?shù)乃�謂“輔助性勞動”？當然，這還是對貧困同地區(qū)的特殊恩準，但這也只適用于這個地區(qū)。如果老天沒有長眼，一個十二歲的失學兒童偏偏生在了一個已經(jīng)荒漠化了的窮山村，盡管法律準許他從事“輔助性勞動”，他也只能無所事事，因為黃沙里種不出什么東西來！

　　于是，為了生存，哪怕是根據(jù)按勞分配的原則，他如果不想挨餓，不想坐以待斃的話，就只好到別的地方尋找機會。比如說，他到了北京、上海，或者別的什么繁華都市，然而，城市是文明的，在那里，怎么能夠容許童工這樣不人道的事情存在呢？可是，這小孩的故鄉(xiāng)就是找個能夠雇傭童工的雇主也不容易，即使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收入又太低，然而這不是城市所關心的問題，它們需要維護法律的尊嚴，誰也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無論是富人的孩子還是赤貧者的子女，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誰當童工都在禁止之列！

　　可是貧困地區(qū)不是允許十三周歲的少年從事“輔助性勞動”嗎？為什么就不能允許他們在戶口所在地政府開列準許他們從事“輔助性勞動”的許可證呢？自然，這樣的想法過于天真。如果允許這樣做的話，豈不是要置中國的城市于不義？！于是，隔離制度再一次顯示了它的威力。中國的童工也只能隔離在戶籍所在地！

　　當然，如果沒有足夠的錢，城市也不會讓他們有學上。移民把孩子帶到北京、上海，交不起借讀費，交不起贊助費，結(jié)果孩子沒有學上，那是他們自己的事。倘若因此就去當了童工，政府知道了也會把他們解救出來。這是愛護和關心下一代，到此為止，已經(jīng)仁至義盡。

　　于是，被迫勞動為被迫游蕩、饑餓和營養(yǎng)不良所取代。這是進步嗎？百姓的痛苦成了粉飾太平的道具。立法者就像一個不諳世事，天真爛漫的正人君子不斷地羅列世界上一些美好的法律規(guī)定，至于是否能夠?qū)嵭懈�本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他們并不是要真正地改善國民的處境，而是想讓世界看到更多的法律和道德警句。

　　我們天天在說“輝煌成就”，但總是輝煌和盛世得連孩子們的義務教育都沒有能力解決。禁止童工的法令，只不過本該有的學習時光被強制用來閑逛。孩子們不能在街頭叫賣鮮花，但是可以成年累月地玩泥巴，在規(guī)規(guī)矩矩的好公民眼里，這倒算是遵紀守法。不過，這法律是按照權貴心目中的標準設立的。但是，即使發(fā)表三萬篇文章講這樣下去對國家的危害，也難以推動政府的實踐前進一步。權利來自于現(xiàn)實的源于力量的斗爭。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蔽宜篮竽呐潞樗�滔天和不見棺材不落淚，都是同樣的正確。即使對于一個正直的人來說，丟失了10塊錢，恐怕比知道一個人破產(chǎn)，更能夠激起自己的傷感。

　　我反對雇傭童工，但是，我也認為，這不是一紙法令或者國際公約就能萬事大吉的。如果不考慮周全，禁止童工的立法非但不能解決童工問題，反而使兒童和童工的處境更加惡劣，因為雇傭童工不合法，就只能是偷偷摸摸的，這種處境里的老板就不可能進行大規(guī)模的投資來改善童工的工作環(huán)境。因為禁止童工并不能夠解決那些不得不去當童工的家庭的生存問題，因此，為了生計，就只能跑到那些容易躲避當局檢查的小廠小店工作，其衛(wèi)生和安全狀況自然就無法保證了。如果不能被家庭自我雇傭，從事繁重的農(nóng)業(yè)勞動——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實在找不到工作，要么忍饑挨餓，要么淪落為乞丐、小偷、流氓、妓女和罪犯。在一個若沒有孩子掙錢干活就無法生存的家庭，童工就無法徹底消失。

　　但愿明天的鳥兒會歌唱

　　可以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戶籍管制和隔離制度的犧牲品。無論我們出生在神州的那一塊土地上，如果不消除戶籍管制，拆除隔離，我們邁出的任何一步都可能踏進暗藏的陷阱。

　　無論是從東北移民江南，還是從西北移民上海，無論是從鄉(xiāng)村來到城市，還是城市來到鄉(xiāng)村，保證所有移民的兒童都有學上，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責任。即使是超生的兒童，政府也沒有理由用懲罰兒童不能正常上學等方式來威脅育齡婦女少生，否則，無異于無辜的孩子成了公權的人質(zhì)。

　　當然，兒童無論來自那里，政府都要保證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哪怕是他們的父母是純粹看中了某個城市的教育環(huán)境而移民，政府也不能以此為由，實行區(qū)別對待。但這并不意味著我也認為孩子與父母或者監(jiān)護人可以和孩子分離，政府還要使他們享受免費的義務教育。

　　知識和技能是最好的保障，人的能力和素質(zhì)是決定貧富的關鍵。美國經(jīng)濟學家舒爾茨認為，“改進窮人的福利的關鍵性生產(chǎn)因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質(zhì)量，提高知識水平�！睆恼衅钢谐Ｓ械奈幕�程度限制中，就直觀地彰顯了義務教育的意義。技能是一個人生存最好的保障。城市里那些沒有土地的人也不等于是窮人！當政府和經(jīng)濟學家不斷地論證不要土地私有化，以為土地是身份農(nóng)民的最后的保障的時候，不知道義務教育為什么政府不肯真正化氣力解決。我不明白，每一個父母都愿意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為什么由成年人組成的政府，卻極不情愿盡力解決義務教育問題呢？我想總不至于有人會暗地里認為，不發(fā)展鄉(xiāng)村教育是害怕過多的高中畢業(yè)生會影響安定團結(jié)，因為這些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不愿再躬耕山鄉(xiāng)，扎根農(nóng)村，他們那顆不安分的心就難以采取什么措施平息！當整個社會突顯了知識和技能的經(jīng)濟價值的時候，某些人高談闊論什么知識經(jīng)濟，卻要規(guī)勸身份農(nóng)民把一畝三分耕地當成最寶貴、最可靠的財富，豈不是自相矛盾？

　　教育程度的低下會影響生存能力的獲取和遷徙的意愿。目不識丁，哪里敢闖蕩江湖？政府忽視農(nóng)村的義務教育客觀上起到了遏制身份農(nóng)民遷徙的作用。而義務教育的強制性本身就是對教育重要性的法律承認�？墒�，隔離制度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嗎？

　　更有甚者，在戶口所在地之外的城市，一個身份農(nóng)民或者身份市民帶著他的孩子可能生活了一二十年，由于貧窮，他們不可能把孩子送進昂貴的私立學校；
由于隔離，他們負擔不起到公立學校上學的借讀費和贊助費；
由于制度的缺陷，即使是免去這些費用，現(xiàn)在的公立學校除了學費之外的費用，他們有人還是只能望洋興嘆。如果不讓骨肉分離，要么讓孩子干脆不讀書，要么就送到所謂的“民工子弟學�！敝�類的地方讀書。而這樣的學校由于大多都不為政府所認可，自然也就不會有當?shù)爻鞘姓J可的畢業(yè)證。按照北京市的規(guī)定，只能聘用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外地來京人員”，這樣一來，這個打生下來除北京外，就沒有到過任何其他地方的“外地來京人員”，到了十六周歲就辦不成暫住證，就無法再在北京合法居��！

　　教育是向窮人和弱者通往機會的橋梁。侈談一個文盲與博士之間機會平等不是裝瘋賣傻就是真的無知。機會平等如果離開受教育權平等這個前提，就是宣揚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是鼓吹不分等量級的拳擊比賽。

　　GDP的龐大不等于偉大。我不相信，一個可以踩在文盲半文盲脊梁上的國家，能夠出現(xiàn)偉大復興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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