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公民新聞、公眾和公共政治
發(fā)布時間:2020-05-22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發(fā)生在美國的關于“公民新聞”的討論已經(jīng)在中國受到了注意。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公民新聞(civil journalism)又稱“公眾新聞”(public journalism)。它在中國的介紹帶有明顯的中國印記,展現(xiàn)的是當今中國媒體 “親民”、“服務百姓” 和“說真話”的新面孔。新華網(wǎng)2004年7月一篇題為《<南京零距離>對公眾話語空間的建構》的文章把《零距離》這個收視率很高的節(jié)目直接與美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公共新聞”或“公民新聞”理念聯(lián)系起來�！读憔嚯x》的新聞走向被歸納為三點：“一、公民的日常生活時事；
二、公民的安全信息；
三、公民的社會交往公德�！边@些走向使得“新聞源的專業(yè)化與單一性正逐步被公民化與多元性的方式所取代。人們的視覺注意力聚焦在了身邊的微觀新聞，以此來展現(xiàn)公民個體特質的輻射性：憤怒、驚異、痛苦、嘲諷、喜悅、幽默、冷漠、羞怯等各種不可名狀的市民百態(tài)在《零距離》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現(xiàn)�！蔽恼绿貏e指出,《零距離》的公民新聞意義主要體現(xiàn)為自上而下的“公共意識”正在轉化為自下而上的“公眾話語”。中國現(xiàn)有的公共意識是由政府和主流媒體規(guī)定的,普通民眾鮮有參與構建的機會,其結果就是公眾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和不參與。“普通民眾在(主流)新聞傳播的機制里，常常是被啟蒙者。被動的局面使公眾已經(jīng)習慣去傾聽，去接受，去思考，而缺少更多的自我話語。(公眾)話語在媒體的缺失造成了民眾日常生活‘公共意識’‘參與意識’的惰性狀態(tài)，人們懶于觸及各項事務，即使有意，也礙于個人未有正式的公眾發(fā)言權而被迫放棄�！痹谶@種情況下,《零距離》就代表了一種新的新聞取向,它要激發(fā)“公眾積極借助媒體來爭取自我話語發(fā)言權的自覺與熱情,”從而形成了一種公眾話語,“公眾話語的實質不僅局限于人們私下小群體日常生活的普通議論，而是個人從正規(guī)的渠道自由地向社會大眾及政府發(fā)散的言論�！薄沧�1〕
《零距離》提出“公眾新聞”,它所呼喚的是一個在中國既陌生又有吸引力的新聞理念和實踐,能不能實現(xiàn)還有待于整體社會民主政治環(huán)境的改善。新聞公眾和社會公眾是密不可分的,這二者所擁有的公民權利和責任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新聞只是把有限的“讓說話”和“說真話”當作一種可以施于公眾,又可以收回的關懷,那么它便不可能回答“什么是公眾”這個對民主政治極為關鍵的問題。而在源自美國民主社會傳統(tǒng)的“公眾新聞”理論那里,“什么是公眾”恰恰是最為重要的根本問題。只有給這個問題一個徹底民主的回答,才能真正理解新聞的公共政治意義。
一.“公民新聞”和公眾
“公眾就是一群聚合在一起討論新聞的陌生人”�！沧�2〕這是美國公眾新聞理論最早提出者,也是它的主要理論家之一卡雷(James Carey)對“什么是公眾”問題的回答。在卡雷的回答中,最要緊的是“聚合”和“陌生人”。人們共同關心的時事把素不相識的人們聚攏成為互相可以交流,并得出共識的公眾。在人們不能公開議論時事,難以了解時事,或者不能公開批評時事的社會里,是不會有真正的公眾的�！肮裥侣劇钡暮诵母拍钍恰肮姟�。由于“公眾”對于公民新聞理念的重要性,公民新聞經(jīng)常被稱作為“公眾新聞”�！沧�3〕
沒有憲法權利的保障,便沒有公民,也沒有公眾。卡雷強調,美國憲法關于集會、言論和出版(新聞)自由的條款,不是在規(guī)定哪些是被允許的行為,而是無條件地肯定公眾存在的基本形式,那就是集會、言論和出版。最初由麥迪遜所擬定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表述為the rights of assembling, speaking and writing,用的是動名詞形式,杰弗遜在定稿中改為名詞形式:assembly, speech and press�？ɡ讖娬{,杰弗遜將人的行為改為存在的狀態(tài),這極為重要。它所注重的不只是個人的某種行為自由,而更是“保護和強調公眾領域的存在本身。”這三種關于存在的自由,它們的順序也非常重要:“公眾有權集會,公開而自由地言論,并通過書寫和印刷將他們所有的言論傳播于世。因此,第一修正案所列舉的不只是個人、社團或國家的權利,而是某一種公眾的權利�！薄沧�4〕如果要問“公眾是什么?”那么第一修正案說的就是公眾。公眾就是自由地集合在一起,自由地討論,自由地播散思想的人們�！沧�5〕
在卡雷對公眾的定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提出公民新聞或公眾新聞的問題意識,那就是,如何使新聞能不斷滋養(yǎng)生機勃勃的民主,不只是作為一種政治制度,而更是作為一種普通人自由而有尊嚴的生活方式。公民新聞理論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羅森極為贊賞卡雷從第一修正案的公眾性來把握新聞的公眾性。他還特別強調,不了解美國憲法公眾性和新聞公眾性的關系,就根本沒法理解美國的民主社會理念。民主的理念是一個“交談者的社會”(society of conversationalists),而新聞的公眾作用正在于“放大和改善”交談者的交談,“當報紙將其角色限定為僅向交際渠道另一端輸送信息時,它就已經(jīng)放棄了積極推動交談的作用�！薄沧�6〕從這個角度來看,新聞是對民主思想的長期實驗。在美國,這個實驗涵蓋美國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方方面面:“美國建國的民主理念,民主理念借以倍增和改進的交際工具,不斷競爭、擴大的經(jīng)濟所推動的蓬勃市場,美國政治和黨派的各種潮變,公民們不斷變化的主張和要求,人們?yōu)橹度氲淖晕液筒拍�。所有這一切,從共和國一開始就已經(jīng)成為新聞實驗的對象�！边@個實驗有兩個基本條件,那就是憲法保護和民主公民文化。〔注7〕這兩個條件是相輔相成的,而聯(lián)系這二者的正是美國二百多年從未中斷過的新聞自由。
美國建國之前有動員民眾從英國獨立的早期報紙,后來出現(xiàn)了商人和黨派報紙,再后來有了宣傳廢奴的報紙,還有那些一文錢報紙和黃色報紙,乃至二十世紀以客觀和事實專業(yè)精神所指導的報紙,在羅森看來,“它們都是憲法新聞自由條款的實驗。它們對之實驗的便是那個憲法所締造的國家�！泵绹鴳椃ǖ谝恍拚钢嘘P于新聞自由的規(guī)定不僅僅是一項條款,而根本就是一種“活生生的公眾文化”�！沧�8〕而活生生的公眾文化不是新聞自由條文的結果,而是它得以實踐的保證。
美國報紙迅速大眾化的過程,也是報紙公眾性問題越來越顯現(xiàn)出來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意義不在它解答了公眾問題,而在它不斷去實踐,去試圖解答這個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報紙不僅本身是新聞業(yè)的實驗室,它還同時成為美國民主的實驗室。羅森同意杜威對美國民主的基本看法,那就是,實驗是美國民主理念的核心。杜威在美國民主因其不完善而飽受攻擊和懷疑時,能夠保持信心,堅信實驗的必要是一個根本原因。就在美國人民將自由的理念和聯(lián)邦的設計付諸實踐時,杜威寫道,“我們在世界的一邊建立起一座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中,偉大的社會實驗將會使全世界受益。”杜威還說,“無論(美國民主)問題有多么嚴重,實驗還在進行。美國還沒有建成,對美國民主還沒有到蓋棺論定的時候�！蓖瑯�,羅森強調,美國憲法所規(guī)定的新聞自由,它本身就是一種實驗,“新聞本身就可以說是民主實驗室的一部分�！辈煌^念、不同辦法的報紙在這個實驗室中互不排斥地存在,享有這種自由的新聞本身就證明,“一個多元國家可以就公共事務與它自己對話。”〔注9〕
新聞公眾性問題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成為美國傳媒批評關注的問題,大致有三個原因。第一,1988年美國大選中美國媒體的表現(xiàn)十分令人失望。第二,1989年東歐巨變中傳媒的民主作用促使美國傳媒批評重新審視大眾傳媒、公眾性和民主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第三,教授知識分子和新聞工作者知識分子在傳播批評上再度匯合。教授知識分子對歐洲公眾理論的介紹和討論(如哈貝瑪斯的交際話語理論)和記者知識分子對傳媒內(nèi)部的和實踐批判,這二者產(chǎn)生了歷史性的相互作用。
首先,1988年民主黨候選人杜卡克斯(Michal Dukakis)和共和黨候選人布希(George Bush)之間的競選,被認為是現(xiàn)代美國人記憶中最差的競選之一�！沧�10〕這場競選成為一場沒有實質內(nèi)容的作秀比賽。布什攻擊杜卡克斯縱容焚燒國旗和允許強奸犯休假離獄。杜卡克斯則爬上一輛M-1坦克,以示其軍事領導氣概�！度A盛頓郵報》社論批評這次競選“不僅令國人失望,而且令全國際社會見笑,”并稱“二位競選人之間的競爭極令人厭煩,雞毛蒜皮,無的放矢,就象兩個比賽叫人頭疼的孩子�！薄沧�11〕總統(tǒng)競選是通過媒體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的。對競選的批評事實上也就包含了對傳媒在競選報道中角色的批評。政治人物利用現(xiàn)代媒體大肆空洞作秀,媒體每每將國家領導人的消息放在頭條,看似“客觀”報道重大新聞,其實加劇了“公眾對政治的失望和(公眾的)政治玩世不恭�！薄沧�12〕
其次,1989年東歐和中國發(fā)生的政治事件對九十年代美國新聞造成了震撼。羅森就此寫道,“伯林墻倒塌,東歐回歸民主,中國學生占領天安門廣場,樹起模仿自由女神象的民主女神塑象。其它社會從美國歷史汲取靈感,這使得美國的觀察者們看到了一個令人痛苦的諷刺:就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民主聲勢日隆時,民主卻在美國陷入了困境�！薄沧�13〕人們普遍覺得傳媒并沒有對民主起到真正的幫助作用。在尋求原因時,人們的目光往往落在傳媒商品化,民眾閱讀習慣的退化,電視成為主要傳媒,記者目光狹隘,素質不佳等問題上。人們開始認識到,出現(xiàn)這些問題的根源就是因為忽視了新聞的公眾性本質。
再者,九十年代學院教授們討論“公眾”和“公共領域”,這對新聞批評具有十分及時的意義。1989年哈貝瑪斯《公共領域結構變化》一書英譯本出版,是啟蒙主義傳統(tǒng)和西方公民民主思想的延續(xù),而不是一個突發(fā)的孤立現(xiàn)象。羅森指出,“通過有新聞出版所協(xié)助的理性討論和公開交換意見,公民們決定與自己有關事務的發(fā)展走向,這就是‘公共輿論’所包含的政治觀,這也是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就被(啟蒙主義傳統(tǒng))所接受的政治觀�！薄沧�14〕哈貝瑪斯源自啟蒙傳統(tǒng)的公眾領域思想,在美國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學界對此的意見并不一致。有的人把哈貝瑪斯的“公眾領域”當作一種危險的神話,抨擊它的資產(chǎn)階級局限性,指責他把歷史中的沖突和斗爭美化為公民式的討論。還有的人認為,“公眾領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即使它不見得充分描述當代社會,但它為公民民主理想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標準。〔注15〕
在美國所進行的公共領域討論,是建立在美國人對“公眾”的理解上的。在歐洲近代政治歷史背景中產(chǎn)生的公眾問題和在美國民主傳統(tǒng)中的公眾問題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區(qū)別就是,歐洲有,而美國沒有法西斯極權政治的經(jīng)驗。在歐洲,尤其是哈貝瑪斯的法蘭克福批判傳統(tǒng)中,與民主社會“公眾”相區(qū)分的是極權社會的“群眾”,即那種千人一面、在極權政治浪潮中被權力寡頭玩弄于股掌之間的極具破壞力的非理性“革命人民”。在美國,與民主社會的“公眾”相區(qū)分的是商品化資本主義社會的“民眾”,即那種完全由所謂“私人利益”所支配的經(jīng)濟型的“消費者”或“納稅人”。即使在西方世界,哈貝瑪斯的公眾理論在進入美國的時候,也必然要經(jīng)過一個跨政治語境的轉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新聞理論家加強和突出的是公眾與民主政治的密切關系。
公眾與民主政治的密切關系是公民新聞和公眾新聞的核心。羅森強調,“公眾應當與政治相聯(lián)系,首先是經(jīng)由選舉,但也經(jīng)由(普通人)發(fā)表意見,參與游戲,成為表演者和討論人。”〔注16〕公眾的新聞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入’政治生活。”〔注17〕怎么來看待公眾新聞的涉入政治生活呢?這要看新聞業(yè)者如何想象公眾。他們一般是通過公民缺乏什么來想象公眾的,例如,普通公民對復雜的公眾事務缺乏信息,因此無法充分了解,無法作出合理的判斷。又例如,公眾對官員缺乏監(jiān)督和制衡的辦法,乃至官員為所欲為,權勢無邊。公眾新聞以自己能為缺乏什么的公眾提供什么來設想自己的公眾責任,那就是信息公開和揭露專權腐敗。這兩項公眾任務也就是梁啟超早就說過的報業(yè)兩大任務:“對于國民而為其向導,”“對政府而為其監(jiān)督�！薄沧�18〕
向導國民和監(jiān)督政府,這兩大責任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在不自由的新聞環(huán)境中,新聞為政治權力服務,它雖提供信息,但信息未必可信,它雖有時披露一些丑行,但未必就能制衡專制權力。即使在自由的新聞環(huán)境中,只強調“知情”和“監(jiān)督”(即“解釋性”和“揭露性”)的新聞觀也并不能在根本意義上體現(xiàn)公眾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注19〕知情和監(jiān)督只是公眾參與的基本條件,但卻并非就是公眾參與。這就好比“社會寬容”還不等于有了好社會。寬容只是不同意見相互交鋒,以逐漸達成“好社會”共識的條件,但寬容并不等于就是“好社會”理念本身。同樣,新聞的知情和監(jiān)督作用都只是為實現(xiàn)公眾新聞的基本任務服務,不能代替公眾新聞本身的任務。
那么公眾新聞本身的任務是什么呢?羅森的回答是,公眾新聞的關鍵在于幫助“人們介入自己社群的事務,幫助他們有興趣參與政治討論,不做旁觀者,做積極(參與)的公民�！薄沧�20〕公眾新聞所指的公眾,不只是信息市場的消費者,也不只是社會事件的旁觀者,更不只是民意調查的隨機抽樣者。只有當人們從個人性的、相互隔離的事務轉向公共事務時,只有當人們互相對話和討論時,人們才進入公共領域。這種轉折是否真的會發(fā)生,現(xiàn)在還不知道。在自由的社會里,人們有不理會公共事務的自由。他們也很可能會疏遠討論和辯論。因此,新聞在努力實現(xiàn)公眾性的時候,不只是要面對現(xiàn)有的公眾,而且更是要造就未來的公眾。
公眾新聞是一種理想,對于它是否有可能實現(xiàn),有不少人抱懷疑甚至否定的態(tài)度。羅森以《紐約時報》前記者Susan Rasky為例,討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反對意見。反對意見一般持現(xiàn)實主義公眾觀,即公眾既無時間也無知識、無能力和無興趣去參與公共事務�！沧�21〕羅森認為,現(xiàn)實主義公眾觀有可取的一面,那就是它警惕將公眾浪漫化、理想化。將公眾浪漫化是一種民粹思想,從革命反智主義的“卑賤者最聰明”到喬姆斯基那樣的“常識萬能”論,民粹思想在各種左派思潮中極為流行。但現(xiàn)實主義公眾觀也有不可取的一面,它代表一種自由主義精英治國論,總是以公眾“缺乏”的素質來構想公眾。在精英新聞觀看來,公眾所缺乏的正是新聞工作者所享有的,那就是知識、見解和關注。當然,這種精英思想是自由而不是權威主義性質的,它的基本要義是民智雖愚閉,但終歸可以開啟。
面對公眾現(xiàn)實主義的質疑,羅森列舉了公眾新聞的可行做法。例如,現(xiàn)實主義者認為,有什么樣的公眾水準,就有什么樣的新聞方式,超出公眾水準的報紙再好,賣不出去也是白搭。羅森認為不妨先以公眾水準為政治報道的出發(fā)點(如揭露腐敗和社會黑暗),漸漸在此基礎上深入報道并分析反應(如一般公眾期待“清官”甚于體制改革的心態(tài))。又例如,現(xiàn)實主義者指出,專家意見對公眾認識復雜問題和決斷確實是有幫助的。羅森認為,專家的作用是“幫助”而不是“代辦”。報紙所提供的專家意見再好,除非它能引起公眾的興趣,也不會真正發(fā)揮社會作用。再例如,現(xiàn)實主義的新聞報道往往把政治選擇的空間描繪為一個戰(zhàn)場(不同利益集團的爭奪,階級斗爭,種族沖突等等)。羅森認為,新聞報道應更具社會想象力,在表面的沖突下找到深層的價值共識,這才是新聞和政治的不同之處。由于壓迫性的政治總是以強調斗爭和沖突為借口,所以強調普遍公眾性,可以成為對壓迫性政治的一種反抗。〔注22〕
二.民主政治和公眾:李普曼和杜威之爭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美國報紙的兩次大眾化高潮都提出了報紙公眾性問題。這說明報紙讀者越多,并不等于它越有公眾性。報紙的大眾性,顯然并不等于報紙的公眾性。如果“公眾”不等于“大眾”,那么什么是公眾呢?這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李普曼和杜威爭論的焦點。象卡雷和羅森這樣的公民新聞理論家都非常重視美國歷史上的這一場李、杜之爭。公民新聞理論本身就是美國延續(xù)了二百多年的民主傳統(tǒng)和對這一傳統(tǒng)的不斷反思,不斷更新的一個部分。可以說,沒有美國的民主傳統(tǒng),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美國公眾新聞理論,“一個成功的思想與其說是問題的解決,不如說是一個工作計劃�！薄沧�23〕整個美國報業(yè)史都貫穿著公眾性問題。由于美國報業(yè)在過去二百多年間始終處于憲法新聞自由的保護下,它的種種變化也都在體現(xiàn)一個持續(xù)的實驗性工作計劃。這一點對于我們在中國理解美國公民新聞理論是很重要的。
李普曼是美國著名的新聞工作者、社會哲學家和《新共和》雜志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美國民眾受戰(zhàn)爭宣傳的影響,表現(xiàn)出強烈的狹隘民族國家情緒。這使得李普曼這一代的自由主義者對公眾極為失望。戰(zhàn)爭是最容易鼓動民眾集體愛國狂熱的,這也往往是民眾情緒和輿論最容易被政治宣傳操縱的時候。美國雖然沒有象歐洲一些國家以及世界其它地區(qū)那樣經(jīng)歷過民眾狂熱投入法西斯或其它專制政治運動的事情,但是戰(zhàn)爭宣傳極易在民眾中獲得影響力的事實讓李普曼再不能相信“民眾永遠正確”的神話。
李普曼于1922年發(fā)表了《公眾輿論》一書,強調“公眾輿論”的脆弱、搖擺和不可信任。李普曼指出,現(xiàn)代社會的復雜和規(guī)模使得一般人難以對它有清楚的把握�，F(xiàn)代人一般從事某種單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計,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深度關切他們的生活世界。他們很少認真涉入公眾事務討論。他們遇事往往憑印象,憑成見,憑常識來形成意見。政治人物對此十分清楚,他們嘴上說尊重民眾和民意,其實往往并不把真情告訴民眾。正因如此,政府可以操縱輿論,甚至還可以制造輿論。在這種情況下,李普曼認為,新聞有責任將較為真實的世界情況昭告于民眾。但這又決非易事。傳媒早已成為一種商業(yè)運作,讀者就是顧客,新聞不過是順從顧客的意愿,需要什么供應什么。就算新聞說的全是實話,新聞也不等于“事實”本身。再真實的報道也只能在事情發(fā)生時報道它所爆發(fā)出來的那一刻,至于這事情復雜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那根本不是報紙所能深入廣泛涉及的。
1925年李普曼出版了《幻象公眾》一書,把“公眾”直接指稱為一種幻覺。他指出,天真的民主主義者們自己長期頭腦糊涂,才會自欺欺人地編造出公眾和公眾輿論的神話。他認為,公眾輿論“本身就是一種非理性力量�！惫娸浾撛谶^問政治時,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要么愚昧,要么專斷,總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痹诶钇章磥�,普通公民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實在有限,無非是在選舉時作出是否裁決(“請飯桶滾蛋”),在變革潮流來到時推波助瀾而已。李普曼認為,公眾事務不得不靠“內(nèi)行”來管,社會的希望全在于徹底掌握情況的專家人士。只有專家們才能為國家領導人的決策提供越來越好的咨詢。〔注24〕
李普曼的話我們今天聽起來也許十分耳熟,因為我們也正在經(jīng)歷某種從意識形態(tài)官僚體制向技術官僚體制的轉變。但是李普曼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信奉的是精英民主主義,不是政治威權主義。李普曼所說的“幻象公眾”和專制極權統(tǒng)治下的“臣民群眾”不是一回事�；孟蠊姴皇遣慌湎碛屑瘯�、言論和出版等基本自由。只是因為平庸的公民素質,頑固的人性現(xiàn)實,捉摸不透的現(xiàn)實生活和機關重重的政治操控,公眾才無法成為理想的民主公民。專制極權下的“群眾”則不同,他們連幻象公眾都不是,他們甚至不能對需要滾蛋的飯桶作定期的裁決。在李普曼心目中的精英是有識有見、為全社會謀福祉的優(yōu)秀人物。李普曼所說的精英,他們的代表地位至少必須在公民選舉程序中得到認可。他們至少不能向民眾專斷地宣稱,“我說代表你,我就代表你,”或者“只要我不同意,誰也休想代表你�！�
即使李普曼的精英民主論是出于對民主現(xiàn)實失望,而不是反對,在杜威看來,這也無異于是在起訴當代民主。杜威在《公眾及其問題》中對此作出了反駁。杜威認為,民主不只是政府的運作和決策,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是按照某些基本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這些原則包括人人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人人都有理性決定的能力,只要學會了學習和討論的方法,人人都能夠弄清復雜的情況。杜威反復強調,無論民主的現(xiàn)實多么不盡人意,民主是可以改進的,而改進民主的根本前提就是對普通人的能力保持信心。杜威反對公眾只是幻象的說法。他指出,公眾是實實在在的人群,公眾不等于民眾,公眾是那些擁有共同問題并共同需要解決這些問題的民眾。當民眾在一起討論這些共同問題并將之合理解決的時候,他們便成了公眾。公眾輿論總是與民眾看到問題、討論問題、努力解決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的。杜威承認,民主和公眾輿論還不完善,但這是因為這二者都還處在“初期”的階段,并不是因為公眾必然無能,民主必須精英的緣故�！沧�25〕
杜威民主思想中包含著一種不悲觀,但又很現(xiàn)實的公眾觀。悲觀的公眾觀和消極民主觀本來就是同一觀點的兩個方面。杜威所持的是一種遠比李普曼積極的民主觀,他的公眾觀當然也就根本不同。杜威基本上同意李普曼對當時美國民主現(xiàn)狀的看法,他和李普曼的分歧不在于他認為美國民主已經(jīng)很好,而在于他堅持美國民主可以更好。杜威認為,其實李普曼也是一個民主理想主義者,只不過是一個失望了的民主理想主義者罷了。杜威要說的是,即使公眾的情況不盡如人意,但他們卻遠不是無可救藥的。事實上,公眾還是在起著民主作用。說公眾起作用,其實是說,愿望和目標一致的人們會相互聯(lián)系,直接接觸后就形成某個范圍的公眾,他們的共同要求或行為會對其它具體的公眾有所影響,其它的公眾又會對再其它的公眾有此影響,以此類推。當這種相互影響的負面效果大到一定程度時,就會產(chǎn)生采取共同行動的要求,也往往會發(fā)生共同的行動。伴隨著這種相互影響的復數(shù)公眾觀的,便是杜威的實用主義的民主政府觀。杜威認為,政府的職能無非就是在人們的公共行為對別人造成不良影響、顯然有負作用時加以干涉,或者采取措施,在事先避免出現(xiàn)這種情況。國家不是圣主再生,不可能包辦一切,不能成為一部為公眾提供完美服務的機器。公眾只要能共同積極參與,這能管好他們自己的事務。公眾的不參與常常不是因為無興趣或無能力,而是因為在專制的或精英統(tǒng)治的政治制度下養(yǎng)成了冷漠和懶惰的習慣�！沧�26〕
李普曼和杜威關于現(xiàn)代民主政治和公眾的爭論成為政治現(xiàn)實主義和民主理想主義分歧的經(jīng)典史例。在談到這一爭論對九十年代美國新聞批評的意義時,羅森寫道:“我開始接觸到(李-杜)爭論時就強烈地意識到它與新聞的關系,”也強烈地意識到它對公眾新聞提出的一系列具體問題,如新聞業(yè)者對公民可以有哪些了解和期待?公民的作用是否僅在選舉時決定誰能選上?是否還有更充分、更豐富的公眾參與?造就了解情況、積極參與的公眾,是否只能是幻想?如果新聞業(yè)要對民主盡責,它應當把注意力放在政府及其決策上(李普曼所建議),還是強調形成讓民眾變?yōu)楣姷墓穹諊?近來人們對“公共領域”的興趣說明了什么?新聞業(yè)者是“公共領域”的一顆螺絲釘,還是可以幫助它加強完善?〔注27〕羅森認為,這些都是關于公眾新聞的關鍵問題,但是新聞工作者卻并沒有討論這些問題的習慣,這些問題在學院知識分子中得到了較多的討論。所以,羅森建議在討論公眾新聞問題時,要“吸收哈貝瑪斯、杜威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薄沧�28〕
在這些“其他的思想家”里面,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 Mills)。米爾斯很重視公眾冷漠和政治屈從之間的聯(lián)系。在提出這個問題時,米爾斯還進一步追問,一旦公眾陷入冷漠和懶惰,知識分子該怎么辦。米爾斯指出,當人們不能運用政治體制,不能用非正統(tǒng)思想和生活方式來形成并實現(xiàn)自己的愿望時,他們便是生活在政治屈從(壓迫)之下。在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體制權力高度集中的情況下,人們作為真正公眾的四個基本條件必然會受到破壞,公眾也就必然會衰微不振。公眾存在的四個條件是,一.擁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而不只是單向地從媒體接受來自上頭的旨意;二.及時地、公開地對他人的意見陳述作出回應;三.通過公開的討論進行有意義的公眾行為;四.運用大型公眾組織來保護自己�！沧�29〕
在公眾當中,討論是交際的主要方式,傳媒所起的作用是聯(lián)系各種不同的基本公眾群。一旦復數(shù)的公眾退化為群眾社會,具體的人也就成為群眾的一份子,而不再是公眾的一成員。米爾斯特別強調社會中層團體對于形成和維持基本公眾的作用,“中層團體是公眾與(上層)決策的主要聯(lián)系渠道,……只有通過中層團體,公民才能發(fā)揮他的作用。”〔注30〕處于國家權力和個人之間的中層公眾團體一旦被廢棄或禁止,社會就成為由尊貴專權的上層,死氣沉沉的官僚中層和麻木不仁的群眾下層構成的三層結合。在這種情況下,傳媒不再“擴大和激勵基本公眾的討論,”“傳媒把(人民)變成了群眾社會中的傳媒市場�！薄沧�31〕不僅如此,就連教育制度也會變成群眾傳媒,由公民學堂淪為職業(yè)訓練所。學校所教的是“‘適應生活’,提倡的是快樂地接受群眾生活方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不再是為個人或公民超越自己而不斷奮斗�！薄沧�32〕
面對這種情況,米爾斯認為,知識分子對公眾社會可作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貢獻批判性的知識。他指出,現(xiàn)代生活,尤其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生活,因缺乏這種批判性而變得缺乏道德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知識(knowledge)越多,批判智能(critical intelligence)則往往越低。米爾斯堅持認為,這是一種應當扭轉、也必須扭轉的情況,“只有當公眾和領導人(對問題)既敏感又負責的時候,(社會)才會民主。只有當知識和公眾發(fā)生關聯(lián),才有民主的可能。”〔注33〕米爾斯不只呼吁知識分子面對公眾問題,他的社會學本身就是一種與公眾相聯(lián)系的批判性知識�；艟S茲(Irving Louis Horowitz)寫道,“米爾斯呼喚的‘經(jīng)典傳統(tǒng)’是理性和啟蒙的傳統(tǒng)。在這個傳統(tǒng)中,人的思想是自主的,獨立于權力控制的,但卻同時又和社會發(fā)展保持著道德聯(lián)系。”霍維茲稱米爾斯為“美國所產(chǎn)生的最偉大的社會學家,”米爾斯的著作貫穿著一道主線,那就是“把講有道德價值的社會科學付諸實踐�！薄沧�34〕米爾斯反復強調,放棄了價值討論和價值堅持,就根本不可能有批判知識分子：“形成任何社會問題都需要我們陳述其中涉及的價值,涉及這些價值現(xiàn)今遭受何種威脅。只有當寶貴的價值,如自由和理性,受到威脅時,一切重大的社會問題,一切公眾議題和個人煩惱才會獲得實質的道德內(nèi)容�！薄沧�35〕
對于新聞工作者來說,堅持價值理念就是把社會正義擺在比純粹“專業(yè)性”更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說,議論社會正義才是新聞記者的專業(yè)職能。正如羅森所說,新聞工作者首先不只是一個職業(yè)化人士,而且是一個負責任的、積極參與民主群體建設的公民,“公眾新聞使得新聞業(yè)者成為在政治共同體中負責任,并與之利益與共的一員�！薄沧�36〕公眾新聞業(yè)者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公眾生活積極運作�！睘榇四康�,公共新聞業(yè)者必須重新審視其絕對“中立”、“客觀”的立場,“必須在有的問題上放棄中立,”必須對這些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并將之公諸于讀者公眾。在報道不同政黨、利益集團或團體的要求和議題時,新聞當然要稟持公正、客觀報道的立場。但是,報紙稟持這樣的公正、客觀、中立原則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一個基本民主的制度確實允許不同的社會成員和組織參與公共事務,參與者確實在非壓制性社會和政治共同體中進行討論和辯論,“如果該有對話的地方是一片沉寂,如果公共生活一片死氣沉沉,那么報紙的中立也就成為一種全無意義的裝腔作勢�！痹谝话闳瞬辉赣懻摰臅r候呼吁討論,在他們不能參與的時候要求參與,在他們不能盡公民之職時提倡公民之職,這些是報紙應當堅持的公眾職責,這個職責與報紙應當稟持的中立、公正立場一點也不矛盾�！沧�37〕放棄了這一公眾立場,報紙的中立也就成了一種逃避,這就象放棄了社會價值關懷的職業(yè)化純學術一樣。強調社會介入,關心社會正義,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征。在這一點上,教授和記者“應當成為伙伴,因為無論是教授還是記者都無法憑單一的力量將(學術或新聞)事實變成公共真實�！庇浾咧挥泄仓R分子化,才有可能真正成為“社會情況的早期預警系統(tǒng)�！薄沧�38〕
三.公眾事務的知識化:記者、教授和公共政治
從新聞傳媒、公眾和民主政治這三者的關系來重視“公共領域”,就必然會涉及到知識分子在當今社會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問題。知識分子和特殊公共領域(常被稱為“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之間有密切關系。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既是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造,也是他們活動的主要場所。將公共領域普遍民主化也就是使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都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維護公共領域的理念也就是保護運用批評話語的領域不受侵犯,只要這種批評話語行之有效,社會整體受治于理性也就有了保障�！薄沧�39〕肯定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不是肯定其特殊小范圍的參與,而是肯定其參與的基本原則,即理性、平等、對話和協(xié)商。將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普遍化,加以擴大,這是“與擴展民主政治相一致的�！薄沧�40〕
在普遍公共領域和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中,知識分子接觸公眾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后一種公共領域中,他可以參加會議,上咖啡館,通過同人刊物,專門學術雜志接觸一些范圍有限,成員特殊的公眾。但在前一種公共領域中,他必須通過大眾傳媒(一般的報刊、書籍、影視、廣播等等)才有可能接觸普遍性的公眾。知識分子越接觸廣大公眾,就越具公共性。對于公共知識分子來說,如何接觸大眾傳媒,與它保持什么樣的關系,如何運用它,這些都是很基本、很現(xiàn)實的問題。公共知識分子對言論自由的要求特別強烈,不只是要求專門刊物上言論無禁區(qū),而且還要求更多地介入傳媒。政治意識形態(tài)控制和商業(yè)利益支配是現(xiàn)今限制知識分子介入傳媒的兩個主要阻礙力量。
知識分子靠攏大眾傳媒,運用大眾傳媒,并不是沒有問題的。知識分子和傳媒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天生的愛恨情結。知識分子首先是憑借印刷書寫的發(fā)展來獲得社會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是讀書人,著書人,與書籍的共同關系形成了知識分子的共同身份。一直到今天,文字仍然是知識分子影響社會的主要傳媒手段。傳媒手段的多樣化、專門化和知識分子分工的日益專業(yè)精細造成了知識分子公共領域的分裂。作為工業(yè)化、商業(yè)化從業(yè)人員的大眾傳媒工作者與傳統(tǒng)知識分子(往往從事教育和專門文化工作)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
知識分子內(nèi)部在如何對待傳媒文化的問題上一直就有爭論,其中大致有兩種基本觀點。第一種觀點是,知識分子必須與傳媒保持批判距離。這一觀點以米爾斯(C. Wright Mills)最具代表性。他認為,現(xiàn)代傳媒剝奪了傳統(tǒng)知識分子“有效交際的手段,”造成了嚴重的文化和政治后果：“獨立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是少數(shù)僅存的有能力抵制和打擊現(xiàn)成舊框框的人。舊框框使活的東西變成死的東西。新的見解如今需要有揭露和打破陳規(guī)陋見的能力,現(xiàn)代傳媒正在把我們淹斃于理念和知識陳規(guī)陋見之中�！薄沧�41〕米爾斯痛恨現(xiàn)代傳媒傳播陳規(guī)陋見,薩伊德更是由此得出了必須對之進行知識分子干預的結論。在薩伊德看來,這種干預就是“去干擾權力利用日益強大的大眾傳媒上所散布的形象,官方論調和托詞理借口�！蓴_的辦法就是米爾斯所說的揭露和盡知識分子自己的力量,提供說真話的另類說法�！薄沧�42〕這種干預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自己上媒體說真話,二是批判現(xiàn)有媒體,使它從不在乎說假話轉變?yōu)閳猿终f真話。
知識分子對傳媒的另一種看法是,媒體工作者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記者,本身就是知識分子的一脈,記者本身就可以是批判型的知識分子。戈漢(Nicholas Garnham)就此寫道:“特別在與政治的關系上,(記者)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合法性來自批判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記者的作用)取決于批判知識分子在公眾領域中的角色。這一角色的光榮來自自由媒體的形象,來自作為人民論壇和政治權力監(jiān)督的新聞事業(yè)�！薄沧�43〕即使是再專制的政府,再貪婪的傳媒資本家,他們在操縱和運用傳媒時至少也得用民意或公眾喜好作為幌子。無論這種“公眾意識”多么虛偽,多么口是心非,它畢竟還是在限制政治或經(jīng)濟勢力的為所欲為。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政治和經(jīng)濟性的傳媒對記者如何按自己的利益標準仔細篩選,這都改變不了許多記者只是“打工者”的身份。記者雖在傳媒中討生活,但會有自己獨立的政治和社會利益意識,不會自動地成為傳媒機器的螺絲釘。恰恰相反,記者在職業(yè)意識中往往會認同批判知識分子。
新聞和學校歷來是公共知識分子最活躍的兩個領域。這兩個領域為許多公共知識分子提供了與他們專業(yè)有關的工作機會,也為他們提供了接觸公眾(讀者或學生)的機會。公共知識分子以前可以主導教育和新聞,因為他們往往就是辦學校,辦報紙的人。今天,現(xiàn)代新聞和學校體制復雜化和經(jīng)濟集團化了,公共知識分子雖然依然生存在這兩個體制中,但已不能再主導它們。在不同國家里,知識分子在這兩個體制中的作用因政治和社會制度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在中國的環(huán)境中,由于新聞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姑且稱他們?yōu)椤坝浾摺焙汀敖淌凇?與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密切程度不同,他們已經(jīng)很少被看作是屬于同一群類的知識分子了。如果說中國今天還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話,人們都會說,他們是教授而不是記者(當然,這種情況也在發(fā)生不盡人意的變化)。記者中當然也有公共知識分子,但他們的社會名聲一般在教授型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下。
記者和教授在公眾領域中走到一起,并不是一件理所當然、自然而然的事。即使在自由民主社會里,批判知識分子傳統(tǒng)沒有受到政治外力強烈破壞,記者和教授間的距離也因為大眾傳媒和學校這兩個體制的各自特點而相當明顯。關心知識分子公共性的人對教授和記者間的距離不斷表示擔憂,并希望能拉近這二者的關系。早在十年前,美國的學界就有人發(fā)出了記者和教授再結公共知識分子聯(lián)盟的呼聲。羅森(J. Rosen)1994年在《大眾傳播批判研究》雜志上發(fā)表的《讓事情更公眾:論傳媒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一文,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羅森強調,作為公眾生活中的兩大力量,記者和教授可以,也應該匯合到一起,重新做一件杜威一直希望公共知識分子能做的事,那就是“社會事務的知識化。”羅森寫道:“教授們和記者們的合作,是因為單憑各自群體都無法將顯見的事實轉變?yōu)楣娬嫦�。當學者(教授)對……人民說話時,他們變成了華爾澤所說的‘有聯(lián)系的批評者�！诮淌诤陀浾邊f(xié)調彼此關系時,教授必須走出自己的專業(yè),找到一種能與記者和編輯分有的共同語言,而記者和編輯則又必須找到一種能與讀者分有的語言。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同群體的人們通過公眾對話找到了彼此對方,公眾性才能成為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注44〕
在這里,極為重要的是,教授和記者各自所見出的重要事實(facts)并不就等于公眾所關切的“公共真相”(public truth)。教授和記者可以在他們各自關注的“問題”上先形成相對小型的公眾,當這些問題被更大范圍的人群當作“公共真相”接受為值得關注的問題時,也就形成了更大范圍公眾的基礎。對于任何規(guī)模的公眾來說,他們所活動的那個空間都是一個“公共領域”,它可以隨時隨地形成,又隨時隨地消失,規(guī)�？纱罂尚�。學術會議和會議后的閑聊,記者編輯間的飯局交談,網(wǎng)絡聚會和短評,只要有人就特定公共問題在沒有外力強制的情況下,平等、理性地交換意見,就算是有了公共領域。無論是咖啡館、沙龍,還是飯館、茶樓或者網(wǎng)站,它們的公共領域價值,全在于為公眾聚會提供了一個面對面議論公共問題的場所。記者或教授的公眾聚會幫助他們把專業(yè)知識轉為有的放矢的“社會理解力”。
羅森在“知識”(knowledge)和“理解力”(intelligence)之間作了區(qū)別:“對一個學者(教授)來說,尋找公眾身份并不簡單地等同于把先進知識‘運用于’社會問題,或者把學術研究轉述給外行聽眾。教授要做的應當是生產(chǎn)一種用其它方式也可以同樣獲得的知識�！边@種知識就是“理解能力”(intellect)。它是一種基于公開信息、理性思考和相互傾聽的能力,“公共生活中活的理解力本身就是一種探索方式�！泵總�公眾都是知識有限的人群,“在生活匆忙的社會中,沒有人能夠全部地把握(所有)公眾問題,公眾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中起作用的。知識于是成為‘具體的理解力’(embodied intelligence),……獲取公共知識靠的不是一下子通過某種魔術般的公共交際,也不是進入某個無所不包的公共領域,而是通過與許多(小)公眾在許多不同層次上的交往,這些交往的參與原則就是社會共同遵守的公共倫理�！薄沧�45〕
一個社會必須共同遵守的公共倫理是民主社會中復數(shù)公眾之間相互交往的根本條件。民主社會的公共倫理是很具體的,那就是得到確切保護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民們相互平等,自由而理性地相互交往,相互討論和協(xié)商,“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任何一個社會中都不存在一個同質的、單一的大公眾,大公眾都是由小公眾之間的關系形成的。一個大公眾容納的復數(shù)小公眾越多,共同的規(guī)則越重要。公共知識分子不僅是在自己的小公眾中堅持和實行民主規(guī)則的人,而且也是大公眾中提倡和實行這種規(guī)則的人。羅森認為,這就是公共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公眾服務”,這種服務是批判性的,它和后現(xiàn)代學院派價值相對論以及商業(yè)傳媒的唯利是圖、價值虛無論具有完全不同的社會作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這種公共服務中,知識分子“和其他人一道,營造一種‘我們’的語言來言說共同的價值,共同的問題,共同的歷史現(xiàn)刻感和歷史可能性。在這里,‘共同’指的不是專業(yè)學科內(nèi)的共同,而是穿越種種把知識和公共生活隔離開來的疆界�！薄沧�46〕
教授和記者都需要穿越專業(yè)知識和公共生活隔離的疆界。從新聞與公眾的關系相對比專門學術知識密切這一點來看,教授受到的學院專業(yè)限制要比記者明顯。許多教授甚至還刻意強調自己的“純粹”學院專業(yè)性,以“不問政治”為治學的規(guī)范。對此,羅森引述了羅蒂和華爾澤對學院派教授的批評。羅蒂對那些不談民主問題的所謂“文化研究”學者極不以為然。華爾澤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人的學術專業(yè)與他的知識分子關懷并無必然聯(lián)系,政治學、社會學的教授并不一定關心公眾問題。〔注47〕
盡管新聞工作者看上去與公眾保持著連系,但新聞同樣有一個需要穿越專業(yè)知識和公共生活隔離的問題。公眾新聞的理念就是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來的�？ɡ�(James Carey)就此寫道:“新聞的靈魂是公眾,公眾是新聞的最高目標,沒有公眾,新聞也就成為沒有意義的事業(yè)。新聞若有任何基礎可言,那就是公眾。新聞若委托人,那就是公眾�！侣劦慕�(jīng)典之作無不來自于報紙和公眾的關系�！墒�,如今的新聞辭令雖然也還在談公眾,但其實已不再知道何為公眾,到哪里去找尋公眾,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否還存在不存在公眾。”〔注48〕記者尋找公眾,穿越專業(yè)和公共生活隔離分界的工作往往是很具體的。記者選擇什么作“如實報道”,而對什么故意保持沉默,這看上去是一種專業(yè)決定,其實卻聯(lián)系著他的公眾意識。就在他選擇對某些社會現(xiàn)象或發(fā)生的事件保持沉默的時候,他看上去并沒有說假話,但卻已經(jīng)造成“實際說謊”的效果。讓大量同一性質的政治消息充斥在媒體上,看上去是為讀者的知情權在服務,但提供的信息越多,未必就越能滿足公眾對政治信息的需要。記者是通過對某些敏感、“不方便”、但有公眾需要的消息的選擇來跨越專業(yè)和公共生活隔離問題的。在對特定事件報道時,記者的“客觀性角度”既是一種優(yōu)勢,又是一種局限。優(yōu)勢在于客觀性本身的說服力,局限在于記者不能對事件作深度報道�？陀^報道的客觀性在于其直接可見;而深度分析,顧名思義就是挖掘不直接可見的東西。這就是為什么在討論同一事件時,教授往往要比記者談得深入。教授的深度分析也要講究客觀性,但這客觀性指的不是直接可見性,而是合理性。只有當記者走出他的專業(yè)角色時,才有可能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發(fā)表意見,不再接受直接可見性的束縛。
記者的職業(yè)語言確實比教授的專業(yè)語言更接近公眾語言,這使得記者可以在教授和公民之間起到一個中介的作用。這種中介作用對社會民主化可以有積極的意義,它能有效地破除“專門家”(專門知識人士和政治人士)的神秘色采。大眾往往對學術專門人士懷有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記者可以幫助公眾親近學者,了解學者,同時也幫助學者適應公眾的知識要求。普通民眾有權要求學者把自己的意思表述清楚,以決定他們的知識是否對自己有用。這種以平常人要求為主,以專家意見為輔的搭配,似乎已經(jīng)在大眾媒體上成為主要的公眾知識形式。專家、學者、政治家被邀請來對一些專門問題作“深入淺出”的講解說明,盡他們?yōu)楣姷闹R服務責任。傳媒報道專門知識或者讓專業(yè)人士直接將專門知識通報于公眾,這是為了滿足了公眾的信息需要,不是把專家的知識強加給他們。專門知識是否對公眾有用,最終還得由公眾自己決定,這對專家知識有“降尊”的作用。
記者幫助專門知識降尊,不等于讓知識分子當陪襯。在公共生活中知識分子有其它社會群體無法取代的作用。強調知識分子的專門知識可以為大眾理解和運用,這是民主的態(tài)度。但是,如果強調專門知識必須為大眾理解和運用,否則便沒有價值,那便是民粹主義的傾向。這種民粹主義傾向曾在文革時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知識分子可以,也必須在當今媒體為他們所設置的陪襯角色之外重新設計自己的“公眾”角色。這種角色不僅體現(xiàn)在知識分子通過媒體為公眾提供有品質保證的知識,也體現(xiàn)為知識分子對媒體本身的品質監(jiān)督。例如,在今天的中國,監(jiān)督媒體品質首先是要它說實話、說真話。說實話、說真話關系到社會透明度和民眾知情權,是一個切切實實的公眾問題。說實話、說真話只是一個低程度的民主問題。較高程度的民主問題(如體制、程序、理念、價值和民主文化),則在更大程度上需要有高品質的思考和討論。有效的民主社會依賴有品質的公眾而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把知識分子和公眾聯(lián)系在一起,既是為了表明知識分子介入社會問題的責任,也是為了主張,無論是誰,若要有效地介入公眾問題的討論,都需要盡可能地尊重知識學理。一旦知識思考與公共關懷合為一體,那些原本似乎只屬于知識分子的精英特征也就會獲得普遍的公民社會意義,成為現(xiàn)代社會普通公眾都可以具備的思想和行為特征。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說真正實現(xiàn)了“公眾事務的知識化”。
注釋:
1. 《<南京零距離>對公眾話語空間的建構》 www.xinhuanet.com 2004/7/12
2. 4. 5. 48. James Carey,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 Center Magazine 21 (March/April 1987):4-16, pp. 10; 11; 11; 5.
3.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將 public journalism 譯成“公共新聞”是不甚妥當?shù)摹?/p>
6. 7. 8. 9. 13. 14. 16. 17. 19. 20. 21. 22. 23. 27. 28. 36. 37. Jay Rosen, What Are Journalists?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87; 186; 186; 185; 62; 62; 62; 201; 202; 75; 202-203; 204-205; 72; 67; 75; 75-6; 76.
10. Sidney Blumenthal, Pledging Allegian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0.
11. Quoted in Paul Taylor, See How They Run. New York: Knopf, 1990, p. 20.
12. David S. Broder, "Democracy and the Pres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 1990): A15.
15. See for example,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 Bruce Robbins, ed.,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18. 方漢奇, 《新聞史的奇情異彩》, 北京：華文出版社， 2000年, 第104頁。
24.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1922, repri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pp. 239-49. The Phantom Publi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5,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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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 1925-1953.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1991. 17 vols. 2: 245-6.
29. 33. Tom Deluca, The Two Faces of Political Apathy. Philan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35;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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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44. 45. 46. Jay Rosen, "Making Things More Public: On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Media Intellectu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December 1994): 363-388, pp. 368; 368; 368;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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