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莎士比亞研究還是中西文化比較都是很大的題目，我想將二者結合起來，橫向的探討該問題，主要是從文學層面上分析，側重點放在莎士比亞研究的一些焦點命題上，這樣一來即可構成橫向上的聯(lián)系。

　　首先，我不否認現(xiàn)在署名莎士比亞的作品是偉大的，足以代表西方作品的高峰，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署名為莎士比亞的作品都確實是一個叫莎士比亞的人寫出來的，因此我們先來看看關于莎士比亞作品著作權的問題。為什么要選擇這個題目呢？第一，因為這是一個熱點，假設不是莎士比亞所作，那么對該作品的理解就會發(fā)生顯著的變化，一個作者的文化教養(yǎng)、家庭背景、個人世界觀一定強有力的影響其個人的作品。如果該作品確是一個叫莎士比亞的人寫的，則我們在分析鑒賞其作品時就會不知不覺的運用他的眼光；
反之，這些作品所包含的容量和含義就非常不同了，因此這個命題十分尖銳，它在莎學界的反響是很大的。第二，在分析這個命題時我們可以采用夾敘夾議的方法，我還可以夾雜一些我的個人觀點。

　　在讀了署名為莎士比亞的作品之后，我的總體印象是其與一般的文學作品并無太大差異，但其歷史劇和悲劇卻有很強的政治傾向，似乎要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所謂政治，最高表現(xiàn)即是皇權，莎士比亞的許多作品中都是圍繞爭奪皇權，我們一會兒將通過例證來分析這種假設是否正確。

　　對莎士比亞的崇拜在英國文學中已經形成了一種傳統(tǒng)，傳統(tǒng)形成后就會自我完善，自我調整。這種崇拜還會延續(xù)，由此便引申出一個問題，我們如何看待傳統(tǒng)文化�？陀^的對待傳統(tǒng)文化并不容易，一些學者總會有意無意的對傳統(tǒng)文化生厭。以上是從宏觀上我想說的幾點。

　　具體一些，我們來看看莎士比亞所使用的詞匯一共有多少。俄國一個語言學家統(tǒng)計為15，000個，美國一名教授統(tǒng)計有24，000個，后來又有人考證是43，566個，這運用了電腦，就較為精確了。如此之大的詞匯量說明其必然是一個大文學家，首先就要看很多書，作為大家，在浪漫派時尤其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他死時遺產中卻沒有一本書，一封信以及一篇手稿，這很讓人奇怪，因為與莎士比亞同時代的人如果有可能其在死后遺產中往往會有書。

　　其次，莎士比亞的名字也成問題。公元1623年的版本中才正式出現(xiàn)了威廉·莎士比亞的完全拼寫。1591年和1592年的兩首詩中出現(xiàn)了他的名字，于是人們認為后來作品即是莎士比亞所寫。但莎士比亞究竟在哪里？人們紛紛去查，有一個人的名字與莎士比亞接近，但不完全相同，于是人們認定這就是莎士比亞，這是1564年5月4日的事。我也曾查閱，發(fā)現(xiàn)與莎士比亞名字類似的人在那個地區(qū)有100多個，這不免又讓人困惑。即便最終找到了一個最為接近的人，但又不符合莎士比亞的實際基本情況。而對莎士比亞名字的認識已成為一種慣例，很少有人提出疑義。

　　此外，寫出如此偉大作品的人其人格本應值得我們崇拜，但如果我們去查檔案，發(fā)現(xiàn)這個人并無什么特別之處，無非是替人打官司，且曾投機買賣糧食，還被人告上法庭，這些都使我們有一些不太愉快的回憶。另外，作為如此優(yōu)秀的人，其家庭背景必然是良好的，但事實上其父母并沒有文化，而且他的大女兒是文盲，另一個女兒也只會寫自己的名字，這些都是傳記中記載的，不免使人對莎士比亞的身份產生懷疑。但很長時間以來，關于莎士比亞的觀點似乎已成定論，一些相反觀點很難站穩(wěn)腳跟，甚至有些人為了追求標新立異而不惜去編造，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學術界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很多人靠著莎士比亞吃飯。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莎學研究，其實很多學者還是非常嚴肅的，通過對莎學的研究發(fā)現(xiàn)了許多有趣的東西，而且西方每產生一種文學理論，都要拿來解釋莎士比亞的作品，于此而言，莎學的研究也是很有意義的。

　　盡管如此，莎學研究中還是有很多明顯的事實值得懷疑。莎士比亞劇本中有很多都有主本，前人均已寫過，這有著作權的問題。前人的作品成了素材，經過莎士比亞的“點石”，這些都成了偉大的作品。所以我在寫有關莎士比亞的歐洲文學史時常用“編輯”二字，而不完全是創(chuàng)作。

　　莎士比亞在1585年時突然從他的家鄉(xiāng)消失，1590年又在倫敦出現(xiàn)，這段時間他便在給人家編劇本、排戲。開始是給劇院看馬，后來劇院老板看他還很有頭腦，就讓他抄寫劇本，念念臺詞，再后來有發(fā)現(xiàn)他還有些聰明才智，于是就讓他編寫。所謂編寫就是到外面花錢去買別人的劇本，那些人包括羅伯特·格林等，都是專門寫劇本的人。當時的情況是買了別人的劇本就可以署上自己的名字，并可以隨意修改。正因為這樣，據說格林在臨死時曾抱怨自己的勞動成果被別人所竊取，其實就是影射那些劇院里編寫劇本的人。而對于此，文學史上卻往往認為這是格林心胸狹窄，嫉妒莎士比亞的成功。事實上，格林是牛津、劍橋大學畢業(yè)的碩士生，其文化水平很高，而且作品也有很多。而莎士比亞除了劇本之外別的文章一概沒有，這與常理不符，稍微有點名氣的人都或多或少會寫一些文章，至少與他人也有一些書信往來，但這個莎士比亞卻什么也沒有，這些現(xiàn)象還不能讓人感到奇怪嗎？

　　莎劇為什么能夠成功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說莎士比亞是劇院的股東之一，發(fā)了大財，要不然他怎么能在他的家鄉(xiāng)購置了當地最大的一套房產。為了讓劇院的效益好，無非是劇要滿足觀眾喜好。當時觀眾喜歡的劇多是比較俗的，老百姓與高層人物的欣賞趣味差異不是很大，而象格林等人的作品都是比較雅的，觀眾不喜歡，于是就要把它改得通俗易懂一些。這樣就加入很多俗語，比如《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有很多臟話，但卻很容易贏得觀眾。

　　從以上這些，我們可以感覺到其與我們想象中的偉大的文學家有很大差異，由此聯(lián)想到中國的文學家，往往對于這些只知道賺錢或是生活作風不太好的文學家非常不屑。比如，陶淵明，屈原等人的人格與其作品非常一致，李白杜甫也是這樣。西方則不同，西方人雖本身不怎么樣，但卻可以寫出優(yōu)秀作品，這不就是中西文化的差異嗎？不只是文學方面，對于哲學家、政治家也可以是無賴。壞人做出驚天動地的貢獻，這也是一種存在，它以惡的方式，以惡制惡，最后卻取得了一種善的效果。這與市場經濟的運動模式是一樣的，亞當·斯密認為“不管”是最好的方式，與老子的“無為”相似，斯密指出通過這種私與私相斗的機制，可以將潛力發(fā)揮至及至，最終產生對社會的益處。這同時也體現(xiàn)了西方的邏輯，他們認為是侵略擴張才導致了社會的進步，以這種方式取得了成功。中國則是將善作為假定，以善的辦法處理事務，即以德治國，提倡人治，要做大官做皇帝首先自己必須很善，這種假定非常有用，這可以形成一種良性互動；
而如果假定人性惡，則人人視對方為競爭對手，有一種反叛的心理，將這種心態(tài)擴散到政治、倫理上就會導致這個社會只看錢和權，而不管自己的良心是否正確，造成市場經濟中鉆法律空子，只要能賺大錢就行。這種心態(tài)是否正常？它與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不符，但在西方人眼里其就是英雄。而中國文化中雖然也重視錢和權，但終歸會對其有一定限制。

　　回到莎士比亞我們不難看出，即便莎士比亞這個人真的被利用，西方莎學界也應該看得出來，但他們就可以忽視，其原因在于英美莎學的傳統(tǒng)，已構成一個大的文學傳統(tǒng)，輕易很難推翻；
另外，英國的民族虛榮心也是其中的原因，莎士比亞已成為其文化的象征，全世界都在研究莎士比亞意味著都在研究英國文學，研究他實際上也意味著研究一種優(yōu)越的文化，通過這種方式，潛移默化的將文化優(yōu)越論植根于別國意識中。這種虛榮心也使其不愿推翻目前的莎學研究。

　　中國的學術界往往反對民族主義，認為這是狹隘的，但其實我們缺乏民族主義，五四時一味西化，一切與之接軌。美、法、德都有很強的民族情緒，正是由于這種民族情緒，才可能把它的文化發(fā)揮到一個較高的層面，他們才可能凝聚起來。中國卻缺少這種精神，稍微為中國文化說幾句話，即刻就有人批判，說這是阿Q精神或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聯(lián)系胡適先生提出的“百事不如人”，其出發(fā)點也是好的，也是希望中國富強，但他們太年輕了，易沖動，當時看到中國極為落后，而西方政治經濟都很發(fā)達，于是極力倡導學習西方這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裂痕，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白話詩歌都陷入一個低谷，偶爾也會涌現(xiàn)幾個詩人，大家都認為他寫的好，于是進行傳抄，這實際上有著強烈的政治情緒在其中。

　　說到莎劇中的政治信息，當中包含著強烈的政治影射，往往圍繞皇權斗爭。《哈姆雷特》即是影射伊麗莎白王朝的政治狀況。哈姆雷特本身就是影射王朝的艾瑟克斯，無論從年齡還是語言上都能看出來。艾瑟克斯這個貴族很受群眾歡迎，他是伊麗莎白的情人，人民認為他會繼承王位，本來這是已成定局的事，但后來艾瑟克斯十分傲慢，女王又有了新歡，于是艾瑟克斯和他的支持者們陰謀造反，但艾瑟克斯有猶豫不決，最終被女王發(fā)現(xiàn)，將其軟禁，并在1601年2月15日將其斬首。哈劇中讓莎學反復研究卻總也解釋不清的就是他的“延宕”，這其實是在以劇本的方式總結歷史經驗，這個劇本本是寫丹麥王子的，看起來卻與伊麗莎白王朝十分相近，這就是一種政治影射，在莎劇中尤其是歷史劇和悲劇中很典型，給進行政變的人以歷史借鑒，以形象的方式來說明各種各種政變的方式。通過文藝作品中的經驗也可幫助政治家軍事家達到目的，我們可以看出文藝確實很難和政治分開，很難否認藝術有政治性。對于莎劇人們往往只看作雅的劇作而看不到其政治性。

　　《哈姆雷特》中的“劇中劇”也是一種影射，并說穿了這種以戲劇進行政治影射的方式，當時戲劇中影射是非常普遍的。我們在欣賞莎士比亞的作品時從宏觀上就可以明白為什么誰都不敢當莎士比亞或者說莎士比亞只是一個假名，正是由于作品中有了政治影射的內容，且當時不知道女王的意思，如果承認了自己是莎士比亞很難保證以后不會遭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莎士比亞的作品是若干高手作品的集合，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沒有一封書信，一篇文章。且當時劇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式的文學作品是詩，于是莎士比亞也只有兩首長詩署了名。另外，從他的作品來看，似乎他樣樣是行家，法學、政治、哲學等都很在行，但我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我們將他的作品看作是高手作品的集合，那就沒什么奇怪的了。綜上，我們看出莎學研究不僅僅是文學的東西，而且還是一種文化的象征，它只要站住了腳，就意味著西方文化站住了腳，這也正是莎學研究的意義所在。

　　其實還有很多人懷疑莎士比亞的作品，比如：惠特曼曾說“關于莎士比亞的記載幾乎等于零”，其他人象佛羅依德、馬克·吐溫等也曾提出質疑，但他們都未進行深入的研究。當然我這也是一家之言，大家仍可商討。不只是莎學研究中有這種現(xiàn)象，其他國家也有懷疑某些作品的真正作者是誰的情況。且其他領域如音樂、美術也有這種現(xiàn)象，甚至《圣經》的作者也受到懷疑，這是西方。

　　中國也有很多作品不知道是誰寫的，如《黃帝內經》，這是一部關于醫(yī)學的書，探究了宏觀宇宙與微觀人體之間的對應關系，主張客觀宇宙變化也會對微觀人體產生影響，要從大的環(huán)境中看人的病理，不只是通過儀器測出，而講究望、聞、問、切。其中最為發(fā)達的是經絡學說，考慮所有外界的變化，包括磁場、宇宙線等作用于人體來診斷病因。這套學說十分科學，具有綜合性，這樣一來，絕非一人所能及，必然也是很多學者的成就。中國的醫(yī)學是內向型，內科非常發(fā)達，19世紀以前一直是處于領先地位。20世紀，西方的醫(yī)學才趕了上來，因為支撐它的科學如生物學、化學、人體解剖學都發(fā)達了起來。西醫(yī)外科先進就是因其支撐科學發(fā)達。西醫(yī)對外部世界研究，而中醫(yī)則對內部世界（小我）研究多一些。

　　除此之外，《周易》《八卦》《老子》《論語》等也是多人共同創(chuàng)作的結果，甚至連《三國演義》的作者也受到了挑戰(zhàn)。這與西方有相似之處。除了著作權外，在影射文學方面中西也有很多相通之處。

　　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中，有很多人都用筆名，比如魯迅、郭沫若、茅盾等，在他們的作品中，影射的情況也有很多�！栋�Q正傳》影射了國粹派，諷刺挖苦中國人的精神勝利法的心態(tài)。文革中影射文章更多，都是用化名，利用文化手段影射達到一種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

　　我們搞文學研究有一個教訓，就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觀把握，因為很多歷史材料其實是不可靠的，而這種直觀把握能力恰是中國人所擅長的。西方則完全采用實證主義，完全靠證據，但如果證據中有誤，其得出的結論更壞，因為它使人們絕對相信這個結論。所以搞學問要古今類比，這樣就不會簡單對待古代文獻。中國人的直觀思維模式有利于此，他們并不完全去相信證據。古代中國人斷案，多靠察言觀色和自己判案的經驗；
現(xiàn)代西方卻不允許這種直觀的東西，只講證據，不講良心，有時反而會導致冤假錯案。由此又可以想到，純粹的法治不行，一定要有德治加入，如果法官本人即是一個善人，那么判案時自然不會輕易偏聽偏信。德治與法治是相輔相成的，兩者要交替使用。一定要假定人是善的，這樣才能秉公辦事。西方認為人性是惡的，提倡源罪說，有一種外界的力量去制惡，這種思想容易導致法治極端化。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卻提倡個人修養(yǎng)是第一位的，使用這種方法是可以使人遠離惡。向善是可能的，中西在此層面上也有相通，雖然有人認為個人變善是困難的，但如果我們整個社會都朝這個方向努力，則善就成為社會的一種共識，就會產生相應的社會效益。

　　主講人簡介：

　　辜正坤教授（博士生導師），1982年于四川師范大學外語系英語專業(yè)77級尖子班畢業(yè)，獲學士學位；
留校作英語專業(yè)教師。1985年考入北京大學英語系研究生班，指導教師楊周翰先生，1987年獲研究生班畢業(yè)證書。1987年師從李賦寧先生攻讀博士學位，1990年8月通過論文答辯，獲文學博士學位。1996年隨中國莎學代表團參加第6屆世界莎學大會期間，短期作過美國加州大學英語系訪問學者�，F(xiàn)兼任北京大學文化文學與翻譯研究學會會長，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副會長兼中國莎協(xié)北大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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