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國對外政策實際上受到一種結構性矛盾的影響。當時存在兩個不同層次的矛盾。第一個層次是國內經濟衰退要求對外政策向更加務實穩(wěn)妥的方向調整，同時周邊環(huán)境惡化迫使中國至少要在某個方向或局部作出強硬的反應；
第二個層次是中國領導層在如何評估“大躍進”和應對經濟衰退方面的不同意見及其爭論的結果等，也在影響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方向。這兩個層次的矛盾各有其演變脈絡，而且不同層次上展開的各種矛盾也是相互聯(lián)結、相互影響的。相比較而言，第二層次的矛盾是導致對外政策變化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對外政策/左傾/大躍進

　　隨著對中國對外政策研究的不斷深入，1962年間中國對外政策的發(fā)展變化及其對后來中國外交的影響等，明顯地開始受到國內學術界的關注①。有關論著強調1962年中國外交決策的內外環(huán)境均出現(xiàn)罕見的嚴重局面，指出中國周邊那些層出不窮的事件及其與國內政治形勢變化共存的現(xiàn)象，并將它們置于中國對外政策演變的框架內加以分析，斷定上述現(xiàn)象對中國外交的影響是巨大的②。由此理應提出并予以清楚回答的問題是，這兩種情況之間是否存在相互影響和聯(lián)系？進一步說，兩者在影響中國對外政策方面，哪一個因素更具決定性？顯然，僅僅羅列現(xiàn)象和描述過程是不夠的。本文探討50年代末60年代初，持續(xù)變動的國際環(huán)境和中國國內政治之間的互動關系，并在此基礎上考察1962年中國對外政策變動的原因、特點及在60年代對外政策發(fā)展中的歷史位置。

　　一、50年代后期中國對外關系動蕩的緣起

　　在展開探討上述問題時，本文實際上已經提出了命題。第一是中國對外政策在1962年發(fā)生了變化，這個變化即使不是向“左”發(fā)展的轉折點，至少也是特別值得關注的。這里首先需要闡明所謂中國“左”的對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因為“左”或極左概念在不同的政治環(huán)境中存在著定義上的差別，特別是冷戰(zhàn)時期推動中國對外政策發(fā)展的各種因素彼此交織，紛繁復雜，一些看上去“激進”的政策行為未必同出一源，一些被稱為“溫和”的政策也未必完全源于務實的思考。

　　“左”在中國政治中簡單地說，就是指追求超越時代或高于現(xiàn)實可能的目標，這一點延伸到對外政策領域，本質上沒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不同的特征而已。本文所謂“左”或極左的對外政策大致包括四個基本特征。

　　第一，在理論上對傳統(tǒng)的“時代”學說持教條主義態(tài)度，對紛繁復雜且迅速變化的國際政治形勢不肯進行具體分析，只是簡單地斷言世界正處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并因此否定國際形勢中緩和因素的存在和意義，實際上不承認有維持較長時間基本和平的可能性。

　　第二，過高估計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響，其主要表現(xiàn)即“中國革命中心論”，如自詡為“世界矛盾的焦點，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中國向何處去是“關系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命運的問題”，是“關系世界革命命運的一件頭等大事”，等等�！爸袊�革命中心論”反映出對當時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影響力等重大問題的戰(zhàn)略性思考，從深層看，也多少涉及歷史上的“中國中心觀”。

　　第三，將所謂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在理論和現(xiàn)實中均否認國家利益在制定和實施對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明確宣布：中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①

　　第四，在具體政策上，以反對帝、修、反為號召，搞“兩個拳頭打人”、“四面出擊”。

　　這方面已經有相當多的論述，此不贅述。以上述四個特征作為標準，可以說中國極左對外政策大致形成于“文革”開始時期。如果一定要找到一個具體準確些的歷史標志，那么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比較具有標志性的。與上述觀點相聯(lián)系的第二個命題是，60年代初的中國對外政策是處在演變過程中的。因此要探討1962年中國對外政策變化在這個過程中的地位，就必須首先探討1962年以前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狀況。自1954年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后，中國對外政策開始進入比較平穩(wěn)的探索和良性發(fā)展狀態(tài)。至中共八大召開，伴隨著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的積極努力，中國領導人也為中國對外政策確定了方向，即“努力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不論是基于何種分析，他們明確認為：“世界局勢正在趨向緩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經開始有了實現(xiàn)的可能”②。但是這種勢頭并沒有持續(xù)多久，兩個事態(tài)的發(fā)展開始從根本上影響了中國對外政策的走向。它們分別是中蘇同盟動搖和“大躍進”運動的興起。

　　50年代末中蘇同盟開始全面動搖，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在中蘇結盟過程中便形成的領導（蘇聯(lián)）與被領導（中國）關系，在1956年波匈事件的沖擊下，已經難以維持下去。這方面的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其一，中國領導人利用蘇聯(lián)在波匈事件中面臨的嚴重危機，迫使其改變以往處理蘇聯(lián)陣營內部國家間關系的某些方式和規(guī)則，并通過公布《關于發(fā)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lián)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承認了以往的錯誤①。

　　其二，中國至少暫時取得了在蘇聯(lián)與一些東歐國家之間充當調解人的地位，這比較突出地表現(xiàn)在波匈事件的處理過程中。其三，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中國領導人的活動等表明，中國在蘇聯(lián)陣營中的地位明顯上升，特別是在東歐國家中的影響力明顯加強②。中國領導人有理由相信，中蘇之間那種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蘇聯(lián)領導人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認事實確實如此。以往的研究比較多地強調蘇共二十大以后，中蘇兩國領導人在如何評價斯大林及一些相關理論問題上發(fā)生嚴重分歧，而且正是這個分歧埋下了中蘇同盟破裂的種子③。

　　一個被忽視的重要方面是，在經歷了蘇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蘭、匈牙利事件后，中國領導層普遍認為并且相當重視一點，即過去蘇聯(lián)與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特別是與中國之間那種“貓鼠關系”、“父子關系”，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④。

　　上述種種使中國領導人不能容忍蘇聯(lián)在任何問題上表現(xiàn)出被認為是以勢壓人的態(tài)度，并斥之為是重演斯大林時期的錯誤。如果不是中國領導人認為中蘇在同盟中的相對地位已經發(fā)生了基本的變化，很難想像，1958年夏毛澤東在“聯(lián)合艦隊”和“長波電臺”問題上，會如此怒不可遏。他說蘇聯(lián)的要求使他“想起斯大林的東西又來了”，“現(xiàn)在又在搞斯大林的東西”。⑤

　　中蘇關系的變化其實也就是中國在蘇聯(lián)陣營中的地位明顯提高。需要探討的是這種提高達到了什么程度？蘇聯(lián)能夠允許這種變化達到什么程度？以及當出現(xiàn)分歧和矛盾時，中國領導人能否迫使蘇聯(lián)按照他們對雙方關系變化的理解，改變其態(tài)度和政策？

　　進一步說，中蘇之間領導與被領導關系曾經是中蘇同盟得以建立并維系的基本條件之一，當這個條件改變以后，中蘇同盟該如何維系？雙方關系建立在何種準則之上？或者說蘇聯(lián)是否接受中國希望遵循的關系準則？當時沒有人回答、很可能也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除了抗日戰(zhàn)爭后四年參加國際反法西斯同盟外，1840年以來的中國對外關系歷史沒有提供任何結盟的經驗。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基本上是根據以往處理國際共運中的黨際關系、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同路人”關系以及一般意義上的國家關系等幾個方面的經驗，應付中蘇同盟中出現(xiàn)的復雜情況。事實表明這是遠遠不夠的。反之，蘇聯(lián)在結盟問題上有豐富的經驗和傳統(tǒng)，它知道在某些時候對盟友施加懲罰是維護同盟的必要手段，當然使用不當也會損害甚至摧毀一個同盟。中蘇同盟或更廣泛地說一種全面發(fā)展的中蘇關系，是當時中國全部對外關系一塊巨大且關鍵性的基石。

　　一旦這塊基石動搖，中國的對外關系就會出現(xiàn)全局性的不穩(wěn)定，甚至國內政局也會隨之動蕩，這一點被后來的發(fā)展充分證明。由于中蘇同盟破裂后兩國長期敵對關系的影響，中蘇同盟在中國對外關系中的重大作用，被長期和普遍地低估了。中蘇關系惡化造成的沖擊之大，很可能是中國領導人未曾料到的。他們對同盟動搖后處理中蘇關系應遵循的準則表述得并不那么清楚，當然也就不會被蘇聯(lián)方面清楚理解并接受。在這樣的基礎上應對中蘇關系惡化，必然是相當吃力的，也一定不會達到預期的目的。中國領導人應對中蘇關系惡化的獨特方式及其所反映出來的對同盟關系的理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從處理同盟國關系的角度看，有很多需要總結的經驗和教訓。在中蘇同盟開始動搖后不久，中國國內政策出現(xiàn)了根本性的變化趨勢。從1957年春夏開始到1959年，中國國內發(fā)生了兩個重大事件。其一是1957年春的所謂“民主整風”，即中共中央為吸取蘇聯(lián)和波匈事件的教訓，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為主要內容的群眾運動，其目的是用“民主整風”的方法，解決社會中明顯表現(xiàn)出來的黨的部分干部與群眾的矛盾。其二是1958年掀起的“大躍進”運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通過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加速中國經濟現(xiàn)代化建設步伐，爭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趕超西方大國，并爭取早日在中國實現(xiàn)共產主義。

　　不論是“民主整風”還是“大躍進”，都以失敗結束。前者導致了反右派斗爭，實際上加劇了社會矛盾。后者導致了三年嚴重的經濟衰退，并且加劇了中共黨內的緊張氣氛。這兩場運動失敗的嚴重性不僅僅在于其失敗本身。就對中國對外政策的長期影響而言，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持續(xù)進行的黨外和黨內斗爭與壓制不同意見，大致確立了一種政治價值觀，即無論效果如何，只要是推動激進的變革，追求充滿激情的目標，就是“政治正確”。任何務實與理性的思考和政策，只有在戰(zhàn)術的范圍才允許有存在的空間，而且通常很快就被新的更強烈的激情所淹沒。這種“寧左勿右”的政治價值觀在尖銳的黨內斗爭中得以確立，使中國對外政策中任何趨向務實與穩(wěn)定方向的調整，都很可能是困難的并難以持久。

　　到1959年夏季，“大躍進”實際上已經露出敗相，中國領導層出現(xiàn)了要求糾正“大躍進”錯誤的呼聲。但是毛澤東將中共黨內的批評意見一概斥之為“右傾”，將黨內出現(xiàn)不同意見視為“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xù)”。①與他共同浴血奮斗二十多年的彭德懷因此成了一位暫時的“革命同路人”，并最終被徹底打倒。值得注意的是，與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幾乎同時，中蘇關系也開始出現(xiàn)危機。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7月間在波蘭關于公社的講話是對人民公社運動的暗諷，他幾乎因此下決心與蘇聯(lián)公開決裂。在毛澤東看來，《內部參考》上登載的赫魯曉夫那些被認為是影射和攻擊人民公社的講話，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火上澆油，而且是與彭德懷等人“內外呼應”。他立即部署最快在當年秋季、最遲在1960年春季，反擊蘇聯(lián)的“反對派和懷疑派”，甚至考慮馬上在《人民日報》公布赫魯曉夫那些被認為是“反公社”的言論。②只是后來在討論中未獲同意，這一部署才沒有付諸實施③。

　　赫魯曉夫很可能并不了解毛澤東的憤怒，他在隨后的中印邊界糾紛中扮演了可以說是愚笨的角色。特別是他訪問美國以后，專程繞道北京，試圖說服毛澤東配合蘇聯(lián)的對外政策。

　　在9月30日的國慶招待會上，赫魯曉夫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國領導人，在對外政策上需要改弦易轍。①在同中國領導人的會談中，赫魯曉夫在臺灣、中印邊界沖突等問題上，指責中國采取了“冒險主義”政策，并稱“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不僅要在信念和目標上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且我們在同盟行動上也是緊密聯(lián)系的”。②赫魯曉夫的此類言行引起毛澤東的極度反感，他譴責赫魯曉夫是“右傾機會主義”，說蘇聯(lián)“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產主義”。③這一次中蘇首腦會晤實際上成了中蘇同盟走向衰亡的轉折點。此時中國與印度的邊界沖突加劇。

　　1959年夏季由于印度堅持其對中國的領土侵蝕，雙方先后在朗久和空客山口發(fā)生武裝沖突，中印邊界局勢急劇緊張起來。中印關系緊張無疑增加了中國平息西藏叛亂的困難，而且間接損害了中蘇關系。中印邊界沖突可以說是中國周邊關系開始惡化的一個先兆。到1960年夏季，蘇聯(lián)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地區(qū)挑起邊界事件，從此中蘇邊境地區(qū)不再安寧。與此同時，印度支那地區(qū)因老撾局勢動蕩而趨于緊張，特別是美國明顯加強了對這一地區(qū)的直接干涉。不論由于何種原因，伴隨著“大躍進”的進程，中國的周邊環(huán)境的確從1959年夏季開始惡化，而且這種惡化似乎是在幾個方向同時發(fā)生的。這種情況顯然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嚴重關注，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現(xiàn)在國際上反華浪潮來勢洶洶”，而且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都參與其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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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60年的對外政策調整及其原因

　　從1959年11月開始到1960年上半年，中國領導層花費了相當多的精力和時間，反復討論“國際問題”，以便決定如何認識和應對開始惡化的周邊環(huán)境及對外關系方面的困難。⑤中國領導人很快就決定采取穩(wěn)妥應對的方針。據吳冷西回憶，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中國領導人基本確定了“努力主動地在外交上開創(chuàng)新的局面”⑥的方針。在隨后一段時間里，政治局常委多次開會，肯定了1月會議精神并討論了落實的具體辦法。在這個方針指導下，中國外交出現(xiàn)了相當務實穩(wěn)妥的局面。首先是在中蘇關系方面，中國領導人不僅決心避免破裂，而且要爭取“達到新的基礎上的團結”，甚至要“賴著跟他（赫魯曉夫，作者注）搞團結，賴著不分裂”。⑦正是這個決定促使中國領導人在經歷了與蘇共中央幾個月的爭論，特別是經歷了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尖銳沖突和蘇聯(lián)撤退在華全部專家后，仍然在年底的莫斯科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與蘇聯(lián)領導人達成諒解，即“有什么事情一起來商量，避免沖突”①。

　　會議結束后，劉少奇以國家主席身份，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對蘇聯(lián)進行國事訪問，從而使兩國關系得到改善。到1961年，蘇聯(lián)甚至決定再次向中國轉讓如制造米格21戰(zhàn)斗機一類的先進軍事技術②。緩和中印邊界局勢是這一時期中國調整對外政策的關鍵環(huán)節(jié)之一，因為中印邊界沖突的解決關系到中國解決邊界問題的大局和總政策。1959年間，中印關系在西藏叛亂和邊界沖突的影響下極度惡化。中國領導人認為印度的政策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安全利益，特別是印度方面利用中印邊界局勢制造輿論，企圖配合西方的“反華浪潮”，因此必須予以堅決反擊。不過經過8月邊界軍事沖突后，中國決策層顯然既不希望中印關系繼續(xù)惡化，也不希望中印邊界沖突成為政治議題的中心。

　　在9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國領導人在了解并討論了中印邊界情況后，決定爭取談判解決中印邊界沖突。③在中共政治局會議召開的前兩天，中國已經向蘇聯(lián)方面通報了中印邊界沖突的有關情況，但蘇聯(lián)不顧中國的反對，在中共8日政治局會議的第二天，以塔斯社聲明的方式，公開表明不贊成中國的立場。中國領導人的反應是相當強烈的，認為蘇聯(lián)那樣做是“為了討好美帝國主義”而“送給艾森豪威爾的見面禮”④。不過毛澤東不久仍然決定，停止與印度辯論邊界問題，并指示媒體亦停止一切相關的報道⑤。當中國領導人決定“在外交上開創(chuàng)新的局面”時，他們必然要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找到辦法。

　　在1960年1月的政治局常委會上，中國領導人確認了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方針，并進一步提出以“互諒互讓”的辦法，即“我們做點讓步，印度也做點讓步”，達成妥協(xié)。會議還決定派周恩來訪問印度。⑥這時駐守中印邊界的中國軍隊接到命令，在中方實際控制線20公里內實行不開槍、不巡邏、不平叛、不打獵、不打靶、不演習、不爆破等措施，盡可能避免軍事沖突⑦。會議結束后周恩來即著手準備訪問印度，并擬訂了《中印兩國總理關于邊界問題會談的方案（草案）》。根據周恩來的估計，訪印不可能完全解決問題，也不可能破裂，最有可能的是達成某種有限的協(xié)議。他建議應采取爭取緩和緊張局勢但不怕拖延解決的方針，將訪印的目標定為進一步緩和兩國關系，為未來繼續(xù)會談和合理解決邊界問題準備條件。⑧周恩來的建議得到其他領導人同意。

　　4月19日至26日周恩來對印度的訪問證明，中國領導人的估計基本上是準確的。通過這次訪問，暫時緩和了中印關系，使中印邊界形勢平靜下來。緩和中印關系和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是中國領導人關于盡快解決與所有鄰國邊界問題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被置于首要的地位⑨。不過與印度談判的擱淺并沒有減緩中國與其他鄰國解決邊界問題的步伐，反而很有可能起了促進作用。

　　在1月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全面討論了與所有鄰國的邊界問題�？赡苁鞘艿街芯掃吔缯勁斜容^順利完成和中印發(fā)生邊界沖突的影響，中國領導人在會議期間制定了基本方針，概括地說就是盡快和有步驟地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所謂有步驟就是安排了大致的順序，即當前抓緊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同時盡快解決中朝、中蒙邊界問題；
加快解決與緬甸、尼泊爾和老撾的邊界問題；
中越邊界因越南還在與美國作戰(zhàn)，可以暫不解決；
與蘇聯(lián)的邊界線最長，問題比較復雜，但也要爭取解決。①與周恩來準備訪問印度同時，中國也開始著手解決與其他鄰國的邊界問題。從后來的情況看，盡管中印邊界問題未能解決，中國還是基本實現(xiàn)了1月政治局常委會的設想，先后同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蒙古、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等簽訂了解決邊界問題的協(xié)議。

　　1964年中國開始與蘇聯(lián)談判邊界問題，由于受到中蘇論戰(zhàn)和雙方關系全面惡化的影響，談判無結果而終。在印度支那地區(qū)，隨著局勢日趨緊張，中國對該地區(qū)的政策面臨著進行調整的外部壓力。中國需要處理的是兩個問題，即是否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裝斗爭和如何解決老撾危機。相比較而言，中國領導人這一時期更關注的是老撾危機，而不是越南的局勢。1959年和1960年，在越南南方局勢急劇變化的壓力下，越南勞動黨領導人開始改變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執(zhí)行的加強北方建設、爭取和平統(tǒng)一的戰(zhàn)略方針，認可并越來越明確地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裝斗爭。1960年9月召開的越南勞動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加強解放南方的武裝斗爭的政策。②越南勞動黨的政策轉變和越南南方解放戰(zhàn)爭的發(fā)展，使中國面臨著復雜的情況。中國在1958年曾經明確表示，越南勞動黨應將鞏固和建設北方作為首要任務，在南方則采取“長期埋伏，積蓄力量，聯(lián)系群眾，等待時機的方針”。③現(xiàn)在中國不得不在既要維護印度支那地區(qū)的和平，又要防止美國大規(guī)模軍事介入，同時還要支持傳統(tǒng)盟友等相互交織的矛盾中作出選擇。從隨后有關政策的演變過程看，這一時期中國是逐步對越南形勢作出反應的。首先，越南南方雖然局勢動蕩但并不嚴重，對于中國它甚至還不如老撾問題那么嚴峻和直接。有北越作為屏障，美國在越南南方有限的介入并沒有對中國構成直接的威脅；
其次，越南勞動黨的政策也是逐步發(fā)展的，至少在1960年還沒有導致那里的局勢出現(xiàn)劇烈的變化；
第三是中國對印度支那的政策不可能完全與中國領導人既定的大方針背道而馳。正是上述因素使中國領導人在涉及越南是否開展武裝斗爭的問題時，一方面迅速對越南加強在南方的武裝斗爭表示支持，《人民日報》在越南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即發(fā)表社論，公開表示支持越南勞動黨三大確定的支持南方武裝斗爭的政策④。12月越南南方解放陣線成立，中國立即給予承認和支持。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希望越南勞動黨完全放棄政治解決的選擇，甚至不希望越南南方的戰(zhàn)爭規(guī)模太大，導致美國大規(guī)模的軍事介入。他們一再向越南領導人強調，既“一定要解放南方”，又要注意斗爭策略，注意農村與城市的區(qū)別，“策略上可以靈活”，要“政治斗爭和武裝斗爭相結合”。⑤

　　直到1961年6月，中國在公開場合仍然明確表示，支持越南根據日內瓦協(xié)議“爭取祖國和平統(tǒng)一”的斗爭①。這類公開宣示并非沒有實質意義，它們表明，中國領導人至少不希望越南勞動黨完全放棄爭取和平統(tǒng)一的努力。

　　中國堅持和平解決老撾問題的立場和努力，更能反映中國對印度支那政策的特點。首先是因為老撾與中國接壤，美國在老撾的軍事介入比它在南越的干涉對中國安全利益的威脅要直接得多；
其次是老撾局勢顯得更復雜更緊張。這兩個因素使中國領導人更關注老撾問題，為控制那里的危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正因為如此，中國對老撾問題的政策比對越南的政策要穩(wěn)定清晰得多。中國積極促成了解決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為最終簽署《關于老撾中立宣言》及相關的議定書，發(fā)揮了重要作用②。強調這一行動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因為其結果緩和了印度支那的形勢和遲滯了美國的介入。

　　從處理老撾問題的過程看，中國領導人幾乎是在復制1954年日內瓦會議時期處理此類問題的思路、對形勢的判斷和選擇的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政策的一部分，和平解決老撾問題的決定更多地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政策的延續(xù)性，而且這種延續(xù)性此時還是其主要方面，盡管它開始受到越來越強烈的沖擊。

　　即使在美國被認為開始加強對印度支那的干涉時，中國領導人也為打開中美關系的僵局進行了努力，盡管這種努力只是有限的試探，它也表明了其調整對外政策的決心與力度。在1960年初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期間，中國領導人也確定了處理對美關系的基本方針：“談而不速，談而不破”，即繼續(xù)與美國談判，既不破裂，也不急于建交。③這一方針指導下的中國對美政策表現(xiàn)出一定的彈性。

　　毛澤東本人在1月初對一份分析美國對華政策可能出現(xiàn)變動的報告明顯表現(xiàn)出興趣。該報告認為，基于若干理由，美國今后有可能增加與中國的接觸，并利用華沙會談進一步試探④。迄今為止沒有歷史文獻揭示毛澤東是否及如何進一步思考有關的問題，不過后來的發(fā)展表明，他很可能并不只是感興趣而已。當然，中國領導人的決定也同美國正在舉行總統(tǒng)選舉有關，它畢竟為了解美國對華政策是否可能出現(xiàn)調整以及美國未來的政策執(zhí)行者，提供了一個窗口。

　　1960年5月，周恩來在與蒙哥馬利會談時，明確表示中國愿意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只要美國宣布愿意從臺灣撤軍，中美即可以開始談判⑤。8月30日，周恩來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就美軍撤出臺灣問題提出了比以往更富靈活性的建議，即美國首先必須承諾從臺灣撤出其軍事力量，至于何時及如何撤出，可以隨后討論。10月18日，周恩來再次會見斯諾，全面闡述了中國關于裁軍、在聯(lián)合國的席位、核試驗及臺灣等問題的立場和政策，并介紹了有關中蘇分歧的情況。周恩來在談話中表現(xiàn)出對肯尼迪的對華政策了如指掌，因此很可能的是，他的談話是有準備的和有的放矢的。⑥四天以后，毛澤東接見斯諾，同他討論了肯尼迪與尼克松電視辯論的內容。他明確告訴斯諾，中國會將金門、馬祖留在蔣介石手里，中國“要的是整個臺灣地區(qū)”，不過中國會承擔維護和平的責任，不會主動向美國開戰(zhàn)，并且“要談判解決”臺灣問題①。從歷史上看，中國領導人會見斯諾這樣的美國記者從來都是有的放矢的。

　　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美國總統(tǒng)大選期間如此頻繁地與斯諾討論中美關系，顯然是在為與美國新領導人打交道進行試探�？夏岬袭斶x總統(tǒng)不久，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中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關系的進展方面有所建樹”。他的表態(tài)當然是得到中國領導人允許的。②此后不久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在訪問緬甸時表達了同樣的信息③。將這些行動同“在外交上開創(chuàng)新的局面”的方針結合起來考慮，至少可以說，穩(wěn)定甚至爭取緩和與美國的關系，也是這一時期中國對外政策調整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

　　以上種種表明，從1960年上半年開始，中國領導人的確希望，通過積極推行務實溫和的對外政策，能夠穩(wěn)定中蘇關系和改善周邊環(huán)境，并創(chuàng)造一個“外交新局面”。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重要問題是，除了經過廬山會議反右傾在組織上造成的暫時團結外，是什么原因促使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能夠一致同意，在面臨“反華高潮”的情況下，全面推行務實靈活的對外政策？回答這個問題對于理解后來中國對外政策的向“左”轉至關重要�？梢粤_列出很多促使中國領導人調整對外政策的因素，包括八大方針的持續(xù)影響、中國領導人仍然認為國際形勢總的趨勢是以緩和為主、他們對赫魯曉夫和尼赫魯等的看法仍然是矛盾的和不確定的，如認為赫魯曉夫還不是完全的修正主義者，尼赫魯還有進步性，等等。④

　　這里要強調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毛澤東本人也同其他領導人一樣，希望“在外交上開創(chuàng)新的局面”，而他的一些主張得到了其他領導人不同層次上的認同。事態(tài)的發(fā)展表明，毛澤東的思路可能最能解釋后來的變化，盡管它未必合乎常理。根據目前可以看到的歷史文獻分析，毛澤東大致從兩個方面考慮調整對外政策。

　　首先是他希望有一個比較安定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以便集中精力較快地消除國內經濟已經出現(xiàn)的問題，進一步完成“大躍進”。盡管1959年夏季已經出現(xiàn)了“大躍進”失敗的征兆，而且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承認出現(xiàn)了困難，并認為有必要對一些政策進行檢討和調整，但是他們當時很可能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征兆的嚴重性。特別是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以后，“寧左勿右”的政治傾向嚴重削弱了許多人的洞察力，也使各地區(qū)干部寧愿浮夸虛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結果是為反右傾政治斗爭需要而制造出來的上下一片凱歌飛揚，掩蓋了形勢的嚴峻程度⑤。1959年農業(yè)方面首先出現(xiàn)的衰退被隱瞞，1960年的元旦社論相當典型。它聲稱1959年不僅“工業(yè)總產值大大超過了國家的計劃”，而且“農業(yè)生產在戰(zhàn)勝了幾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災害之后……仍然取得了比1958年更大的豐收。農業(yè)生產總值顯著地超額完成了國家的計劃”。既然形勢如此令人鼓舞，人們當然“不但對于1960年的繼續(xù)躍進和更好的躍進，充滿了決心和信心，而且對于整個六十年代的繼續(xù)躍進，也充滿了決心和信心”。⑥毛澤東在年初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說“國內形勢是好的”，中國“如果能在國際上發(fā)生什么影響的話，主要靠我們自己把國內工作做好，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把事情辦好”。正是基于對國內“大躍進”的信心，他再次提出爭取“10年、15年”的和平建設。①

　　其次是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發(fā)展趨勢看得相當嚴重。在1959年12月于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就提出“國際上反華浪潮來勢洶洶”。1960年3月，毛澤東又一次專門提出國際上“所謂大反華”問題。他在一份有關中國在巴基斯坦舉辦展覽的電報上所做的批示中提醒說，要認識“所謂大反華問題的性質和意義”，并“做出充分的精神準備”。②毛澤東認為，之所以出現(xiàn)“國際反華浪潮”，就是因為中國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純潔性。

　　面對可能日益惡化的國際環(huán)境，要打退反華浪潮，“一切問題的中心在于我們自己的團結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的好”。他號召“樹立雄心壯志，一定要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趕上和超過最發(fā)達的西方國家”。用他當時的話說就是“如果給我們四十年時間的話，那時候世界形勢將起大變化”。③毛澤東自己相信并告訴他的同事，盡管需要對某些方面的政策進行調整，但“大躍進”必將取得勝利，而且中國也只能通過迅速實現(xiàn)“大躍進”的設想，才能抵御愈演愈烈的“反華浪潮”和其他外部壓力。因此毛澤東等一度希望排除任何來自外部對“大躍進”的干擾，這種干擾在當時達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特別是1960年上半年中蘇關系明顯惡化，蘇聯(lián)突然撤退全部在中國的專家，不僅立即給中國帶來直接和巨大的經濟困難，而且影響了中國干部隊伍的士氣。中國領導人不得不將相當多的精力用于討論局勢和處理中蘇關系，中共政治局會議有時無法討論既定的經濟議題。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還必須采取措施來安定國內的人心。據金沖及主編的《周恩來傳》介紹，1960年7月14日和15日，周恩來向省市自治區(qū)領導人做有關中蘇關系的報告，其中心就是告訴他們，不要因為中蘇關系惡化而“灰心”④。

　　由此可見，在中國領導人看來，不調整對外政策，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克服困難，實現(xiàn)“大躍進”的目標。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國內形勢的發(fā)展，具體說就是“大躍進”的成敗及其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是最終決定中國這一時期對外政策走向的首要因素。澄清這一點不僅有利于說明，僅僅調整對外政策，并不能完全解決對外關系動蕩的問題，而且對理解后來對外政策的發(fā)展也是至關重要的。三1962年對外政策的轉向1960年初開始的對外政策調整固然有其積極的效果，但是國內經濟、首先是農業(yè)的嚴重衰退及其給對外政策帶來的壓力，卻出乎中國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的預料。1961年的元旦社論顯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少有的低調，與前一年相比，對國內形勢的分析不僅篇幅增加，而且也務實得多。社論承認“農業(yè)兩年歉收”，1960年“農業(yè)生產計劃和依靠農業(yè)供給原料的輕工業(yè)生產計劃都沒有能夠完成”。①國內經濟嚴重衰退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要求進一步調整對外政策的壓力。首先是經濟衰退在深層次上改變了1960年中國領導人調整對外政策的動因。

　　如上所述，中國領導層在1960年初開始調整對外政策，主要是基于對“大躍進”雖然面臨困難但仍然會達到其目標的信心，其目的是給“大躍進”創(chuàng)造國際條件。1960年開始的經濟衰退則證明，對外政策調整的初始動力是沒有基礎的。在隨后一段時間里，對外政策調整的方向并沒有改變，但其目的已經轉向幫助克服“大躍進”造成的災難性后果，而不是要創(chuàng)造“大躍進”勝利的奇跡。其次，國內經濟衰退造成的困難在客觀上形成了要求對外政策更加務實的巨大壓力。由于農業(yè)和部分輕工業(yè)沒有完成預定計劃，給對外貿易帶來相當大的麻煩。

　　為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中國領導人不得不向蘇聯(lián)及其他一些東歐國家請求推遲償還1960年所欠債務，縮小同這些國家的進出口貿易規(guī)模，并接受蘇聯(lián)的經濟援助②。這種情況自然要求中國要盡可能地穩(wěn)定而不是惡化中蘇關系，其中就包括了妥協(xié)的必要性。此外，農業(yè)連續(xù)兩年歉收，也迫使中國政府開始向非蘇聯(lián)陣營的國家尋求糧食進口，同時與西方國家在其他領域的貿易也出現(xiàn)了發(fā)展的趨勢。

　　1960年8月，中國領導人提出了逐步恢復1958年中斷的中日貿易“三原則”，11月簽訂了民間貿易協(xié)定，1961年中日貿易逐步恢復③。中國領導人甚至認真考慮了簽訂協(xié)議，從美國進口糧食的問題④。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對外政策的一些重要方面。例如可以合理地推論，在中國經濟陷入衰退，甚至影響到償還外債能力的情況下，中國的對外援助必然需要壓縮，這也間接地涉及對西方國家的政策，因為中國當時的外援主要是為了支持革命運動。

　　到1961年末，經濟形勢更加嚴峻，繼農業(yè)和輕工業(yè)之后，重工業(yè)也出現(xiàn)大衰退。中國經濟出現(xiàn)未曾料到的嚴重衰退，進一步凸現(xiàn)了1960年對外政策調整的力度明顯不足。更何況1960年初中國領導層雖然希望“開創(chuàng)外交的新局面”，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但是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導致對外關系動蕩的深層問題并沒有解決，甚至可能沒有被認識清楚。當然在當時的條件下，即使認識清楚了，也未必能找到恰當的解決辦法。與此同時，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姑且不論其原因）也形成了需要進一步調整對外政策的壓力。首先是中蘇關系雖然出現(xiàn)緩解的趨勢，但是仍然相當脆弱。

　　經過1959年夏到1960年上半年的沖突和莫斯科會議前后的妥協(xié)，中蘇關系從形式上看有所緩和。1961年上半年雙方的經貿、科技和軍事技術合作都在恢復或發(fā)展。4月中國與蘇聯(lián)簽訂了新的貿易議定書，雖然貿易額比上一年度有所減少（主要是受中國經濟狀況的影響），但兩國畢竟重新開始了正常的貿易往來⑤。雙方在國際事務中采取了相互協(xié)調的態(tài)度，相互通報有關情況，一些高層互訪也在安排之中⑥。中蘇雙方都對這種情況給予積極的評價。蘇聯(lián)方面認為中蘇已經恢復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關系”；
中方也表示中蘇分歧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內部問題”，可以通過協(xié)商妥善解決。①

　　中蘇關系暫時緩和是中國對外政策調整的重要成果之一，不過當時的調整并沒有能解決中國對蘇政策中的深層問題。從1960年初中國領導層的討論看，他們固然為緩和對蘇關系的合理性，作了種種理論方面的闡述，但其中迫于眼前利益的考慮也是一目了然的，他們對蘇聯(lián)政策的認識有不少是基于對當前利害關系的分析②。

　　事實也表明，當時中蘇關系不可能在解決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勝負后得到發(fā)展，卻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情況下繼續(xù)緩和。布加勒斯特會議后中蘇關系的緩解提供了一個思路，即在經過最初的意識形態(tài)爭論以后，雙方如果能務實地追求具體的共同利益，還是有可能保持中蘇關系的基本穩(wěn)定的。但是，中國領導人當時很可能還沒有理解，中蘇關系的緩和與改善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而并非對馬列主義經典理論的一致解釋的基礎上。

　　按照毛澤東的邏輯，中蘇關系之所以還有緩和的余地，是因為蘇聯(lián)黨還沒有完全背叛馬克思主義，是可以挽救的。他總是以為，必須通過斗爭，特別是分清理論是非，才能達到中蘇團結。為了取得這方面的勝利，中共領導干部也要搞清楚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修正主義。③

　　從實際情況看，中國在意識形態(tài)斗爭中的克制只是表現(xiàn)為暫時不點名（如1960年春紀念列寧誕辰100周年的三篇文章）或不直接批評（如1960年莫斯科宣言中對如何評價蘇共二十大的處理方式）等。這種指導思想決定了當時中國不可能終止同蘇聯(lián)的意識形態(tài)爭論，只不過爭論時起時伏而已。這種狀況一直是造成中蘇關系難以穩(wěn)定的主要因素之一。1961年春，雙方又因為應如何對待蘇聯(lián)與阿爾巴尼亞的關系問題發(fā)生了分歧。中國有關部門曾經建議，應在蘇阿沖突中保持謹慎，以免嚴重損及中蘇關系④。但這一問題仍然成為中蘇關系再次惡化的導火索。中國領導人嚴厲批評蘇聯(lián)對待阿爾巴尼亞的做法，認為那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鄭重態(tài)度”⑤。

　　在10月中旬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期間，中蘇在蘇阿關系上的矛盾迅速激化，其背后實際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分歧，即中國領導人不贊成赫魯曉夫在諸如斯大林問題、和平共處等問題上的政策，并認為蘇聯(lián)領導人攻擊阿爾巴尼亞是指桑罵槐，攻擊中國⑥。蘇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蘇關系雖然沒有立即惡化，也是暴風雨即將來臨。更為嚴重的是，1962年春夏之交，中國領導人曾經預見到的蘇聯(lián)制造邊界事端的情況發(fā)生了，在新疆伊犁地區(qū)6萬多名中國居民大規(guī)模外逃到蘇聯(lián)。迄今為止還沒有足夠證據表明，蘇聯(lián)決策層直接策劃了這次事件，但它與蘇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蘇關系趨于惡化不無關系，應是合理的推斷⑦。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導致中蘇邊界地區(qū)出現(xiàn)緊張氣氛。中國實際上面臨著再次調整對蘇政策的壓力。其次是如何應對印度支那地區(qū)日趨緊張的局勢。如前所述，中國在印度支那地區(qū)仍然是將防止美國的大規(guī)模軍事介入作為首要目標，維持地區(qū)穩(wěn)定和支持那里的革命運動，都要受到這個戰(zhàn)略目標的制約。但是就中國已經開始實行的支持越南南方解放斗爭的政策而言，已經出現(xiàn)的發(fā)展趨勢是越來越多地承擔起援助的責任。

　　除中國領導人一貫主張的不干涉其他黨的決定外，主要有兩個因素決定了他們的選擇方向。其一是在中蘇意識形態(tài)分歧中，中國領導人所堅持的理論原則使他們無法不支持越南南方武裝斗爭。當他們堅持認為武裝斗爭是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獲得勝利的必由之路時，要他們不贊成、不支持一場發(fā)生在自己家門口的人民戰(zhàn)爭，是不可想像的。其二是中國領導人曾經設想，與中國周邊的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蒙古、北朝鮮和北越）建立一個聯(lián)盟體系。

　　為達此目的，毛澤東提出設想中的協(xié)議可以包括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條款。①根據這種考慮，當北越提出請求時，提供支持和援助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從客觀情況看，中國領導人中的確存在著援助越南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主觀沖動，但這種援助的規(guī)模和性質直接受到美國加強在印度支那的軍事干涉的巨大影響。1960年底老撾內戰(zhàn)升級，加劇了這一地區(qū)的緊張局勢。

　　1961年初肯尼迪政府一上臺，就將應付老撾局勢作為重要議程，并從所謂“遏制中國”的戰(zhàn)略高度，決定進行軍事干預②。

　　3月美國第七艦隊開進中國南海，駐日本沖繩和泰國的美軍宣布進入戰(zhàn)斗狀態(tài)。此后不久，美國在越南南方發(fā)動了“特種戰(zhàn)爭”，美軍開始直接參加作戰(zhàn)。美國加強軍事干涉使中國領導人感到，中國南部邊疆的安全正受到越來越嚴重的威脅。1962年初中國政府公開指出，美國在越南南方的軍事行動對中國安全構成了威脅，認為美國的干涉“直接針對著越南民主共和國，而間接則針對著中國”③。

　　中國領導人更加相信，只有通過增加對北越的援助，才能打敗美國的軍事干涉④。1962年5月，肯尼迪政府宣布美地面部隊和空軍進駐泰國，中國立即作出了極強硬的反應，公開號召將美軍“趕出東南亞”⑤。此后不久，中國決定立即向越南無償提供可裝備230個步兵營的武器裝備。可以說美國在這一地區(qū)的軍事介入使中國加強援越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而且其程度與美國干預升級的程度是成正比的。這時中國領導人對其他國家的外援還可以“量力而行”，在越南實行這個原則確實越來越困難了⑥。

　　從1962年中國在整個印度支那地區(qū)的行動看，中國領導人選擇的策略是與蘇聯(lián)配合，以政治方式解決老撾問題，防止美國在與中國邊界接壤的地區(qū)進行直接軍事干涉，同時增加對越南南方武裝斗爭的支持，挫敗美國在那里的“特種戰(zhàn)爭”。這兩方面的努力都在逐步加強，其中支持越南南方武裝斗爭卻使中國的有關政策不得不直接面對兩個問題并有必要作出決定。

　　一是越南南方的武裝斗爭是否會引起美國更大規(guī)模的軍事干涉，甚至造成朝鮮戰(zhàn)爭中曾經出現(xiàn)的局面，即美軍越過17度線，中國被迫直接參戰(zhàn)？二是中國在經濟嚴重衰退的情況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否應該以及能否負擔如此沉重而且還在與日俱增的對外援助？

　　第三是中印邊界沖突進一步加劇。1960年4月周恩來訪印后，中印邊界出現(xiàn)過短暫的平靜。從1961年4月起，印度開始實施“前進政策”，隨后于年底對中國邊疆領土展開大規(guī)模的軍事蠶食。作為對印度侵犯行為的反應，是年末中國對印度的譴責明顯尖銳起來。中國輿論批評印度挑起邊界糾紛，是配合美國在國際掀起的“反華逆流”�！度嗣袢請蟆飞踔凉�開點名批評印度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在中印邊界問題上不分青紅皂白，喪失了應有的政治立場①。

　　1962年初，由于印軍不斷侵入中國領土，中國軍隊開始恢復在邊界地區(qū)巡邏，并逐步展開反蠶食斗爭，加強邊境地區(qū)的軍事部署。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正式警告印度，如拒絕撤出其侵略據點并繼續(xù)進行軍事挑釁，“中國邊防部隊將不得不被迫實行自衛(wèi)”②。

　　不過，中國決策層這時仍然是要爭取避免發(fā)生軍事沖突。從2月1日中央軍委下達的指示和5月6日解放軍總參謀部下達的《關于恢復邊境巡邏的具體措施和邊防哨卡處置情況的原則》等命令的內容看，中國領導人幾乎設想了可以用來避免軍事沖突的所有辦法③。1959年夏印度軍隊在邊界挑起軍事沖突，造成中國軍隊官兵傷亡，已經在解放軍中引起極大的憤怒。毛澤東在1959年9月提出中印軍隊各自后撤20公里，以便雙方軍隊脫離接觸，以及后來單方面后撤軍隊等等，同中國軍隊中已經形成的“怒不可遏”的強烈求戰(zhàn)情緒有直接關系。

　　中國領導人認為，如果不將雙方軍隊分隔開，軍事沖突就很難避免④。從邏輯上講，只要印度不放棄對中國的領土要求并企圖訴諸武力，中國軍隊特別是負責邊防的軍隊，就必然會提出進行軍事反擊的要求，也就是說中國決策層必然要面對來自內部要求采取軍事行動的壓力，并且最終要作出是否訴諸戰(zhàn)爭的決定。除中蘇邊界、印度支那和中印邊界出現(xiàn)緊張形勢外，在東南沿海也出現(xiàn)了緊張氣氛。臺灣的蔣介石政權試圖利用大陸的經濟衰退，發(fā)動軍事反攻。由于臺灣與美國存在軍事同盟關系，蔣介石的軍事準備對東南沿海造成了巨大壓力。

　　解放軍于5月開始戰(zhàn)備動員，在有關地區(qū)進行軍事集結并提前開始征兵工作。6月，中共中央專門發(fā)布戰(zhàn)備動員指示，要求加強在東南沿海的戰(zhàn)備，以打敗蔣介石軍隊可能發(fā)動的“二三十萬人的登陸作戰(zhàn)”⑤。

　　東南沿海備戰(zhàn)與中印邊界的反蠶食斗爭結合在一起，在解放軍中造成了高昂的士氣，而且當時解放軍已經完成了作戰(zhàn)的充分準備⑥。經濟衰退造成的壓力和對外關系面臨的嚴峻局面，終于導致中國領導層內出現(xiàn)全面系統(tǒng)檢討對外政策的聲音。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全面檢討一個時期以來的政策。這次會議沒有討論對外政策問題，不過劉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報告中，實際上為對外政策確定了基調。他在書面報告中照例提出，中共在取得國家政權后，要“支援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一直到共產主義世界的實現(xiàn)”。但在隨后的一次補充發(fā)言中，他一開始就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說，為了履行我們的國際義務，主要的是要把我們國內的工作做好……我們的主要注意力，應該擺在國內問題方面”。①劉少奇的這段講話表明，當時中國領導層（包括毛澤東本人）一致同意，將“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解決國內經濟問題，這等同于履行“國際義務”。這很可能是有針對性的。

　　劉少奇講話后不久，王稼祥于2月27日致函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闡述了對中國對外政策的意見和建議。這封信尚未公開發(fā)表，但其內容已經被有關研究成果廣泛引用。此后王稼祥又陸續(xù)起草了一些報告，就有關對外政策的一些重要問題提出建議。迄今為止，在已經公開或披露的這個時期的歷史文獻中，只有王稼祥的信和有關報告全面系統(tǒng)地檢討了對外政策。綜合起來看，王稼祥的建議可以分為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試圖全面、深入和系統(tǒng)地檢討以往對外政策涉及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包括中國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標，對爆發(fā)世界戰(zhàn)爭的可能性的基本判斷，對戰(zhàn)爭、和平與革命三者之間相互關系的認識，對和平共處可能性的理解，等等；
其二是關于進一步調整對外政策的建議。②

　　就第一方面的內容而言，王稼祥提出的問題用當時的話語來評估，已經達到對某種“外交路線”構成根本性挑戰(zhàn)的程度，這可能是后來毛澤東嚴厲批評王稼祥提出的觀點的主要原因。對于毛澤東來說，從來都是具體政策可以討論，而深層的基本的理論思想則不容置疑。

　　關于第二方面的內容，王稼祥的建議包含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層次是基本的外交策略原則，第二層次是處理一些具體問題的原則。從后來的情況看，這些策略原則至少在當年夏季以前是與中國領導人的具體做法相吻合的。至于針對具體問題的建議，有的在隨后形勢變化的情況下，是難以行得通的，如他建議在處理中印邊界問題上，要采取新措施打開僵局，而實際情況是，中國決策層不得不下決心使用武力驅逐入侵的印度軍隊；
有的是后來從未被否定的，如在印度支那地區(qū)避免爆發(fā)“朝鮮式的戰(zhàn)爭”，在這方面中國領導人幾乎盡了最大的努力。③

　　不論是劉少奇的講話還是王稼祥的建議，都產生于共同的國內外背景，它們在原則上也是一致的，即主張實行更加務實穩(wěn)妥的對外政策，為解決國內經濟困難創(chuàng)造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

　　毫無疑問，隨后出現(xiàn)的堪稱險惡的國際形勢影響了此類政策的貫徹，迫使中國領導人不得不采取一些堅決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應對周邊的壓力。如前所述，當時中國的周邊環(huán)境正在惡化，一些情況的發(fā)展趨勢顯然不利于中國對外政策沿著務實穩(wěn)妥的方向調整。此外，王稼祥在報告中提出的一些針對具體問題的建議，在邏輯上固然是合理的，但在迅速變化的環(huán)境中，已經被證明很難行得通。盡管如此，從實際情況看，周邊環(huán)境的惡化及其所達到的程度，并沒有嚴重到足以迫使中國決策層根本改變1960年初開始實行的、1962年初被王稼祥進一步明確提倡和發(fā)展的對外政策，那些事件也不能被證明是促使毛澤東開始改變對外政策的主要理由。

　　6月，肯尼迪政府通過華沙大使級會談，向中方表示美國無意支持臺灣當局軍事反攻大陸①。沒有美國的支持，臺灣當局的軍事行動只能是相當有限的。新疆伊犁事件主要通過外交渠道解決，至少在11月以前，并沒有特別使中蘇邊界局勢進一步惡化，也不是后來嚴重地沖擊中蘇關系的主要原因②。中國領導人也認為，除了蘇聯(lián)方面的挑動，中國自己的有關政策也需要檢討和改進③。在印度支那地區(qū)，美國軍事介入對中國的安全威脅總的說來還是間接的，盡管從后來發(fā)展的趨勢看也是很嚴重的。7月間包括中美在內的有關國家還就和平解決老撾問題達成協(xié)議。最嚴重的中印邊界問題，即使在10月升級為較大規(guī)模的軍事沖突，在中國領導人看來也是有限的和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的。中共中央在中印邊界反擊戰(zhàn)結束后發(fā)出的《關于結束中印邊界沖突和中印關系問題的宣傳提綱》表明，中國決策層認為，危機已經過去，可以一面尋找與印度重開和談的機會，一面繼續(xù)抓緊國內的各項工作④。這一時期中國周邊發(fā)生的種種事件如果說對中國對外政策有影響的話，它主要是在中國內部造成了一種政治氣氛，使主張改變1960年以來那種相對務實的對外政策的激進主張，比較容易引起共鳴和得到支持。當然，惡化的國際環(huán)境很可能也影響到毛澤東的心理狀態(tài)。從他在1961年發(fā)表的詩詞中，仍然可以讀到一種自信，如“無限風光在險峰”、“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等膾炙人口的詩句所表露的那樣。1962年底及以后的詩詞則反映出他對國際環(huán)境造成的壓力的感受和憤怒，如《七律·冬云》和《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等著名的詩篇。⑤

　　總之，導致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批評所謂“三和一少”，并因此開始改變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要原因，還需要從中國國內政治帶有全局性的重大事件中尋找，這個事件就是圍繞對“大躍進”的評價展開的矛盾。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是在經濟形勢極為嚴峻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檢討中央的錯誤和決定全面改變政策，直接導致了對“大躍進”的懷疑甚至批評⑥。

　　在2月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西樓會議）和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國領導層形成的主流意見是，承認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必須作出改變經濟政策和大規(guī)模調整國民經濟的戰(zhàn)略決定⑦。

　　應該指出的是，七千人大會以后的政策調整是為了解決經濟衰退問題，但調整的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它涉及黨內的民主體制、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及文化教育政策等等比較敏感的領域。這些領域中新政策的落實，的確引起了整個社會政治氣氛的明顯改善。

　　在這樣的氣氛中，對以往錯誤的認識和批評必然更加深入和尖銳，王稼祥就對外政策提出建議也屬于其中一部分。一些在黨內斗爭中因提出不同意見而遭受打擊的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如彭德懷等，必然要提出申訴�！按筌S進”因經濟問題而興起，進而沖擊到各個領域；
現(xiàn)在它因經濟問題而衰落，也必然要沖擊到各個領域。其結果如同搞“大躍進”引起黨內矛盾尖銳一樣，（實際上）否定“大躍進”也引起了黨內矛盾的尖銳化。七千人大會上就存在肯定和否定“大躍進”的不同意見。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看待黨內的分歧，特別是毛澤東如何看待否定“大躍進”的意見。

　　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在發(fā)言中已經展現(xiàn)了他的基本邏輯。他一方面將發(fā)揚民主作為講話的基調，同時提醒與會者必須認識到階級斗爭的嚴重性，要考慮自己站在哪一邊的“根本立場問題”。特別是他針對當時的國際環(huán)境，提到帝修反、蔣介石、地富反壞右等都在罵中國。①這可以說是給批評“大躍進”劃出一道含糊不清的界限。只有理解了可以批評但必須有限這個界限，才能理解他從8月起開始的反擊。他顯然認為，黨內對“大躍進”的否定已經超越了界限，必須徹底糾正。

　　1962年8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準備進一步討論經濟工作。毛澤東在發(fā)言中推翻了原定的議程，提出要討論關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問題，并激烈譴責了前一階段那些明確否定“大躍進”的觀點。在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發(fā)揮了他的觀點，將對“大躍進”的否定概括為“三風”，即“黑暗風”、“單干風”和“翻案風”，并指責劉少奇等人的所謂右傾就是“中國的修正主義”。更為嚴重的是會議發(fā)表的公報包括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問題的那段著名表述。②

　　毛澤東對所謂“三風”的批評，有兩個觀點是關鍵性的。其一是黨內對“大躍進”及其后果的批評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是“中國的修正主義”；
其二是“國內外修正主義都要里通外國”，即他們是相互勾結的。③這在邏輯上決定了他在考慮對外政策時，很容易將出現(xiàn)的不同意見，特別是那些理論層次上的意見，同所謂“修正主義”問題聯(lián)系起來。正是在這兩次會議期間，毛澤東批評了王稼祥建議中的觀點。迄今為止沒有足夠證據表明，毛澤東本人當時已經讀過王稼祥的信和報告。

　　一些論著的描述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如毛澤東是否對當時的對外政策表示不滿？如果不滿的話，都包括哪些方面，還是一切均不滿意？他的不滿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等等。④有間接的歷史記錄表明，導致毛澤東批評外交工作的直接事件是，在7月召開的爭取普遍裁軍和世界和平大會上，中國代表團接受了會議起草的那份沒有反對美帝國主義字樣的共同文件，他認為這是“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⑤。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上，王稼祥聯(lián)系上述事件，就外交工作做了檢討發(fā)言。此后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又點名批評了王稼祥。不過將王稼祥的建議同所謂“三風”聯(lián)系起來的最直接原因，很可能與9月14日外交部負責人在華東組的發(fā)言有關。他說，現(xiàn)在有“一股風”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認為，同美蘇和印度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對外援“要算政治賬”，還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運動。

　　毛澤東對這一發(fā)言顯然很贊賞，在簡報上批示“可看，很好”。此后“三和一少”同“三風”一樣，開始被列入批判對象。很有可能的是，這位外交部負責人同其他一些中國領導人一樣，此時并不理解毛澤東批評“三風”的根本用意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他的發(fā)言還是基本肯定了1960年以來的對外政策，即一方面認為進行斗爭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斗爭都是有分寸、有約束的”。①關鍵在于“一股風”三個字。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毛澤東對反對所謂“三和一少”的贊揚，是同反對“三風”聯(lián)系在一起的，對他來說，這不是具體政策問題，而是涉及指導思想，即對外政策應該服務于什么目的。這是問題的癥結與嚴重性所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正是因為毛澤東批評“三和一少”是與批評“三風”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所有這些批評又是上述兩個觀點合乎邏輯的產物，所以說八屆十中全會實際上改變了1960年以來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當然，指導思想的改變要貫徹到具體的對外政策中還有一個過程，就像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被最終貫徹有一個過程一樣，而且它們實際上也是基本同步的。指出這一點是因為，還不能將八屆十中全會結束后不久發(fā)生的中印邊界反擊戰(zhàn)和其他一些外交方面的決定，簡單歸結為對外政策指導思想改變的結果。

　　1962年的中國對外政策實際上受到一種結構性矛盾的影響。當時存在兩個不同層次的矛盾。第一個層次是國內經濟衰退要求對外政策向更加務實穩(wěn)妥的方向調整，同時周邊環(huán)境惡化迫使中國至少要在某個方向或局部作出強硬的反應（如中印邊界沖突）。第二個層次是中國領導層在如何評估“大躍進”和應對經濟衰退方面，明顯開始出現(xiàn)不同意見，這些不同意見的出現(xiàn)及其爭論結果，也在影響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方向。不僅如此，這兩個層次的矛盾都不是1962年突然出現(xiàn)的，它們各有其演變脈絡，而且，不同層次上展開的各種矛盾，也是相互關聯(lián)、相互影響的。本文的論述表明，相比較而言，第二層次的矛盾對中國對外政策的影響無疑是主要的，它是導致對外政策變化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這時中國對外政策的變化主要不是起因于足夠嚴重的外部環(huán)境變化或外部沖擊（如世界大戰(zhàn)、大規(guī)模外敵入侵或其他威脅到國家根本利益的事件），也不是全面檢討對外政策的結果（如中共八大前和1960年初的情況），它主要是被國內政治變化所帶動、是從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轉變開始的。正因為如此，在研究它對此后中國對外政策的影響時，有幾個需要重視的問題。其一是指導思想的變化有可能是逐步貫徹到具體政策中的，這個過程從邏輯上說與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聯(lián)系密切，而且很有可能是國內政治仍然在起著主要作用；
其二是指導思想的變化在對外關系的各具體方面，不大可能都有程度相同的體現(xiàn)，在某些方面甚至會受到以往政策的較大牽制；
其三是在某些具體領域，指導思想的變化甚至有可能不會被貫徹。因此，對1962年以后中國對外政策的演變，仍然有必要進行具體、細致和深入的考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1962年是中國對外政策“左”轉的前夜。

　�、佗谡掳偌遥骸蹲儎又械膰�際環(huán)境與中國對美政策》，李捷：《60年代中國國內局勢的變化與中美關系》，均收入姜長斌等編《1955—1971年的中美關系》，第190—191、264—270頁。比較有代表性的論著包括章百家著《變動中的國際環(huán)境與中國對美政策》和李捷著《60年代中國國內局勢的變化與中美關系》，均收入姜長斌和羅伯特·羅斯編《1955—1971年的中美關系———緩和之前：冷戰(zhàn)沖突與克制的再探討》，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

　�、佗凇吨袊�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195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351—352頁。林彪：《人民戰(zhàn)爭勝利萬歲》、《在首都人民紀念十月革命節(jié)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65年9月3日、1967年11月7日；
《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人民日報》1967年8月15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人民日報》1966年5月17日；
《中國共產黨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日報》1966年8月14日。

　　①②③④⑤毛澤東：《同蘇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31頁。關于“父子黨”、“貓鼠黨”的說法可見毛澤東《同蘇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24頁。楊奎松、陳兼：《毛澤東與中蘇同盟的興衰》，李捷：《從結盟到破裂：中蘇論戰(zhàn)的起因》，均收入李丹慧主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lián)盟走向對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59—360、442頁。可參閱李越然《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的有關部分。有關情況可參閱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7—38、61—62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630—631頁，毛澤東《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251—262頁）。

　�、佗冖蹍抢湮鳎骸妒�年論戰(zhàn)：中蘇關系回憶錄，1956—196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04頁。毛澤東：《關于研究人民公社問題的批語》，1959年7月29、8月1日；
《關于對人民公社進行調查研究問題給吳冷西、陳伯達、胡喬木的信》，1959年8月9日；
《關于注意發(fā)表國外對華評論問題的批語》，1959年9月4日。均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390—392、462—463、504頁。毛澤東：《關于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1959年8月15日；
《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均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47、451頁。

　　①②③④⑤⑥⑦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41頁。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48頁。有關這些討論的情況目前仍無法得到檔案的證實，但是一些重要出版物披露了曾經進行過大量的有關討論以及討論的主要內容，如《周恩來年譜》中卷的有關部分和《十年論戰(zhàn)》上卷的有關部分，均提供了重要線索。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34頁。毛澤東：《關于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1959年1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601頁；
余湛：《一次不尋常的使命》，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云》，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18頁�！肚疤K聯(lián)國家新披露的有關1959—1962年中印關系文獻》，《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8期，第19—20頁；
李越然：《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第160—164頁。AlanJ.Day （ed.），ChinaandtheSovietUnion，1949—1984.London ：TheEastPress，1985，pp.14—15.

　�、佗冖邰堍茛蔻撷啖嶂袊�領導人曾因為周恩來訪問印度，推遲了與蒙古進行邊界談判。（見《周恩來年譜》中卷第295頁）《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02頁。雷英夫、陳先義：《統(tǒng)帥部參謀的追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219頁。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48頁。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15頁。《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fā)展》，1963年9月6日，收入《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zhàn)》，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71頁。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10—212頁�！吨芏鱽砟曜V》中卷，第389—390頁。丁明整理《回顧和思考———與中蘇關系親歷者的對話》，收入李丹慧主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lián)盟走向對抗》，第474頁。

　�、佗冖邰堍輩㈤啑羁�松《毛澤東與印度支那戰(zhàn)爭》，收入李丹慧主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zhàn)爭》，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00年，第36頁；
郭明主編《中越關系演變四十年》第67頁。《越南革命和建設的新里程碑》，《人民日報》1960年9月12日。郭明主編《中越關系演變四十年》，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6—67頁。參閱時殷弘《美國在越南的干涉和戰(zhàn)爭》（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第66—75頁。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48頁。

　�、佗冖邰堍茛轊dgarSnow ，TheOtherSideoftheRiver：RedChinaToday.NewYork ，RandonHouse，1962，pp.91，159—161.《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21—323頁�！督▏�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3—6頁。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47頁�！督鉀Q老撾問題的擴大的日內瓦會議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年，第2—11頁。《周恩來總理在歡迎越南范文同總理的國宴上的講話》，1961年6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61）》第8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年，第181頁。

　　①②③④⑤⑥《展望六十年代》，《人民日報·社論》1960年1月1日。范榮康的回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氣氛是如何扭曲人們對形勢的判斷的。見范榮康《社論串起來的歷史》（下），《百年潮》2002年第8期，第38—39頁）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31—233、201—202頁。《人民日報》1961年4月3、6日。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第83頁。毛澤東：《同斯諾談臺灣問題及其他》，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48—454頁。

　�、佗冖邰軈㈤喗饹_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86—587頁。毛澤東：《關于反華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95頁；
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34—235頁。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35頁；
毛澤東：《關于反華問題》，1960年3月2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95頁。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43、271頁。

　　①②③④⑤⑥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第105頁；
OddArneWestad （ed.），BrothersinArms：TheRiseandFalloftheSinoSoviet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pp.369—374.歷聲：《新疆對蘇（俄）貿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35頁�！吨芏鱽砟曜V》中卷，第385頁。周恩來：《關于促進中日關系的政治三原則和貿易三原則》，1960年8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289—291頁。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105頁；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94頁。《團結一致，依靠群眾，爭取世界和平和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人民日報·社論》1961年1月1日。

　�、佗冖邰堍茛蔻呓�年來國內有關“伊塔事件”的最詳細考察是李丹慧著《對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歷史考察———來自中國新疆的檔案材料》，收入氏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lián)盟走向對抗》，第480—509頁。參閱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7頁。《周恩來同志在蘇共二十二大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60年10月20日。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第115—116頁。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41—243頁。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40—248、271—273頁。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第107頁；
周文淇：《特殊而復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lián)和中國共產黨編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0—531頁。

　�、佗冖邰堍茛奕缰芏鱽碓谠�助蒙古談判的批示中明確說：要“量力而行，凡無把握者概不承擔”。（見《周恩來年譜》中卷第478頁）《把美國侵略者從東南亞趕出去！》，《人民日報·社論》1962年5月19日。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59頁�！锻饨徊筷P于美國對越南南方加緊武裝干涉的聲明》，1962年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62）》第9集，第263頁。TheU.S.DepartmentofState（ed.），F(xiàn)oreignRelationoftheUnitedStates，vol.24，p.154；
ThePublicPapersofthePresidentsoftheUnitedStates ：JohnF.Kennedy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61.Washington ，D.C ：GovernmentPrintingHouse ，1962，p.214.毛澤東：《對締結中蒙合作友好條約問題的批語》，1960年3月2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88頁。

　�、佗冖邰堍茛迏㈤啞督▏�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156頁�！吨泄仓醒腙P于準備粉碎蔣匪幫進犯東南沿海地區(qū)的指示》，1962年6月10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第481—484頁。雷英夫等：《統(tǒng)帥部參謀的追懷》，第218—219頁。中印邊界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史編寫組：《中印邊界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22、127頁�！锻饨徊烤陀《溶婈犨B續(xù)入侵新疆地區(qū)并設定新的侵略據點給印度駐華使館的照會》，1962年4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第9集，第38頁。《尼赫魯策動的印度反華運動的真相》，《人民日報·社論》1961年12月7日。

　　①②③關于王稼祥對具體問題的建議，可參閱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1906—1974》（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86—489頁；
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第656—657頁；
張沱生《難能的探索，可貴的努力》（收入國際戰(zhàn)略基金會編《環(huán)球同此涼熱》，第176頁）。關于王稼祥信的內容可參閱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56—657頁；
張沱生《難能的探索，可貴的努力———試論王稼祥對黨的國際戰(zhàn)略思想的貢獻》（收入國際戰(zhàn)略基金會編《環(huán)球同此涼熱———一代領袖們的國際戰(zhàn)略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70—183頁）。其他有關報告如《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和《略談對某些國際問題的看法》等，見《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建國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第15冊，第61、86頁。

　�、佗冖邰堍茛蔻邊㈤喗饹_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冊第683頁；
謝春濤《大躍進狂潮》（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6—237頁。張?zhí)鞓s：《一九六二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印《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20—21頁�！睹珴蓶|詩詞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113、116、118—119頁。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第770—771頁。《周恩來年譜》中卷，第475頁。有關交涉情況比較詳細的介紹見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247—248頁。KennethT.Young，NegotiatingwiththeChineseCommunists.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 ，1968，pp.250—251.

　�、佗冖邰堍菪靹t浩編著《王稼祥年譜》，第490—491頁。有關這一事件的描述和評論可參閱朱仲麗《所謂的“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的真相》（《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74頁；
張沱生《難能的探索，可貴的努力》（收入國際戰(zhàn)略基金會編《環(huán)球同此涼熱》，第181頁）；
章百家《變動中的國際環(huán)境與中國對美政策》，李捷《60年代中國國內局勢的變化與中美關系》（均收入姜長斌等編《1955—1971年的中美關系》第191、274—276頁）。從這些描述和評論中，不易理清當時的情況。《對〈外事簡報〉第一三七期的批語》，1962年9月2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199頁。李捷：《60年代中國國內局勢的變化與中美關系》，收入姜長斌等編《1955—1971年的中美關系》，第267—270頁；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冊，第990—994頁；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公報》，1962年9月27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166頁。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5、9—10頁。

　　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188—189頁。

　　文章來源：原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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