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上海市紀委、組織部、財政局、人事局等六部門聯(lián)合頒布《上海市規(guī)范公務員津貼補貼的實施方案》，針對公務員津貼補貼名目繁多、發(fā)放秩序混亂的現(xiàn)狀，要求用三年時間，逐步消除地區(qū)和部門之間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最終促成公務員津貼補貼發(fā)放與單位占有的國有資產和行政權力徹底脫鉤。
　　這是個將對上海十余萬公務員實際利益產生直接影響的方案，也是一個被稱為“動了真格”的公務員薪酬改革方案。此次改革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操作的規(guī)范化。方案將公務員津貼補貼統(tǒng)一歸并為工作津貼和生活補貼兩大類，一律通過財政集中支付平臺統(tǒng)一發(fā)放；同時要求各項政府非稅收入一律上繳財政專戶，杜絕政府部門利用收費等權力設置“小金庫”和發(fā)放“灰色補貼”。二是結果的可量化。對照公務員的職級、供職年限等項目，方案為改革后的工作津貼和生活補貼制定了“精確到個位數的標準”，“全市所有公務員將統(tǒng)一以此為標準，按圖索驥即可”。三是嚴格問責。方案規(guī)定，以任何借口、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違規(guī)發(fā)放津貼補貼的，對主要領導、分管領導和直接責任人一律先行免職，再按黨紀法規(guī)追究責任。
　　任何一項改革，如果能同時達到以上三方面要求，可以說已成功一半。在現(xiàn)代公共財政體系中，公務員收入分配制度是個重要組成部分，從中央國家機關到地方及有關單位，從領導干部到普通公務員，每個人對照職級、供職年限和績效考核結果等項目，應該獲得什么水平的報酬，都應該由財政預算按照合理合法的標準予以確定，并作為政府信息向社會公開。財政預算一旦經立法機關審議通過，就成為剛性的法律，任何人不得違反。在法治發(fā)達的國家，如果有政府部門未經財政許可，用預算外收入為公務員發(fā)放補貼或福利，將被課以貪污罪追究刑責。以此而論，在上海這樣一個地位和功能都十分重要的大城市，公務員薪酬改革在規(guī)范化、可量化（為公開化、透明化打基礎）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符合建立公共財政制度、以財政預算保障和約束公務員薪酬的大勢所趨，具有可貴的探索價值和鮮明的示范意義。
　　但是，真正嚴峻考驗還在后面。從有關報道披露的情況看，改革將使部分公務員實際收入有所減少，“青浦區(qū)一位科級干部最終發(fā)現(xiàn)，自己的收入將縮水20％多，以往他可以輕松拿到12萬左右的年薪。松江區(qū)一同級干部的降薪幅度大致相當”，而且“越是層級高的領導可能承受的損失越大”，某位區(qū)級領導“年收入據說下降7萬元”。可以預料，雖然改革方案對違規(guī)者制定了空前嚴厲的重罰措施，但由于改革降低了一些公務員的實際收入，必然會引起某種程度的反彈。
　　近年來，公務員群體一直是諸多領域改革的主導者，也是改革的實際受益者，公務員無可爭辯地成為最搶手的職業(yè)，中央國家機關和許多地方和部門的公務員考試，報考人數與錄取人數的比例逐年攀升，最熱門職位的競爭比例高達3592∶1，即為明證。這樣的局面發(fā)展下去，不但會進一步強化中國社會結構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取向，而且會令公務員群體日益強勢，其主導改革的能力將越來越強大，通過改革維護并不斷鞏固自身利益的傾向也將越來越突出。一些公務員對于自身利益也會越來越敏感，任何可能損及他們的利益或需要他們作出某種讓步與犧牲的改革，都會遭到他們的反對。
　　在調整公務員利益與國家改革之關系的問題上，韓國的做法值得借鑒。韓國新總統(tǒng)李明博認為，“韓國公務員已經到了阻礙時代發(fā)展的危險境地”，“韓國的公務員們成了時代的絆腳石，到了一個危險的地步。他們需要有自我犧牲精神”。李明博上任伊始，就發(fā)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公務員整風”，一舉裁減中央政府公務員3427名，大幅度增加了公務員的工作壓力，并準備修改《國家公務員法》的相關規(guī)定，將部分公務員職位向外國人開放。中國的公務員制度與韓國當然有許多不同，但在待遇之優(yōu)越、保障之豐厚以及職業(yè)競爭之烈度上，可謂驚人地相似。鑒于韓國的“公務員整風”，中國的一些公務員有必要認真思考一下：我現(xiàn)在拿到的高薪酬、享受的高待遇是否合情合理？我是固守自己的實際利益，成為阻礙時代發(fā)展的“絆腳石”呢，還是積極調整心態(tài)，更新觀念，擺正自身利益與國家改革的關系，成為改革的堅定支持者和推動者？
　　由于公務員群體在社會政治格局中占有特殊地位，公務員薪酬改革能否排除阻力切實推進，就這樣成了財政體制改革能否如期推行，乃至公共財政制度能否最終建成的一塊試金石。溫家寶總理說：“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fā)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的程度。在今后5年，我們要下決心推進財政體制改革，讓人民的錢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我們下決心推進公務員薪酬改革，既是一個用規(guī)范化、可量化的標準，用財政預算手段對公務員薪酬進行保障和約束的過程，也將是一個發(fā)展和擴大民主，用預算權力制約政府權力，用民眾權益協(xié)調公務員權益，大力改善社會結構和提高公平正義程度的過程。這將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改革，公務員群體自然無以回避，民眾和社會的力量更是不可缺席。（作者系《北京青年報》評論員，雜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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