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鄭 敏 整理?何映宇 　　 　　魯迅的煩惱現(xiàn)代人已經(jīng)理解了嗎？哲學應該趕快進入現(xiàn)代人空虛的內心，去剖析它們，然后再來反觀自身，再來找尋傳統(tǒng)，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看清楚，什么是傳統(tǒng)，而我們?yōu)槭裁纯仗摗?
　　
　　88歲的鄭敏，延續(xù)著詩人的敏感和哲學家的理性，與她聊天是件非常愉快的事。40年代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后在美國留學，50年代中期回國，鄭敏身上有與眾不同的直爽和豁達。由于藝術風格相近，1980年她與王辛笛、曹辛之、唐祈、唐?、陳敬容、杜運燮、袁可嘉、穆旦等人合出詩集《九葉集》，在國內引起很大的反響，遂被稱為“九葉派”�，F(xiàn)在，“九葉”只剩下了她和袁可嘉兩葉。
　　
　　師從馮至
　　
　　我是從王家過繼到鄭家的，當時我只有兩個月大，我的養(yǎng)母與我的親生母親是姐妹。我小的時候就特別喜歡古典詩詞，我的姨母（也就是我的親身母親）常常坐在窗前用閩南語吟誦古典詩詞，雖然我年紀尚小，不懂得詩詞的含義，但那種聲音之美還是讓我感動極了。
　　我長到10歲時才進小學。我讀的大多是散文，也看過一部分新詩，但當時的新詩對我沒有太大的吸引力。讀了中學以后才開始喜歡上徐志摩的詩歌。
　　不過我真正有意識地喜歡上詩歌并且開始寫作還是在西南聯(lián)大的時候受到馮至先生的影響。馮至受歌德的影響很深，詩歌的維度很深，不是英美浪漫主義風格的詩人。他為人很謹慎，不冒失，做學問很扎實。他指導我讀詩，我對他很敬佩，也很敬重。我們的背景趣味都比較接近，我想這是我們師生關系非常融洽的一個主要原因。馮至先生一開始也是學哲學的，也喜歡比較莊嚴一點的東西。
　　我經(jīng)常跑到他家去，坐下來，也不說話。他太太在打毛衣，他在看書，我們就這樣坐著，現(xiàn)在想來，也是很奇怪。我當時也都二十好幾了，怎么就常跑到他家去，也不準備什么問題，也不說話，可是他們也不以為忤，似乎已經(jīng)把我當成家里的一分子了。有時候我會把我寫的詩歌給馮至先生看，他很肯定我的詩歌，可能從這個角度他給我很大的支持。
　　我們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昆明有泡茶館的習慣，大家愛聚在一起聊天。馮至先生的朋友也常到他家來，比如卞之琳。后來我就給袁可嘉和沈從文寫詩，他們主持《大公報》，袁可嘉是馮至委派到《大公報》編副刊的。他和馮至很熟，但我和他不認識，我只是把詩寄給他發(fā)表。我在哲學系，袁可嘉在外語系，而且他比我大，不是一屆的。
　　在西南聯(lián)大，我們根本就不考試，學期末了，老師出一個題目，讓寫一些讀書報告，那題目也是很寬泛的，可以由著你發(fā)揮。你可以重復老師在課堂上的觀點，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場，都可以，并沒有一定之規(guī)。
　　我覺得現(xiàn)在的語文課是問題最大的。在那里分析中心思想、分段、分析段落大意，真是太可笑、太荒唐。時間、地點、時代背景都不一樣，對它的理解自然是千差萬別，每個人都可以有創(chuàng)造性的理解，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判斷，每個人都有他的個性，憑什么跟老師一樣，怎么就只有一個標準答案？這樣教育出來的學生是什么？是傻瓜。有創(chuàng)造性的學生只能人格分裂，一方面要順從這種應試制度，一方面要自己來做一些彰顯自己個性的事，那不是人格分裂么？
　　中國當下的語文教育是在扼殺人的智慧。一個人自己的判斷，哪怕是錯誤的，也要比應聲蟲要好得多。學生從小學會應付課堂作業(yè)，那還能好嗎？我就覺得現(xiàn)在的語文課，能及格就算了，考高分沒多大意思。根本問題是：知識分子原來是最愛管閑事的一群人，現(xiàn)在什么也不敢說。
　　現(xiàn)在的詩歌打破了教條，但是如果沒有深刻的哲學基礎，它們就會停留在表面上。這一代詩人是反崇高的余波，它們注重言辭，基本上沒有深度，我不喜歡。如果詩歌中沒有哲學，詩歌只是擺設，因為它們沒有思想的準備。
　　知識界應該有爭論，有激辯，可是現(xiàn)在呢？溫文爾雅，這是很糟糕的。
　　有時候，我也在想，把吳思敬、謝冕叫來，我們三個人來個有關詩歌的對話，但是這個設想一直沒有實現(xiàn)。
　　我和詩歌界的朋友幾乎不談詩歌，只有你們這些年輕人來向我討教，才會談些這方面的話題。詩歌研討會叫我去，也就是坐著，隨便談些閑話，觸及不到思想的深處，我們的思維似乎停滯了。
　　
　　授教和受教
　　
　　
　　1955年我從美國回國，回來后看到的情況是什么呢？蘇聯(lián)對于我們來說神圣得不得了，一切都跟在蘇聯(lián)老大哥后面。跟著蘇聯(lián)已經(jīng)證明是一個美麗的夢，烏托邦的夢。文學也是，跟著蘇聯(lián)改造自己，把傳統(tǒng)全部拋掉了。五四這么稚嫩，現(xiàn)在看來就是幼兒園的狀態(tài)，底子太薄，其結果是，現(xiàn)在的人，連文言文都讀不懂了，這不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嗎？
　　蘇聯(lián)之后，英美文化又在深刻地影響中國。英國國勢衰微，它的影響小了很多，你看不是連英式英語都要變成美國腔調了？美國的商業(yè)文化就不同，它對現(xiàn)在的中國影響很大。在我看來，美國電影、小說中的娛樂成分太多，沒有深入的思考，可是我們又在對美國的商業(yè)文化頂禮膜拜。
　　回來后，馮至將我介紹到文研所，研究華茲華斯。1960年的一天，我和一位同事說了一句話：“國際上那么多的兄弟，怎么說沒就沒有了？”我指的是那些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第二天，領導就找我談話，說我在美國呆了太久，對國內的形勢不太了解。這么著，就讓我去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教書。
　　我當時覺得這是莫大的羞辱。那時候是俄語吃香，我教的是英語，誰也不正眼看。四年讀四本書，用蘇聯(lián)式的方法來學語法，以前我們是兩天就讀完了，現(xiàn)在要學四年。后來他們讓我教課外閱讀，都是些名著的簡寫本，什么《大衛(wèi)•科波菲爾》，都是簡寫本。也沒用心，瞎混了一陣子。
　　“文革”之后，我開始招博士生（一共帶了五六個人），那時才認真一些。招博士的時候，他們說，就以鄭敏的名義來申請吧，定博士點的時候，他們也說，就以鄭敏的名義來申請吧，結果還真就下來了。
　　當時知識分子都要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第一次是1960年，到天津，一個月的時間，我就扁桃腺腫大，整個脖子都腫了起來，只好回去。第二次是在山西，每天早上就喝一點稀湯，中午一點稀粥，根本就沒什么吃的�？墒俏矣幸稽c好，我雖然出生的家庭條件還不錯――出生在一個留學生家庭。在美國也住了那么長時間，可是我不嫌臟、不嫌累，什么活我都干，掏糞啊之類很多女孩子覺得無法忍受的活我都干，我就覺得這是一次特別好的人生經(jīng)驗，多有趣��！我要不是去過農(nóng)村，我以為全中國都跟北京、上海似的呢。
　　
　　難得的體驗
　　
　　“文革”一開始我特別同意大字報上說的內容。我是教師里的積極分子，反對官僚主義，后來教師里的革命派就吸收了我。但好景不長，很快整個教師隊伍就成了沖擊的對象。抄家的人來把我們家翻得亂七八糟，指著那些英文書對我說：“看，你都看些什么書？”他們讓我站在外面，就在我家門口，一站就是一天。
　　不過我不把這些放在心上，我覺得這真是很難得的體驗。我完全是個旁觀者，將這看成一出戲，一出鬧劇，被批斗也無所謂，這根本不會觸及我的靈魂。我壓根就沒什么信仰，教師也沒什么尊嚴，我也就不必顧及什么人格。你們罵吧，回家我照吃照喝，照樣睡覺。人生的一切對我來說就是哲學的一課，沒什么大不了的�？墒怯行┙處熅筒荒苋淌芰恕Ｋ麄兿氩煌�，昨天還是好學生，今天就翻臉不認人了，這是怎么回事？他們覺得自己受到了奇恥大辱，痛哭流涕，很多人自殺……我不在乎，我把生活視作一種經(jīng)驗。那些人為什么那么激動？為什么在那兒像跳舞一樣手舞足蹈？特可笑！
　　
　　我從美國回來，世面也算見了一點，知道這世界并不只有中國。我覺得一個人活著真得盡量多走一些地方，看看世界上不同的國家。
　　只有一點，我覺得我是一個詩人，其他的我不在乎。我對自己說，我在看一部現(xiàn)場版的《艾麗絲漫游奇境記》。
　　一進學校，牛鬼蛇神就給拉出來排隊。乘公共汽車，有人叫你站起來，你就得站起來。
　　我還好，普通百姓一個。我只有一點，解放前在南京的中央通訊社做過翻譯，但沒有官職，也沒有加入過任何黨派。
　　
　　哲學探索
　　
　　1979年，曹辛之（也就是杭約赫）說，應該讓讀者知道，在40年代，也有人寫過和主流詩歌完全不同風格的作品，想出一本集子，也把我的詩歌選了進去。唐祈、唐?、曹辛之、陳敬容四個人在上海辦過雜志，他們比較熟，穆旦當時已經(jīng)去世了。
　　他們說起個什么名字好呢？我說就叫“九葉集”吧，我們就做一點綠葉吧，是自謙的說法。就這么著有了《九葉集》，這書名算起來還是我起的，其實根本沒有這么個流派。之前，我跟他們也不熟，西南聯(lián)大當時有很多詩歌活動，但我也從來不參加。
　　我在西南聯(lián)大學的是哲學，我對哲學的興趣依舊很大。我的立場是：第一，要知道世界上最新的思潮（比如解構主義），通過這些最新的思潮重新來理解我們的傳統(tǒng)――我們應該看到，這種解構主義哲學和中國的老莊哲學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解構就是絕對的變、絕對的不穩(wěn)定，強調一種流動的時間和時代。面對這些最新的哲學思潮，我們有些茫茫然，還沒有把中國的傳統(tǒng)好好地理解，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地進入老莊哲學的核心世界。
　　魯迅的煩惱現(xiàn)代人已經(jīng)理解了嗎？哲學應該趕快進入現(xiàn)代人空虛的內心，去剖析它們，然后再來反觀自身，再來找尋傳統(tǒng)，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看清楚，什么是傳統(tǒng)，而我們?yōu)槭裁纯仗摗?
　　現(xiàn)在的世界不再是一個大一統(tǒng)的時代，我們站在十字路口上，面對著各種思潮的沖擊，有時簡直讓人眼花繚亂。我的看法是每一種都可以嘗試著走走，但再不要陷入一個自欺的結構。人永遠在矛盾中前進。我們想要找到一條能夠解釋的路，但沒有唯一的答案，因為世界一直在變�，F(xiàn)在是有比較大的空間，比較大的寬容了。
　　我不太喜歡信仰和宗教，所以我的“道”可以隨時調整。因為哲學不是宗教，它是有彈性的。哲學要隨著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我們幾十年的時間都耗費在搞運動上了，沒有很好地、認認真真地把各種理論梳理和理解一遍，總是很急地在找一個政治信仰，希望能一勞永逸。
　　現(xiàn)在的中國問題非常大。一是，科學主義太厲害了，人們還沒有理解科學的可怕。人最終的理想還是應該以人為主角，不可能反過來讓科學成為世界的中心。二是我們現(xiàn)在是市場講得太多了，這是宣傳機構的問題，你看世界上哪個國家（比如美國），一睜開眼睛就看股票怎么樣了，是漲還是跌？沒有的事。現(xiàn)在中國是全民炒股，怎么可以有這么荒唐的事？
　　傳統(tǒng)呢？幾乎可以說是蕩然無存，就像七八十歲的人可能記憶只有30年，幼稚得不得了，教育停頓、思維陳舊，對于時代缺乏正確的理解。要有正確的理解沒有哲學思維是不可能的，我曾經(jīng)在《文匯報》上寫了一篇文章，大力呼吁：哲學教育勢在必行。一個中國人，最起碼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和《西方哲學史》這兩本書應該必備，應該讀一讀，這樣對于自己，乃至于中國的現(xiàn)狀，在世界歷史中處于怎么樣的位置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讀了這兩本書，就像有了一張世界地圖，知道了北京在什么地方，不至于連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沒有。我一直呼吁，我們應該從小學開始就設立哲學課，從小讓學生樹立一種哲學思維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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