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對于人類歷史進程好象沒有什么特殊的功效，許多實質(zhì)性的歷史分期研究就不把它當一回事。不過，作為時間標度，它大概可以給敘述提供便利。況且，既然如今地球村的居民都在充分利用現(xiàn)代通訊手段，制造“跨世紀”的熱點，而且還那么投入，那么“從眾”，近乎萬人空巷，說不定這個世紀之交就真的會比別的年份顯得與眾不同。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近年來，筆者礙于幾位師友的催約，亦就新世紀的史學發(fā)展流露過一些基調(diào)不高的愿望，動口過多，動手就顯得太少。有些話若由前輩師長多說，那是再妥帖不過的，平庸淺陋如我者卻也置喙其中，似有犯忌之虞。承蒙《史學月刊》之邀，廁身慶祝該刊50周年刊慶活動之列，還得老生常談，爭取下不為例。

　　剛剛逝去的20世紀堪稱人類作賤自身與人的尊嚴得以充分展示的歷史時段，也是治史者重新認識與拷問自身的最佳契機。近百年的艱難歷程不難提醒我們，應當重視和珍惜這個時段中我國史學發(fā)展的每一份成就，因為它實在來之不易。至于對這些成就的估價是高一點好，還是低一點好，在我看來似乎并不要緊，有關參照系數(shù)與標準原本就不易把握。至于如何切實總結(jié)前人的成功經(jīng)驗與相關教訓，確定新的起點，一如人類的生命個體從何而來，向何處去之類不變的情懷，也許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烽火連綿的民族自衛(wèi)戰(zhàn)爭與內(nèi)戰(zhàn)不曾使神州大地保留一張平靜的書桌，其治學之難可想而知。以毛澤東為首的一代民族精英代表勞苦大眾登高一呼，在開創(chuàng)中華歷史新紀元的同時，也開創(chuàng)了我國史學發(fā)展的新局面，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史學研究呈現(xiàn)生機，這是人所共知的。問題在于，任何科學體系與理論都經(jīng)不起教條主義的折騰或隨心所欲的撥弄。及至政局穩(wěn)定后，一個素諳典籍、才氣縱橫的革命領袖喜歡借歷史話題頻繁發(fā)動政治運動，史學（還有友軍如哲學、文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法學等等）與政治的聯(lián)姻既給史壇提供盛況空前的力量支撐，讓史學工作者如奇貨可居，行情看漲，也給顯而無學的史學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蕓蕓眾生曾多次領教，歷史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且無一不是在口含成語“實事求是”和高呼“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等口號之下出臺的，人們無法知道這個姑娘的本色究竟何如，只好把那些震天價響的口號當作“皇帝的新衣”，喊與不喊都顯得無關緊要，反正信的人不會比聽的人更多。史學的尊嚴就是在史學與政治的聯(lián)姻中悄然失去的。歷次政治運動不獨沖擊了多數(shù)史家的正常研究，毀棄了他們許多寶貴的學術時光，而且在整體上給史學工作者帶來觀念與思維方式、話語結(jié)構(gòu)的侵蝕和干擾，甚至帶來“理論的污染”，而且?guī)�來社會對史學的淡視與鄙視。前者早已有目共睹，后者卻容易為人們所忽視。史學的尊嚴如同生態(tài)平衡的自然環(huán)境，破壞起來不過舉手之勞，重建起來卻談何容易！清理與反省傷痕累累的史學隊伍自身，較之政治舞臺上的撥亂反正與痛打政治死老虎要難得多，時間所造成的傷害，還得需要時間來解決。我們這些先天不足者就是在這個時候廁身于史學專業(yè)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民性的商潮在改革與開放的旗幟下不加商量地鋪天蓋地而來，一如“天風刮海見海底，涌作銀淘霹劈天駛；
病者睹之氣皆生，勇者睹之神皆死”的錢江潮，史壇中人備受煎熬。君不見，在同輩同行中，部分才華橫溢者長袖而去，剩下的卻不乏怨天尤人或腳踩兩只船者，或因為擔心干別的行業(yè)未必能干好，姑且邊走邊看，從而留守史壇至今。倘若旁人以“酷愛史學”、“甘于清貧”相贊譽，也懶得去辯解，只好當作默認了。坦率地說，筆者就屬于后者。個中滋味，并不比當年黃克強留守南京時的感受好多少。若稱這是吾輩在史學隊伍中的整體情況，當不為過。

　　回首當年，我們的小學與中學時代是在別無選擇的“紅小兵”或“紅衛(wèi)兵”之類聲浪中度過的，如今卻在肩負前輩史家的重望，充當著新世紀史學隊伍中的“基干民兵”，這是我們在展望21世紀的史學前景時不便忽略的一個重要背景，也是20世紀的中國史學留給新世紀的重要遺產(chǎn)之一。如何不卑不亢地“跨世紀”，其任務似乎并不輕松。倘若再看看比我們更年輕的同行，由于種種原因，其中的多數(shù)也未必懷抱足夠的興趣與信心貢獻史林�；�于數(shù)理基礎不佳而改學文科、國語基礎不強而姑且選擇史學專業(yè)者恐怕也不在少數(shù)。史學之于才、學、識的專業(yè)要求至少不比新聞學、公共關系學、法學、經(jīng)濟學等專業(yè)的要求來得低，我們的生源卻已無法望其項背，至于何時方可通過看不見的手來調(diào)整個中反差，還不得而知。在社會分工往往由許多短期行為所左右的今天，一門素養(yǎng)要求與“貴族化”心態(tài)要求都不低的學科，在熱鬧非凡的現(xiàn)實生活中還處于邊緣化的生存狀態(tài)，而且還被蒙上種種傷痕與誤解，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像以往那樣吸引不少品學兼優(yōu)的續(xù)備力量，至少在近10年內(nèi)還將作為未知數(shù)而存在。職是之故，任重道遠一詞之于史學，絕非套語。

　　吾輩生當社會轉(zhuǎn)型的過渡性時代，大多充其量屬于過渡性的人物，無論所涉足的專業(yè)與職業(yè)何如。去年年初，筆者奉《學術研究》之約，表達自己對新世紀的專業(yè)期待時，曾提出3點愿望：一、優(yōu)化史學隊伍；
二、靜化治史心態(tài)；
三、強化史學理論（請參見拙稿：《21世紀中國史學遐思》，《學術研究》2000年第2期）。本文且以筆者所涉足的近代史研究園地為例，就專業(yè)資料的挖掘、學術規(guī)范的改進與史識的加強稍做補充。

　　第一、資料挖掘

　　任何學術研究都以占有資料為前提，史學尤其是如此，否則免談。所謂學術功力往往由占有資料的量與質(zhì)所決定。許多前輩史家不僅自己占有優(yōu)質(zhì)多量的史料，信手拈來，而且還默默無聞地從事資料的整理與出版，惠被史壇。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11種2000多萬字的編輯與問世便是一例。近年來，叢刊續(xù)編也已陸續(xù)整理，惜乎經(jīng)費等因素的制約，出版成效不大，令人扼腕。除此之外，還有大量未刊的中外資料需要花很大的力氣去挖掘和整理。無論是中外政府檔案資料，還是地方文獻、譜牒、私人筆記、書牘等，都是無價之寶藏。外文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是一個艱巨的文化工程，非借助體制內(nèi)的力量投入不可，像常書鴻、姜亮夫等人那樣全力收集與整理敦煌學資料的敬業(yè)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就人物資料而言，一流人物或舉足輕重者的文集整理與運用已見成效，二流、三流甚至未入流者的文字似乎還顯得注意不夠。其實，那也是一片十分廣袤的空間。即便是一流人物的資料整理，大概也不能說已經(jīng)功夫到家了。最突出的莫過于梁任公的未刊資料封存至今。近年來，筆者試圖從梳理梁氏復雜的人際關系入手，重新解讀他的思想，把握其變化過程及其時空范圍與因果關聯(lián)，切實感受復雜多變的梁氏所置身的客觀世界及其情感世界，雖蒙某些前輩的無私幫助，略有所獲，只因更為關鍵的資料渠道不暢，近乎難以為繼，即便是任公季子思禮院士欣然出面說話，亦如石沉大海。體制對院士的排拒與大眾對院士的尊重之間，相距何其遙遠。我敢說，倘若開放梁任公的未刊資料，某些歷史之謎方可解開，更能展示清末民初政治精英們的心態(tài)與政壇變幻的復雜性，否則，無論你的定性分析或功過衡估如何執(zhí)著和投入，都很難撓到癢處，很難從根本上克服兜圈子的缺陷。吾輩無能，惟有期待咱們國家在新世紀的資料開放問題上切實做到有法可依。殊不知，既然是社會主義國家，每一個公民都有權依法享用屬于全民所有的國家財產(chǎn)，包括查閱和使用那些并非事關國家安全與利益機密而且已經(jīng)遠離與現(xiàn)實生活的歷史資料。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為研究者所能做到的，我們也應盡快做到，姑且不說應否做得更好，應否充分顯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yōu)越性。

　　順便說一句，根據(jù)現(xiàn)行的退休制度，60歲或65歲的學者一刀切，某些功力深厚（包括外文水平）而且健康狀況不差的前輩已經(jīng)退職，其中以頤養(yǎng)天年者居多。筆者近日忽發(fā)奇想：政府部門能否以自愿為原則，把他們動員和組織起來，提供一定的條件，讓他們在史料整理方面做點貢獻呢？那與其說是“發(fā)揮余熱”，還不如說是正當時候，其意義并不比編寫地方志、撰述政協(xié)文史資料之類來得遜色。如果事情真如羅素所言：“一件文獻里就比五十部歷史書都還有更多的生命……它包含有確實是屬于過去時代的東西，它便具有活生生得出奇的死去的生命，當某種聲音或氣味喚醒它的時候，它就像是屬于我們自己的過去那樣。而且一部事后寫成的歷史書也很難使我們體會，演出者們對于未來是無知的”，那么，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從事文獻、檔案或未刊手稿整理的長者不僅可以繼續(xù)貢獻史林，同時可望延續(xù)學術生命，另創(chuàng)學術輝煌。誰能斷定畢生主要從事資料整理的榮孟源先生這樣的史家已遠離我們而去呢？

　　二、學術規(guī)范

　　近年來，關于史學規(guī)范的討論比較火熱，大多集中于如何尊重中外同行的勞動成果、怎樣提高問題意識、如何開展健康向上的學術批評、應否適當突破原有的思維方式與行文方式、借鑒相關學科的理論與表達風格等話題，暢所欲言，頗見成效。我想補充的是，就遵守學術規(guī)范的基礎性層面而言，似乎還有某些問題亟待解決。

　　一是某些學術概念既不準確，也不明確。盡管某些抽象化或集約化的學術概念不可能做到統(tǒng)一認識，但每一個研究者自己所使用的概念必須先有相對明確和固定的把握，這是學術研究的一個前提條件，而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在這方面做得不夠。例如，使用頻率很高的“革命”、“資產(chǎn)階級”、“封建主義”等概念，至今還沒有相對明確和相對準確的理解與表達。在近年來的學術討論中，也往往是各說各的，常見的還有把這些并不準確的概念當作理論預設前提或邏輯前提，漫天飛舞，使人無所適從。其中“封建主義”一詞簡直成了垃圾桶，什么臟東西、壞東西或自己不喜歡的東西，都可以往里面塞，不管是否相干。

“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買辦資產(chǎn)階級”、“官僚買辦資產(chǎn)階級”、“資產(chǎn)階級革命”等概念也從未加以認真討論，就人云亦云，使用時又將這些概念頻繁更換，飄忽不定。即便是某些可以遠離于價值判斷層面與感情色彩的時間表達，也顯得經(jīng)不起推敲，易生歧義。例如，“建國前”、“建國后”之類情緒化的用詞就容易引起誤解，好像1949年以前的中國就不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而存在，就沒有建過什么國。若照此推論，我們豈不是沒有理由說某地、某島自古以來屬于我們中國的領土了？這顯然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準確與便捷的表達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或“1949年之前”，“1949年之后”。至于“解放前”、“解放后”等提法也是主觀性較強，好像已有學者提出疑問，筆者就不重復了。

　　二是學術表達的邏輯性不夠。某些自相抵牾的表述一經(jīng)某個學術權威或政治權威提出，就能人云亦云，儼然“集體無意識”，缺乏比較系統(tǒng)的清理。筆者曾于近10年前指出：在探討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時，人們一邊埋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只引進了西學的皮毛，沒有引進西方的政治制度”，一邊又說是因為“頑固守舊勢力十分強大”，在探討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時，又改口說，是“資本主義道路在近代中國行不通”；
一邊說 “孫中山讓位”，一邊又說“袁世凱竊位”；
一邊說辛亥革命成功了，因為革命者“不僅推翻了清朝統(tǒng)治，而且推翻了延續(xù)中國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邊又說辛亥革命“失敗”了，因為“中華民國只是一塊空招牌……”；
等等。邏輯上的這些硬傷，至今并未消失。這些悖論無一不是以辯證法的名義得出的，卻容易使辯證法蒙羞，因為辯證法畢竟不是模棱兩可的詭辯論，不是自相矛盾的文字游戲。對于某些數(shù)理基礎不錯的讀者來說，這些說法隨時都不難在腦海里撞上紅燈。即便是辨證邏輯，其實亦當遵循形式邏輯的某些基本規(guī)則。盡管歷史充滿矛盾，但史學工作者史學家的思維與表達不應自相矛盾，尤其是論者在選取同一個觀察角度、使用同一套史料、運用同一種價值評判體系時是如此。

　　三是過于看重論點，卻不太愿意在論據(jù)上多下功夫，這在某些學術商榷中尤為常見。論者不是緊緊抓住商榷對象那些支撐論點的論據(jù)，逐一推敲，而是頗有耐心地演繹、放大或夸張對方的論點，推測對方的思路與動機，近乎不厭其煩，然后以原本就不為對方所贊同的某個定論作前提，或引用某個名人的觀點，加一些學習體會，就是不愿在推敲對方的論據(jù)上多下功夫。此類學術討論貌似熱鬧，好像是在“百家爭鳴”，實則不然。學術研究不同于政治宣傳的一個關鍵在于：論據(jù)比論點更重要。無論你贊同某個論點，還是不贊同某個論點，無論是否定某個舊說，還是提出一個新說，關鍵并不在于論點本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是論據(jù)。政治宣傳對論點很敏感，那是可以理解的，學術研究卻未必。如果不是在推敲論據(jù)的準確性與代表性上下功夫，便是“枯藤老樹昏鴉”，一切照舊。你既沒有把別人駁倒，也沒有完成立論的任務。關于這一點，筆者在去年10月濟南•義和團運動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之閉幕式前的綜合評論中談論較多，茲不贅述。至于有關學風的拷問，常見的情況是根據(jù)論者的論點定優(yōu)劣，其實，惟有從論者之于論據(jù)的態(tài)度中方可見其分曉，否則，就難免亂點鴛鴦譜。在我國，此類教訓實在太多了。

　　三、呼喚史識

　　史識乃思想者的專利，也是史學的靈魂，非同小可。誠如袁枚所言: “學如弓駑,才如箭鏃。識以領之,方能中鴣.”近人王靜安在品詞論詩時，無不強調(diào)詞人、詩人的境界之重要。他說：“詞以境界為上”，“詩人之境界，惟詩人能感之而能寫之，故讀其詩者，亦高舉遠慕，有遺世之意”。竊以為，不僅詩、詞離不開境界，好的史品亦然。兼為史學大師的靜安先生對此大概不會有何異議�！芭R貓生子”之類的考據(jù)固然是史品，考證一個具有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史實并且直逼本體論與方法論之作也是史品，后者就離不開“境界”，甚至連選題本身也不例外。某些舊的或新的過程描述、背景鋪墊、現(xiàn)象分析、特點歸納、因果排比、功過分成、經(jīng)驗總結(jié)、意義羅列等等固然是史品，好像其中總有說不完的話，那種以“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架勢批沙瀝金，或以“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筆力，勾畫跌宕起伏、盤根錯節(jié)的歷史場景，“寂然凝慮,思接千載；
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從腥風血雨、鐵馬金戈的滄桑與厚重中重現(xiàn)真、善、美的畫卷，或帶著“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的平和心境，去體念和再現(xiàn)塵世喧囂中的幾絲寧靜，披露人生的部分原生狀態(tài)，或從長時段的死水微瀾中揭示生存與發(fā)展的需求、功利的誘惑給人類帶來的亢奮與疲憊、機智與笨拙、和善與殘忍，和盤托出人性的可憐、可惡與可愛，這些也是史品，更有說不完的話。嚴羽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倍U道、詩道是如此，“史道”或史識也大致如此。倘若從史識的要求著眼，回頭審視20世紀凡百年間尤其是近50年來的史學進程，可知被稱作史家者不少，能開啟一代智慧或經(jīng)得起時間檢驗的史學精品卻似乎不多。

　　我自量不敏，且生也晚, 淺陋不堪, 廁身于與死人對話的史學專業(yè)，原本就并非基于自覺，有關心理準備至今不足，頗知淺度之習史較文學、哲學、數(shù)學為易，深度之習史卻較文學、哲學、數(shù)學為難，既畏言史學功力，更不敢奢望與史識接緣,但我也偶爾從某些前輩師長那光彩照人的史識中感受到獨立思考與感悟的重要性。史學的真實與廣博，連同哲學的睿智與思辨，文學的靈氣與秀美，都是某些高品位的學術前輩所一并追尋的境界，及至驀然回首，史識輒已存乎其間。對他們來說，那是三個一相加大于三。陸游一句“工夫在詩外”，可謂袒露玄機，一點也不假。至于怎樣提高史識或增強史識，理當仰仗某些大智大勇或大智若愚的前輩現(xiàn)身說法，筆者不敢妄議。

　　總而言之，作為過渡中的習史者，我真誠地期待著我國新世紀的史學前景能在挖掘資料、加強學術規(guī)范與提高史識方面再上一個臺階。尤其是史識，它是決定史學品位的常量，彌足珍視。惟有才、學、識、德四項皆備而且四項皆強的史學隊伍方可進出自如，既能拿出更多的學術精品，使費正清式的甚至超過費正清的史學大師脫穎而出，又能以雅俗共賞的普及性精品服務于社會，讓黃仁宇式的或超過黃氏的手筆大顯身手，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養(yǎng)與道德水準做出更多和更為切實的貢獻，用勞動與智慧之手，迅速托起中國史學的尊嚴與輝煌！

　　作者附識：該文原標題為《過渡中的期待》。

　　《史學月刊》2001年第5期·“21世紀中國史學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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