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除非極少數(shù)胸懷遠大理想，打算混水摸魚建立不世偉業(yè)的英雄或奸雄，就一般人而言，大概很少有誰愿意生活在亂世。

　　“寧作太平犬，不作亂離人”，這句古老的俗話就說出了大眾的心聲。但是，生逢亂世或是身處承平，這都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決定的。上帝的骰子一擲，凡人的命運就已經(jīng)不可更改。投生在太平時代的，只能感謝上帝的仁慈，墮落到亂世苦海的，也只能怨自己時運不濟。

　　我感興趣的不只是亂世，更包括亂世中文人的命運――一個生在亂世的文人，他到底可以有哪些不同選擇？在他的面前，究竟是亂世比承平多了些機遇，還是承平比亂世添了份安穩(wěn)？他活著的意義在哪里？又是什么樣的東西支撐著他們頑強地活下去？

　　中國歷史上治世不多，亂世卻不在其少。每逢鼎新革故，短則三二十年，長則百余年乃至數(shù)百年，都可以歸入亂世的范疇。一個人要是從孔子的春秋時代活到晚清，我猜僅僅興亡之嘆就會讓他老人家一口氣上不來的。

　　以現(xiàn)代人的眼光看，不論是生在亂世還是盛世，或者是不亂不盛的平淡之世，作為只能擁有一次生命的個人來講，其第一要義無疑就是在不妨礙他人及社會、并盡可能惠及他人和社會的前提下，讓自己活得更幸福更精彩。須知，這個世界上，除了我主耶穌以外，并沒有第二個人生下來就是為了經(jīng)受苦難的。

　　假設我們承認這個標準成立的話，我們也就為古人建立了一個小小的亂世生存法則。在此，我們不妨舉幾個典型的古人為例子，看看在亂世里，一個文人的自由度有多大，他能在多大的范圍內(nèi)作一次選擇，并看看這些選擇能夠給他本人和與他同代的人民帶來多大的幸福。

　　B、

　　中國文人歷來信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世哲學，這話雖然有些高蹈，也還是不泛可操作性的。

　　既然是亂世，那么一個文人在修身齊家之后，就會不幸地發(fā)現(xiàn)余下來要干的兩件事――治國、平天下，已經(jīng)完全沒有實現(xiàn)的可能。這時候，如果他們認定亂世的政府沒有可供合作的價值，再比如他們已經(jīng)對世道人心感到了悲哀和厭棄，剩下可走的路就是隱逸。諸葛亮的所謂“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是也。

　　陶淵明在這方面似乎是一個為后人高山仰止的典范。公元405年秋天，41歲的陶淵明又一次掛印而去，這時距他出任彭澤令還不到三個月。此后，陶淵明隱居于故鄉(xiāng)柴桑，過著吟風弄月的詩酒生活。

　　陶淵明的選擇被后來的中國文人看作是一種豁達和英明之舉，生逢亂世，還有什么比與家人團聚，享受天倫與大自然的快樂更幸福的呢？

　　“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睆奶諟Y明留下的眾多詩篇中，我們確乎看到了一個出世者那快樂忘形的背影。

　　但是，疑點并不是一點也沒有。陶淵明能夠不為五斗米折腰，必然應該有著他的經(jīng)濟基礎，才可能面對“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慘狀不但無動于衷，反而津津樂道――換了今天的農(nóng)民，只能用欲哭無淚來形容了。其次，陶淵明對自然山水的過度熱愛和熱衷，讓人對這種過猶不及的舉動有些腹誹。這一腹誹后來蘇東坡也敏銳地察覺到了，但蘇東坡是用贊賞的口吻說起陶淵明的――畢竟，古人老是懷念更古的人，這是人間的法則，沒法。蘇東坡認為，古人之所以可貴，貴在他們的真實。陶淵明恥于為五斗米折腰，因而辭官，這是率性而為。在鄉(xiāng)下住久了，他偶然進城的時候，又對官員們的盛大排場有點眼紅。這也是率性之舉。

　　蘇東坡的話可以作憑證的話，那么陶淵明身為亂世文人的選擇，豈非完全出于不得已的下策嗎？難道他在采菊東籬、遙望南山的時候，還在遙想著人間的榮華富貴嗎？

　　比陶淵明隱逸得更成功的是畫家王冕。在小學的課本上，我們就曾學過王冕如何在放牛時學習畫荷花并成為大畫家的故事。那時我們所不知道的是，剛剛在諸多農(nóng)民起義將領中嶄露頭角的朱元璋也曾就軍國大事問計于他。等到幾年后，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朱明王朝，想到了王冕這位隱逸林泉的高士，打算委他以重任。王冕及時地得知了這一消息，并在特使到達他的草廬之前的那一個晚上，趁著月色，王冕帶著老母和幾卷詩書踅進了江湖的風煙之中，從此不知所終。

　　比起陶淵明和王冕的選擇要等而下之的是蔡邕，也就是東漢美女蔡文姬的老爹。蔡邕是東漢末年的大文人，早年做過幾任小官。后來見董卓專權(quán)，遂隱居不出。董卓這樣的軍閥加大老粗也明白一個政府需要有幾個文人來幫襯的道理，于是三番五次地要蔡邕出來做官。蔡邕先是婉拒，后來董卓憤怒地表示，敬酒不吃就等著吃罰酒吧，你有幾顆腦袋呢？蔡老先生只有一顆腦袋，而且還要留著做學問，于是只得出來做官。

　　董卓為了表示對文人的優(yōu)禮有加，三天之內(nèi)將蔡邕連升數(shù)級，做到了部長的級別。不久，董卓敗亡，按理，蔡邕應該為擺脫了威脅而高興才對。不想，他大概是腦子里進了水，居然在文武百官彈冠相慶時大哭不止。為此，新興的權(quán)貴王允理所當然地要了他那顆董卓沒拿走的腦袋。

　　蔡邕老先生的悲劇可以理解為亂世文人在選擇時的猶豫，正是這種不徹底與藕斷絲連要了他的命。

　　C、

　　其實，我們在這里不論是敘述陶淵明的飲酒采花還是王冕的月夜私奔，抑或蔡老先生的驚天一哭，這三位亂世文人的命運及選擇，都不過是為了作一個鋪陳。我的目的是要引出本文真正的主人公――與前三位文人一樣，也生在亂世，并且是更亂的亂世，用錢穆的話來說，乃是“中國歷史上最無恥的時代”――的另一位文人，他居然有著迥異于此前乃至于此后若干亂世文人的另一種選擇。

　　此人就是我將其定位為公務員的馮道先生。

　　讓我先對馮道來一個大體的勾勒，以便讓讀者老爺們能更順利更輕松地進入他的故事。

　　馮道（公元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縣東北）人。唐朝末年曾投奔軍閥劉守業(yè)任參軍，劉敗后投奔河東監(jiān)軍張承業(yè)，張承業(yè)將他推薦與晉王李克用，任河東節(jié)度掌書記。后唐莊宗時升任戶部尚書、翰林學士，明宗時出任宰相。后晉高祖和出帝時亦均任宰相。契丹滅晉后，任太傅。后漢時任太師，后周時仍任太師。也就是說，馮道因接連在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和契丹五個朝代及十個皇帝――唐莊宗、唐明宗、唐閔帝、唐末帝、晉高祖、晉出帝、漢高祖、漢隱帝、周太祖、周世宗和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政府中出任首相級別的要職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大異類。

　　馮道讓后人詬病不已的是他的政治氣節(jié)。在儒家們看來，一個有操守的文人，是否能夠在如此走馬燈般轉(zhuǎn)換的不同朝廷里任職，并且還出任得如魚得水，樂不可支呢？答案當然是否。于是乎，歐陽修在修《新五代史》時以少見的嚴厲說：“其可謂無廉恥者矣”。薛居正的《舊五代史》雖然也承認馮道待人接物有古人之風，大臣之體，卻依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

　　D、

　　馮道的政治氣節(jié)到底該如何保守，才不致于如同薛居正所說的那樣一女事了二夫，我們暫且擱下不表，倒是不妨先看看馮道在五朝十帝的政府里身居要職時，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不論是歐陽修還是薛居正，都在他們?yōu)轳T道所撰寫的傳記里承認，馮道“少純厚，好學能文”，“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

　　馮道早年在李克用軍中任掌書記，也算是高級軍官了，可他卻居住在十分簡陋的茅草屋里，連席子也沒有，晚上就和衣睡在一堆亂七八糟的稻草上。吃的食物也與士兵們完全沒有兩樣，從來沒有要求開過小灶。領到了工資，他就將這些錢拿來和手下的士兵以及仆人一起改善生活。那年月，打了勝仗的軍隊搶幾個民女做做露水夫妻，原本是司空慣的事情。馮道手下的士兵敬重他，怕他寂寞，偶爾送幾個女人給他，馮道實在推脫不過，就像柳下惠似的將女人弄到別處安置起來，等到尋訪到了她的家人再將她送回去――露水夫妻沒做成，反倒倒貼進去不少銀兩。

　　在唐莊宗手下任戶部尚書――相當于財政部長加民政部長時，馮道的父親去世了，他回家鄉(xiāng)奔喪，竟然是徒步而行。當?shù)氐牡胤焦俾犝f中央首長回到了老家，紛紛備了禮品來看他，可無一例外地被馮道客客氣氣地婉言謝絕了。

　　當時，馮道的家鄉(xiāng)正好鬧饑荒，馮道就拿出所有的家產(chǎn)，代替失職的國家對饑民進行賑濟。此后，在守孝期間，馮道一直住在一間破屋子里，親自耕田砍柴，完完全全成了一個有文化的新農(nóng)民。鄰居有人因勞動力不濟而使土地拋荒的，他就悄悄趁著夜色代為耕種，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門來表示感謝，他又像個古代雷鋒叔叔似的不以為然。

　　總之，從這些行為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認定馮道的人品沒有任何可疑之處。而且，作為一名高級官員，他其實也是稱職的，甚至是優(yōu)秀的。

　　還是在任李克用的掌書記時，李克用的晉軍與梁軍在黃河兩岸對峙，晉軍久攻不下，糧食消耗很快。一天，大將郭崇韜向李克用建議說：“臣以為將校太多，大多不過是些吃閑飯的，戰(zhàn)時又起不了多少作用，不如罷免一些罷�！�

　　李克用聽了很生氣，賭氣說他不再任這支聯(lián)軍的最高首長了，要回老家太原去，并叫一旁的馮道立即起草辭呈。一時之間，氣氛搞得十分緊張。

　　馮道只是答應著，卻不肯動身。李克用一連催了幾遍，馮道才徐徐說道：“我所掌的就是筆墨，大王您的命令，我哪敢不寫？但是，現(xiàn)在大王您屢立大功，軍中豈能缺得了您作主帥？郭將軍所諫，也不算很不妥，您不同意的話拒絕就行了，何必大動肝火還要辭職呢？傳出去，豈不搞得軍中人心惶惶，要是敵人知道了，更會造謠生事的。”一席話，使李克用收回成命，轉(zhuǎn)怒為喜，馮道的處變能力也可見一斑。

　　后唐明宗天成年間，中原一帶連年豐收，國家無事。為此，唐明宗頗有些沾沾自喜，馮道卻向興奮中的明宗講了一個寓意深刻的故事。

　　馮道說：“早年我出使中山，要經(jīng)過井陘天險，我怕馬有個閃失，總是小心翼翼地抓住韁繩，但到了平地的時候就沒什么顧慮了，認為不會再出事了，沒想到卻在平地上突然摔下來受了傷。在危險的地方，人總是由于格外謹慎而獲得安全；
但居于太平的環(huán)境，卻往往因放松警惕而大禍臨頭。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陛下不要因為一時的太平和豐收而得意�！�

　　唐明宗又問他：“豐收之年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就會改善呢？”

　　馮道回答說：“谷貴餓農(nóng)，谷賤傷農(nóng)�！报D―看來，三農(nóng)問題在中國也不是什么新問題了。

　　接著，馮道又給唐明宗念了唐代詩人聶夷中那首著名的《田家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y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但照逃亡屋。唐明宗聽了，嘆息了一回，讓左右將這首詩抄下來當作座右銘，不時低頭誦讀一番。

　　唐明宗手下的一個將軍，在臨河縣偶然獲得一只玉杯，杯子上面刻劃著“傳國寶萬歲杯”字樣，將杯子進貢給了唐明宗。唐明宗非常喜愛，有一天就拿出來給馮道欣賞。

　　按常理度之，馮道大不了隨喜一番說幾句湊趣的話就是了，可他偏是這時也不忘對明宗敲警鐘。他說：“這不過是前世留下來的有形的寶物而已，而皇帝應該有的寶物卻是無形的�！�

　　明宗聽不懂這種高深的話，馮道就給他解釋仁義才是帝王之寶。明宗出身行伍，聽得云里霧里。馮道走后，他又找左右近侍仔細詢問，終于搞懂了馮道的意思，于是“嘉納之”。

　　后唐亡后，馮道為后晉效勞。后晉是由歷史上著名的兒皇帝石敬瑭所建。石本是一個勢力并不大的軍閥，為了獲得強大的契丹的支持，不僅向契丹稱臣，而且稱兒皇帝。938年，后晉需要派一位官員出使契丹，這顯然是一件燙手的事情，滿朝文武全都顧左右而言他。末了，只有馮道徐徐說道：“此事只能由我去了。”

　　這件事情，后來大歷史學家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對馮道批評說：“他（指晉高祖石敬瑭――引者注）要馮道出使遼國行禮，表示對父皇帝的尊敬。馮道毫不猶豫，說：‘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個奴才的奴才！”

　　范文瀾的批評委實有點讓人替馮道委屈，以當時的形勢來看，劃幽云十六州及稱兒皇帝諸事早由石敬瑭拍板，馮道在這種重大問題上可以說是毫無決策權(quán)可言的，那么余下的就是如何恪盡職守，奉公行事了。

　　再說，一旦搞僵了與契丹的關(guān)系，契丹強而后晉弱，契丹鐵騎隨時可以南下牧馬。弱國的外交比起強國來，要困難得多，馮道在出任特使的經(jīng)歷中，卻表現(xiàn)得相當出色，并不壓于當今一流的外交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看來，大歷史學家不懂人情世故，刻意于道德批判，也不稀奇。

　　聽說后晉派出的特使是首相馮道，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打算親自到郊外迎接，大臣們勸阻說從來就沒有天子迎接宰相的先例，耶律德光這才作罷。

　　縱觀中國史，當南北朝鼎立之時，南方大凡多文采俊秀之輩，每自出使北國，往往被北國因愛其才而強留下來，并加以高位。比如詩人庾信在南朝的官并不大，但到了北朝，好像坐上了直升機，一直升到位極人臣的地步。

　　現(xiàn)在，馮道就面臨著被耶律德光留下來的危險或者說是機會。耶律德光對他厚加賞賜，又直言要他留下作官。馮道不疾不徐地說：“南朝為子，北朝為父，我在兩朝做臣子都沒有什么區(qū)別�！奔染芙^了耶律德光，又保全了他的面子，可謂有理有節(jié)。

　　馮道還把耶律德光賞賜的錢統(tǒng)統(tǒng)買成木炭，他對人說：“北方天氣寒冷，我年紀大了怕冷，多準備點木炭好過冬�！焙孟褚�在契丹長住下去的樣子。

　　耶律德光聞知，十分感動，就同意馮道回晉。馮道卻出人意料地上了三次表，希望再留下來。這樣拖延了一個多月，馮道才似乎很不情愿地離開了契丹。

　　一路上，馮道走走停停，一直走了兩個月才走到晉國地盤。手下人很不解，問他：“凡是在北國得到生還的人，恨不得插上翅膀往南飛，而您卻為什么偏走得這樣慢呢？”

　　馮道說：“走得再快，契丹的快馬也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追上我們，倒不如走得慢一些，讓他們搞不懂我的意圖�！�

　　幾年后的946年，耶律德光進軍中原，廢掉了孫皇帝晉出帝。在后晉首都汴州，耶律德光想起了幾年前出使契丹的馮道，令人將他從外地召回。

　　耶律德光戲問馮道：“你是個什么樣的老家伙？”

　　馮道回答說：“我只是個無才無德又癡頑的老東西罷了�！�

　　耶律德光又問：“天下蒼生如何救得？”

　　馮道說：“現(xiàn)在哪怕是佛祖出世也救不得了，但惟有陛下您可以救得。”

　　這一回答看似在拍馬屁，其實深含寓意――回顧歷史，當我們發(fā)現(xiàn)每一次胡人入主中原后，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要發(fā)動對漢人的滅絕性大屠殺時就會明白，馮道在以這種類似于丑角般的對話來盡力保全他的同胞。挑剔如歐陽修，也對此作出了正確的評價：“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猶可一提的是，契丹北撤時，馮道與后晉王族一起遷至常山，凡有被契丹士兵掠奪的中原女子，馮道大多出錢將她們買下來，寄養(yǎng)在附近的尼姑庵里，以便今后為她們找到家人后好送還回家。

　　在后漢任職期間，漢高祖劉知遠任馮道為太師，也是首相級別的高級官員。劉知遠在太原興兵時，為了制迼兵甲，禁止民間買賣牛皮。等到稱帝后，這一過時的禁牛皮法卻還沒有廢除，搞得民間苦不堪言，只能冒著性命危險暗中交易，好比今天販毒似的。

　　一次，上黨地區(qū)有二十多人因犯牛皮法而被抓獲，按律當處死。負責這一案件的官員張璨沒有依法行事，而是就此事向劉知遠上了一道奏章，提出牛皮法不合理，當廢。劉知遠是個狂燥癥患者，認為一個小吏居然敢非議國家法律，分明就是對王權(quán)的不敬。

　　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君王一旦被激怒將是可怕的事情。面對劉知遠要將張璨和二十多個犯了牛皮法的小民一并處死的憤怒時，滿朝文武寂然無聲。只有馮道站出來說：“陛下以前在河東時，禁止民間買賣牛皮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須的。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得了天下，牛皮沒有必要再禁了。張璨的奏章并沒有什么大的過錯，完全是為了國家著想，如果將他處死，天下人也會感到惋惜。我身為首相，沒有及時早奏，我罪當誅。”一席話，不但救了張璨，也救了那二十多個差點身首異處的升斗小民。

　　馮道侍侯的最后一個主子是后周的周世宗。是時，周太祖剛?cè)ナ�，北漢主劉旻乘機入侵，周世宗決定御駕親征。馮道認為此舉過于輕率，持反對態(tài)度。

　　周世宗豪情萬丈地說：“從前唐太宗創(chuàng)立基業(yè)時，都是親征，難道我怕劉崇嗎？”

　　馮道回答說：“陛下你恐怕不能和唐太宗相比吧�！�

　　周世宗有些尷尬和惱怒，又說：“劉崇的軍隊不過烏合之眾，如果遇上我的軍隊，就如同泰山壓卵�！�

　　馮道仍然不識時務地勸阻：“陛下你平心自問，你能像泰山一樣安穩(wěn)嗎？”

　　周世宗終于大怒起來，拂席而去，令馮道留下為先帝修建陵墓，自已仍帶著軍隊過御駕親征的癮去了。

　　是年，馮道已經(jīng)七十三歲，這在一千多年前，已經(jīng)是罕見的高壽了。等到周太祖的陵墓修好，馮道也就在病中悄然去世。周世宗聞訊，用三天不上朝的方式對這位幾朝重臣表示了內(nèi)心的尊敬。

　　E、

　　馮道曾寫過一篇引起無數(shù)口舌的文章，相當于他的自傳，叫作《長樂老敘》。在這篇文章里，馮道老老實實地記錄了他歷仕多朝多帝的經(jīng)過，并自我總結(jié)說：“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蓖瑫r，他也坦然承認自己的不足，那就是“不能為大君致一統(tǒng)，定八方，誠有愧于歷官歷職，何以答乾坤之施�！惫�正地說，馮道的這個自我評價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馮道在他的時代也擁有良好的口碑。七十三歲是孔子的大限，馮道與圣人壽命相同，“道即卒，時人皆共稱嘆�！�

　　按照我前面提出的“在不妨礙他人及社會，并盡可能惠及他人和社會的前提下，讓自己活得更幸福更精彩”的這一標準來衡量，馮道生逢亂世，不僅沒有命若轉(zhuǎn)篷，反而能夠悠游其間，既有自身的幸福，也使他的同代人受惠，他的人生稱得上是完美的了。用現(xiàn)代的眼光來看，這是一個十分優(yōu)秀的公務員，雖然政府首腦換了很多屆，他仍然努力地恪盡職守。

　　但是，大約在北宋初年――離馮道死后也就半個世紀功夫，后人對他的評價卻來了個大轉(zhuǎn)彎。首先，薛居正在《五代史》中認為，雖然“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風；
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钡�是，“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所以飾終之典，不得謚為文貞、文忠者，蓋謂此也�！�

　　歐陽修在隨后的《新五代史》里，言辭更加激烈：“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睅装倌旰蟮耐醴蛑�更是以聳人聽聞的口吻稱：“道之惡浮于紂，禍烈于跖�！报D―馮道竟然比紂王和盜跖更為人所不齒。

　　顯然，這些批評家們據(jù)以評判馮道一生功過是非的證據(jù)并不是馮道出任首相和其它職務期間的政績，而是他不該事了二業(yè)乃至于十主。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這是中國儒家的所謂正統(tǒng)綱常，只要違反了它，不論是勵精圖治也好，委曲求全也罷，統(tǒng)統(tǒng)也就自動失卻了讓后人用政績來評判的資格，一律被道德這根標桿輕輕地擋在了門外。

　　對人物及事件的評判，不是依據(jù)客觀事實和結(jié)果，而是簡單又籠統(tǒng)地劃入道德的范疇，這是中國人固有的陋習，在古代史家和道學家那里，這種陋習更加強烈。

　　在這樣的話語系統(tǒng)里，祥林嫂一旦嫁了兩個男人，那么不管她以前曾如何小心地伺侯過公婆，以后又如何含辛茹苦地哺養(yǎng)孩子，她都已失去了作為一個好女人的資格。不論如何努力，她的出路也只有捐門檻這一條。否則，她死后就會被鋸子鋸成兩半分給兩個男人。而為臣子者與君主的關(guān)系也有如此：馮道既然沒有在第一個主子滅亡時也跟著一塊自殺，那么他也就注定了要在死后享受和祥林嫂相同的待遇――將這個糟老頭兒鋸成十份，想必每份也就只有一塊青城山老臘肉一般大小了。

　　歐陽修的義憤似乎比其它幾位史學家都更厲害，他在馮道的傳記一開篇就來了一大段仁義禮智信之類的大道理，然后又講了一個他自以為符合道德標準、應該讓馮道及馮道們?nèi)�學習的榜樣，那是一個血淋淋的榜樣。歐陽修寫道：

　　“我曾經(jīng)讀過五代時的一篇小說，記載了王凝的老婆李氏的故事。通過這個故事可以看出，既然一個婦道人家也能做出這樣節(jié)烈的事情，那么世上的其他人也是可以做到的。王凝的家在青州和齊州之間，當過虢州司戶參軍，在任上病逝。王凝家里很窮，一個兒子還小，李氏只得帶著兒子和王凝的遺骸回老家。在經(jīng)過開封時，打算到旅館里去投宿。旅館的主人見她一個婦人獨自帶了一個小孩子，對她很懷疑，不許她住店。李氏看看天色已晚，就不肯走出旅館。旅館主人于是牽著李氏的手把她拉出了大門。李氏仰天大哭道：‘我是一個婦人，卻不能為丈夫守節(jié)，我的這只手被人家拉過了，我不能因為這只手而污及我的身體呀�！�說著，就拿出斧頭將那條被旅館主人拉過的手臂砍了下來�！�

　　這個毛骨聳然的故事明明是篇虛構(gòu)的小說，可歐陽修卻在引述之后說：“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意思是說，連李氏這樣一個女人都能斷臂明志，難道馮道就不能像人家李氏那樣用自殺來擺脫事二主的恥辱嗎？

　　F、

　　據(jù)說，周武王在消滅了商紂后，雖然世間的絕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這是在吊民伐罪，完全是正義行動。但向來有忠義之譽的孤竹君的兩個兒子伯齊和叔夷卻很不高興，他們恥食周粟，義不受辱，于是就跑到首陽山中采薇，以示忠臣不事二主。最后，兩個家伙一塊兒餓死在首陽山中。

　　這個充滿了虛偽和虛擬的故事向來被歷代中國人津津樂道，像口淫一樣弄得儒者們興味盎然。而伯齊和叔夷儼然也就成了最忠的忠臣的代表――哪怕是商紂那樣的昏君，只要你曾經(jīng)忠于過他，那就得為他效一輩子的忠，哪怕付出最寶貴的生命也是合情合理的。

　　假設這種混帳邏輯真的應該照本宣科不打折扣地執(zhí)行，那么在馮道所處的五代，問題就大了。史家稱“唐室既衰，五季迭興，凡易八姓，紛亂天下五十余年”。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天下的君主就換了八個姓氏――加上地方政權(quán)和民族政權(quán)，其實遠不止這個數(shù)。如果馮道們都認真學習伯齊叔夷，像個忠臣那樣體面地死去，他們到底需要有多少條性命才足夠呢？生活在那半個世紀里的人――我主要指文人――難道其人生的惟一意義就在于隔上三五年就集體自殺一回，為那個昏聵或是殘暴的曇花一獻的鳥皇帝獻身嗎？

　　司馬光到底是史學家，要比詩人歐陽修看得深遠一些。他也在《資治通鑒》里引用了歐陽修看到過的那篇小說，以及歐陽修那一大段之乎者也，但他確乎也知道，要是真讓馮道們像李氏那樣自殘以示忠貞，在五代十國那種修羅場般的亂世里是根本行不通的。

　　于是，司馬光自作聰明地提出了另一個標準。

　　首先，司馬光仍義正辭嚴地沿用了歐陽修式的道德評判，他說：“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

　　看來，從一而終仍是不可更改的時代主題。司馬光進一步闡述認為，“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
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憂，不足貴矣�！本褪钦f，事了二夫的女人，盡管長得再漂亮，做活再能干，也稱不上一個賢字；
事了二主的臣子，既使再有才智，再有治行的能力，也不足道哉。

　　司馬光給馮道們開出的亂世生存妙方是“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跡山林，或優(yōu)游下僚�！报D―盛世就出來作官，亂世就隱居起來，要么遠循于山林，要么就只當小干部，不要做大官。

　　滅跡山林，當然可以算作一種選擇，那就是前面提到過的陶淵明和王冕們的辦法。但是，所謂“優(yōu)游下僚”就讓人哭笑不得了：難道在貳主那里只當小職員不當大干部，就算是對前朝的盡忠了，就沒有有虧氣節(jié)了？下僚與大官的界線在哪里呢？當?shù)搅四囊患壦闶潜M忠前朝，哪一級又算是大節(jié)不保呢？

　　司馬光寫作《資治通鑒》的目的，是為了給統(tǒng)治者們提供一面歷史的鏡子，讓他們借鑒歷史的經(jīng)驗，因此許多篇章后都有一大段“臣光曰”打頭的議論，但要是我們真的按照他老人家支出的高招去行事，只怕歷史會變弄得一塌糊涂。文人好大言，此可為一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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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絕對很少出現(xiàn)過這種忠臣要不要事二主的爭論，更不會因為一個官員曾經(jīng)在幾個主子手中任過要職而謗滿天下。如果西人也用這種道德標準來評判官員，那豈不是前一任總統(tǒng)下臺時，他的內(nèi)閣成員全都得集體自殺才算是完人？

　　“自唐室之亡，群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身處五代十國這種可怕的亂世，個體生命遠比一只紙質(zhì)的杯子更加脆弱。馮道能夠在其間生存，在自己獲得幸福的同時也讓同代人沾光，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創(chuàng)舉。

　　用今天的觀點來看，馮道一直是個稱職的公務員，他不管政府姓劉姓周，姓石姓耶律，他只是忠心地恪盡自己的職責。他忠于的不是哪一個主子，而是他所在職位的義務。雖然朝代易覆，可能也會有五內(nèi)如焚的時候，但是，當人生如同薤露一樣短暫，我們又如何能夠用大而不當?shù)奶搨蔚赖聵藴嗜ヒ�求一個活生生的渴望幸福與安寧的古人呢？

　　蜀中笑星李伯清常說一句話，叫作“要得公道，打個顛倒”，只有實行換位思考，我們才會免去站著說話不腰痛的毛病。如果我們是馮道，我們會為一個并不優(yōu)秀的主子去自殺嗎？在自殺的忠臣和稱職的公務員面前，我們的天平難道不是偏向后者嗎？

　　所有持道德武器來批判人事的家伙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用自己也辦不到的標準去要求別人。文人而遭遇亂世，這已經(jīng)是一種深沉的不幸，倘若后人再空談道德，那不僅是對先人的不恭，也是昧著歷史的良心在胡言亂語。

　　從蔡邕到陶淵明，從馮道到王冕，其間，我們會發(fā)現(xiàn)，馮道這個異端其實是最幸福的。至于身后的謗與譽，那是誰也無法阻止的，就如同千百年后，我們的子孫也會對我們指手劃腳一樣。

　　重要的是過程�；蛘哒f，幸福本身就是一種過程。公務員馮道一定在他的生命軌跡中感受到了其他亂世文人沒有感受過的幸福――這本身也是一種幸福呀。

　　來源：湖南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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