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罷工在內的社會沖突，在大陸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比如早在1996年，第一季度大陸共發(fā)生企業(yè)職工集體上訪和罷工事件815件。第二季度發(fā)生集體上訪和罷工事件1244起，涉及職工80121人（其中罷工310起，涉及職工37338人）。第三季度發(fā)生企業(yè)職工集體上訪和罷工事件1269起，涉及職工66630人（其中罷工313起，涉及職工人數(shù)35766人）。第四季度共發(fā)生企業(yè)職工集體上訪和罷工事件2382起（其中集體上訪1901起，罷工事件481起），涉及職工104301人。據(jù)大陸學者研究，罷工發(fā)生的次數(shù)在逐年增加。

　　但是，在大陸的媒體上，提出只能看到海外罷工示威等活動的報道，而有關大陸罷工的新聞，除了在一些網絡評論上，能夠見到只言片語外，幾乎看不到官方報道，似乎罷工并不存在。比如這次陜西的罷工事件，不但陜西的媒體，就是大陸其他地方的媒體，對具體情況表現(xiàn)出高度一致的沉默。如果大陸媒體客觀公開地詳細報道罷工，本身就是新聞。封鎖消息不準報道，但小道消息卻不脛而走。

　　小而見大。大陸朝野在對待包括罷工在內的社會沖突問題上，思維、觀念、制度、方法，都需要與時俱進。

　　從民間角度來看，不僅社會沖突蘊涵著劇烈動蕩的可能，即使是和平的罷工、示威等集體行動，往往也會伴隨著負面的影響。比如，英國公共服務業(yè)今年2月16日開始開始舉行的大罷工，兩天中有8.5萬人參加。其中一個影響就是數(shù)千人不能如期參加駕照考試。2002年2月，韓國鐵路、電力工人舉行大罷工，全國鐵路列車70%停運，鐵路收入的減少也相當可觀。2003年5月13日，數(shù)十萬法國工人舉行24小時的全國大罷工，抗議政府對現(xiàn)行養(yǎng)老金體制的改革計劃，受罷工沖擊，巴黎只有10%的地鐵列車和30%的公共汽車繼續(xù)運行。在大陸，自然也不例外，比如集體攔截列車，阻斷鐵路交通，沖擊政府機關等等過激行為的經濟社會后果，不言而喻。

　　而轉型國家不僅具有脆弱性，而且政府對社會沖突往往非常敏感，心理承受能力比較弱，溝通對話的渠道并不通暢，因此，為了盡可能避免激化矛盾，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社會財富損失，甚至釀成悲劇，維權等集體行動，應該堅守和平、理性、合理、守法的原則，避免過激的行動。

　　對于集體維權，應該允許聘請律師或者法律顧問，成為維權活動的法律指導，不但維權者應該有這樣的意識，政府也應該看到這樣做的積極價值，不能簡單地將這些人看成是煽風點火或者出謀劃策的敵人。這樣，就可以將維權行動，或者說社會沖突維系在法律的框架內，社會沖突的相關各方，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性約束，或者說有一個共同的權威，那就是在法律的基礎上解決問題。

　　當然，維護權益不簡單是一個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去操作的問題，因為可能沒有相關法律，或者相關法律并不完善，甚至恰恰是法律本身無法維護權益，或者跟跟權益直接抵觸。集體行動包括對法律的挑戰(zhàn)，以期望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關注，最后達到憲法或者法律的修改。這是一個現(xiàn)代法治國家所不可或缺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違法并不完全是負面的，但這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和平的挑戰(zhàn)行為將遵守司法的裁決，比如判刑、罰款等。這是一種明知故犯違法的守法。這依然是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的。

　　作為政府來說，就應該極力將社會沖突引導到以法律是對話協(xié)商的共同基礎。要做到這一點，不僅要有相關法律，還要有政府對法律權威的認同。相應地，政府咨詢自己的法律顧問，以包出面對社會沖突時的保持理性合法。同時，大陸當局應該借鑒其他國家處理社會沖突的經驗，把處理社會沖突當成一門專門的學問，學會用談判解決社會沖突，培訓專門的社會沖突談判專家。

　　要做到這一點，將會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因為在目前大陸的政治環(huán)境里，游行、罷工等集體行動處于有憲法或者法律上認可，但政治上禁止或者遏制的背景之下，而且當局很容易將罷工、靜坐、游行示威等定性為“鬧事”，或者是“破壞穩(wěn)定”，或者是別有用心的人在操縱，或者是按照“陰謀論”簡單地將主要的參與者視為國家的敵人，等等。這種思維方式、觀念和手段已經難以應對轉型的需要。轉變思路并不容易，但卻是國家長治久安所必需。

　　雖然在目前仍然沒有出現(xiàn)引起全國震動的重大社會沖突事件，而且人們也衷心地希望大陸能夠比較平和地完成轉型，并且能夠在比較平緩的狀態(tài)下解決各種社會問題。但是，應該清醒地的是，大陸的轉型要沒有沖突和摩擦，那是浪漫主義的空想。只能期望盡可能是小摩擦，輕震蕩，避免暴力沖突，但不可能沒社會沖突。可以說，在大陸，隨著時間的推移，重大社會事件發(fā)生的可能性不是減少了，而是在增加。一些問題在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過程中，日益突出。計劃經濟的遺產將成為難以下咽的一枚苦果。

　　一方面，國企破產、結構調整等，都自然會造成大批工人失業(yè)，而且在勞動力幾近無限供給的情形下，失業(yè)問題會顯得更加殘酷和嚴峻，特別是在過去由于計劃經濟所形成的上百個產業(yè)單一的資源性城市，由于資源枯竭所導致衰落和失業(yè)，非常容易引發(fā)社會沖突，在工人集中，“同質化”程度高，一些城市可能成為大陸的火山口。

　　另一方面，幾十年宣傳灌輸?shù)膫鹘y(tǒng)官方意識形態(tài)，已經成為成為大陸社會維權抗爭的重要政治思想資源，他們會用那些意識形態(tài)來維權。這是這個憲法稱為“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國家已經無法回避的難題。

　　到目前為止，主要的市場經濟國家沒有一個不曾出現(xiàn)過經濟危機。大陸能否徹底擺脫經濟危機帶來的震蕩，這是誰也不敢打包票的事情。一旦出現(xiàn)經濟衰退或者金融危機，經濟上的弱勢群體首當其沖，長期受到壓制的社會，這時就可能質疑政府的合法性，從而引發(fā)動蕩。關注大陸順利轉型的政治家，卻不能不未雨綢繆。如果政府不能形成新的理念，由于經濟震蕩帶來的社會危機，由于老觀念，硬辦法，就會釀成悲劇。

　　因此需要未雨綢繆，尋求長久之計。如果國民，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他們上訪、示威、罷工，等等，通常都意味著對政府的信任，也就是說，他們的行動會得到政府的關注和重視。倘若，政府始終認為所有的行動都是無理取鬧，都可以通過向上級反映情況就可以解決，那是回避問題。如果一旦他們覺得政府并能夠解決問題，法律并不能夠維護他們的權益，那么，麻煩的種子就播下了。

　　應該看到，大陸轉型很難做到，甚至是不可能做到風平浪靜。不是“漸進”改革沒有震蕩，而是震蕩還在后頭。大陸已經存在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社會沖突的現(xiàn)實條件。這是未來的嚴峻挑戰(zhàn)。大陸應該承認社會沖突存在的現(xiàn)實性，同時避免對社會沖突的泛政治化理解，也就是說，應該冷靜看待社會沖突，不要動輒將它和反政府，甚至是社會動亂聯(lián)系或等同起來，踏踏實實地建立能容納利益沖突和利益表達機制的種種制度安排。必須盡量避免使用國家強力機關來解決社會沖突，盡管使用強力機關對付社會沖突往往可以收一時之效，但是強力機關工作人員的兄弟姐妹，他們的親戚朋友，過去的戰(zhàn)友可能就在里面，可能就面臨同樣的窘境。從長遠來，如果沒有高瞻遠矚的謀劃，就可能導致強制力量的自身分化，對于需要和平發(fā)展的大陸來說，絕非福音。

　　事實上，大陸并沒有完全回避罷工的客觀存在�，F(xiàn)行工會法第25條規(guī)定：“企業(yè)發(fā)生停工、怠工事件，工會當會同企業(yè)行政方面或者有關方面，協(xié)商解決職工提出的可以解決的合理的要求，盡快恢復正常秩序�！边@是對罷工事實上存在的默認。

　　從法理上來講，罷工不能簡單地說就是憲法所排斥，因為大陸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都規(guī)定公民有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只是到了1982年憲法中才不再有罷工自由字樣。憲法里雖然沒有明確規(guī)定罷工自由，法律也從來沒有過禁止公民罷工的規(guī)定，但法治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法無明文禁止即允許。況且大陸已簽署聯(lián)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并已實施，公約規(guī)定勞動者有罷工權利，大陸在批準該條文時，沒有對該規(guī)定提出保留，這就表明大陸政府同意履行這一規(guī)定�，F(xiàn)在需要的是得到國內立法的保障。由于法律沒有特別規(guī)定予以保護，罷工的行為就不受法律所保護或保障，國家不承擔保障職工或工會罷工的義務，這主要表現(xiàn)為罷工不享有刑事免責和民事免責。

　　罷工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勞動者通過拒絕勞動來就勞動條件和勞動報酬等問題向資方施加壓力，這屬于契約自由的范疇。不少私企勞動條件惡劣，工人缺乏基本的勞動保護；
工會應該是能夠反映他們意愿的合法組織，國家應該更多從工人的權益角度看待工會問題，而不能只局限于社會控制。如果工人的合法權益能夠因為工會組織而得到較好地維護，那么，這本身就有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政府對待勞資雙方，應該站在法律的角度，平等對待，這樣既能夠維護政府在工人中的信譽，也能夠維護法律和公正。

　　政府不應該只著眼于瓦解每一次具體的維權行動，并將是否存在社會沖突作為考核官員的政治指標，而應該立足長遠，立足大局，在話界具體問題的同時，更要著眼于建立有效的社會利益表達機制。有些學者建議，在大陸現(xiàn)實條件下不提倡、不支持、不批準在各大城市舉行各種示威游行，包括有組織的示威游行活動，不能開這個先例。理由在于，一來阻塞城市交通，造成市民不便；
二來無法控制可能出現(xiàn)的越軌行為，造成難以挽回的國際影響；
三來可能為下一次某種突發(fā)性事件爆發(fā)示威游行帶來借口。這是一個不折扣的餿主意。

　　因為只有高壓才能做到這一點。在這種不能出現(xiàn)先例的思維之下，“依法治國”，也只會是將法律視為遏制和瓦解，甚至是打擊維權行動的便捷工具，對于憲法、法律和國際公約中的一些基本人權，采取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權宜之計。一方面，這損害了憲法和法律的信譽，實際上也是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在民間會激蕩起強烈的法律虛無主義情緒。這實際上就是降低了政府今后通過對話和協(xié)商解決社會危機的能力。一旦出現(xiàn)這種思維預料之外的事情，要么是手足無措，要么只能是以悲劇收場。無論愿意與否，社會沖突上升到國家政治層面，只是個時間問題。政治家的胸襟、智慧和勇氣，是轉型中國最寶貴的政治資源。

　　維持改革中的公共信用，是改革得以合法、合理、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如果出爾反爾，欺騙蒙蔽，甚至暗箱操作，自然，這樣的改革就不會讓職工心服口服。要知道，在牽涉自己的切身利益上，就是人最聰明，最警覺的時候。大陸在五十多年的風云起伏中，美好的話聽得多了，人們內心都有自己的獨立判斷。應該注意到的是，大陸急需重建政府信用。政府缺乏信用，這是轉型中最大的危險。由于公共信用的缺乏，就會懷疑改革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矛盾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更加激化，一旦采取強力措施，就會認為政府跟黑箱操作者穿一條褲子，即使是問題最終彈壓下去了，矛盾因此也就積累下來，只要有機會，還可能爆發(fā)，而且也給其他的改革帶來陰影。

　　應該有長遠的眼光，也就是說國家的順利轉型和長治久安，而不是一時一地的社會穩(wěn)定，應該合法化，不然，烏合之眾，雖然他們害怕，但他們還是自己心中有自己的判斷，與其說這是好事，不如說政府在他們的印象里是缺乏信用的，所以誰也不敢擔當出頭鳥，表面上看，這有利于瓦解非政府許可的集體行動，但是，這也使得一旦情勢危急，就找不到溝通、協(xié)調和對話的人，群龍無首，一旦出現(xiàn)過激行為，就難以約束，因為就完全可能因此釀成悲劇。而不斷的槍打出頭鳥，秋后算帳，使得難以在集體行動中出現(xiàn)領頭者。而在大陸轉型過程中，制度和法律方面還不明朗，處于晦暗不明的狀態(tài)，許多問題有待在沖突和磨合中形成。可以預料的是，在大陸這樣一個階層復雜的地區(qū)，無論經濟發(fā)展勢頭如何，社會沖突都是不得不面對的關鍵挑戰(zhàn)。必須充分意識到強力的限度，意識到迷信強力的危害和長遠后果。

　　穩(wěn)定一再強調“穩(wěn)定壓倒一切”，實際上是在將經濟社會問題政治化，而不是極力將沖突引導到法律的框架內解決。如果將某些公民權利的行使，不分青紅皂白地以為是破壞“社會穩(wěn)定”，既會使公民的權利和自由被虛置。古人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游行、集會、請愿等等，是社會情緒的宣泄口和安全閥。舉行罷工游行示威等等，一方面是在表達不滿，另一方面也是在表達對政府的信任，因為起碼表明人們認為通過游行、請愿等方式能夠引起政府的重視，或者政府因此能夠改變某些政策。否則，無能、腐敗、失職等等，就會在穩(wěn)定的名號下獲得庇護。

　　通常，在大陸集體行動者往往缺乏通過選票、媒體等自由或充分表達利益、意愿的機會。弱勢群體不僅是經濟地位上的弱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更重要的是權利的弱勢。這樣一來，固然用穩(wěn)定為由，可以遏制或者壓制集體行動，但是，由于階層分化的日益明顯，在新聞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就會加深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跟他們的隔膜，白領階層往往會認為他們是在國家形勢大好的情形下，擾亂社會秩序，容易傾向于強力。

　　這樣一來，就會敗壞“穩(wěn)定”的名聲。而這恰巧是一個國家最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的因素，穩(wěn)定壓倒一切最后極其容易變成穩(wěn)定壓跨一切。其實，存在社會沖突并不大陸讀有的現(xiàn)象。歐洲國家和美國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都有一個社會沖突的過程，不能期望大陸能夠擺脫這一規(guī)律。可以說，高壓政策可以推遲沖突的爆發(fā)，但是卻不能消弭沖突�，F(xiàn)在一個普遍的誤解就是，維護自身的利益就不能靜坐、請愿、示威，靜態(tài)、僵化的“社會穩(wěn)定”會導致處理問題時的機械。其實，這些集體行動不過是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表達意愿。很難設想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將罷工、示威等作為公民的基本人權，是成心想自亂國家的陣腳。

　　倘若過分強調穩(wěn)定，將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的行使，當成了社會不穩(wěn)定，當成了強力機關嚴厲打擊的對象，那么，是在逐步封死了溝通、妥協(xié)、對話的渠道。為一些官員采取粗暴手壓制民眾的不同意見，提供的機會，而一票否決，又會使這樣的問題即使已經沸反盈天，也還不能公開討論。實際上，一方面可能為了息事寧人而違背了法律；
另一方面，也可能打擊了合法的利益。高壓政策只會強化人們的悲情，報紙電視上都是歌舞升平，可他們缺乏可以宣泄情緒表達意志的渠道，只能等著莫名而不可預測的結果。當然，要耗，要瓦解，并不是不可能，畢竟這些罷工者要吃飯，要工作，可是能都這樣處理問題嗎？

　　當然，這不是說穩(wěn)定就不重要。恰恰相反，社會穩(wěn)定是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條件，但是，穩(wěn)定并不能夠壓倒一切，比如穩(wěn)定不能壓倒憲法，不能無視人權，穩(wěn)定只能是尊重憲法與人權下的穩(wěn)定。即使是緊急狀態(tài)下，在一定時間和范圍內，限制或者中止某些權利，也是依據(jù)憲法，而不是凌駕于憲法之上。政府放低姿態(tài)，學會妥協(xié)，習慣妥協(xié)，培育政治和解和社會寬容的文化與傳統(tǒng)，并形成相應的政治法律機制。

　　這并不說，維權行動就一定合理合法，而是說需要建立處理機制，使得維權者能夠認可處理的權威性。比如，許多國企經營狀況不盡如人意，在高成本低效益地惡性循環(huán)，年復一年的虧損，成為財政的一大負擔。那么進行私有化改革，不僅要考慮企業(yè)職工的利益，更應該考慮全體國民的利益。不能導致會哭的孩子多吃奶。以至于利益集團阻礙大陸轉型。當然，職工有職工的利益和權利，改革確實會影響到他們的利益，比如就業(yè)、工資、福利等等。但是，它就可能得不到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并不妨礙政府推行必要的改革。在這種情形下，實現(xiàn)的是民意下的協(xié)調和穩(wěn)定。國家應該尋求社會力量之間的平衡，不能因此而延緩，甚至阻礙國家的轉型。

相關熱詞搜索：黃鐘 冷靜 沖突 大陸 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