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8年10月5日，一份帶有強烈啟蒙主義色彩的報紙在北京前門外三眼井誕生了。它凝聚著一位渴望新聞救國的報人數年的心血與夢想，以致它的主編邵飄萍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在《京報》創(chuàng)立的當天，就在編輯部揮毫提筆，寫下“鐵肩辣手”四個大字，贈與辦報的同仁——鼓勵他們和自己一樣“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而這盤空錯硬的詩句，最終也像符咒一樣伴隨著邵飄萍走完困厄、流亡、緝捕、囚禁、直至殺戮的一生。

　　邵飄萍,名振青，字飄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東陽大聯(lián)鎮(zhèn)一個寒儒家庭。在創(chuàng)辦《京報》以前，曾任《漢民日報》主編，袁世凱稱帝后，因為在《時事新報》、《申報》等報刊撰文，抨擊袁的罪惡陰謀，先后三次被捕入獄，后來不得不亡命東瀛。1916年回國后，被史量才聘為《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在《申報》發(fā)表了大量揭露北洋軍閥貪賄弄權的報道。文筆辛辣、詼諧生動，尤其是他對時局驚人的洞察力常常使人暗暗稱奇。

　　早在1912年1月他就撰文指斥袁世凱：
　

　　“帝王思想誤盡袁賊一生。議和，停戰(zhàn)，退位，遷廷，皆袁賊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賊乃以為達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說，今已隱有所聞矣！”　　

　　僅僅過了5天，他又評論道：　

　　“總統(tǒng)非皇帝。孫總統(tǒng)有辭去總統(tǒng)之權，無以總統(tǒng)讓與他人之權。袁世凱可要求孫總統(tǒng)辭職，不能要求總統(tǒng)與己”。

　　這顯示了一個深受民主思想洗禮的報人過人的精警與明敏，同時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知識界對民主政治認識的最高度。因為與專制政體下的皇帝不同，總統(tǒng)的職位不是私物，而是公器。它是全社會的公民以納稅為條件雇用他來管理公共事務的行政領袖，如果他不能或不愿擔當此工作時，必須經得委托人的同意，不能私相授受；
袁世凱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如果他覺得總統(tǒng)不能勝任其職位，有權要求下臺，但不能要求下臺后把職位傳送給他。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不明身份的歹徒槍殺。邵飄萍當即就指出“有行兇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頭直指袁世凱。同時斷然聲明“報館可封，記者之筆不可封也。主筆可殺，輿論之力不可蘄”。果然，不出半年，浙江當局就以“擾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漢民日報》館，逮捕了邵飄萍。他后來感嘆在杭州的生活，“日與浙江貪官污吏處于反對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獄九月”。翌年被營救出獄后不得不東渡日本，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涯。在日本，他一邊在法政大學學法律、政治，一邊為國內的《申報》、《時報》寫時評，袁同日本密簽賣國“二十一條”的內幕就是他率先向國內馳報的。同時他痛感中國新聞理論根基的嚴重缺失，廣泛搜羅海外新聞學知識，所著《新聞學總論》、《實際應用新聞學》后來在國內出版，成為中國近代新聞學奠基性的著作。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經過一番扭捏作態(tài)后稱帝。邵飄萍應國內新聞界的邀請匆匆返國。甫一抵滬，便為上�！渡陥蟆�、《時事新報》、《時報》執(zhí)筆，寫下了一系列嬉笑怒罵的文章。時人一時稱奇的有《預吊登極》：　 “京電傳來，所謂皇帝者，不久又將登極。嗚呼！皇帝而果登極，則國家命運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極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時日，各處反對之聲勢，再接再厲。所謂登極者，安知非置諸極刑之讖語乎！記者是以預吊！”

　　文章先是把皇帝的“登極”和國家的危難之“極”聯(lián)系起來，繼而又預言，袁世凱原定于1915年的春節(jié)登極，但離登極之日尚有不少時日，倘各地反袁勢力同仇敵愾，一鼓作氣，則所謂“登極”，就是“置諸極刑之讖語”，因而記者沒有“勸進”，而是“預吊”——為一個慣會專權弄術的竊國大盜提前吊喪。

邵飄萍不僅文筆犀利，而且善于采訪，手段高明，時人譽為“有鬼神莫測之機”。創(chuàng)辦《京報》以來，更是與社會各色人等廣泛接觸，上至總統(tǒng)、議員，下至販夫走卒、仆役雜工，他都能應付裕如。他為人慷慨豪俠，愛講排場，經常在酒樓飯店宴請賓客，而許多重要新聞就是在觥籌交錯之間獲得并完成的。當時的京畿大官對記者普遍避之唯恐不及，而獨邵飄萍卻能使他們不得不見，見后又不得不談。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北洋政府也想參戰(zhàn)，又恐民眾反對。為了防止泄露秘密，在正式決定出臺以前，段祺瑞下令國務院及下屬機關全都“停止會客三天”。北京的新聞記者四處打探消息，均無所獲。邵也因為這條消息多次碰壁。最后，他干脆借來一輛掛有總統(tǒng)府牌照的汽車，徑直開進國務院的大門。下車后，他掏出“《京報》社長”的名片，要求門衛(wèi)稟報一聲。門衛(wèi)說，段總理有令，這幾天不會客。這時，邵拿出１０００元，先遞給他５００元，說：“總理見不見沒關系，只要你給稟報一聲，這５００元就歸你了。萬一總理接見了我，再送你５００元�！边@時，門衛(wèi)動了心，拿著名片進去了。不一會兒，就笑嘻嘻地出來說，段總理同意見你。

　　邵飄萍見到了段祺瑞，但段祺瑞避口不談參戰(zhàn)的事情。邵飄萍向段祺瑞保證，３天之內如在北京走漏風聲，自己甘愿受罰，并以全家生命財產為抵押。段祺瑞這才將中國決定參戰(zhàn)的消息告訴了邵飄萍。邵得到確切消息后，就離開了總統(tǒng)府。臨出門時，還沒有忘記將剩下的５００元還給那位工作人員。一出門，就直奔電報局，用密碼將此消息拍到上海。上海報館馬上將此消息發(fā)表出來，還印了十幾萬份“號外”。當時津浦鐵路尚未通車，上海的報紙都用輪船運到北京，要４天才能到達。所以，當北京市民看到刊有“中國參戰(zhàn)”消息的報紙時，已是４天之后。段祺瑞惱羞成怒，但也無可奈何。

　　二

　　邵飄萍素有“新聞全才”之稱，但他給后人留下的最珍貴的遺產是他堅定不移地反專制、反蒙昧，以及終其一生為捍衛(wèi)言論自由所持的不屈不撓的戰(zhàn)斗姿態(tài)和犧牲精神。

　　早在主持《漢民日報》的時候，他就“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權，激勵愛國尚武之精神，建設完全無缺之共和政府為唯一宗旨”，后來在北京做特派記者的兩年里，他深感一個報人沒有一份屬于自己獨立發(fā)言的空間，就好像一只老虎沒有一片屬于自己的森林一樣呼吸艱維。他渴望有一方不依附于任何集團、勢力，能夠自由言說，獨立負責，不仰任何人鼻息的言論天地。于是毅然辭去了《申報》駐北京的特派員資格，多方籌措資金，八方延攬人才，辦起了從業(yè)十余年來第一張真正屬于自己的報紙。

　　在《京報》的創(chuàng)刊詞里，他這樣明確辦刊宗旨：“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萬年之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

　　這里面有兩個層次不同的目標：第一目標，也就是長遠目標或終極目標，是從政治教育入手啟蒙民眾。以民主共和的理念汰洗民眾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這才是一張報紙的靈魂。沒有這樣的“長遠目標”，一張報紙登載再多的花邊新聞和虛假消息都無補于它精神的陽萎，就好像一個沒有“靈魂”的“肉人”一樣，即使穿上再多的漂亮衣裳都看起來東倒西歪。他認為這才是“萬年之計，治本之策”。

　　第二目標，也就是基本目標或初級目標，是要讓“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這個話看起來樸素而簡單，但在一個有著幾千年“牧民”傳統(tǒng)的國度里，要讓“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無異于要讓父母聽命于子女的安排——因為中國的官員歷來以“父母官”自居。而對于當時深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響的報人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常識。因為政府是受雇于民眾管理公共事務的機構，如果它不能保障民眾的財產和安全，那么當初委托它的人就可以彈劾或解散這個沒必要存在的機構，但同時不要忘了這份宣言的起草人在“民意”前面所加的“正當”二字。因為民主如果不是建立在大多數人對人性、人道、人權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基礎上，那么民主就有可能演變?yōu)椤氨┟褡鲋鳌�。對于這一點，經歷過“文革”，參與過“打、砸、搶”的勇士們想來應該不會陌生。

　　鑒于這樣的考慮，他把記者定義為“社會之公人，是居于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之外的第三者”，也就是說，記者既不是某集團、某黨派、某政府的“喉舌”，同時也不是民眾的“喉舌”，因為他既有揭穿真相的義務，還有啟蒙民眾的義務，“喉舌”怎么啟蒙“腦袋”？要說“喉舌”，他只是自己的“喉舌”，是“布衣之宰相，無冕之王”。

　　這樣一種辦報理念，對于近代以來的西方來說也許只是一個路人皆知的常識，而在一個從來沒有言論自由，有的只是“三千年文禍”的國度里，注定是要吃盡苦頭的。

　　1919年5月3日晚上，一個不眠之夜。北大學生高君宇、許德珩得到政府已密令我國代表可以在山東條款上簽字的消息后，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禮堂開會。會上，北大新聞學會導師、《國民》雜志顧問邵飄萍介紹了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失敗的經過，最后振臂疾呼，號召同學們起來抗爭。當天夜里，他就趕寫了評論，并于次日在《京報》頭版發(fā)表。此后，他接連在《京報》辟出專欄，揭露當局的腐敗和賣國行徑。當時的安福系政府終于忍無可忍。8月，軍警包圍了《京報》館，并下令在全國范圍內通緝邵飄萍。邵被迫離開北京，東渡日本，開始了第二次亡命生涯。

　　直到1920年段祺瑞下臺后，他才輾轉回國，《京報》也得以復刊。但復刊后的《京報》一仍其舊，不改初衷，尤其是對北洋政府喪權辱國，大小官員貪殘橫暴的揭露更是不遺余力。

　　1923年4月18日，《京報》上有一篇辛辣嘲笑議員和官僚們蛇鼠一窩、賄賂公行的文章，題目叫《議員多變財政官》，其文曰：

　　猶憶去年陶文泉強奸兒媳，其媳婦呈文中述陶強奸時言，曰：“不要生氣，多給錢花！”此名言也。今日政治中人，能免為陶媳者有幾？

　　尤甚者為議員諸公，觀于命令中屢屢發(fā)表，閣議中屢屢決定者，竊議皆陶媳也。昨日之閣議，又有一個重慶關監(jiān)督余紹琴先生產出矣。嗚呼！“不要生氣，多給錢花！”

　　昨日我問張敬輿，保定對于國會怎樣？張半晌答曰：“對于國會的機關，當然是很尊重的……”請議員諸公為敬輿下一轉語。嗚呼！“不要生氣，多給錢花，多給錢花！”　

　　嬉笑怒罵，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邵的手筆。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眾為抗議日本軍隊炮擊大沽口，并聯(lián)合美、英等國要挾中國政府，在天安門前集會，會后結隊赴執(zhí)政府門前請愿。不料，段祺瑞竟命令衛(wèi)隊開槍射擊，并用大刀鐵棍追打砍殺，造成死47人，傷150余人的大慘案。

　　慘案發(fā)生后，北京市成了一座鬼城，各大學校園，差不多都成了靈櫬陳列室。3月23日，各界民眾為了抗議這場民國以來最野蠻、無恥的屠殺，自發(fā)組織了一個追悼會。會議開始，沒人敢做大會主席，陳毅當時是中法大學的學生，挺身而出，擔任大會主席。會上，他痛陳軍閥禍國殃民的暴行，震動全場。但他講完之后，不見有人上臺，會場呈現出一種令人尷尬的沉默。環(huán)視臺下，突見一人青衣馬褂，走上講臺，講的內容大致就是3月19日《京報》上的時評，這人就是《京報》社長邵飄萍。

　　實際上，在慘案發(fā)生后的第二天，《京報》就介入了此事件。以后幾乎每一天，《京報》都有譴責殺人者，披露屠殺內幕的報道。在這些文章里，邵飄萍嘲笑中國政府“以國務院為小沙場”，彈無虛發(fā)、尸橫滿院的“戰(zhàn)績”，還提出要“緝拿要犯公開審判，使犯罪者伏法”。月底，《京報》更是破天荒地出版《首都大流血寫真》特刊，全面、詳盡地報道了所謂“平暴”真相，印刷三十萬份，以“喚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討賊”。經京師警察廳和督戰(zhàn)執(zhí)法處事后不眠不休地偵查：僅從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報》就發(fā)表各類“反政府”的消息、評論、通電、文章113篇，平均每天9篇多。

　　這種一往無前，與專制主義不共戴天，并戰(zhàn)斗到底的精神，為邵飄萍贏得了巨大的聲譽——馮玉祥將軍就稱贊他“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但同時也招致許多人的嫉恨，最終引來了殺身之禍�！�3.18”之后，政府不但沒有將槍殺徒手民眾的罪魁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繩之以法，反而擬定了一張48人的通緝名單。北大教授李大釗，教育部僉事周樹人，《京報》總編輯邵振青，均榜上有名。魯迅遠避廈門，李大釗、邵飄萍則終遭毒手。

　　三

　　一代報人邵飄萍的直接死因，導源于1925年他支持郭松齡的倒戈反張，并促成郭、馮（玉祥）聯(lián)盟。1925年12月7日，《京報》出版了一大張二整版的“特刊”，以厚紙銅版精印，上面登載的全是時局重要人物的照相，每張照相后面都有邵飄萍親自寫的案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東北國民軍之崛起倒戈擊奉”之郭松齡，“忠孝兩難”之張學良，“一世之梟親離眾叛”之張作霖，“通電外無所成自岳州赴漢口”之吳佩孚，直斥張宗昌為“魯民公敵”， 張作相為“甘心助逆”。他不斷發(fā)表評論，贊揚郭松齡的“叛出”，歷數張作霖的惡跡，甚至撰文鼓勵張學良“父讓子繼”。

　　這時，“馬賊”出身的張作霖慌了手腳，馬上給邵飄萍匯款30萬元，“希望能幫助《京報》走上正軌”。沒想到邵飄萍立即將款退回，并一如既往地揭露“大帥”。據邵的夫人湯修慧女士回憶，收到錢后，他曾對家人說：“張作霖出三十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這種軟硬不吃、義無反顧的勇氣讓張作霖十分惱火，他發(fā)誓，打進北京城要活捉邵飄萍。

1925年12月，張作霖聯(lián)合日本關東軍夾攻郭松齡，郭部人少，兵敗被殺。越明年，張作霖、吳佩孚、閻錫山的軍隊三面夾攻馮玉祥的國民軍，并派飛機轟炸北京，馮玉祥被迫下令撤出京城。撤出之前，馮玉祥三次派人到邵的家中，勸他隨軍撤退，但邵堅決不愿離開陣地。4月18日，張作霖的先頭部隊張宗昌的直魯聯(lián)軍抵京。張作霖懸賞捕殺邵飄萍的密令也隨之到了北京。

邵飄萍自知大限將至，在家人的勸說下，避居東交民巷六國飯店。4月22日，他在《京報》上發(fā)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飄萍啟事》，簡短明了，笑逐言開，可以看作是他對這個世界的最后告白。宣告完畢，這個人就要動身前往他早已準備去的地方�，F在，讓我們再次溫習一下這個以筆為旗的戰(zhàn)士長揖世界之前那坦蕩無畏的心跡：

　　鄙人至現在止，尚無黨籍（將來不敢予定），既非國民黨，更非共產黨。各方師友，知之甚悉，無待聲明。時至今日，凡有怨仇，動輒以赤化布黨誣陷，認為報復之唯一時機。甚至有捏造團體名義，郵寄傳單，對鄙人橫加攻擊者。究竟此類機關何在？主持何人？會員幾許？恐彼等自思亦將啞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實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會。鄙人之罪，一不該反對段祺瑞及其黨羽之戀棧無恥；
二不該主張法律追究段、賈等之慘殺多數民眾（被屠殺者大多數為無辜學生，段命令已自承認）；
三不該希望取消不平等條約；
四不該人云亦云承認國民第一軍紀律之不錯（鄙人從未參與任何一派之機密，所以贊成國民軍者，只在紀律一點，即槍斃亦不否認，故該軍退去以后尚發(fā)表一篇歡送之文）；
五不該說章士釗自己嫖賭，不配言整頓學風（鄙人若為教育總長亦不配言整頓學風）。有此數罪，私仇公敵，早伺在旁，今即機會到來，則被誣為赤化布黨，豈不宜哉！橫逆之來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傳單見告，特此答陳，借博一粲。

　　以后無論如何攻擊，不欲再有所言。

　　1926年4月24日，飄萍因久離報館，放心不下報務，擬回館料理。這時，人類歷史上不斷重復出現的“劣幣淘汰優(yōu)幣”的劇目，再次上演于民國15年的這個不尋常的下午：一個叫張翰舉的，他相與多年的朋友打來電話，信誓旦旦地向邵表示可以放心回館，說張作霖懼怕國際干涉，不敢殺他。并說自己已得張學良口頭允諾，《京報》可以照出，并以人格擔保不會有事�？缮蹧]有想到，“以人格擔保”是必須先有“人格”才能“擔�！�，對于根本沒有人格的人怎么能“以人格擔�！�！下午5時，邵飄萍驅車回館，館內逗留一小時即離開。才出魏染胡同南口，即為兩旁預設的特務所逮。至此才知為張翰舉所出賣。

　　當代歷史學者吳思認為，一個人打工雇工有工酬，流血賣命有“血酬”，那么，依此類推，一個人出賣靈魂當有“魂酬”。張翰舉出賣朋友的“魂酬”，為大洋二萬塊以及張作霖委任的造幣廠廠長之職。

　　4月25日，《北京晚報》發(fā)表了邵飄萍被逮的消息。邵的報界友好和新聞記者13人立即聯(lián)袂往謁張學良，為邵求情。時任奉軍第三軍團長、風流倜儻的“少帥”，這時再也不“帥”了，他直言不諱地說：“逮捕飄萍一事，老帥和子玉（吳佩孚的字）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并定一經捕到，即時就地槍決，本人無可奈何”。說完，用手做了一個漂亮的殺頭姿勢。代表們始知向張求情不過是與虎謀皮，怏怏而歸。聽說這位雙手沾滿志士鮮血的少帥，晚年篤信基督，不知現在他在天堂里怎么向上帝交待這起罪孽昭彰的謀殺事件。

　　26日凌晨1時許，京師警察廳把邵飄萍提至督戰(zhàn)執(zhí)法處，“嚴刑訊問，脛骨為斷”，隨后便秘密地判處死刑。罪名是“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

　　過了3小時，也就是4月26日4時30分，一個中國新聞史上值得記憶的帶血的黎明來到了。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行刑者用馬槍朝腦后射擊，子彈從右眼穿出。黎明的大地就這樣接納了它自己忠誠的兒子。這個一生給人們提供了無數消息的男人，死前給人們留下的最后一個消息是，這個報業(yè)巨擘臨刑前，長袍馬褂，向監(jiān)斬官拱手施禮道：“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從容就義。死時年僅40歲。

　　邵死后，行刑官對邵飄萍很表敬意，未及家人來到，已將其尸浮埋于永定門外。因適逢戰(zhàn)亂，未能安葬，邵的遺體后來一直暫厝于北京天寧寺，“文革”中遭紅衛(wèi)兵劫掠，靈柩被毀，尸骨被揚，其留存的珍貴手稿、圖書及其它遺物被抄沒。遺孀湯修慧也被逐出北京，打回金華老家。這是后話，不提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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