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流行文化是一種胃口很大的東西，它不僅要消化精英文化，各種文化它都想吞并，它是種拿來主義。 　　 　　 　　2006年初，孫甘露擔任《上海一周》總策劃，開始直接參與一份都市報紙的制作。從一位先鋒小說界的風云人物，到現(xiàn)在的媒體人，孫甘露的身份發(fā)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在一個商品供應匱乏的年代，他義無反顧地愛上了文學，也義無反顧地寫作著孫甘露式的先鋒小說。他的一篇小說名叫“請女人猜謎”，他的小說就像是一個又一個謎語，一個又一個迷宮，他那巴洛克風格的華麗文句，陰郁、荒誕、飄忽不定的人物，打破時空關系的革命性敘事方式……使他一時間成了先鋒文學陣營中最極端的個案。事實上，他寫得似乎太克制了，上海書店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孫甘露作品系列》也只有薄薄的四卷本，但是看上去慢條斯理的他，卻以其獨特的語言風格獨領風騷。
　　在先鋒文學退潮之后，孫甘露的寫作與生活也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他似乎更愿意參與各種各樣的嘗試：講一個完整的故事、寫一些才子隨筆、給電視臺做策劃、進入媒體工作，甚至是在T臺上走一場秀，很忙很充實。但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孫甘露還是孫甘露，對待朋友總是那么謙和，而革故鼎新的精神也總在他的骨子里燃燒。
　　
　　基本上，它是一個態(tài)度問題
　　
　　《新民周刊》：你覺得先鋒的意義是否在于革新？
　　孫甘露：今天下午作協(xié)在開一個改革開放30周年的作品研討會，也在討論這個話題。對于先鋒派小說，人們現(xiàn)在一般考慮的都是文體問題，比如敘事方式、時間、視點等等，當時我們這批人也確實受到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影響。無疑，這都是中國的先鋒派在革新上的努力。之外，還有一層常被忽略的因素，它多少也包含了一種回避，回避某種意識形態(tài)化的敘說方式�；�本上，它是一個態(tài)度問題。在僵硬的現(xiàn)實里，用語言打開一個世界。
　　《新民周刊》：現(xiàn)在，你是否還是個有先鋒情結的人？
　　孫甘露：說心里話，我那時候寫作的時候，并沒有考慮什么先鋒的問題，在那個年代，先鋒這個詞通常也被實驗、前衛(wèi)、新潮所取代，它并不是一個綱領性的概念，只是用來描述這一批人的寫作風格的詞語而已。只是我覺得當時提出的一些文學觀念和實驗精神，在今天看來仍然不無重要的意義。我們不從西方現(xiàn)實主義文學考慮，即便只是涉及中國古典小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和吳承恩的《西游記》也體現(xiàn)出了古典時期文學的復雜性，將文學限制為一種狹義的現(xiàn)實主義不可能有利于文學的發(fā)展。當然，如果說是廣義的現(xiàn)實主義，我愿意接受這個概念。
　　
　　創(chuàng)新與傳統(tǒng)
　　
　　《新民周刊》：陳丹青在接受采訪時說，他從來也不是一個喜歡創(chuàng)新的人，你怎么看？
　　孫甘露：我不太清楚他說這番話的語境，所以并不是很能回答這個問題。只是我覺得，創(chuàng)新真的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比如我們說莎士比亞這樣一位偉大的戲劇作家，他的很多作品也是改寫前人的創(chuàng)作，占了很大的比例。這就要看你從什么角度來談這個問題，特別是藝術領域。藝術作品都是有承繼關系的，總是有一個源頭，所以完全標榜自己是創(chuàng)新肯定有問題。一般而言，寫作的人也好，做藝術的也好，對于文學史、藝術史有一定的了解會比較好，不然人很容易膨脹。
　　《新民周刊》：陳丹青寫了兩本《退步集》，你對他那兩本書看過嗎？你對他批評中國當代文學的言論怎么看？
　　孫甘露：他的大部分文章我都看過。他的思想背景其實是很繁復的，不是一個單一的指向。我和陳丹青有時候在一起談的時候，也會和談起他的閱讀，他讀的書很多，而他的思考也很深入，并非只是他在媒體上論及的那些。至于他近期在公開場合發(fā)表的一些言論引發(fā)的爭議，我的基本態(tài)度是：應該允許別人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肯定會有一些積極的作用，不論它是對的還是錯的，要不然大家都悶頭不講話了。
　　對于我們身處其中的文化環(huán)境，我個人的看法是需要慎重，需要斟酌，不要輕易地下結論。
　　《新民周刊》：對傳統(tǒng)怎么看？
　　孫甘露：我們的傳統(tǒng)融入到文字之中，它在變化是毫無疑問的。以前年輕不覺得，現(xiàn)在有點年紀后開始領悟到，所謂“筆墨當隨時代”。文字需要一個語境，它的變化也是歷史的必然，今天，我們周圍的事物都在發(fā)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現(xiàn)實主義寫實主義的文學作品，拿當下鮮活的語言來寫作，肯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即使現(xiàn)在有一些人喜歡古詩詞、喜歡古文，你看了都會覺得很隔閡，因為時代不同了，文學形式也在發(fā)生變化。那些傳統(tǒng)可以顯示學問修養(yǎng)，但它對于當下的創(chuàng)作意義并不大。
　　當然，首先我們是被傳統(tǒng)所限定的，如何將它們與我們的生活結合起來，我覺得是一個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開放性的空間
　　
　　《新民周刊》：對于上海這兩年的變化，你覺得它是否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創(chuàng)新意識推動下的產(chǎn)物？
　　孫甘露：上海這兩年努力將自己打造成一個現(xiàn)代化的國際性大都會，這很好。比如在文化方面，上海美術雙年展、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以及即將到來的世博會等等，有那么多的演出、交流的舞臺，它們都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空間和外部世界交流的空間。很多人也對這些努力中的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提出了批評，但我想做是最重要的，至少有這樣的創(chuàng)新意識是最重要的。
　　《新民周刊》：先鋒和創(chuàng)新兩個詞語不同的地方在于一個精英一個大眾，你覺得精英化的先鋒模式是否已經(jīng)被一種更大眾化的生活方式所取代了？
　　孫甘露：不能說完全取代，但可以說有這樣的征兆。也有人這樣描述，說80年代的先鋒派到了90年代和21世紀，似乎都變成了一種時髦。我覺得，流行文化是一種胃口很大的東西，它不僅要消化精英文化，各種文化它都想吞并，它是種拿來主義。
　　《新民周刊》：《上海一周》的工作是怎么樣的？適應嗎？
　　孫甘露：2006年初我去了《上海一周》協(xié)助工作。這是全新的經(jīng)驗。在外部觀察和你在媒體工作是兩回事。
　　另外，《上海一周》報社里還是年輕人居多，他們是一個很出色的集體，他們待人接物、反應、態(tài)度、行文、遣詞造句和看問題的方式與我們這一代人有很大的不同。你在社會上以個體方式與年輕人的接觸畢竟有限，和在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的媒體中同他們一起工作是不能相提并論的。我從他們身上獲益良多。
　　當然，這并不是說它沒有難度。好在雖然年紀大了，但學習的興趣并沒有喪失，對新事物還有興趣了解。
　　《新民周刊》：你現(xiàn)在也可以說是個媒體人，你覺得媒體這些年在對上海乃至全國的思想開放是否起到了比較重要的影響作用？
　　孫甘露：我覺得文字的媒介確實很重要。除了固有的傳統(tǒng)平面媒體，現(xiàn)在的網(wǎng)絡對世界的改變也實在是太大了。人們閱讀的方式、寫作的方式、傳播的方式都因網(wǎng)絡而改變。在美國，《紐約時報》的網(wǎng)絡訂戶已經(jīng)超過了紙版訂戶，《基督教箴言報》已經(jīng)把紙版的日報給停了，只出周末版，日報只有網(wǎng)絡版。我們這些人還好一些，90后的年輕人幾乎天天都在網(wǎng)上獲取信息。還有什么手機小說在日韓很流行，文學寫作進入了電子時代。今年9月底我去韓國參加首屆東亞文學論壇的時候，日本80后女作家綿矢梨莎談的就是電子時代的文學寫作。她19歲就得了日本文學最高獎芥川文學獎，還得過日本文藝大獎，那一代人的寫作和思考因為媒介的變化而變化了。
　　自然地，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思想變得越來越多元，媒體為我們提供了多元文化選擇的平臺。我們可以在媒體上發(fā)表文章，發(fā)表自己的觀點，我們獲取信息的方式也更便捷。雖然媒體的競爭是很殘酷的，但從一個觀察者的角度來看，它們對思想的解放肯定是起了比較大的作用的，這是毫無疑問的。
　　《新民周刊》：我記得你有一次還去走T臺，那是一次怎么樣的活動？是否也非常愿意參與一些時尚活動？
　　孫甘露：這只是我參加的一次時尚活動。愛馬仕之前在巴黎也做過類似的活動，請歐洲的一些作家、藝術家來，讓職業(yè)模特和非職業(yè)模特一起來走臺。他們是想請不同方式工作的藝術家來參與，他們說你平時怎么走路就怎么走路。我覺得這也是挺特殊的體驗。從經(jīng)驗的角度來說，我們通常觀察到的東西和你親身體驗是完全不同的。T臺表演其實也是一個綜合性的藝術，包括舞臺、燈光、服裝、音樂等等許多方面都需要精心設計才能達到好的視覺效果。雖然在臺上其實也就是幾十秒鐘的時間，但還是挺好玩的。當然,這是一次商業(yè)活動，一次有很高藝術性的商業(y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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