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張（tension）是指在社會中存在了許多不滿，但這些不滿并未表現為公開的沖突。在中國農村中，緊張是普遍存在的。盡管緊張尚未表現為直接的社會沖突，但是對農村的社會穩(wěn)定構成很大的侵蝕作用。中國農村的緊張是一種結構性矛盾的體現，與一般的農村發(fā)展邏輯不同，在市場化和國家進入的同時，中國的農村沒有被完全開放，甚至通過國家的作用，村莊具有了更加封閉的特征。由此引起了村莊成員對村莊提供庇護要求，而在外界社會開放的環(huán)境下，村莊無法提供有效的村內庇護，這種庇護要求與供給之間的矛盾導致了農村社會的普遍緊張。由于沒有認識到這種結構性的緊張，所以許多試圖解決農村問題的政策不能發(fā)揮到有效的作用。

　　在中國農村中，社會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中一些表現為直接的沖突，如上訪，告狀，訴訟，甚至更為極端的行為；
但更多地表現為普遍的緊張，在行為上不是表現為直接的對抗，而是表現為不合作，社會成員通過各種形式表達不滿①。盡管緊張不直接表現為社會沖突，但是對農村的社會穩(wěn)定構成很大的侵蝕作用。

　　導致中國農村社會沖突和緊張的原因無疑是多樣的②，本文試圖分析普遍的社會緊張與目前中國農村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這些經驗材料主要來自與作者在中國南北兩個村莊的調查，這兩個村莊相對來說都是經濟比較發(fā)達的村莊。

　　緊張的表達

　　x和y村在近年來的經濟發(fā)展都比較快，y村所在的鎮(zhèn)是當年溫州十大小商品市場之一，隨著城市化的發(fā)展，y村已經成為城鎮(zhèn)的一部分，經濟迅速發(fā)展。這里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村莊，農業(yè)用地所剩無幾，村民幾乎全部從事非農業(yè)，甚至他們居住也不再集中了，村莊的居民與近年遷來鎮(zhèn)上的人口混合住在一起。y村在發(fā)展個體私人企業(yè)的同時，村莊集體經濟也發(fā)展較快，這在溫州地區(qū)是比較少的，y村是浙江省農村集體經濟發(fā)展的先進典型之一。而x村是當地有名的老板村，許多村民從事建筑業(yè)，企業(yè)中的重體力勞動多由外來人員擔任。在這個村莊中，別墅式的民居已經開始取代傳統(tǒng)的民居，私家擁有的轎車也有數十輛之多。x村的企業(yè)幾乎全部是私人企業(yè)，原有的集體企業(yè)已經破產了。但是，村莊內的緊張并不因經濟發(fā)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而不存在，在這兩個村莊內，不滿和抱怨仍然很多，緊張普遍存在，概括地說，緊張的表達形式主要是：

　　1．公開宣泄：村莊的部分農民借許多機會，在公開場合宣泄他們的不滿，如x村為了限制機動車在村內的行使速度，按照鎮(zhèn)政府的計劃在村內的道路上修建了一些水泥路障，這對于村莊內部的安全，特別是兒童的安全是有意義的，盡管可能為村內擁有機動車的農戶帶來了某種程度的不方便。但是，在修建水泥路障過程中，有部分農民借機會表達對村干部的不滿，如在經過路障的時候說村干部“凈干不該干的事情”。這些公開發(fā)牢騷，甚至謾罵的農民，有許多并沒有機動車。

　　2．背后的牢騷：比較公開的宣泄，背后的議論更持久，也更普遍。盡管農民往往不希望村莊干部知道自己對村莊事務或干部的不滿，但事實上，村莊的干部很清楚村莊內的關系緊張。我們在y村進入農戶調查訪問之前，村干部就提醒我們，村民可能會有各種說法。在我們的農戶調查中，村民也反映了對村干部的許多意見，發(fā)了許多牢騷。這種牢騷所涉及的方面很廣泛，從與自己沒有關系的事情到與自己密切相關的事情。農民通過背后的牢騷表達他們的意見，反映他們的看法，盡管在農民的背后議論中有許多內容與事實有出入，甚至包括了一些農民的猜測和想象的成分。

　　3．行動中的不合作：在很多時候，農民對村莊的事情采取冷漠的不合作態(tài)度，他們不是積極地參與村莊的事務，而是遠離村莊事務。我們上面講的關于水泥路障是一個例子，農民不參與這件涉及全村的事情。在農村選舉中更可以看出許多農民的不合作。這兩個村莊的選舉中，到選舉現場投票的村民都不足50%，許多村民沒有參加正式的村民選舉，較高的投票率是靠流動票箱實現的。流動票箱很難保證投票反映村民本身的意愿，因為這種方式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許多農民往往不積極參與村莊的公共事務。

　　4．嚴重的不信任：不信任既是引起緊張的原因，也是一種表達方式。許多農民對村干部懷有嚴重的不信任。農民一方面希望有個好的干部出現，但同時又相信，所有作干部的人都有個人的目的，都在以權謀私。他們遠離決策過程，對決策過程充滿了懷疑。如現在對村級的財務制度都要求公開，兩個村莊也都公開了其財務情況，但這種公開并沒有使村民信服，村民并不相信公開的內容。再比如，y村的一些村辦企業(yè)在招工中，有明確的制度，但村民并不很相信，家中有待業(yè)青年的家庭認為在招工中，村里的干部作了手腳，盡管他們也不是很清楚真實的情況如何。在x村，村民對耕地的承包也很有意見，特別是村莊的部分耕地承包給了外村人。村莊的許多決策，特別是村莊的資源與外村人結合的時候，如x村企業(yè)與外村人的合股，都會引起村民的猜疑。村民對村莊的許多公共事務抱有很深的懷疑。

　　在這兩個村莊中所存在的緊張在許多村莊中都普遍存在，在農民的表達中，有一些是真實發(fā)生的情況，也有一些僅僅是表達了農民的情緒，但是，我們不能因為農民反映的許多問題僅僅是道聽途說而不給予應有的重視，因為有許多時候，盡管事實并不一定很準確，但所反映的情緒確是很準確的。

　　緊張的特點

　　現在中國農村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緊張是普遍存在的�，F階段中國農村的社會緊張表現出如下的幾個特點：

　　第一、多數不滿集中在村莊內部事務，特別是對村莊干部不滿。如果說在現實社會中，農村干部具有多重身份，那么農民對干部的不滿主要集中在作為社區(qū)領袖的村干部的行為中。這種緊張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許多農民認為村莊經濟的發(fā)展速度不夠快，村民沒有從村莊經濟發(fā)展中得到利益。在y村，許多農民反映，盡管這個村莊在社會中很有名，但村民并沒有從中得到什么利益。村莊的集體企業(yè)與農民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村莊既不能給村民解決就業(yè)問題，也不能給村民帶來實際的好處。也有一些村民反映，因為干部的決策失誤，現在村莊的集體經濟幾乎沒有什么發(fā)展。農民的這種觀念與現在媒體所反映的聲音是一致的，許多媒體強調農村的發(fā)展與否主要在于有沒有好的領頭人，那么，當農民對村莊的經濟發(fā)展不滿時，不滿也就自然集中于村干部。另外的一方面是對干部個體行為的懷疑和不滿，普遍懷疑干部以權謀私，村莊內部不公平。y村一位私營企業(yè)老板的父親明確地道出了這種不滿：“我的兒子也有錢，但那是從外面掙來的，沒有占村里的便宜�？伤麄儯ㄖ复甯刹浚┛傉急敬謇习傩盏�。他為什么包那么多地，占了那么大一片樹林子？那是村里的。”在y村，村民懷疑村莊主要干部犧牲村莊的利益，以換取自己在私營企業(yè)中的股份。

　　事實上，現在農民的生活與國家和市場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農民的生活受到國家和市場很大影響，但是農民對外界抱怨的比較少，盡管這兩個村莊與外界的經濟聯(lián)系已經很多。如在x村，一些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方式不滿意，但是規(guī)模經營是來自上級政府的決策，而不是村莊自己的政策，但農民對土地承包的意見仍然集中在村干部身上。

　　第二，表達與實際的不一致，也就是說，村民在反映他們的意見的時候，它們所反映的不滿并不一定是他們真正的意見所在。不滿是存在的，但遠比表達出來的意見更復雜，也更模糊。如在兩個村莊中，都有村民反映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好處，但他們并沒有實在的事實來加以說明。再比如，兩個村莊都有村民對村莊的耕地轉為非農用地意見很大，認為這將危及子孫的生存。但是，在農業(yè)用地轉為非農用地的過程中，這兩個村莊的村民都得到了實惠，而且農業(yè)在這兩個村莊村民的生活中已經很不重要。如果說反映這種意見的是老年人，還可以被認為是對土地的執(zhí)著，但從沒有種過地，而且也不想種地的年輕人來反映這種意見，其實質是表達一種不滿的情緒，這個意見本身已經不重要了。

　　導致表達與實際的不一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村莊中普遍存在的緊張，村民的不滿有很多，其中有一些并沒有明確的指向，很難清楚明確地表達出來，如在y村，許多農民覺得村莊的的名聲與他們的實際生活有很大的距離，盡管村莊有很好的大樓，一些村民也比較富裕，但多數村民還是依靠家庭手工業(yè)維持在當地并不很富裕的生活，這引起了村民的不滿，但在強調個人能力的溫州，他們又很難將這種不滿完全表達出來，于是就借助于其它的事情來表達不滿。在x村，農民對修筑水泥路障所表達出來的不滿，也不是僅僅是對這件事情本身的不滿，而是借機在宣泄一種長期的不滿情緒。

　　另外，也是原因于村民的普遍懷疑，村民對村干部的不滿形成了村民對村干部的不信任，在這兩個村莊中，都有農民指責村干部以權謀私，甚至損公肥私，但是他們很少有可靠的關于事實的陳述。許多村民也不相信自己有可能掌握可靠的事實。因為他們遠離村莊的決策過程，也因為他們對村莊的公開化過程也抱有強烈的懷疑。在兩個村莊中都有很明確的村莊財務公開制度，對于村莊集體的收入和支出都有詳細的公布，在x村還有固定的村民議事制度，但是這并沒有減少村民對村干部的不信任。

　　第三、與村民的表達與實際不一致相關聯(lián)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村民表達意見時候，向外部尋找合法性。農民在很多時候對于村莊內外的事務是采取雙重標準的，如在x村，當外來的包工頭帶著外來打工者的工資跑了以后，村民對外來打工者也很同情，但并沒有人幫助打工者解決問題，盡管包工頭也是本村人雇來的。他們也承認，如果這些沒有拿到工資的打工者是本村人，他們不會允許出現這種事情。盡管村民在村莊內外的事情上往往采取雙重標準，但在涉及對村莊事務不滿的表達時，他們卻向外部尋找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往往是各級政府的政策、媒體的輿論，當農民對村莊的不滿與這種外部的合法性不一致的時候，他們會給出一個合法的表達，這也造成了表達與實際的不一致。因此，盡管兩個村莊有很大的區(qū)別，但村民所表達的意見卻很相似，如土地的問題，污染問題，干部不公的問題，等等，這些與我們近年來外部社會的主導意見是一致的。

　　在農村普遍存在的緊張不僅僅是干部行為問題，盡管我們不否認干部的作風是引起村莊內部緊張的一個原因，但是這種緊張不僅僅是干群矛盾，如果僅是干群矛盾，那么通過干部的更換可以解決問題，然而在這兩個村莊中，更換干部并不能解決村莊中存在的社會緊張。事實上，對村干部的意見往往只是對村莊事務意見的一種折射，因為現有的農村社會結構中，村干部是主要的權利擁有者，在很多的時候，村干部與村莊已經很難區(qū)別，村莊的公共事務絕大部分是由村干部決定的，村干部與村莊的公共事務已經一體化了。所以，村民對村莊的不滿就自然表現為對村干部的不滿意。

　　盡管農民的不滿有很多種具體的表達，但實際主要指向兩個方面，一是村莊利益，也就是作為一個村民，村莊為村民帶來了那些福利。抱怨村莊在經濟發(fā)展中沒有或很少給農民帶來福利，這種抱怨在許多經濟比較發(fā)達的村莊都存在。其次是村莊內部的公平問題，抱怨一些村干部自己，或者親屬，甚至外村的人通過關系，多占了村莊內部的資源。

　　村莊結構

　　農民與村莊的緊張關系往往和農民與村莊之間聯(lián)系的密切程度相關的。在這兩個村莊中，隨著經濟發(fā)展，許多村民已經與外界有了越來越多的聯(lián)系，他們主要依靠外界的資源。盡管這其中有一些人可能還生活在村莊內，但他們對村莊資源的依賴程度已經很低，對村莊的不滿也就相對降低；
反之，一些依賴村莊資源較多的村民，對村莊的不滿就比較多，與村莊的關系也比較緊張。因此，村莊內部的緊張是村莊開放程度的一個反映。

　　在關于第三世界農民社會的研究中，村落社會的封閉與開放一直是討論的中心。在農民的研究者的看來，原有的農民社會是一個封閉的社會，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特別是農產品的市場化水平提高；
國家在農村的進入；
以及西方資本主義進入農民社會，這種封閉的村莊被打開，從而進入一個開放的村莊。農民學的兩個主要流派，即道義經濟論和理性農民論，盡管對農民社會的解釋不同，但都承認這個過程。

　　 波普金將第一種村莊稱之為“團體村莊（corporate village）”，而將后者稱為“開放的村莊（open village）”，米格代爾則區(qū)別為內向型社區(qū)和外向型社區(qū)。波普金用4個指標來區(qū)別村莊的開放與否，即稅賦的征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村莊的邊界，土地的所有權和村民的身份認同（concept of village citizenship）(Popkin,1979,2)。米格代爾用3個指標來區(qū)別村莊的開放程度，即現金的使用、市場狀況和勞動力流動（米格代爾，1996）。

　　對于農民社會來說，從封閉村莊向開放村莊的過渡是很重要的轉變，這標志著村莊社會結構的轉變。在封閉的村莊中，農民和資源所有者，主要是地主之間有著一種強烈的庇護與依附的關系。形成這種庇護與依附關系的原因，按照斯科特的思想，是因為農民社會中的生存?zhèn)惱恚╯ubsistence ethic），小農對各種風險幾乎沒有抵抗能力，因而在村莊中發(fā)展出一種生存?zhèn)惱恚@種倫理要求資源的所有者為其追隨者提供庇護，以保持其生存（Scott,1977）。在道義經濟理論這看來，這種庇護關系是一種父愛式的關系（Popkin, 1979, 13）。在他們看來，村莊本身就是為了保障村民生存的一種制度（Scott, 1976，40）。波普金盡管不同意存在父愛式的保護與依附，他認為這只是資源的所有者在保護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利益，但他也同意依附與庇護關系的存在。

　　斯科特認為：“如果對最低生活保障的需求是農民生活中強有力的動機，就可以預期在農民社區(qū)中會發(fā)現一種制度性模式以提供這種需求。事實上，在村莊中，在構造日常行為的社會控制和互惠（reciprocity）模式中，生存?zhèn)惱淼玫搅梭w現�！保⊿cott，1976，40）在他們的研究中，村莊是對村莊居民提供保護的社會制度，之所以提供這種保護制度，首先的原因是村莊具有公共資源，斯科特特別強調如歐洲農村的公共土地。

第二是社會壓力的存在，特別是村里的各種流言蜚語，對富人形成一種壓力。第三是一系列的社會制度，如村莊中普遍存在的互惠制度。

　　村莊的封閉性是村莊得以維持的根本原因。伴隨著外界力量的進入，如殖民化、商品化和強大的國家進入，村莊的封閉被打破，首先，一些有能力的農民（包括地主）開始進入市場，過去這些人受到村莊內部的壓力，渴望擺脫對村民的庇護責任但無法實現，現在他們受到外界力量的鼓勵，不再對村民提供庇護責任（米格代爾，1996）。其次，農民對庇護者的多重關系也被單一的關系所取代，過去農民的土地要向地主租種，需要錢的時候也要向地主去借，農民與地主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現在他們與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他們可能去向不同的人租種土地或借錢，與每一個人的關系都是單一的。這樣也就打破了庇護關系。（Popkin, 1979），在兩種理論中，盡管對村莊的開放表示了不同的價值態(tài)度，但都承認這樣一個轉變過程的存在，農民與地主的多重關系和庇護是與村莊的封閉相伴隨的。

　　在米格代爾的研究中，中國村莊的外向型得分還是很高的。在他的得分表中，9分是完全的外向型農村，3分是內向型農村。在他的研究中所選擇的中國7個村莊，平均得分是7.43分，大大高于其它幾個地區(qū)，如東南亞，甚至拉美（米格代爾，1996）。這些村莊主要是中國革命以前的村莊。米格代爾的分析是基于一些人類學家的調查而形成的，這些村莊的選擇不足以代表革命前中國農村的情況，但從一個方面說明革命前的中國農村有許多已經是開放程度較高的村莊。但是，隨著革命以后的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制度建立，村莊進入了更加封閉的狀態(tài)。

　　與一般的發(fā)展過程不同，在中國的國家進入農村的過程中，盡管在經濟上擴大了村莊的開放，但在政治社會上，加劇了村莊的封閉。首先在土地制度上，土地改革取消了外村人的土地所有權，人民公社時期更將村內土地完全收歸村莊集體所有，現在，村莊仍然是土地的主要調控者。在x村實行了土地規(guī)模經營，全村按照人均0.5畝的指標平均分配耕地，其余的耕地由村莊集體統(tǒng)一發(fā)包。在y村，由于迅速的城鎮(zhèn)化，村莊所有的耕地已經不多了，但是在大量土地轉入非農用地以后，土地的收入主要由村莊集體掌握，賣地款的2/3由村莊集體所有，只有1/3交土地的承包農戶。由于y村已經是鎮(zhèn)上的一個村莊，所以村落規(guī)劃主要是由鎮(zhèn)政府完成的，但即使如此，村民蓋房的地基也主要是由村莊統(tǒng)一分配的。村莊是土地的所有者，通過對土地的控制權獲得村莊的集體收益，并對農民的日常生活形成影響。

　　在波普金的分析中，村莊的負擔是一個重要指標，在封閉的村莊中，村莊對外界統(tǒng)一承擔負擔，并在村莊中重新分配這些負擔。盡管現在有許多稅收是針對直接的經營者，但涉及到農民在稅收之外的負擔，往往是以村莊為單位征收的，村莊得到統(tǒng)一的任務，再在農戶中進行分解。在涉及農民負擔的時候，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村莊首先會通過村莊集體經濟為村民提供部分補貼，如在y村，許多負擔由村莊集體統(tǒng)一支付了，如1998年征收水利設施費，村民個人并沒有繳納，而是由村莊支付的，村莊的一些村民說y村好，因為村莊代村民交納了許多費用，盡管這些負擔是按照個人來征收的。此外，村莊有時也負責負擔再分配，如y村的財產保險，保險公司與地方政府下達了保險任務，村莊將這些保險任務平均分配到每一個農戶。從負擔的角度看，村莊在很多時候還是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負擔承載體，對外部社會提供負擔。

　　第三，農民還保有很強的村民身份。折曉葉指出“村籍”問題的存在（折曉葉，1998，304），實際上，村莊掌握了許多資源，因此，村民的身份是獲得村莊資源的必要條件。在y村，村民的身份主要體現在村莊特權和福利。在y村莊有一些壟斷性行業(yè)，一般是需要資金不多，收入比較好的工作，如停車場中的搬運工。搬運基本上被本村人壟斷，現在甚至一些貨運場的搬運工已經不再勞動，而是雇用外地人，本村的搬運工只是從外地人的搬運收入中提成。村籍與戶口并不等同，如一些婚后的婦女并未遷出戶口，但也不能再享受村莊的福利。在x村莊，外來人口，盡管可能已經交納了費用，取得了本村的戶口，但與原有的村民仍然不同，如不能參與土地的分配。

　　隨著農村工業(yè)化和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村莊的邊界開始有了一些模糊或者說是多元化（折曉葉，1996），但是這是與建國以來，特別是人民公社時期相比較。在許多地方，作為集政治、經濟職能于一體的村莊，現在依然保持了清晰的邊界。村莊的邊界體現在土地的村莊所有、村莊成員的戶籍制度、以及村莊的行政管轄范圍，在這個封閉的圈子中，最主要的特征是村莊對資源的壟斷（王曉毅，1999）。

　　從以上幾個方面來看，盡管在近年來，村莊的成員流動開始大量增加、農村經濟的市場化水平提高、國家越來越直接地管理村莊，但是村莊本身仍然具有很大的封閉性。

　　現在中國村莊的封閉性與經典作家所描述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民社會的封閉性已經有了本質的不同，首先，這種封閉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構造的結果，國家通過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和地方行政制度，構造了一個相對封閉的村莊；
而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村是在缺少與外界聯(lián)系的情況下形成的自然封閉。隨著國家的向基層的深入，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村被迫不斷開放，但在中國，隨著近代國家向基層的深入，村莊在行政和經濟上的封閉性在增強。此外，它們所面對的外部社會也大不相同了，現在村莊所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和開放的市場環(huán)境。國家直接作用于基層農村，農村同市場緊密的聯(lián)系在了一起。

　　村莊內部的封閉結構與外部社會靠開放并存，這是村莊目前面臨的一個結構性矛盾。

　　保護的需求與供給

　　村莊的封閉性帶來村民對村莊資源的關注以及對村莊保護的要求。但是，在開放的環(huán)境下，村莊越來越不能提供保護，因此出現了村民對村莊的普遍不滿。

　　村莊對資源的壟斷導致了村民對村莊共同體的認同。村民認為他們對村莊的資源具有所有權，村莊應保護他們的利益。

　　村民首先關注的是他們的資源不要被外來人員分割，保持他們對村莊資源獨享的地位。如x村的經濟已經與外部社會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x村的主要產業(yè)是活動板房，絕大部分的工人都是外來人口，有數百人。村民都認識到外來人口對村莊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性，但是，當我們與村民討論外村人是否可以成為本村的正式村民的時候，許多村民不希望外來人口進入本村，因為他們擔心村莊的耕地、房基地等被外來人口分割。在y村，現在已經有一些遷進城鎮(zhèn)的人口落戶本村，許多村民對此很有意見，認為這些新村民將會瓜分他們原有的利益。

　　村民還希望通過村莊對村民提供保護，減少外人員的競爭。y村已經是城鎮(zhèn)的一部分，一些外來企業(yè)希望能夠搬遷到這個村莊來，其中一家企業(yè)的進入申請經過多次“村兩委”（黨支部和村委會）的討論，都沒有被通過，因為他們認為，申請遷入的企業(yè)與本村所辦的企業(yè)是生產同類產品的，而這些產品的市場都是本地市場，這家外來企業(yè)進入以后，必然會影響到本村的企業(yè)發(fā)展。在市場競爭中，村民希望村莊能夠為他們提供一些保護，使他們避免激烈的競爭。在村民的經營活動中，限制外來人員的進入是普遍存在的，這里既包括制度性的因素，也包括一些非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如在村莊中的商店是一個比較容易進入的行業(yè)，但這些行業(yè)往往是由本村人經營的。在這里起作用的主要是一些非制度的因素，如民間的信任，以及本村居民對一些中心地段房屋的控制。

　　在村莊范圍內壟斷就業(yè)機會是村民的普遍要求。在廣東，隨著外來企業(yè)的發(fā)展，就業(yè)市場開放，村莊仍然壟斷了一些關鍵的位置，如外資企業(yè)的廠長、報關員（王曉毅等，1996），這種現象在許多村莊中都存在，如y村村民對搬運的壟斷。一位外來的企業(yè)家在y村購買了一塊土地建廠房，他從另外的一個鄉(xiāng)購進了建房用的水泥預制板，并帶來了外鄉(xiāng)的搬運人員，但是y村的村民不同意外來人員搬運，提出外村的企業(yè)家購買了本村的土地，使他們失去了祖輩留下來的土地，今后沒有工作了，因此水泥預制板的搬運必須由本村人來作，而且工資要高于外地人。與這件事情相同，當y村在鄰近的村莊購買了一個市場以后，鄰近的村民也提出市場的裝卸工作必須有當地人來作，談判的結果，市場外面的裝卸工作由當地村莊的村民來作，而市場內部的裝卸由y村的村民來作。在x村，許多工作機會已經對外開放，甚至在村委會也雇了幾個外村的專業(yè)人員，如會計和電工，但是村民有意見，認為應首先雇用本村人。

　　由于村莊的封閉帶來了農民對村莊利益的認同，在許多農民的心目中，村莊具有獨立的利益，他們是這個村莊成員，因此應有權得到村莊發(fā)展所帶來的利益。村莊的最直接代表是村干部，因此，農民對村干部的要求實際上在很多時候是對村莊要求的一種折射。

　　農民的這種意識與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在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中很強調干部為村民謀福利。如我們倡導的干部要帶領農民共同致富，認為村莊經濟的發(fā)展關鍵在于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宣傳“給錢給物不如有個好支部”等等，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強化了農民尋求村莊保護和村莊福利的意識。正如本文前面所說的，農民社會的合法性基礎來自于農村社會之外，農民在表達不滿的時候也多以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為依據。

　　但是，盡管村莊給人們的印象還是封閉的，但已經不是真正封閉的村莊。

　　首先，村莊是國家建構的，村莊受到國家越來越多的影響。作為國家的代表，基層政府在村莊中有巨大的影響，村干部在很多時候充當了國家與農民的中介，要保證國家的政策和任務在村莊中能夠完成；
作為最基層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不僅通過村干部來貫徹政府的指令，在許多地方，如y村，鄉(xiāng)鎮(zhèn)政府還通過派駐包村干部的方式，直接解決村莊中的各種問題；
在一些地方，鄉(xiāng)鎮(zhèn)政府直接控制了村莊的財政，在x村，村莊自有資金的支出是由鎮(zhèn)政府的主管干部控制的。這些錢盡管屬于村莊所有，但鎮(zhèn)政府代為管理，支出要得到鎮(zhèn)主管領導的同意，財務記賬也要每月固定的時間到鎮(zhèn)政府記賬。

　　在現代社會中，農民的生活已經不可能遠離國家，他們與國家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農民需要與基層政府的各個部門打各種交道，需要他們解決許多問題，完成各種任務，因為國家已經深入到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
不僅如此，各種國家的宏觀政策對農民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如國家的糧食政策，產業(yè)政策，對村莊內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影響。y村的印染企業(yè)因為國家防治污染政策的出臺，在鎮(zhèn)政府運作下，與外村的同類企業(yè)進行了股份制的合并，因為防止污染的政策要求企業(yè)需要有一定的規(guī)模。

　　其次，現在的村莊社會已經是高度市場化的了，農民與市場的聯(lián)系非常密切。在x村，農民已經不可能自己種地了，因為農田的耕作和灌溉都需要現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需要支付拖拉機和噴灌的費用，農業(yè)已經高度商業(yè)化了，農民的主要生產資料，如化肥、種子都需要購買。其次，村莊中從事非農業(yè)的農村居民越來越多，在兩個村莊中，幾乎沒有專門從事農業(yè)的農民了。在y村，村莊幾乎已經沒有土地了，村莊僅有的一點土地不過幾十畝，也只是等待被征用。在x村，一般的農民也只是種植每人的半畝地。專業(yè)種田的反而是一個外來人，他承包了200畝土地，種植彩色玉米，都是銷售到市場上。在這兩個村莊中，農民已經高度市場化了。

　　村莊的開放也增加了村莊內部的社會分化。米格代爾曾指出，隨著社會的開放，村莊中一些人率先突破了村莊的壓力，他們與外部社會結成了密切的關系（米格代爾，1996，123）。一些農民在與外部社會的聯(lián)系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們已經突破了村莊對他們的限制，盡管他們還與村莊有各種各樣的聯(lián)系。在x村，企業(yè)的老板們早已突破了村莊的限制，其中一些人的企業(yè)已經不在村莊中，一些村民已經在外面購買了住房，無疑，這部分村民是外向的村民。y村的農民與外界的聯(lián)系開始的更早，早在70年代，村莊中就有一些特產戶，他們的戶口在村莊中，但不參加村莊的農業(yè)勞動，他們主要到外面從事非農業(yè)生產。如y村的歐某，幾十年中從未作過農業(yè)，他原來在福建的一些縣辦企業(yè)中作師傅，后回到老家附近，70年代主要在周圍的一些村辦企業(yè)作師傅。現在他自己在一些企業(yè)中有股份。年輕一代似乎活動的范圍更大，y村一位年輕人現在的活動主要在東北，因為東北的合作者可以為他搞到進口配額。

　　村莊的精英包括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往往是這些外向型的村民。他們與村莊的聯(lián)系越來越不密切。人們可能寄希望于村莊的政治精英具有比較強的村莊傾向，但是村莊政治精英也逐漸地具有外向性。村干部作為農民與國家之間的媒介，在很多時候要保障貫徹國家政策和完成任務，這就需要村莊干部具有一定的外向性，比如y村的一位主要干部的普通話說得不好，人們認為他作村干部就會遇到許多不方便的地方，特別是與外界的交往中。其次，村莊干部往往是村莊經濟的主要管理者，在管理村莊經濟中，村莊干部與外向型的企業(yè)家一樣，需要與外界建立關系。y村的黨總支書記也需要自己出面去外面討債。更重要的是，現在的村干部同時也是農民，他們不僅處理村莊的公共事務，也同時要考慮個人的利益。y村和x村的兩位主要干部都曾承包了許多土地，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討論的，大面積的承包土地需要更深的進入市場。此外，他們也都通過不同的方式參與了村莊的非農業(yè)，如直接投資或參與股份。所以說，不論村干部作為村莊的政治精英或者追逐個人利益，都促成他們的開放。

　　村莊所面對的開放的環(huán)境和村莊內部的分化都降低了村莊的整體性，因此村莊為其成員所能提供的保護越來越低。

　　簡短的結論

　　村民對村莊保護的希望與村莊所能提供的保護之間的差距是導致村莊緊張的主要原因。由于村莊壟斷了村莊的資源，因此村莊內部成員希望能夠在村莊的發(fā)展中得到利益，但是村莊已經處于開放的環(huán)境中，村莊成員只有在與外界社會的互動中才能發(fā)展。所以，當y村的村民要求必須由本村村民來搬運水泥板時，村干部是站在外村人的立場上，阻止了村民的行動，因為這會影響到當地的投資環(huán)境。y村的村民盡管對土地的承包有意見，但在村莊中承包土地最多的仍然是一個外村人，因為外村人可以交更高的承包款。

　　在道義經濟看來，國家和殖民主義的進入，以及市場化的發(fā)展，農民的安全、福利和生存都受到了損失，因而出現農民的抗議（Popkin, 1979, 5）。中國現在的情況顯然與此不同，農村的社會緊張更多地表現為社區(qū)層的緊張，許多農民還將村莊保護的失去歸因于村莊干部，但實際上這已經不僅僅是干部個體行為的問題，村莊緊張是村莊結構性矛盾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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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研究報告主要基于作者在浙江溫州和河北省兩個村莊的調查。這些調查得到了福特基金會和美中交流學會的資金支持。在調查中得到了兩地許多組織和個人的支持，在此無法一一提及，僅在此表示感謝。

　　在本報告中，為了行文方便，我將在溫州所調查的村莊稱為y村，在河北所調查的村莊稱為x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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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訇P于社會緊張，可參見陸學藝主編，蘇國勛、李培林副主編：《社會學》，知識出版社，1991年。中國農村的社會緊張來自于社會結構的矛盾，但中國農村的結構化過程與一般經典作家所描述的不盡相同。

　�、� 參見趙樹楷：“社區(qū)沖突和新型權力關系“，《中國農村觀察》，1999年第2期。

　　參考文獻:

　　米格代爾，J., 1996，《農民、政治與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

　　王曉毅，1999，“資源獨享的村莊集體經濟”，《北京行政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

　　王曉毅、張軍、姚梅，1996，《中國村莊的經濟增長與社會轉型》，山西經濟出版社。

　　折曉葉，1996，“村莊邊界的多元化”，《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1997，《村莊的再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Popkin, Samuel L., 1979, The Rational Peasa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ott, James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Vermeer, Edurd B., Frank N. Pieke, and Woei Lien Chong, ed. 1998, Cooperative and Collective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M. E. Sha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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