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古代中國存在于觀念和制度層面的和平傳統，以文化主義超越種族主義和軍事主義，曾經造就了中國內部多種族間的相對和諧，也使東亞區(qū)域形成穩(wěn)定有序的朝貢格局。這一傳統對今天的“中國崛起”仍具啟發(fā)意義，在東亞區(qū)域與其它國家民族一起協力創(chuàng)造“東亞共同知識空間”，不僅有利于中國的文明復興，也有利于整個東亞世界的和平發(fā)展。但中國和平傳統對“仁恕”之道的過分張揚，也曾經使古代中國后來在尚武精神上產生缺失，并導致幾次皇朝在外力入侵面前的崩潰。當下中國也應從和平傳統的這一影響中吸取經驗教訓，在致力于建構中國與東亞世界的知識、思想和文化的共同性的同時，還要對“和平”的內涵有確切把握，對以軍事實力為支柱的整體性的國家能力建設不能掉以輕心。

　　“中國崛起”命題正引來人們越來越多關注，海內海外在感受到中國發(fā)展所顯露出來的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對中國未來走向的不確定性有所疑慮。如何在不可阻擋的“文明復興”意志與內外的擔憂之間建立平衡，將中國的“崛起”引向積極穩(wěn)妥的方向？我們所應當仔細考察推敲的，也許是中國在幾千年歷史中形成的特定戰(zhàn)略傳統，作為戰(zhàn)略文化中最具穩(wěn)定性和傳承性的要素，它們仍會頑強地生長在現在，或明或暗存在于戰(zhàn)略思維中并作用于現實的戰(zhàn)略抉擇。歷史能夠為人們說明很多東西，也能夠給人們提示很多東西。在長期積淀中形成的中國和平傳統及其歷史表現，對當下的“中國崛起”命題，正能夠從正反兩個方面提供豐富的智慧資源。

　　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中國的和平傳統。第一個是思想文化即觀念層面。從流傳至今的眾多經典史籍文獻看，在傳統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不能說沒有種族主義和暴力的成份，但相對于基于人性共同假設而產生的“懷柔遠人”文化理想，前者并不占有重要位置。中國文化的這種特征，通常來說，就是文化認同至上的“天下主義”，壓倒了注重血統差別的種族主義�？鬃诱f：“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中國思想傳統的和平主義性格及其蘊含的寬容建設精神，從中可見一斑。當然，需要說明的是，和平傳統在中國，并非先天和固定不變，它也是一種生活智慧習得，是對漫長歷史中的干戈沖突不斷進行經驗教訓總結后的文化生成。文化主義壓倒了種族主義、和平理想蓋過了暴力訴求，傳統中國人的這種精神取向，還在制度層面上得到了落實。中國社會結構向來是“士、農、工、商”并存的四民格局，但“士”在中國歷史上，又有一個由“武士”、“士族”的“士”，演變?yōu)樘扑我院蟮摹拔氖俊钡摹笆俊钡倪^程。士族、門閥和貴族在秦漢、隋唐之際的勢力強大及對君主權力的威脅，終使唐代以后實行科舉取仕，一個由《四書》《五經》武裝起來的文官集團所構成的官僚階層，從此成為一種對貴族的制約力量出現于中國傳統政治場。尚文的儒家文官群體對尚武的傳統貴族的勝利，也使宋代以后形成了文武分職、同時又以文官駕馭武官的政治傳統。文職官僚們的權力到底有多大？以明代為例，當時中國軍人的最高官價不過是區(qū)區(qū)總兵，而他們還必須時時受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節(jié)制，節(jié)制的方法一是在官位設置上比他們官高一級，方法之二是不構造全國劃一的軍事后勤供應系統，各地的軍隊由各地方分散供給，也就是說軍事物資的供給權也掌握在文職行政官員手中。而全國性的軍事管理機構“兵部”的長官兵部尚書也是文官，就如現代世界多數國家的國防部長是文官一樣。

　　今天該如何對待這一和平傳統？仁恕之道的推行、文化主義對種族主義、和平主義對暴力主義的超越，曾經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中國內部不同種族間的相對和諧，一個多種族的國家，屢屢在分裂之余還是統一在“天下主義”下，形成為超越種族界限的“文明國家”，中國和平主義的內在張力不容低估。同時，雖然這一和平傳統更多是著眼于內政，是為防止內部軍事集團掌握政治權力威脅到君主與儒家官僚的權力利益使然，但它在“溢出”到與中國之外世界的交往實踐后，又產生了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說的東亞朝貢體系之類的事物。傳統東亞世界不能說沒有戰(zhàn)爭和沖突，但比之同期的歐洲社會，卻相對和平得多，這一以中國為中心、周圍國家為進貢者的基本格局即東亞朝貢體系，所奉行的原則乃是中國內部不同種族間關系的外推，所謂仁恕之道和文化主義是也，尚文德而少純粹武力征服，為傳統東亞世界體系內中國與其它國家關系的主要面。想一想鄭和七下西洋，不是去尋找黃金和寶石、不為掠取財富，相反攜金帶玉遍贈所及之地的統治者，向他們宣揚中國皇帝的無尚仁德，個中做法便是佐證。

　　也因為儒家仁恕之道下的中國和平傳統所曾經造就的東亞功業(yè)，中國和平傳統的復活、堅持與再現，于“中國崛起”不能不說是一種可貴資源。傳統東亞朝貢體系的建立，一方面在于中國在物質力量上的無可比擬，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國文化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使四野歸服。今天的中國當然不宜重溫朝貢體系之舊夢，此一體系包含著國際關系上的不平等。在承認和尊重東亞世界所有國家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思考借鑒中國固有和平傳統，則是要對其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在認識到在中國國家硬件能力再次實現躍遷之時，要重建中國與東亞世界在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相互認同。這種軟性訴求并不意味著繼續(xù)單純由中國創(chuàng)造新的文化去吸引其它東亞國家，而是要由東亞世界的政治家、學者和蕓蕓大眾，在相互交往磋商中建構起“共同知識空間”。它有利于在東亞世界營造廣泛的內聚力，而不至于讓實力相對為小的國家感受對中國在進行文化殖民，相形之下，傳統的“天下主義”是一種等級制，中國扮演著文化輸出者的角色。在20世紀末以來東亞世界一體化思潮與運動此起彼伏的情況下，中國更要重視起在東亞世界塑造相通的知識思想，它不僅是為中國“崛起”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也是呼應東亞世界的普遍訴求、為整個東亞世界的“崛起”而作。近年來亞洲世界對“亞洲”“東亞”之類的論述有增無減，相形之下中國卻顯得冷清，中國人眼中無“亞洲”和“東亞”，這種情況不宜再持續(xù)下去。

　　在發(fā)掘、利用中國傳統和平資源的同時，對內涵于這一傳統中的負面效應，也要有清楚認知。

　　中國基于儒家仁恕精神的和平傳統，在唐代開始落實為實踐時，本來存在著兩個合而為一的方面：一是保持武力的威懾、對戰(zhàn)爭的可能性絕不掉以輕心；
二是對共同人性體以尊重、并因此致力于“天下主義”的以情理服人。李世民的大唐偉業(yè)，在造就無尚武功的同時又重用賢臣以德治世，就完美體現了這種德與力的統一。

再如中國民間對諸葛亮七擒孟括的經久渲染，德與力在其中也是平衡調適的。但和平傳統的這種特點，在宋以后卻大為改觀。為矯正唐代藩鎮(zhèn)體制所造成的地方軍事強權對中央政權的挑戰(zhàn)， 宋代開始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文”對“武”的絕對性勝利，所產生的一大問題，就是壓抑了漢民族的尚武精神，使中國思想和制度中形成了重倫理主義而輕歷史主義的傾向。在和平傳統只剩下倫理道德追求之后，中國內部片面求和平的思想盛行，茍安觀念因此流布。它所造成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使國家屢屢面臨了滅亡之險并經常演變成現實。宋代富甲天下、市場經濟一如今日一樣曾造就物質繁榮，在歌舞升平之際國家不僅不再思考征戰(zhàn)，而且想當然靠花錢買和平，兵弱力鈍最后收獲的是什么，結局眾所周知。明代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戚繼光建設一支新軍打跑倭寇，要不是有文官集團的最高權威張居正及其它文官如譚綸的死力扶持，其驚世武功實在不可想象。在張居正身殞之后，戚繼光辛苦建立起來的軍備體制便頃刻間煙消云散。而在明亡前夕作為文官的袁崇煥亦曾致力于國家的軍事建設，他在苦心經營中國武力時的艱苦磨難，實非現在我們所能體悟，及至最后終抵不過文官階層的集體性損毀而被崇禎皇帝所殺，在此之后明廷再也無法抵御努爾哈赤的進攻，最后崇禎皇帝做了亡國之君自己吊死在了紫禁城。

　　由文官制度所支撐的中國和平傳統，卻導致了幾代皇朝在外族入侵后的崩潰淪陷，其中的教訓值得后世省思。最早將“民族”這一概念從日本引入中國的梁啟超，在近百年前曾十分羨慕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實現了從封建忠誠到民族忠誠的演變，他對中國尚武之士后來被愛好和平的儒家文人之士所取代一事深感痛惜：“由春秋戰(zhàn)國之武士道而一變?yōu)闈h初之游俠，其勢之不足以久存�！� 梁氏的痛惜不能不說是一個時代的呼聲，在清朝滅亡前后中國再次面臨國家危難時刻，深厚的中國和平信仰卻不足以保障國家之生存，它也使人們深刻體會到了中國和平傳統的巨大局限。和平主義的堅持捍衛(wèi)，實際上是需要一些條件的，比如，自身強大有力、沒有強敵威脅、地緣政治狀況良好，等等，舍了這些外在的因素，那么再談和平主義，就不免步入鄉(xiāng)愿、癡人說夢。

　　“忘戰(zhàn)必危”，提倡和平傳統并非等于放棄戰(zhàn)爭權和不搞國防，相反，只有建設足以保障和平的國家能力，和平傳統才真正能夠發(fā)揮出其效用。英國哲人羅素在上世紀20年代指出，設若中國不象西方一樣也“惡”起來，那么中國就將不能保證自身的安全，他因此這樣自我詢問：“我不主張?zhí)岢�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但若那些愛國的中國人反問我：不提倡的話何以圖生存？我卻也無言對答�！� 智者的這種困頓，也提醒今天的中國人，對所謂“中國崛起”萬不可簡單只作倫理道德上的把握，而要有歷史主義的深沉審視。唐初德力并置的仁恕精神與和平取向，所警戒后世的是對和平要積極爭取而不可消極期待，放棄對國家綜合能力的追求向往，將文化上的認同感化強調到不適當的位置，斷不會產生有意義的和平之果。在將中國和平傳統作為“中國崛起”的必要精神文化資源之時，當代中國人對什么是“和平”，需要有合適理解。在這方面，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的有關論述頗有啟迪，他說：“和平可以分為兩種，實際存在的和平與完全的和平，實際的和平是戰(zhàn)爭的結束，完全的和平是沖突的結束。我們能期望達到第一種和平，卻從未能贏得第二種和平。沖突是世界事務的自然狀態(tài)。” 他還批評了在和平問題上的四種神話：認為消除核武器就會產生完全的和平；
認為建立一種世界性的行政管理將會產生完全的和平；
認為貿易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和平；
認為國家間的沖突是由誤解引發(fā)的。尼克松認為自己是一個理想的現實主義者或說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他對“和平”的這種解釋意味深長。

　　21世紀仍然是一個戰(zhàn)爭可能避免、但沖突卻不會消失、因而戰(zhàn)爭仍可能發(fā)生的世界。中國和平傳統于當代中國的啟示因此在于兩方面：其一，將以德制力的歷史實踐重新復活再現，將會有效克服單純軍事主義， 有利于中國與東亞世界重構信任關系，從而為中國與東亞世界共同性的文明提升創(chuàng)造富有活力的智慧資源；
其二， 只有在充分認識中國和平傳統的局限、并在克服其負面效應的基礎上，這一傳統才是真正有力、有實際應用價值的，在未來時間內，中國傳統“尊德性”的涵養(yǎng)功夫，須與整體性的國家能力的培植相結合，中國才會走出歷史中曾經出現過的另一極端。

　　2004/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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