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的一天，著名的英國劍橋大學舉行隆重的儀式，授予幾位世界名人以榮譽博士學位。在被授學位的行列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流亡國外的俄羅斯哲學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他被授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在這一年，他還被提名為諾貝爾獎金的候選人。在這前后，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gòu)邀請其講學，他的足跡遍及歐洲。美洲也對他發(fā)出多次邀請，但沒能成行。至此，別爾嘉耶夫已然成為有世界影響的人物。

　　但是，他的一生卻充滿了坎坷。我們從他的《自我認識——思想自傳》及許多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中可以比較清楚地了解這一點。

　　別爾嘉耶夫1874年3月6日生于基輔。他的家庭屬于俄國的文明貴族階層，受到西方文化較大的影響。這使他從小就既有貴族的孤傲，又全身心地追求自由。以至不愿受武備學校(由于先輩的戰(zhàn)功，他從小便被列為武備學�！�—貴族子弟軍官學校的當然學生)的管束，提前退學，上了基輔大學自然科學系。這個時期正是俄國最黑暗的時期，目睹政府的腐敗、國家的衰落、人民的苦難，青年別爾嘉耶夫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這時，他與傳入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相遇了。他不僅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克思的著作，而且參加了大學中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的活動。此時盡管他對馬克思主義有一定的保留，但仍投身于馬克思主義者所組織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在這些反抗沙皇專制制度的斗爭中，他曾兩次被捕。第一次做了幾天苦役就釋放了，而第二次則不僅被學校開除，而且被審判和流放沃洛格達三年。

　　在流放期間，別爾嘉耶夫廣泛閱讀了哲學、宗教、文學等方面的書籍，深入思考了許多原則性的問題。從此，他在思想上開始與馬克思主義拉開了距離。這種距離特別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關(guān)于人的自由問題，另一方面是關(guān)于精神文化問題。別爾嘉耶夫認為，人的精神和自由是至高無上的本質(zhì)的存在。革命，就是要創(chuàng)造能使人的精神和自由得以發(fā)展的環(huán)境和條件。所以，政治革命要為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務，而不是倒轉(zhuǎn)過來，讓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為政治革命服務。同時，既然精神和自由是人的最本質(zhì)的東西，那么，它只能是個體化的，而不是集體化的。如果誰將集體化的政治革命置于首位，那么，革命的后果只能是災難性的：它雖然能夠推翻舊的政權(quán)，但它所實現(xiàn)的也只能是政權(quán)的更迭，而不是人的解放；
它將政治置于精神文化之上，其結(jié)果也只能是傳統(tǒng)的精神文化的毀滅。別爾嘉耶夫在一些論著里發(fā)表了這些觀點，沒想到引起軒然大波，被指責為背叛馬克思主義。普列漢諾夫看了他的《社會哲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一書后對他說：“你的哲學表明，你不可能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這本書中一個觀點特別使盧那察爾斯基(十月革命后在蘇維埃政府中任人民教育委員)惱火：真理自身具有獨立性，不依賴于任何階級、階級斗爭和社會環(huán)境；
只有承認這種獨立性，才能保障思想的自由。盧那察爾斯基則認為，只有承認真理不能脫離革命階級的斗爭而獨立，才是馬克思主義。這樣，別爾嘉耶夫已經(jīng)被從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中“開除”了。

　　盡管思想痛苦，別爾嘉耶夫仍然堅持思想之獨立性，決不屈服于任何權(quán)威的批判，決不隨便歸順于任何派別。在各種思潮蜂擁而起、山頭林立的情況下，別爾嘉耶夫努力進行獨立的探索，但也嘗試著與各種進步學者合作。從流放地返回基輔，他首先參加了“解放協(xié)會”的活動。1904年秋，為參與《新路》雜志的編輯工作，他移居彼得堡，與作家、象征派詩人梅列日科夫斯基，經(jīng)濟學家、哲學家布爾加科夫等人一起創(chuàng)辦了這份雜志，別爾嘉耶夫負責哲學和政治方面的稿件�！缎侣贰吠？�后，梅列日科夫斯基又主持創(chuàng)辦了《生活問題》雜志，別氏仍然與其一起共事。在這幾年的工作中，他深受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布爾加科夫等人的影響，使其宗教意識進一步發(fā)展起來。自1908年始積極參與為紀念索洛維約夫(1853—1900)而籌建的宗教——哲學學會，并在這些活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宗教哲學觀點。1911年他的《自由的哲學》出版；
1914年他的《創(chuàng)造的意義》出版。這兩本書奠定了他的宗教哲學之基礎。概括地說，別爾嘉耶夫認為：此岸世界是墮落的、黑暗的、走向毀滅的，只有彼岸世界——上帝才是高尚的、純潔的、光輝燦爛的；
彼岸世界——上帝不僅是最高的道德境界，而且是最高的理想境界。對于此岸世界，不是要拋棄它，而是要進行改造；
改造此岸世界，最根本的是人的精神的改造。這種改造，不是由什么大人物對人們自上而下地進行灌輸和強制洗腦，而是要依靠人自身所具有的神性(人與上帝相通之處)，即人的自由和創(chuàng)造；
因而，千年王國是可以在此岸世界實現(xiàn)的。現(xiàn)在，他更加堅定了精神革命是根本性的革命的看法，因而與主張政治革命第一的布爾什維克的分歧越來越大。

　　別爾嘉耶夫積極投身于俄國革命前的文化復興大潮之中，并且高度評價這次文化復興運動，認為它是俄羅斯大地空前的壯舉，從文化上瓦解了舊的帝國。但是，別爾嘉耶夫是一個十分冷靜與客觀的人，他同時又明確地指出這個壯舉的局限性：它被限制在狹小的領域之中，它只是精英文化。它與民眾文化有著極深的斷裂。在民眾中產(chǎn)生影響的不是這種精英文化，而是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一小部分知識分子所宣揚的虛無主義。在革命日益臨近的日子里，別爾嘉耶夫清醒地看到，政治革命即將到來，而政治革命必須依靠民眾的力量；
而民眾接受的是虛無主義教育，物質(zhì)利益、經(jīng)濟利益高于精神文化價值的教育，功利主義教育和無神論教育，那么，革命只能在這種文化的旗幟下進行。這也就必然使未來的革命排斥高層文化和文化精英，并在革命后不可能有正確的發(fā)展文化的方針。他預言：即將來臨的俄國大革命盡管在政治上、社會上是進步的，但在精神上、文化上卻是反動的。當一些知識分子盲目樂觀地高論俄國的大革命將是自由與人道的勝利時，別爾嘉耶夫卻清醒地預言：俄國革命的結(jié)果必然是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歷史證明他的預言是正確的。不僅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quán)，而且在文化政策上也如他的預言一樣。

　　有意思的是，在蘇維埃政權(quán)建立初期，政府對別爾嘉耶夫還相當友善。他不僅被邀以社會活動家的身份參加“預備議會”，而且得到政府給予二十名著名作家的特殊配給品。他仍住在祖?zhèn)髯≌�里，而且有政府的保護證書。1918年，他創(chuàng)建“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學院”，當局予以注冊。同年他又被選為莫斯科大學歷史與哲學系教授。當他以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的身份為救他的會員出獄或討回住宅時，一些大人物(如加米涅夫、盧那察爾斯基等)也都予以協(xié)助。今天看來，對別爾嘉耶夫的這些禮遇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革命剛剛成功，在列寧的改造舊知識分子為新政權(quán)服務的方針指導下，爭取別爾嘉耶夫為新政權(quán)服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何況別爾嘉耶夫在政治上并不反對紅色政權(quán)，甚至早就預言過布爾什維克的勝利!

　　然而，紅色政權(quán)對別爾嘉耶夫的期待卻落了空。因為別爾嘉耶夫視思想獨立如生命，決不因任何因素而改變自己的思想和觀點。他早就下定了為真理獻身的決心，并且作了這樣的思想準備：“監(jiān)牢、流放、國外的艱難生活在等著我。”(《自我認識》，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7，106頁)革命后發(fā)生的種種事情使別爾嘉耶夫更加堅定了自己對精神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關(guān)系的看法，他看到文化上的極權(quán)主義對俄羅斯傳統(tǒng)文化的摧殘(他說：“俄國革命對俄國知識分子不知感恩，知識分子曾為它作了準備，但它卻對知識分子進行迫害，把他們拋入深淵，將所有古老的俄國文化打入深淵”)，看到一些依附于新政權(quán)的文化人變成了新的官僚、新的貴族，他們臉上洋溢著傲慢和殘忍的表情，他們是“被剃得光光的、規(guī)整的、進攻的和積極的。他們和準備革命時期的俄國老的知識分子很少相似之處�！彼麤Q不能與這些人為伍!于是，他仍堅定地走自己的路。他在大學講課，在“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學院”組織學術(shù)講座和討論，還緊張地進行寫作。在1920年以前，他是一個非�；钴S的人，蘇維埃政權(quán)給予他很大的寬容。

　　然而，這種寬容是有限度的。從1920年起各種麻煩就找到別爾嘉耶夫的頭上來了。先是“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學院”的活動受到了嚴密監(jiān)視，繼而由于所謂“策略中心”案而將別爾嘉耶夫逮捕(其實他與此案無任何關(guān)系)。雖然很快就被釋放了，但這無疑是一個對其不再寬容的信號。不過，別爾嘉耶夫似乎還沒有真正感覺到這一點，所以在監(jiān)獄中和捷爾任斯基談話時還在說自己不是一個政治性的人，但在文化上是共產(chǎn)主義的反對者。這種頑固的態(tài)度招致了災難性的結(jié)果：1922年9月再度被捕，接著被驅(qū)逐出境。

　　這次懲罰并不單單是針對別爾嘉耶夫的。1922年始，紅色政權(quán)對于仍然“堅持反動立場”的知識分子要采取嚴勵措施了。5月，列寧批示捷爾任斯基：經(jīng)過周密研究，采取新的措施，把“為反革命幫忙的作家和教授驅(qū)逐出境�！�(《列寧文稿》，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8，224頁)8月，《真理報》刊登題為《第一次警告》的文章，指出知識分子的某些階層不愿歸順蘇維埃政權(quán)；
在高等學校、出版界、哲學界、文藝界、醫(yī)務界、農(nóng)業(yè)界——甚至合作社中，存在著從事反蘇活動的“據(jù)點”。同時宣布：“根據(jù)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的決定”，知識分子中最積極反對革命的分子，“思想上的弗蘭格爾分子和高爾察克分子”，或者將從莫斯科、彼得堡等城市驅(qū)逐到北部省份，或者將被驅(qū)逐出境。該文聲稱采取驅(qū)逐手段是“蘇維埃政權(quán)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警告”。

　　1922年9月與別爾嘉耶夫一起被驅(qū)逐出境的共有160名“最積極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家”。其中有：莫斯科大學校長、動物學家諾維科夫，彼得堡大學校長、哲學家卡爾薩文，莫斯科大學數(shù)學系主任斯特拉托諾夫，經(jīng)濟學家布魯茨庫斯、茲沃雷金，歷史學家卓韋捷爾，社會學家索羅金，哲學家弗蘭克、洛斯基、弗洛連斯基、布爾加科夫，等等。在離開祖國時，他們得到的警告是：如果再在蘇俄境內(nèi)出現(xiàn)，將被就地正法。

　　從此，別爾嘉耶夫開始了流亡生涯。他先是到了柏林，后來又到了巴黎。他在異國他鄉(xiāng)繼續(xù)研究他的哲學，并在與歐洲許多世界級的哲學家的交流中進一步發(fā)展的他的基督教人本學，獲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一直深切地懷念他的祖國。他說，“當我想到俄國時，心里滲出了血�！碧貏e使他痛苦的是，“我在歐洲和美洲，甚至亞洲和澳洲都很知名，我的論著被譯成很多種文字，很多人寫了論述我的文章。只有一個國家不知道我——這就是我的祖國。”在二次大戰(zhàn)之后，他曾想回到蘇聯(lián)去，直接為俄國的文化事業(yè)工作。但是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受迫害的事情使他斷了這個念頭。這時，他特別認識到“正是哲學家回到俄國沒有意義”。

　　這樣，盡管別爾嘉耶夫在國外獲得很大的榮譽，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終于為自己的同胞所了解。但這時他已過世二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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