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哈維爾　崔衛(wèi)平譯

　　我有一個患嚴重氣喘病的朋友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監(jiān)獄里過了好幾年。在那里，他受害彌深。因為他的獄友吸煙而他幾乎不能呼吸。他換一個無吸煙者牢房的要求都沒有人理睬。他的健康，甚而他的生命，受到很大威脅。一個美國婦女知道了這件事并想幫助他。她打電話給一個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國日報的編輯，問他是否可以寫點什么。“那人死時給我打個電話”，那位編輯回答。

　　這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理解的。報紙需要一個故事。氣喘病不是一個故事。死亡可以使它變成一個故事。

　　在布拉格，只有一家長期委派的西方通訊站。在黎巴嫩，一個遠比捷克斯洛伐克小的國家，有幾百個以上。也許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正如他們所言，“這兒什么事也沒有”。比較起來，黎巴嫩充滿了故事。它是一個謀殺、戰(zhàn)爭、死亡之地。像人類所能記憶的那樣長久，死亡從來就是每一個真正的故事的凝聚的焦點。

　　我們的情況像我的朋友：我們不值得注意因為我們沒有故事，也沒有死亡。我們僅僅有氣喘病。為什么必須有人對我們的咳嗽聲感興趣？

　　人們也不可能永遠寫呼吸是多么困難這件事。

　　我并不為這樣的事情煩惱——在這里恐怖分子是不是逍遙法外，或者在上層有沒有重大的有關腐敗的丑聞，或有沒有暴力示威或罷工。

　　令我感到煩惱的是另外一些事情：這種有新聞價值的故事令人奇怪的缺席并不是社會和諧的一種表達，而是一個危險的和極端的過程的外在結果：所有故事的消滅。幾乎每天我都為這種社會沉寂其意義曖昧不清而感到震驚，這是在極權主義制度與生活本身之間看不見的戰(zhàn)爭的可見的表達。

　　認為捷克已經(jīng)從戰(zhàn)爭和謀殺中擺脫出來這不是實情。戰(zhàn)爭和殺戮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它們從光天化日下無所遁形的公開事件轉(zhuǎn)變成朦朧不可見的內(nèi)部的毀滅。人們在故事中讀到的那種純粹的“典型”的死亡（盡管它所包含的恐怖，卻仍能不可思議地透露出人類生活的意義［此處有語�。荩�，在這里已經(jīng)由另一種死亡取代：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純粹的，然而是沒有行動，沒有故事，沒有時間的死亡，集體的死亡，或者更確切地說，麻木不仁的，社會和歷史虛無化的過程。這種虛無化如此取消了滅亡，同樣如此取消了生命：個人的生命變成一個大機器中功能單調(diào)、整齊劃一的組成部分，他的死亡僅僅是意味著卸除了他的使命。

　　所有這些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是發(fā)達的、穩(wěn)固的極權主義制度的內(nèi)在表達，直接從其本質(zhì)中生長出來。

　　來自西方的參觀者經(jīng)常驚訝地發(fā)現(xiàn)對捷克人來說，切爾諾貝利核輻射和艾滋病并不是一種恐怖的來源，而更像是一個笑話的主題。

　　我必須承認這并不令我驚奇。因為極權主義的虛無化完全是無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爾諾貝利核輻射它更看不見，然而更為當下的，更危險，換句話說，它比艾滋病或核輻射更內(nèi)在，更緊迫地觸及我們每個人，因為我們每天都以個人經(jīng)驗去了解它而不是從報紙和電視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較起來不那么具有恐怖意味，不那么陰險、不那么內(nèi)在的威脅就被驅(qū)逐到背景中去并遭到忽視，是不足為奇的。

　　這種無形的勝利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故事的消失意味著人類認識和自我認識一個基本手段的消失，極權主義的虛無化否定人們從外面觀察和理解其過程的可能性。這里只有兩種選擇；
要么你直接經(jīng)驗它，要么你對其一無所知。某種恐嚇不允許對其作公開查詢。

　　外國旅游者可能會形成這種合情合理的印象：捷克斯洛伐克比瑞士更窮、更枯燥，報界對在這里關掉他們的辦事處有一個合情合理的理由：他們怎么能指望沒有事情可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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