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斯科特《國家的視角》一書，特別是將這本書翻譯出來以后，覺得有很多話想說，但是猶豫了很久，因為一直沒有理清思路，怕話說不清楚，也就一直沒有說。其實最開始吸引我的是這本書的副標題《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因為這個副標題至少在兩個方面引起了我的共鳴，首先是承認許多抱著好意的項目是失敗的，不僅是失敗的，有許多更成為人類的災難；
其次探討為什么這許多項目都失敗了，就其原因在哪里。

　　19～20世紀是人類最為輝煌的時期，人類的能力被各種科學大大地擴張了，他們不僅不斷地征服自然，也在不斷地征服自己。但是到了20世紀末期人們突然發(fā)現(xiàn)，在那些引以為自豪的項目背后，居然是人類巨大的災難。斯科特在這本書中闡述了許多失敗的項目，從德國的科學林業(yè)到蘇聯(lián)的農業(yè)；
從巴西的城市到坦桑尼亞的村莊，每一個項目都很輝煌，但是帶給人們的卻是巨大的災難。項目可能是一個很含糊的詞匯，斯科特在書中用了另外一個術語——社會工程——更直接地傳達了這些項目的特征。

　　為什么是災難

　　我們可以從身邊看到這些災難的發(fā)生。斯科特在書中舉了許多國家的例子，但是卻沒有講到中國的大躍進，他說他希望中國的學者會深入地研究這個問題。大躍進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因為大躍進具備這些社會工程幾乎所有特征。

　　首先，大躍進是為了改善人們的狀況。從一開始，大躍進就承諾給中國人一個高速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的夢想，也就是要改善人類狀況；
其次，大躍進是政府設計并通過國家權力貫徹實施的，盡管表面上可能是各個地方政府放衛(wèi)星，但實際的動力來自于高層政府；
再次，大躍進之所以能夠被推行，是因為農民被組織進人民公社中，這一組織結構保障了大躍進被實施；
最后，大躍進也反映了人類的狂妄，相信人可以主宰自然。災難性的結果是有目共睹的，死亡了數(shù)以千萬的人口，農業(yè)生產(chǎn)遭受到嚴重的損失。這些都是當時就可以看到的災難，還有很多災難過了幾十年才緩慢地顯現(xiàn)出來，比如當時許多森林被砍伐，到了1990年代，生態(tài)上的災難才逐漸顯示出來，出現(xiàn)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

　　因為有太多人陷入了饑荒，所以大躍進很快就被公認是一場災難。但是有更多社會工程并非如此快地顯示出其災難性后果，比如作者在書中講到德國的科學林業(yè)。為了能夠增加財政收入，從德國起源的科學林業(yè)開始用人工種植的單一樹種代替，盡管一些災難已經(jīng)開始顯現(xiàn)出來，比如病蟲害增加，生長速度減緩等等，但是科學林業(yè)的災難需要2個世紀才能完全顯現(xiàn)出來。中國的人民公社也是經(jīng)過了20多年，才被作為一種錯誤的選擇被放棄的。

　　這些社會工程的失敗往往是逐漸顯示出來的，認識這些社會工程失敗不會象識別大躍進那樣容易。它們更多的時候顯得非常輝煌和富有成就。比如，在書中提到的坦桑尼亞烏賈瑪村莊，從表面上看可能是非常富有成效的，正像尼雷爾總統(tǒng)所說的，只有將散居各處的農民集中在一起，使他們生活在村莊中，才能為他們提供必要的醫(yī)療和教育。這樣的想法似乎沒有錯誤，但是烏賈瑪村莊化卻受到坦桑尼亞農民的普遍抵制，因為被組織進入村莊以后，農民進入了一個不熟悉的環(huán)境，從是他們不懂的耕作。村莊并沒有為農民提供醫(yī)療和教育的便利，反而威脅到了農民的生活。村莊中的農民不知道在新的環(huán)境下如何從事農業(yè)生產(chǎn)，村莊化帶來了坦桑尼亞的糧食危機。

　　斯科特在書中還講述了城市建設，隨著城市功能分區(qū)，人們的工作、購物和居住被分割在不同的城市功能區(qū)，城市的不同部份被寬闊的公路連接起來，寬闊的公路上奔跑著各類汽車。街道越來越整齊，廣場越修越大，城市的空地被種成草坪，看起來非常漂亮了，這在許多人看來是城市的進步。但是在斯科特看來，對于當?shù)鼐用駚碚f，這是失敗，因為社區(qū)的功能幾乎消失了。原來那些看起來混亂和狹窄的街道給當?shù)厝说慕煌�長社會生活提供了便利，在那里，人們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引述了人類學家賈科布對整齊劃一的街道的批判，認為這樣的城市是缺少活力的。在他們的觀點中，甚至貧民窟都有其獨特的作用，因為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窮人首先實在貧民窟中積累了社會資本，從而才開始他們在城市的生活。

　　當我們說這樣的城市建筑和農民組織是失敗的時候，他是從市民和農民的角度，特別是一般的農民和市民的角度看的。

　　當我們談論一個社會工程是否是失敗的時候，有著兩個不同的視角，一個是國家的視角，從國家的視角來看，書中所討論的項目大部分都是成功的，因為這些社會工程或者提高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比如科學林業(yè)；
或者強化了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比如烏賈瑪村莊，以及前蘇聯(lián)的集體農莊。但是這些社會工程公開的旗號并非是強化社會控制，而是要造福于參加者。從這些被迫的參加者角度看，這些社會工程無疑是失敗的。

　　在農業(yè)項目上，不同觀察角度所造成的不同結論更為明顯，農業(yè)科學家不斷推廣農業(yè)科學技術，用單一的作物種植代替多種作物，用化肥和農藥解決農業(yè)中不斷出現(xiàn)的新問題的時，原來普遍流行的輪耕被作為落后的技術停止了，代替的是整齊劃一的農業(yè)，從國家的角度看，這無疑是成功的，因為糧食產(chǎn)量提高，并且成為可以計算的了，國家征稅更為方便。但是從農民的角度看，這可能是失敗，因為單一的品種不適合他們生活中的多種需要，他們原有的知識在這里都成為無用的。農民并沒有從新的農業(yè)技術中得到任何實際的好處，所以他們往往拒絕接受。在許多地方，由于忽視了地方環(huán)境的多樣性，新的農業(yè)技術甚至可能帶來許多負面效應。

　　當斯科特談論這些社會工程失敗的時候，并非抽象地談論失敗，而使從特定的角度，也就是一般人的角度，而不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討論這些社會工程。

　　為什么會失敗

　　如果說觀察這些社會工程失敗的角度是人民的視角，那么尋找這些失敗的原因恰好在于它的反面，也就是國家的視角。

　　如果說這些社會工程給人民帶來了災難，那么為什么它們會被強有力的推行？斯科特從四個方面對其做出了解釋：

　　“第一個因素是對自然和社會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說的能夠重塑社會的國家簡單化�！焙唵位�是斯科特分析中一個最重要的概念。這里如果借用民族國家概念的話，我們可以說，任何一個君主都向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王國，但是他們缺少必要的工具。而民族國家建立以后，他們通過人口普查、人口登記、乃至使用官方同意規(guī)定的姓名，以及建立統(tǒng)一的度量衡制度，國家更清晰地了解并控制了社長。對于國家來說，社會并非再是一個暗箱。國家了解和控制社會的過程也就是清晰化的過程。為了使社會更為清晰，國家對社會采取了簡單化的處理方式，也就是說國家從外界賦予社會一種方式，這種方式是國家最容易掌握的。比如，在國家的統(tǒng)計中，個人的特征被忽略了，留下的只是按照統(tǒng)一標準進行的人口統(tǒng)計，所有的人被假設是一樣的。土地被按照統(tǒng)一的面積單位進行統(tǒng)計，而土地的具體特征則被忽視了。當然，國家并不僅僅停留在掌握社會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還要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構造社會。社會不再是自然形成的產(chǎn)物，而是國家有一是作用的結果。國家采取標準化的方式重新構造社會，這個社會最便于國家的管理。簡單化、清晰化和標準化是國家對社會實施管理的重要工具。

　　“第二個因素是我所稱的極端現(xiàn)代化意識形態(tài)，也可以說是一種強烈而固執(zhí)的自信……他們特別相信，隨著科學地掌握自然規(guī)律，人們可以理性地設計社會的秩序�！标P于“High-Modernist”的翻譯，我也猶豫了很久，最后決定將這個詞翻譯成極端現(xiàn)代主義。在斯科特那里，極端現(xiàn)代主義是一種極端的自信，相信人類可以任意創(chuàng)造出一個世界。但是在極端現(xiàn)代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中，具有這種能力的人絕不是所有人，而只是那些掌握了科學知識的專家和官員，他們是高高在上的，可以俯視蕓蕓眾生。他們是世俗生活中的上帝。在斯科特的眼里，盡管表面上這些人是相信科學，但實際上他們與科學相去甚遠，他們將科學變成美學、變成宗教。所謂美學，是因為他們所推崇的僅僅是流線型的、巨大的、對稱的、功能分割的，而與此相反的東西都被他們認為是沒有效率、落后和應該擯棄的。所謂宗教是因為他們不承認人類認識的不足，他們的科學是封閉的，是不接受任何新事物的。在農業(yè)技術上，斯科特將所謂的農業(yè)科學家與農民的關系作過一個有意思的比較，他認為農民更為開放，他們準備隨時接受新的事務；
與此不同，農業(yè)科學家認為自己的知識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他們從不愿為了適應當?shù)厍闆r對那些普遍原理做任何修正。從這方面看，農民具有一種科學精神，而在極端現(xiàn)代主義意識形態(tài)下的科學家反而不具備科學精神。

　　當世界被所謂的左與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劃分成二元結構的時候，極端現(xiàn)代主義卻超越了左與右的界限，表現(xiàn)為集權國家共同的意識形態(tài)。如同斯科特所說的，在美蘇關系陷于冷戰(zhàn)的時候，兩國的農業(yè)科學家互訪頻繁，美國農業(yè)科學家將蘇聯(lián)看成實現(xiàn)他們農業(yè)規(guī)劃的理想國度。甚至蘇聯(lián)大型農場的設計也是美國科學家在芝加哥的賓館中完成的。

　　“第三個因素是一個獨裁主義的國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強制權力來使那些極端現(xiàn)代主義的設計成為現(xiàn)實�！痹谒箍铺乜磥�，獨裁的國家才有可能違反普通人的意愿實施這些大的社會工程。因為獨裁國家具有較強的動員能力，還因為獨裁國家更可以不顧及普通人的反對。19世紀的德國、專制時代的法國、前蘇聯(lián)，乃至坦桑尼亞都可以歸入這類國家�！疤幱趹�(zhàn)爭、革命、危機或民族解放中的社會往往為第三個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這種情況下，緊急的狀態(tài)往往導致對緊急權力的奪取，而這往往導致原有政權的被推翻。這樣的社會往往會涌現(xiàn)一批新的精英，這些新的精英拒絕所有過去的東西，要為他們的人民做出革命性的設計�！钡�是民主國家也并非能夠完全拒絕這樣的社會工程。在斯科特原來的計劃中包括了對田納西水利項目的分析，但是很遺憾，因為擔心篇幅過長，作者最后刪掉了這一章。不過這說明，這類社會工程并非僅僅發(fā)生西方人所認為獨裁國家，在民主國家也同樣會發(fā)生，只是在這些社會中，它們受到的抵制可能會更大一些，所以美國的農業(yè)科學家才會因為自己的計劃在美國頻頻受阻而寄希望與蘇聯(lián)。

　　“第四個因素與第三個因素緊密相關：軟弱的公民社會缺少抵制這些計劃的能力”當國家超乎尋常地強大時候，市民社會自然是軟弱的。

　　斯科特概括了這四種因素的關系，“總之，社會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規(guī)模社會工程的可行性，而極端現(xiàn)代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提供了其愿望，獨裁的國家則有實現(xiàn)這一愿望的決定權和行動能力，而軟弱的公民社會則提供了等級社會作為其實現(xiàn)的基礎�！�

　　當國家打著造福人民的旗號實施這些工程的時候，卻遇到了重大的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作者所總結的：“如果要我將這些失敗背后復雜的原因歸結為一句話，我要說這些計劃的始作踴者往往將自己看得遠比實際上更聰明和更深謀遠慮，同時也將他們的對象看得遠比實際上更愚蠢和低能。”我們在這里看到，一批自以為是先哲的領袖，抱著遠大的目標，強行率領他的子民，按照他們想象中的路線圖，不管社會的現(xiàn)實是什么，要直達目的地。結果是他們陷入了災難的深淵。

　　如何避免災難

　　斯科特并沒有僅僅停留在對這些項目的批評上，他試圖給出一些解決的思路。他知道“提出一個強有力的范式，我同樣可能會顯出傲慢來，正像剛剛被批評的極端現(xiàn)代主義者那樣。”那些社會工程的失敗源于那些自負的官員和科學家要為社會做出詳細的設計，并把這些設計強加于社會。那么，避免災難的方法就不可能是一套嚴格的設計。斯特科從兩個方面告訴人們如何避免這種災難的發(fā)生。

　　從行動層面上，斯科特僅給出了很簡短，但是很有意義的告誡，他說至少有四個原則可能幫助人們避免這種失敗。首先是任何社會規(guī)劃都采取小步走的方式，前進的步伐緩慢一些，邊看邊走，這頗有些象是摸著石頭過河；
其次是鼓勵可逆性，許多失敗的社會工程都是無法修復的，所以應該在社會規(guī)劃中鼓勵那些一旦發(fā)現(xiàn)問題就可以到退回來的機制；
同時規(guī)劃要有彈性，一旦出現(xiàn)意外的情況可以做出及時的調整；
更重要的是第四點，在規(guī)劃中要為人類的創(chuàng)造能力留出空間。因為人類的知識有限，所以人們要收起自己的傲慢，這正是行動層面上避免失敗的關鍵。

　　在理念的層面上，斯科特提出了“米提斯”的概念以強調實踐知識的重要。在斯科特看來，在我們從書本可以得到的知識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知識，這種知識并不是邏輯演繹的結果，而是從實踐中直接獲得的，就象人們不管讀了多少教科書，如果沒有實踐，就不可能真正會騎自行車一樣；
其次，這種知識具有很強的地方性，往往建立在當?shù)亟?jīng)驗的不斷積累上；
第三，這種知識還是開放的，處于不斷發(fā)展中。在斯科特看來，米提斯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許多實踐中真正的問題。

　　在談到米提斯的時候，也可能人們會想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句名言，也可能會想到“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斯科特提醒我們的仍然是尊重實踐知識。我想把斯科特的思想歸結為人民的視角、人民的實踐，希望這種歸納不會違背作者的本意，盡管可能會失之于簡單化。

　　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已經(jīng)清楚地說明了權力的作用，人民的視角和人民的實踐為什么會被國家的視角和國家的實踐所淹沒，主要的原因是不僅僅是忽視，更多時候是因為權力結構造成的。斯科特可能會寄希望于代議制民主，而我希望除了代一直民主之外，還會有更多適合下層人表達自己意愿和知識的渠道，這可能已經(jīng)超出了這本書的范圍，只是這部著作帶給我的一點啟迪。

　�。ā秶�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詹姆斯 · C. 斯科特 著，王曉毅 譯， 胡 搏 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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