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琴煮鶴”詩案——老詩人鄧均吾之死
發(fā)布時間:2020-05-22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老干長條倚碧霄，
虬髯紅拂入揮毫。
金城柳是英雄種，
豈向西風一折腰。
這首絕句是老詩人鄧均吾寫的，題為《觀人畫柳》，刊載于１９６２年６月７日重慶《奔騰》文學雙周刊第１６期上。
請今天的讀者充分發(fā)揮想象力，允許你不擇手段，挖空心思，看能夠用什么辦法將這首詩打成“反詩”。
我這個過來人認為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要這樣做，必須有一股“史無前例”的超強龍卷風，還得設置一個經(jīng)年跨歲地不斷扭曲人心、泯滅良知的社會背景。而這種使上億人遭罪的劫難畢竟過去快四十年了。
如果把時光倒轉至１９６６年的春夏之交，也就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強頒硬貫的時候呢？那可就是頭腳倒置之世了。一時大風起兮，摧城拔木，任何匪夷所思的事都能出現(xiàn)。重慶市文聯(lián)，那時不過是一個二三十人的小團體，鄧均吾是備受文藝界尊重的老詩人，在這雷霆冰雹劈面襲來，文化人個個頭上懸著一把大革文化命之劍的特殊時空下，他這首短短四句二十八字的小詩，經(jīng)過推演，經(jīng)過鍛造，就駭然被打造成“反革命黑詩”了。鄧老因此備受凌辱，以致在飽受折磨之后含恨以歿。對于重慶文學界來說，這一詩案，至今還是“了猶未了”的一樁冤案。
�。玻埃埃衬甑目棺琛胺堑洹�，是一場全民戰(zhàn)爭，即使疫患已除，專家們還在緊張地尋找疫源，研究并制定防范機制，目的只有一個：為了人民福祉，吸取教訓，絕不可讓疫情再次肆虐。而“文革”之災卻在人間為祟十年，據(jù)始作俑者言，隔段時間還會再爆發(fā)。那么，它是何種疫源、什么病理造成的？怎樣才能防患于未然？十年浩劫，茲體事大，好像難以著手。但具體到小小重慶市文聯(lián)中的小小詩案，興許倒能比較容易說清原委。為了防止這一社會惡疫變性再竄，是不是可以剖析一個標本，為這曾經(jīng)惡發(fā)的社會痼疾留下一塊小小的病理切片呢。
◇ 詩本事
鄧老這首題畫詩，寫于１９６２年壬寅虎歲的陽春３月。
�。保梗叮敝粒保梗叮材曛唬悄菆鰧е路钦Ｋ劳錾锨f人的三年大饑荒的尾聲。為了緩解災情和總結教訓，中國中央在１９６２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后，開始檢查過去的政策措施，著手糾正“共產(chǎn)風”、“浮夸風”等偏失，對“反右傾”等運動中受到批判、處理的一些干部、共產(chǎn)黨員和群眾進行甄別、平反。從農(nóng)業(yè)“十二條”開始，在文化和教育科技方面也擬制了一些糾偏規(guī)定，知識分子頭上那頂戴了多年的“資產(chǎn)階級”帽子也被周恩來和陳毅宣布摘掉，承認其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根據(jù)這樣的精神，在這年春風駘蕩的３月中，美術家協(xié)會四川分會在重慶開了個氣氛寬松的座談會，把一些知名畫家請來雅聚。祝酒中，重慶市文聯(lián)和四川美協(xié)領導人，對過去反“中、下游”，拔“灰、白旗”，傷害知識分子感情的作法，說了些寬慰的帶甄別性的話。對國畫這一畫種受到冷落表示了歉意，并答應要為陳子莊、馮建吳這樣的畫家籌辦畫展。目的是為了調動各方的積極性，大家心情舒暢地共渡時艱。
盡管過去幾年中有過物資匱乏，也有過過火批判，但中國知識分子是很能顧全大局，很講“忠恕”之道的。既然有文化方面的領導人主動致歉，那還不是在以國士待我，而由是感激嗎？陳子莊先生就感動得流了熱淚，并當場展紙揮毫，畫了一幅“老干長條倚碧霄”的春柳圖，借以表達他“律回歲轉冰霜少，春到人間草木知”的振奮心情。
鄧均吾作為重慶市文聯(lián)負責人，這次雅集也是主賓，看到陳子莊先畫柳樹老干，樁頭上殘椏戟立，能使人意識到過去的嚴冬之冷和人為的芟伐太過；
繼而見畫家揮筆畫出了柔條，用似有若無的綠色點舒了柳眼，頓時就感到了瑞氣蔥蘢，整個畫面充盈著不可阻遏的勃勃生機；
宣紙上的大片留白，也因此透出了天高云淡的亮色。鄧老不由詩興就來了�！膀镑准t拂入揮毫”，就是借用文學形象表達畫面黑白相生、剛柔相濟給他的審美感受。更重要的寄興是在思想層面上，鄧均吾是老共產(chǎn)黨人，看到在困難形勢下，執(zhí)政黨和知識分子如此的肝膽相照，由衷地感到高興。當時宣傳中強調困難形勢與“帝修反”的干擾破壞有關，號召中國人民在“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面前要自力更生、發(fā)奮圖強。陳子莊的壬寅春柳，不正是形象地體現(xiàn)了這種骨氣和志氣嗎？“金城柳是英雄種，豈向西風一折腰”，就是對這種風骨的肯定和贊揚。那些年人人皆知“東風壓倒西風”這一口號，“東風”與“西風”是有其具體的不容混淆的指向性的。
那次壬寅雅集中，陳子莊的畫和鄧均吾的詩，是重慶文藝界的一段佳話：從藝術活動看是這樣，從中國共產(chǎn)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看也是這樣。
◇ 詩禍
１９６２年春天的這股祥和之氣，實在太過于短暫。由于“階級斗爭”大纛的高懸重祭，這年入秋，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氣氛又乖戾起來。文藝界各團體被指斥成了“裴多菲俱樂部”，“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到了大革文化命的狂風乍起，根據(jù)那個由江青主持、據(jù)說含有最高旨意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過去一直是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新文藝運動，竟然被一條又長又黑又粗的“文藝黑線”專了政！按照這樣的誅語，從北京的周揚到重慶的任白戈，全都在劫難逃，遑論重慶市文聯(lián)中的作家、編輯。
風起之初，大約重慶市委也想不到自己竟會同各級黨委一樣變成“運動的重點”，在緊跟中也就一循舊規(guī)，先把文藝界的知識分子挑幾個整了再說。派來整文聯(lián)的工作組，是從市文化局和當時的“紅旗單位”四川美協(xié)選調的。重慶文聯(lián)和四川美協(xié)，是同一個黨組領導。用一句俗話說，是同一根線上拴著的螞蚱。但此時“文革”舞臺上要他們扮演的角色是蜥蜴，自然也就迅速變色，本諸上命，把文聯(lián)作為一條尾巴拋將出來，讓它在大張撻伐中去蹦跳；
以使更加重要的首腦部分得以逃到避風處，爭得一些應對時間。
也不知這該叫悲劇還是喜劇，原來熟得不能再熟的文朋畫友，在這“煮豆燃萁”開鍋之前竟然變得來形同路人。工作組來到文聯(lián)，也要像農(nóng)村“四清”那樣搞“扎根串連”，尋訪“苦主”，然后用突然襲擊的方式開“見面會”，號召拿起筆做刀槍，鋤毒草，挖黑幫。既然長期以來被“黑線”專了政，文聯(lián)中人除極個別外，幾乎全都入了黑籍，負有原罪。所謂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形式的互查互揭，實際就是吠形吠影的互咬互噬。被指定入棚搞大批判的文聯(lián)禮堂，天天腥氣撲鼻，人人刺刀見紅。角斗士們此時私心最為害怕的，是在這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混戰(zhàn)中不要被圈定；
一旦被圈，那就會百矢集身，被打翻在地還要再踏上無數(shù)只腳了！
橫禍就降臨到了鄧均吾頭上。
鄧均吾，又名鄧成均，筆名默聲、微中，１８９８年出生于四川古藺。他是我國著名文學團體——創(chuàng)造社和淺草社的老詩人，文學翻譯家。早在上世紀２０年代初期，就在上海投身新文學運動，與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同編《創(chuàng)造》，發(fā)表了《白鷗》等新詩，出版了編、譯書籍多部�？箲�(zhàn)軍興，他在成都從事抗敵文協(xié)工作，協(xié)助車耀先編輯《大聲》，１９３８年經(jīng)周文、趙其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教育、新聞等職業(yè)掩護下進行革命活動，曾任古藺地下黨縣委書記。５０—６０年代，歷任重慶市文聯(lián)秘書長、副主席、中國作協(xié)理事、《奔騰》和《紅巖》主編，并長期兼任重慶文史館館長。
鄧老在重慶文學界資深望重，雖然是重慶市文聯(lián)唯一的副主席（西南文聯(lián)撤銷后，因重慶未開文代會，尚未選出主席和其他副主席），榮譽性卻大于實質性，并不實際主事。無奈這場文化殺戮需要靶子，“文革”祭壇需要犧牲，從“三十年代文藝黑線”說，他是創(chuàng)造社時期的詩人；
從民主革命說，他是抗戰(zhàn)初起時的共產(chǎn)黨人；
從當權派說，他有領導人的名義。在成都已將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馬識途、四川省文聯(lián)黨組書記李亞群、省文聯(lián)主席沙汀“揪出來”點名批判的情況下，重慶不揪出個文聯(lián)負責人能交得了差嗎？因此工作組一進文聯(lián)，就將鄧均吾列入另冊，只囑他將詩稿交出供大家檢查，不讓和“群眾”一起“學習”。這不明擺著是樹的草垛嗎？
在“疑義相與析”的號召中，諸如此類的大字報就出來了——鄧老詩句中，“青年黨領導”被斷句為“青年黨／領導”（竟想讓“青年黨”來領導，何等反動）；
“家家辦得好公糧”被分析為歌頌單干（為何不寫“隊隊辦得好公糧”），形容村景的詩句用了“武陵”或“桃源”這樣的詞匯，更是被上綱成為對現(xiàn)實不滿，惡毒影射新社會是“暴秦統(tǒng)治”……
盡管揭批者說得血泡子翻翻，滿嘴是毛，但從掌握“斗爭大方向”的工作組看來，還是沒有抓住要害，難以取得戰(zhàn)果，便鼓勵繼續(xù)深揭狠挖。
重慶市文聯(lián)作家群中，恰好有兩位特殊人物，他們在重慶解放前夕有過坐牢的經(jīng)歷，重慶一解放，他們就開始寫作控訴國民黨集中營關押、刑訊、屠殺政治犯的文章，以后便一直按組織的安排向青少年作宣傳講演，進行革命傳統(tǒng)教育，在這樣的基礎上繼續(xù)受命寫作，并從紀實之作轉為文學創(chuàng)作，終于在有關組織部門、文學大師和出版單位的鼎力扶持、幫助下，于１９６２年出版了引起轟動效應的“黨史小說”，他們也因此被組織調入重慶市文聯(lián)。成為專業(yè)“創(chuàng)作員”（指《紅巖》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編者）。在文聯(lián)環(huán)境中，他們更表現(xiàn)出黨務工作者的干練和政治警覺性。還在“文革”醞釀之時，他們就得到江青的“親切接見”和關照，還曾在狠批“文藝黑線”時被用作雹擊夏衍等“修正主義分子”的石頭。他們回到重慶后，開口閉口“江青同志”如何如何，“文藝戰(zhàn)線”怎樣怎樣。因為得風氣之先，“文革”一開始，他們就聞風而動，以“左派作家”的姿態(tài)，在文聯(lián)公開提出：文聯(lián)主辦的文學刊物《奔騰》上毒草占４０％，存在“黑線專政”問題，必須嚴加追查。
不過，他們也有些不虞之災的顧慮。因為在他們那部小說成書過程中，一直受到重慶市委特別是組織部門的支持，也多方得到文藝界前輩的扶掖幫助，而有關的領導干部和作家，在“文革”前夕和“文革”風暴初起時竟紛紛落馬成了“反黨分子”、“黑幫”，這很有些使他們緊張，不得不寫出大字報和“揭發(fā)材料”，以便“劃清界限”。既然對周揚、夏衍、任白戈、沙汀、馬識途、蕭澤寬等都可以抹下臉來“反戈一擊”，又何吝于對３０年代的老詩人下狠手呢？
因而，工作組一號召，他們就沖殺上前了。在他們看來，陳子莊的畫和鄧均吾的詩，出籠于１９６２年春，其中必有微言大義。用這種政治眼光作刀，他們一下子就從詩的第三句中解剖出了反骨。原來，“金城柳”出典于桓溫，桓溫是東晉時帶兵之帥，他在西征北上途中看到當年種的柳樹已經(jīng)成圍，而他統(tǒng)一中國的功業(yè)尚未實現(xiàn)，不禁泫然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將東晉時的桓大將軍拿來和今天的現(xiàn)實一加比附，不是也有一個轉戰(zhàn)大西北的彭大將軍嗎？彭德懷在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被定成了“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頭子，１９６２年，正是被偉大領袖認定有人大刮“翻案風”、“黑暗風”的時候，恰在這時，陳子莊畫老干新枝，鄧均吾的詩寫“金城柳是英雄種”，不正是與彭德懷翻案之心暗通而遙作呼應嗎？
這樣的上綱批判，因符合運動的期求目標，工作組聽來就有些味道了，稍加鼓勵�！白笈勺骷摇庇衷卩囋姷牡诙渖嫌辛送黄菩园l(fā)現(xiàn)：“虬髯紅拂入揮毫”，所寫何人何事？據(jù)唐人傳奇，原來隋末大亂，在群雄中有位虬髯客，想與李世民爭天下而沒有得手，只好去海外稱王，退出爭奪前曾與李靖、紅拂談過：“此后十年，當東南數(shù)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在１９４９年爭天下失敗而被趕下海的不是蔣介石嗎？臺灣正好距北京數(shù)千里，蔣介石正是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之交叫囂反攻大陸，不正好與虬髯客所預言的“得事之秋”暗相契符嗎？這就是要害。抓住這個要害來個順藤摸瓜，竟然發(fā)現(xiàn)陳子莊曾在軍閥王纘緒那兒當過幕賓，教他家的孩子畫畫。雖然陳子莊在成都解放時對王纘緒作過策反，使其脫離了蔣介石集團，但王纘緒又在１９５７年越境外逃時被抓，這難道會是偶然現(xiàn)象嗎？根據(jù)這樣的政治投影，陳子莊在解放前的身份就頗可疑，他在１９６２年所畫杈椏森然的老柳就更可疑�，F(xiàn)在又有了鄧均吾的詩來點題，這不是在公開為蔣介石反攻大陸作輿論準備嗎？在“左派作家”的揭發(fā)中，還把蔣介石是在１９６２年某月某日叫囂“反攻大陸”，鄧均吾是在幾天之后拋出“反詩”，詳加對照，說得清楚而又具體�！昂诋嫹丛姟币簿腿绱诉@般地“鐵證如山罪責難逃”了。
請不要以為這是熱昏發(fā)燒者的譫語。把全國幾億人都發(fā)動起來搞“文革”是為的什么？《五一六通知》說得明白，是為了把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都揪出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是些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們身邊……根據(jù)這樣的大方向，工作組就對如此破譯鄧詩予以采信，還在對第二、三句詩的穿鑿附會基礎上，對第四句作了順理成章的上綱：大陸正在臺灣之西，“豈向西風一折腰”，也就是謳歌蔣介石的反共頑固性！
鄧老在缺席審判中，就這樣莫明其妙地被捆在可討可誅的示眾樁上了。
“文革”運動果真是史無前例，“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重慶市文聯(lián)這邊還昏天黑地，人心惶惶，不知何時風頭一轉，領導運動的工作組忽又變成了批判對象。受過江青親炙的兩位“左派作家”，趕緊宣稱受到了工作組的“迫害”，戴上紅袖籠，扯旗造反，組織起重慶“文聯(lián)紅衛(wèi)兵戰(zhàn)斗組”，奪了文聯(lián)的大權，建立起號稱重慶市第一個“文革”新政權——“文聯(lián)文革小組”。他們不但在文聯(lián)狠批工作組，還把工作組拉到重慶市中心的解放碑去“辯論”。在批判和“辯論”中大肆張揚他們與“江青同志”特殊而又神秘的關系，認定重慶“黑市委”對他們的態(tài)度反映著兩個司令部的斗爭，控訴市委通過工作組整了他們的“黑材料”，目的則是“把矛頭指向江青同志甚至更高”……
為了逼追他們所說的“黑材料”，他們不但揪斗工作組成員，還多次組織造反人馬到重慶市委機關和黨校等單位進行查抄，然而他們并沒有抄到所謂工作組整他們的“黑材料”，倒是在市委宣傳部抄到了工作組整鄧均吾的上報材料。原來工作組已經(jīng)按照《十六條》的分類，把鄧老定性為“四類”——必須打倒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了，“罪狀”主要就是那首詩。
當這些“戰(zhàn)果”被擄回文聯(lián)后，文聯(lián)的“棚友”們無不咋舌。鄧老是文聯(lián)這個團體中的松上鶴，園中芝。成仿吾稱他為人真摯；
郭沫若贊他詩品清醇；
沙汀說他淡泊自甘，樸質謙虛。在文聯(lián)這個運動不斷、批判不斷的團體中，他從來宅心仁厚，是公認的藹然長者。重慶市文聯(lián)關門揭批連續(xù)數(shù)月，鄧老被批判的也就那幾首小詩，早為吹毛求疵者梳篦過若干遍。在“文革”初期號召揭批中，有互相幫助“洗澡”的提法，究其實，只是互潑污水而已，盡管久而不覺其臭，也還沒有到污黑大家眼睛的地步。因而看到了那份白紙黑字的打印上報材料，大家都不禁頭皮發(fā)麻，深感后怕。
其時正是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高潮，“左派作家”口口聲聲說工作組整了革命群眾的“黑材料”，整了他們的“黑材料”，“何其毒也”！這一下抄出了工作組整鄧老的材料，不是正好坐實了他們的指控，正該大張旗鼓銷毀“黑材料”、為鄧老平反嗎？殊不知造反有造反的邏輯。“左派作家”言必稱“江青同志”，在文聯(lián)造反、奪權時念的符咒主要是江青那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批判“資產(chǎn)階級文藝黑線”是他們堅定不移的大方向。在他們眼里，重慶文聯(lián)所辦文學刊物《奔騰》上“毒草”占４０％，主編鄧均吾罪責難逃，何況又寫有“反詩”，這樣的“文藝黑線”人物豈能翻案？再說，鄧均吾的“反詩”，又是經(jīng)過他們的手眼而得以破解的，為鄧均吾平反，會置他們于何地？于是，鄧老不但得不到平反，又成了文聯(lián)造反派的批斗對象。兩位“左派作家”大講重慶文藝界的“兩條路線斗爭”，大講“資產(chǎn)階級文藝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每講則必以《奔騰》“毒草”和鄧老“反詩”為例。由于這兩位“左派作家”的知名度，重慶市起而造反的各路人馬和來重慶串連的紅衛(wèi)兵，不少人都到文聯(lián)來聽過這樣的報告宣講，接受過這樣的“路線教育”，油印的《重慶文聯(lián)文革大事記》和《重慶文藝界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廣為散發(fā)，從而使老詩人寫“反詩”之說，在眾口爍金中傳播四方。
◇ 詩殤
讀過《雙城記》的人都知道，在法國大革命中最為恐怖的是被宣布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并落于無政府狀態(tài)中受暴民專政。因詩賈禍的鄧老，“文革”中就長期困頓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
以兩位“左派作家”為首的重慶市文聯(lián)“新生紅色政權”成立之后，就宣布實行“紅色恐怖”，在大門口貼有“黑幫”榜，“鄧均吾”名列榜首，還在他家門上拉有橫幅，寫有罪狀。那時，因兩位“左派作家”帶頭造反，率先奪權，使得重慶市文聯(lián)成了熱點單位，來串連者，“取經(jīng)”者，請“左派作家”題字簽名留念者，每天絡繹不絕，僅據(jù)“左派作家”自己的統(tǒng)計，在“文聯(lián)文革小組”成立后的兩個月內(nèi)，他們就接見了來自各地的“革命小將”和各界革命群眾５萬多人。他們經(jīng)常在文聯(lián)院內(nèi)安上高音喇叭向來訪者作報告，大講“黑線專政”和鄧均吾的“反詩”。受了蠱惑的“革命闖將”們，總會有人闖上門去向鄧均吾問罪，動輒揮舞銅頭皮帶，拳腳交加，在這七旬老人身上表現(xiàn)“革命義憤”。老詩人則無論如何也不接受那強加于他的莫須有罪名，他還寫了兩點聲明：“１、外面的說我寫《觀人畫柳》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我是接受不了的；
２、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也沒有任何陰謀和活動。寫了壞作品，是我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結果。”這樣的聲明，必然遭到更加暴虐的凌辱。要知道，這可不是一時的沖擊或三五天的黑暗，而是天天都有不測之禍�。�
重慶的亂世英雄們很快就因奪權而分裂，為奪權而武斗，在奪權與反奪權的內(nèi)戰(zhàn)中，地處入城咽喉部而又毫無保障的文聯(lián)機關，也就成了各派“草頭王”都想盤踞之地，無論是“黃天霸”派殺來，還是“竇爾敦”派殺來，總有一個例行儀式是少不了的，那就是把這個單位的當權派拉出來斗。鄧老也就被輪番“祭旗”。到后來，文聯(lián)淪為了一派盤踞的指揮中心和武斗隊聚集地。老詩人自然就更加朝不慮夕，要頻遭狼膏虎吻了。
記得是１９６７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我在沙坪壩公園附近碰到鄧老和他的老伴周靜芳老師。我向鄧老透露了文聯(lián)的黨員業(yè)務干部在亂離中逃向了什么地方，還講了“文革”前在文聯(lián)實際當權、與鄧老同樣被打成“黑幫”的王覺秘書長住在什么地方，暗示他也該遷地避禍。周老師很焦心，鄧老則只是神色肅穆而已。
以后局勢進一步惡化，文聯(lián)所在的兩路口地區(qū)，兩派對峙，哨卡密布，連對運米運煤的解放軍都敢開槍，民命就更被視為螻蟻。鄧老有如臉刻金字的囚犯，真不知這無法無天的日子怎么能熬得出來！
鄧老沒有遠引避禍，在我想來，除去客觀原因——挪動無地之外，主觀上還因他不僅是詩人，還是位哲人。越是重溫鄧老的詩，越是能使人憬悟到這一點。
鄧老有位淺草社時期和地下黨時期的知友陳翔鶴，兩老都是恂恂然有君子之風的誠篤文人。陳翔老寫了兩篇歷史小說，一為《陶淵明寫〈挽歌〉》，一為《廣陵散》，“文革”前竟在報刊上遭到了點名批判。鄧老對這樁文案非常關注。陳翔老寫的是魏晉之世，其時既出了曹操這樣的梟雄，也出了司馬氏父子那樣的野心家，按照封建集權的邏輯，凡是有能力有見解的知識分子，若不為當?shù)浪茫叵祽延胁煌�，屬社會隱患。在雄猜之主眼中，早晚需誘而捕之，鋤而去之。即使像陶淵明那樣辭官種地，像嵇康那樣還鄉(xiāng)打鐵，也得設毒眼盯著，不可輕易放過。在這樣的黑暗政局和嚴密文網(wǎng)下，陶淵明就早早地寫了《自祭文》和《挽歌》；
嵇康則寄情于更加抽象的藝術形式——音樂，他常常深夜撫琴，卻不肯把《廣陵散》的曲譜傳世。這兩個正直的文化人，陶淵明是吟著“聊乘化以歸盡”的詩句，于自祭后“托體于山阿”的；
而嵇康則連這樣的寂寞之死也未能得到，終于因一個朝中下來的莫須有罪名，被拘捕審查，從而人琴俱亡，成為千古扼腕的“廣陵散”。
鄧老在１９６２年還寫有《讀史雜感》組詩，其中一首寫道：“權威能使是非淆，指鹿愚奸數(shù)趙高�？靶呇字槁目�，隨聲合噪若鳴蜩�！闭嫦袷菫椤拔母铩鼻芭嘘愊枥虾汀拔母铩敝信兴南盗恤[劇作的預言。陳翔老在“文革”中被批斗折磨死了，“全國山河一片紅”，鄧老要逃又能于何處茍全？東漢黨錮之禍時的張儉，不是逃一路反而害苦了一路的親朋好友嗎？因而鄧老在兩派對立紛爭的武斗期中，就一直呆在家里。據(jù)周老師講，那時的鄧老是鎮(zhèn)日里不言不語，鵠形枯坐。鄧老相貌清癯，瘦身廣顙。文聯(lián)的干部都將他比作屈原。鄧老既淪于狂潮漩渦之中，顯然也只能選擇屈心抑志，忍尤攘垢的失語狀態(tài)。詩案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打造出來的�，F(xiàn)在困在大沼澤中，與其言而反辱，倒不如在心中默誦騷句：“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以此保持精神的高潔，來熬過這樣的濁世吧。
劫后聽周老師講，武斗期中的鄧老與誰為鄰？曰“雄獅”，曰“猛虎”……多是在“天下大亂”中異化，人性惡變了的武斗狂徒。他們?nèi)顼嬅运�，�?jīng)常狂嘯著“完蛋就完蛋”的口號沖殺，自家甫才一二十歲的性命都不懂得珍惜，對別人的生命當然更視若草芥。莫說抓住了對方“俘虜”，即便看到了自己覺得不順眼的人，也動輒威脅“放氣、放血、下‘零件’”。他們在文聯(lián)占山為王的生活，自然也極富草莽性。哪天搶到了罐頭、生豬，哪天就是狂歡節(jié)。罐頭上胡亂戳個眼眼，呷干了汁水就隨地亂扔；
生豬更是不須庖整，用鋼釬捅死就連毛煮……要是一段時間里戰(zhàn)果不豐，鄧老之家就成為“小將”們的游獵場了。他們見啥拿啥，桌上莫說出現(xiàn)葷食，即使是豆瓣醬或泡咸菜，只要他們覺得可取，就逕行倒入自家的飯盅。鄧老的子女有時冒險進入文聯(lián)，給他帶來一點熟食、水果。有天晚上，鄧老在兀坐中看到有只手偷伸入室，叭地把電燈關了，心想又是哪個小青年在惡作劇吧？盡管起坐艱難，他還是掙扎著去門邊再把電燈開亮，這時才發(fā)現(xiàn)門內(nèi)地上有個網(wǎng)兜，他茫然四顧后問：“誰把網(wǎng)兜丟在這兒了？”周老師聞聲，前來扶他，恨恨地說：“這是兒子才送來的水果，又被那些挨冷子的搶走了！”誰知鄧老聽到后竟說：“他們不再公開搞打砸搶，要關了電燈才來拿廣柑，拿了還把網(wǎng)兜丟回屋里來，說明這些小將天良未泯，仍然是還有戒懼心和羞恥心的吧�！�
１９４８年，聽說為印度爭獨立的甘地被暴徒刺殺了。鄧老寫過一首詩：“精神潔比芬陀利，我佛慈悲此化身。獸性橫流殘劫日，為人為愛作犧牲�！痹娙耸巧鐣牧夹摹＝僦械泥嚴�，還在關心著武斗青年的可教性。他的愛心真是像圣雄甘地那樣的博大�。�
鄧老在大動亂中也并非絕對沉默。劫后傳出了他寫的兩首詩，一是寫于１９６７年的《酷熱中答人問訊》，詩中有句為：“堪欣病骨能如石，未許靈臺化作泥�！币皇菍懹冢保梗叮改辏丛碌慕^句：“嫩綠成深綠，初春接暮春。時間催物化，萬古不曾停�！痹娙说男倪�是不難揣度的。那就是不管怎樣地抹黑、誣陷，他的心仍是關心民瘼，具有“憂樂先后”之念的靈臺，并未化泥�！鞍吮硗梓西任琛笔且粫r之象，它無法扼阻時序與物化，終會酷暑轉涼，“好將歷史從頭說，民意何曾盡可違�！�
無奈鄧老盡管自謂病骨如石，還是在內(nèi)外交困中病倒了。鄧老子女把老人抬進醫(yī)院，醫(yī)生檢查后說：“這樣重的病人應該馬上住院。”但一聽是文聯(lián)的人就改口了，要文聯(lián)的“紅色政權”出具證明，說明病人不是什么“黑幫”、“走資派”才可收治。家屬告訴院方，鄧老從重慶解放起直至“文革”，一直是重慶市的人民代表。但這時連國家主席的命都保不住，談這些還有什么用？于是就只能拖。鄧老在政治迫害、精神折磨，肉體摧殘，生活供給上得不到保障，生病又得不到醫(yī)治的情況下，就出現(xiàn)了營養(yǎng)性的雙腳水腫，在變色中漸漸地漫過腳踝，浸過膝蓋……在遍地腥云，人命無法自保的日子里，周老師能向何方呼吁，能向何處求助呢？
詩人終于在１９６９年９月３日心身交瘁，人詩俱亡。鄧老就這樣用他的無聲抗爭，再演了一出山城文壇的“廣陵散”。
◇ 詩鑒
“文革”后期和“四人幫”倒臺后的一段日子里，四川新都寶光寺有幅廟聯(lián)在民間頗為流傳，其聯(lián)語是——
世上人，法無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鄧老詩案，“文革”后好像就是這樣不了了之地作了模糊處理的。要說沒有拔亂反正嗎？悼詞中又有“一切誣蔑不實之詞全部推倒”的話；
要說平反了嗎？鄧老追悼會上對這詩案卻回避未提。鬧了好多年的大案，就這樣囫圇吞棗般咽下去了。然而棗子好吞，棗核難消，它還在好些人心中釘著呢！
鄧均吾和陳子莊都是蜀中文化界的名人，名人名案，并不那么容易含混得過去。因而即使文化界中人不說，文化界外卻還有人記得，認為這場不白之冤未白。其中有個叫苗長江的鋼鐵廠廠長，他因為愛好文藝，曾去畫家吳凡處串門，出于關心，問到了當年喧囂一時的詩畫案。１９６２年春天，吳凡正擔任著美協(xié)四川分會的辦公室主任和黨支部書記，他其時也為知識分子境遇的改善和雙百方針的貫徹而振奮，興致勃勃地組織了那次畫師之會，也當場看到了陳子莊的感激涕零和作畫情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然也非常贊賞鄧老的詩。他哪里會想到，四年后竟會來一場人妖顛倒，焚琴煮鶴！……這個廠長流著眼淚聽后，就向吳凡索字，請他將《觀人畫柳》寫成條幅，好為老詩人留一念向。
吳凡是年屆八旬的老畫家，我與他話舊中，聽他感慨地談到了當年的詩畫案還有人記著的事，講到他為供這位熱心人選擇，當時將回憶的詩寫了兩幅，還有一紙尚存篋中。我請他翻檢出來，發(fā)現(xiàn)吳凡于憶錄鄧老詩后還寫有一段跋語——
１９６３年四川美協(xié)聚會于重慶，畫師陳子莊即席畫柳，時老詩人鄧均吾在座，后賦此詩寄興。詎料文革中鄧公竟因而被羅織成罪，備受荼毒。長江兄今言及此事，猶唏噓不已。囑憶錄此詩，蓋哀鄧公之冤，亦鑒歷史之謬也。
一九九八虎虎生氣之年，春意盎然之月，天朗氣清之日。吳凡書
如今提起“文革”，許多年輕人如聞天方夜譚，而許多過來人也有意無意地淡忘了。就拿鄧老這首詩來說吧，吳凡憶錄中，首句“老干長條倚碧霄”就錯記為“老干新枝出碧霄”，詩畫會的時間也記后了一年。有心人尚且出現(xiàn)記憶差錯，若再往后，會不會當人們想作史鑒時，連起碼的歷史碎片都難找呢？
睹字思情，棗核未消的釘感又起來了。因而覺得“鑒歷史之謬”這一課題似未完成，一個地方要出了交通事故，交通管制部門就得趕緊出現(xiàn)場，對事故車拍照，請目擊者出證詞，認真查找肇事原因，從而才可以警戒后車不蹈覆轍。１９６６年的詩畫案，是在天下大亂時發(fā)生的。鑒這樣的大亂，不提向社會，使后來者警覺，能知殷鑒之不遠，能弭禍于未發(fā)嗎？
�。保梗矗赌�，鄧老有首《自題》詩是這么寫的：“生來不具奴性，自審亦非英雄。收拾萬千矛盾，將來做個沉鐘。”溫讀鄧老的這些詩句，不由就想起浩劫后堅持寫《隨感錄》的巴金老人來。他倡議成立“文革博物館”，如一時成立不了，至少過來人也要學會說真話。堅持說真話。巴金是這么說的：“往事不會消散，那些往事聚在一起，將鑄成為一口銅鑄的警鐘。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
我還聯(lián)想及于周揚。
三折肱而成良醫(yī)。拿“文革”重災區(qū)文藝界來說，折肱者多矣，總該有人會成良醫(yī)吧？比如周揚就曾經(jīng)顯得可以成為這樣的大夫。一方面，“文革”前的歷次文化大批判，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許多冤假錯案，無不與他有關；
另一方面，他又“木匠戴枷”，被更左的“文革”投入獄中，受了多年縲紲之災。前后比較，推己及人，他就不僅知痛，還在痛定思痛中作了認真反思�！拔母铩焙螅镣礄z討，主動去一些受害文化人前認錯，還努力把文化上的過火批判如何惡變至于為“文革”，本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作了理性的再思索。從而他不僅獲得了廣大文藝界人士的諒解，還在拔亂反正中得到了人們新的尊重。不過，他試圖醫(yī)治“文革”沉疴的努力，似乎也并不順遂。比如１９８０年中，有位留學生問他：“今后還會發(fā)生整人的事嗎？”周揚的回答就一語三折，耐人尋味。他先是斷然地說：“那不會了�！本o接著又補充：“起碼我是不會那樣做了�！蓖Ｒ幌掠衷俅窝a充說：“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盡量不那樣做�！保ɡ钭釉啤短讲≈兄軗P》）
趁還記得，講講重慶文聯(lián)那曾轟傳一時的詩畫案，想也不為多事。正視史鑒的人多了，當年周揚答問的第三點，興許能理所當然地變成第一點吧？至少，真實的材料積累得多了，那銅鐘就會早些時日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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