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魯平 　　整理/錢亦蕉(記者) 　　 　　1997年6月30日晚上,我就在香港會議中心,整個晚上我們所有人都沒有睡覺,因為在1997年7月1日凌晨零點,英國的國旗要降下來,我們的國旗要升上去｡看到我們的五星紅旗升上去,我真的掉眼淚了,非常激動｡我在港澳辦十幾年,天天就盼望這一天來到……
　　
　　10年前的7月1日,香港終于結束被英國統(tǒng)治的歷史,回歸祖國懷抱｡曾親歷中英香港談判的原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回憶往事,向我們講述香港回歸過程中艱難曲折､波瀾起伏的難忘故事｡
　　
　　新界租約
　　
　　1979年3月,當時的香港總督麥理浩來北京,他是來談新界地契的租約問題的｡這個《新界租約》是不平等條約,我們是不承認的｡但是就算按照這個《新界租約》,租期也只有九十九年,到1997年7月1日前三天(6月27日)就應該結束了｡
　　麥理浩這么早來提這個事干嘛呢?這其中有個土地買賣的問題｡新界如果要賣地,地契上會有個期限,一般買地的話,你至少要有五十年的期限吧,所以他要求把這個地契能夠跨越1997年｡他已經感覺到存在這個問題了,新界地契賣不出去了,所以他們英方自己內部呢,已經在琢磨這個問題該怎么辦｡那么就有人出了這么個主意,說,你不管北京那邊怎么想,我們反正偷偷地把這些契約跨越1997年就行,北京也不知道｡英國人挺懂外交的,不會有這種算盤的,這不是英國人想出來的,是香港人出的主意｡
　　后來這個辦法為什么行不通呢?因為我們北京方面始終是密切注意這個問題的｡那個時候,我們外貿部在香港有個華潤公司｡英國人出了一個餿主意,在新界有個叫天水圍的地方,批了一塊地給華潤公司｡這個地契上的期限就是跨越1997年的,這是他們偷偷干的｡我們知道以后,就跟華潤公司說,你一定要把這個契約退回去,不能要這塊地!再便宜你也不要,這是立場問題｡
　　所以麥理浩來北京就是想解決這個問題,他企圖來試探一下｡他提出來的方案是,希望能夠在英國管治期間,新界這個地契的契約還是有效的,他就是不提1997年,回避1997年,他希望我們默認它,就是1997年以后還是繼續(xù)讓他管｡麥理浩把他這個想法直接對小平同志說了,小平同志當時說,這個主權問題沒有討論的余地,香港是我們的領土,主權一直是中國的｡當初黃華同志在聯(lián)合國的時候就已經代表我們國家聲明,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不屬于殖民地｡在適當?shù)臅r候,我們會采取適當?shù)姆绞絹硎栈叵愀?#65377;當時就這么表態(tài)的,所以聯(lián)合國一直沒有把香港列為殖民地｡到1997年怎么解決,小平同志講無非兩種辦法:一個是維持現(xiàn)狀,怎么維持現(xiàn)狀,他也沒有更深一步探究;一個是我們會把它當作一個特殊的地區(qū),采取特殊的政策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特殊"在這時出現(xiàn)了,但當時還沒有確定一國兩制這樣的想法｡他對麥理浩說,你回去,可以跟大家說,請投資者放心,不管到時候怎么樣政治解決,我們一定會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小平同志就強調這一點,講到這里為止了｡
　　港督麥理浩認為,鄧小平留有很大的余地｡所以他回香港后,英國人還是抱有幻想｡1979年7月,英國外交部正式發(fā)文提出,要求將新界土地契約期限能夠跨越1997年｡那么這個事情就逼到我們頭上了,逼著我們決策了｡
　　
　　一定要收回
　　
　　
　　我們開始研究這個問題到底怎么辦｡當時我們征求了很多香港人的意見,廖承志同志親自見了很多香港人,小平同志也見了很多香港人｡那個時候,絕大部分人還是希望維持現(xiàn)狀,最好不要動｡我們內部也有兩種意見,一種就是干脆維持現(xiàn)狀,默認,把它拖下去就算了,另一種就是還得要收回｡
　　后來我們內部就開始研究,我們覺得第一個方案行不通---維持現(xiàn)狀行不通｡因為1997年《新界租約》已經滿期了,如果滿期了我們不收回,怎么樣向老百姓交代呢?而且英方對香港也有個限制規(guī)定,叫英皇制誥､皇室訓令,也只限定英國在新界的管治到1997年6月27日為止｡同時考慮到臺灣問題(其實臺灣問題是當時我們最先考慮的,也是考慮得更多的),我們既然要和平統(tǒng)一,為什么香港到期不收回呢?小平同志就講,我們過去一直沒有收回香港,但老百姓信賴我們｡如果到了1997年,我們再不收回香港的話,老百姓就要責問為什么不收回香港?老百姓就不信了嘛｡我們不能做第二個李鴻章｡
　　那時還沒有一國兩制的說法,我們說的是"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有中央在后面給我們撐腰｡要在十年前誰也不敢提"資本主義",如果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這些首先就是"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但是,那時是在1979年的樣子,所以對香港采取這個政策,給他們很多優(yōu)惠｡你從上海來講,上海每年財政結余要上繳多少,而香港財政不上繳,也不征稅,這些優(yōu)惠多了｡因為回歸以后,能夠保持香港繁榮穩(wěn)定,對我們整個"四化"建設有利｡
　　當時我們內部提出來保留香港資本主義制度這樣的考慮之后,沒有回應給麥理浩和英國政府｡一直拖到1981年3月,廖承志同志就帶著我們幾個人到外交部,找了黃華同志他們,一起討論這個問題｡當時我們兩個部門會談的時候,就決定一定要收回香港｡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國務院港澳辦和外交部上報的關于收回香港的構想｡在這個書記處會議上,小平同志就拍板,同意我們的意見｡要我們提出具體的方案來,方案前提就是"一定要收回"｡但是怎樣保持香港繁榮穩(wěn)定,1997年采取什么政策,要一些更細節(jié)的東西､更具體的方案｡當時廖公已經和我們一起研究過了,有個粗線條的東西｡當時很形象化的,就是把國旗換一換,英國旗下來,我們五星紅旗上去,馬照跑､舞照跳,就是有這么一個概念---它的資本主義制度保持不變,生活方式也不變｡
　　
　　兩年期限
　　
　　在撒切爾夫人來華､中英正式會談之前,她派了一個掌璽大臣艾堅斯又來試探｡小平同志見他時,我們的方案已經交上去了｡所以,小平同志對艾堅斯明確提出來,我們到1997年一定收回香港,主權問題是沒有討論余地的,但是我們對香港會采取特殊政策｡
　　英國人聽到鄧小平表態(tài)了,很著急｡所以到1982年9月份,撒切爾夫人親自來北京,還企圖來說服鄧小平｡她說服的理由是什么?她說你們不能這樣啊,你們要是收回香港,香港整個要完蛋啦,香港人信心完全喪失了,香港要大亂了,香港再也不能保持繁榮穩(wěn)定了｡香港不能保持繁榮穩(wěn)定,對你們"四化"建設也有影響啊,說不定會產生一個很大的災難｡國際上對你們中國也會動搖……鄧小平就打斷了她,說:你說是由于你們英國人的管治,香港才能繁榮,我說不是,香港繁榮是香港人他們自己創(chuàng)造的｡只要我們1997年以后政策對頭,香港的繁榮一定能夠保持｡你說我們宣布收回香港會造成很大波動,我估計小的波動會有,大的波動就不一定……當然不排除這時發(fā)生意外的事件,香港發(fā)生動亂｡如果我們雙方根本談不攏,中國將考慮接收香港另外的方式和時間｡這句話,撒切爾夫人聽了以后,馬上臉就煞白了｡她不傻啊,她知道小平同志講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另外的方式､另外一個時間｡當時英國剛剛在馬島打了勝仗,她的氣焰來的時候很高｡在馬爾維納斯群島打敗了阿根廷,她的聲望也在上升｡所以小平同志說,"我們不是阿根廷,你說有可能波動,造成大的災難,如果真的發(fā)生這種情況的話,我們就要有這個決心作出決策來｡我們不怕｡所以主權問題是不能討論的,我們一定要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現(xiàn)在關鍵在我們1997年以后對香港采取什么政策,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第二個要討論的,是怎樣維持1997年以前的過渡時期,使得香港能夠平穩(wěn)過渡｡這兩個我們可以討論,主權問題沒有討論的余地｡"小平同志講得很絕的｡"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了,最多兩年的時間,我們就要宣布對香港政策了｡"所謂宣布對香港政策就是我們宣布收回香港,那時對社會還沒有講這件事,定了兩年的限期｡
　　
　　撒切爾夫人走出人民大會堂時出現(xiàn)了一個意外,摔了一跤｡她那時真是沒有想到小平同志這么強硬,她自己是鐵娘子｡她穿著高跟鞋,走出大會堂,下臺階,不知道怎么踏空了一步,啪的一下摔倒了,我們的人馬上把她扶住｡
　　撒切爾夫人回去了以后,到了香港,就跟香港政府內部通報了這個情況｡只有少數(shù)香港上層官員知道,但是馬上就出現(xiàn)了黑色星期五,香港的股票跌停｡她就拿這個來威脅我們,就給你看點顏色---你看,你沒收回,只這么一個消息就會這樣｡
　　
　　輿論壓力
　　
　　1982年起,中英雙方開始了長達兩年多的談判｡我當時是代表港澳辦去參加的,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港澳辦還沒有公開,我們這個機構是不掛牌的,英國人不知道,所以我的對外身份是外交部的西歐司的顧問｡我就拿這個身份去參加談判的,又繼續(xù)像在做地下黨工作一樣｡
　　小平同志說的1984年9月份的這個限期,英國叫最后限期,我們叫死期｡我們說"死期"快到了,你們趕緊啊｡正是大熱天,我們那個時候空調也不好,大家都汗流浹背,通宵地來談,就是為了趕這個死期｡趕到最后,大家還是在9月份達成協(xié)議了｡
　　雙方針鋒相對,但主動權還是在我們手里｡因為到了1997年,有個《新界租約》放在那兒,他不交還的話,我們也不同意他的新界地契跨越1997年｡如果新界到時候交還給我們,整個香港是生存不了的｡發(fā)電廠､水庫､鐵路……這些都在新界,新界占整個香港面積的百分之九十,香港､九龍如果沒有新界,根本沒有辦法生存｡所以當時我們是強調,不但新界要交還給中國,香港､九龍也得交還給中國｡后來很被動了,他們又出了一個名堂,用治權來換主權｡主權還給你們,但是還讓他們英國人來繼續(xù)管,千方百計要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
　　與此同時,撒切爾夫人就調動整個國際輿論來對我們施壓,那時國際輿論是一邊倒的｡歐洲這些國家好一點,主要是美國,美國那個時候整個輿論是對我們完全采取否定態(tài)度的,對一國兩制根本不信｡后來《Fortune(財富)》雜志出了一期,封面上就是"香港已死"這幾個大字｡我們看了以后,就覺得這個問題一定要做國際輿論的工作｡我們就推動香港人組織了一個"明天更好基金",專門到各國去解釋我們對香港的政策｡
　　我們跟香港人一起到美國,到歐洲,到東南亞好多國家去解釋｡我記得我們有一次到美國國會找他們一些議員談,這些議員就是美國亞洲委員會的,應該是對中國的情況比較了解的｡我們去跟他們解釋對香港的政策的時候,我談到我們對香港采取特殊政策,講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們財政也是獨立的,司法也是獨立的｡我說將來這個香港,一個錢也不用上繳給中央,我們也不在香港征稅｡這些議員聽了,說,真的嗎?我說當然是真的,他們不相信｡照理這些議員應該很了解,事實上他們根本不了解｡
　　我覺得小平同志對這個事兒的態(tài)度十分決絕,甚至在香港兩天的會見中,我們都能夠感覺得到｡1984年6月22日,他首先是會見了香港的工商界人士,6月23日會見鐘士元､鄧蓮如､利國偉等三個人｡他們三個人都是行政局(行政局是港督的一個咨詢機構)的議員,鐘士元是首席議員,他是企圖來說服我們維持現(xiàn)狀的,不要收回香港｡他說是代表了香港民意來的,因為行政局是代表香港民意的｡小平同志一上來(我們事先也跟他匯報了)就跟他們說,你們不是代表香港民意來的,你們是代表英國人的利益來的｡人家還沒有張嘴說話呢,就被他堵住了,他一下子就給他們來個下馬威｡因為那個時候英國人企圖以香港民意來對我們施加壓力,而香港剛開始的時候,民意對香港回歸還是有各種各樣的顧慮,這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多數(shù)的香港人那個時候還希望能夠保持現(xiàn)狀,希望英國人繼續(xù)管治｡小平同志就清楚地講了,我們雖然說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是什么樣的港人來治港,我們是有條件的｡一定要由愛國者為主,當然也可以有一些中間的,甚至有一些偏右的也可以,但是要以愛國者為主｡什么叫愛國者,他講得很清楚,第一是要尊重自己的民族,第二真心誠意地擁護香港回歸祖國,第三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wěn)定,后來又加了一條,不損害國家利益｡只要符合這些條件,不管你是相信資本主義也好､封建主義也好､奴隸主義也好,就可以｡
　　
　　艱難進展
　　
　　
　　整個談判過程是非常艱難的,有時候甚至感覺要談崩了,談不下去了｡比如說聯(lián)絡小組的問題｡我們說在過渡時期,應該要成立中英聯(lián)合聯(lián)絡小組,有這么個平臺,有這么個途徑,雙方經常磋商,使香港在這個十三年里面平穩(wěn)過渡｡但是聯(lián)合聲明簽署以后,這個小組設在哪兒呢?原來是說,我們這個聯(lián)絡小組,既然是香港平穩(wěn)過渡,當然設在香港了｡這個問題提出來以后,他們非常緊張,堅決反對｡我們說這個是必要的,為了香港十三年內不要發(fā)生大的波動,能夠真正平穩(wěn)過渡｡而且這里面有個銜接問題｡他們根本上就反對這個小組,因為聯(lián)合聲明是講在1997年以前由英國人來管治,在1997年以后交給我們來管治,所以他們強調你別來管我這個十三年的事,這個是我英國人自己的事｡我們說這個不是我們來管你的問題,我們就強調我們這個聯(lián)合小組不來干預你的管治,不會形成第二個權力中心｡他們最怕會形成第二個權力中心｡由于他們開始反應很強烈,所以后來我們做了些妥協(xié)｡小平同志后來就說,聯(lián)絡小組進駐香港的時間可以推遲兩年,不但推遲兩年,而且可以延長一些,到1997年以后還可以繼續(xù)待一會,一直到2000年1月才解散｡就是說1997年以后一段時間英國人還可以在有些問題上通過聯(lián)絡小組來談｡
　　一些問題很復雜的｡再比如說國籍的問題,你知道香港人口袋里有好幾本護照呢｡到了1997年7月1日以后,哪些人算是中國國籍､中國人啊?因為我們基本法規(guī)定,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必須要由中國公民來擔任的｡什么叫做中國公民?誰是中國公民?好幾本護照你怎么算?從我們國籍法來說,是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對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像這些問題都要在1997年以前,大家一起商量來解決的｡
　　這里面還要提提廖承志同志,廖公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他下了決心,然后小平同志拍板｡廖承志對香港太熟悉了,他在香港關系很多,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在香港也住過一陣子｡而且他又是廣東人,他可以直接跟香港朋友用廣東話溝通,所以香港人對他很親切,廖公在香港威信很高｡他后來在病床上,已經在吸氧了,喘不過氣來,還是一直在關心香港問題,一直在問我們｡小平同志呢,他不但拍板,而且事無巨細｡很多具體的問題,他都是親自給我們一些指示｡舉一個例子,我們說1997年以后我們要以法律來保護外資在香港的利益,他看了這一條,說這個不夠,為了使英國人放心,你們首先要突出英國｡所以我們后來是這么寫的,就是我們要以法律保護大不列顛王國和其他外國資金在香港的利益,特別強調了英國｡這個例子就很具體,而且的確很起作用,因為畢竟英國人大量利益在香港,只要把英國商人這些公司穩(wěn)定下來,整個香港的形勢就會穩(wěn)定｡
　　
　　簽署聯(lián)合聲明
　　
　　1984年12月19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再次來到中國,下午5時30分,中英聯(lián)合聲明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簽署聯(lián)合聲明的時候,這個鐵娘子當然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把香港看作皇冠上的一顆明珠,她絕對不甘心這么乖乖交出來的｡所以她還是千方百計地想在1997年以后繼續(xù)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這一點呢,我們也不全部否定她｡小平同志講的,還是要讓她(主要是英國人)有信心,能夠留在香港,所以我們對英國的這些大公司,匯豐､太古……,做了大量的工作,讓它們穩(wěn)定地留下來｡
　　就算在簽署聯(lián)合聲明之前,兩個國家各自發(fā)表了一個像是公報一樣的文件,英國方面在公報上面的措詞還是跟我們的不太一樣｡他們就說到1997年7月1日以后,把香港交還給中國｡我們就說到1997年7月1日,我們要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這里面很有學問的｡有些人說收回主權,這是不對的,因為主權一直是屬于我們的,我們對不平等條約始終是不承認的｡問題是香港被英國人強占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不能在香港行使主權,1997年7月1日,我們要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并不是收回主權｡這里面有很大的差別｡
　　當時英國人是不甘心的｡聯(lián)合聲明以后,1989年以前,應該說我們跟英方的合作還是不錯的,而我們的方針也是跟英國以合作為主､斗爭為次,很多事情有商有量的｡我那個時候,跟當時的港督衛(wèi)奕信兩個人經常接觸｡他不方便到我們這里來,因為他說英皇制誥規(guī)定的,港督離開哪怕半天也要刊憲,也要指定代理人｡他不方便來,那就我去｡那個時候是怎么去呢?也沒有通行證,也沒有什么護照,什么也沒有｡我們這里就用車把我送到羅湖橋中間,他那邊的車來接我,下車上他們的車,然后過了橋,上他的直升機,把我送到他的粉嶺別墅｡就在別墅里面我們兩個人談一些問題,經常采取這個方式｡誰也不知道,都是保密地談,好多問題是在這種個別接觸當中解決的｡
　　
　　過渡期風云
　　
　　中英聯(lián)合聲明生效后,香港進入了過渡期｡然而,過渡期里的香港并不太平｡
　　本來,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進展比較順利｡但到了1989年以后,英國人在后面做這些香港委員的工作,當時這些香港委員就整個翻案了｡通過的條文他們都不同意了,已經三分之二多數(shù)通過了,他又不同意了,那個時候搞得我們很緊張｡我們基本法起草有好幾個小組,有一個經濟小組､一個政治體制小組,政治體制小組開過會以后,這些香港委員就在廣州花園酒店自己開一個記者招待會(那個時候每次開會,都有大批的香港記者)｡實際上已經通過了,他們卻說我們不同意,公開地表示不同意,搞得我們很被動｡差不多已經要到1989年底了,1990年3月人大就要開會,一定要通過｡怎么辦呢?我們就找了這些香港委員,一個個給他們做工作｡為什么必須要循序漸進,不能太快､一步登天,給他們講這個道理,反復跟他們解釋,一個個把他們爭取過來｡最后當然我們也另外又做了一些修改,把直選議員也適當增加了一些｡當時有些香港委員還是很好,他們也提了各種各樣的方案,所以最后總算還是三分之二多數(shù)通過了｡
　　那個時候我們確實很緊張,那幾個內地委員,我們下死命令,這次開會你們一個都不能缺,不管你們怎么樣,一定要來參加｡一個都不能少,一票都不能少｡我們一票一票地數(shù),估計誰會投反對票,誰會投贊成票｡在國外的,我們出了飛機票錢,讓他們臨時趕回來,投了票再走｡基本法160條,一條一條表決的,很艱巨的一個工程,整整花了四年八個月,修改了一百多條｡1990年,基本法在全國人大高票通過,我當時看著這個熒屏上高票通過,我真掉眼淚了,掉了幾次眼淚啊!
　　但是到了1990年,港英方面又突然提出來一個所謂玫瑰園計劃,就是花1270億來建一個新機場｡事先也沒有給我們打招呼,我們根本不知道｡當時我們的態(tài)度是,啟德機場已經飽和了,你們現(xiàn)在建新機場我們不反對,我們贊成的｡但問題是,你花了1270億,到1997年6月30日,你能留給香港特區(qū)政府多少財政儲備,我們關心的是這個問題｡你不要把錢都花光了,香港特區(qū)政府沒法過日子｡所以江澤民同志講的,"不要你請客我花錢"｡我們說你留給特區(qū)政府多少財政?他說50億｡50億不是美元,是港幣｡我說你開玩笑,你50億港幣讓香港特區(qū)政府怎么過日子?那個時候百廢待興,根本沒辦法過日子的｡我聽撒切爾夫人還說過,他們從來沒有在香港掙過錢｡她當然不是直接從香港政府那里拿錢了,她通過英國公司拿錢回去,這些工程都包給英國公司,特別是顧問公司,通過這個途徑把錢拿回去｡
　　我們研究分析以后,我們說我們不采取主動,我們穩(wěn)坐釣魚船｡為什么呢?因為你這個工程是跨越1997年的,你這么大的工程,肯定要向銀行貸款的,大部分貸款要在1997年以后才償還｡那么,1997年以后誰來還這個錢?如果沒有我們的承諾,銀行不會貸款的,銀行肯定不會借給你錢｡所以我們說我們不擔心,現(xiàn)在他不理我們,到時候一定來找我們｡后來果然這些外國銀行紛紛來找我們,要求我們承諾將來特區(qū)政府一定能夠償還這筆債務｡因為那個時候特區(qū)政府還沒有成立,當然要我們替特區(qū)政府來承諾,我們說我們不能承諾,我們根本不了解這件事情,英國人根本沒有跟我們商量,我們怎么能夠承諾?所以他一個錢都借不到｡
　　但是這個事吹已經吹出去了,老是動不了工,所以他就著急了,騎虎難下,就主動來找我們了｡我們說,我們關心財政儲備,你50億絕對不行,談來談去還是談不攏｡那個時候英國外長叫赫德,也來找我談,還是談不攏｡到后來這個僵局怎么辦呢?怎么打破呢?他的確是騎虎難下,所以后來梅杰(當時英國首相)不得不親自插手,派了一個首相政治顧問柯利達(原來是駐華大使),秘密地經過歐洲繞道到北京來找我們談｡中央就指定我跟他談｡
　　我們兩個人在釣魚臺關起門來談,外面什么人都不知道,香港方面都不知道,所有傳媒也不知道,不透風地談｡我就一直跟他說不行,后來跟他討價還價,這個就像老太太在菜場上買菜一樣的,一點點擠牙膏｡擠到最后,他說:"魯平先生,250億到頂了,我實在是不可能再多了｡"我算了一下,聯(lián)合聲明規(guī)定的,1997年前香港賣地的話,它要分一部分給特區(qū)政府,那么我們那個時候有一個土地基金代特區(qū)政府保管這筆錢,到了1997年7月1日,我們要把這個錢全部交給特區(qū)政府｡這筆土地基金,我問了一下,到1997年的時候估計可以累計到700億到800億,那么再加上這250億,可以湊成1000億｡我估計一下1000億雖然不多,但是勉強可以過日子了｡
　　我請示中央以后,中央也同意了,這個數(shù)目就定下來了｡但是最后大家達成協(xié)議要簽字時,里面有一條,這個"新機場諒解備忘錄",要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正式簽署以后才生效｡談到這一條他不干了,說不同意,我們首相不能到北京來｡我說你來的時候,曾經透露過你們首相可以到北京來簽字的,怎么你現(xiàn)在出爾反爾?他就啪一拍桌子跳起來,說:"我沒有說過"｡我也跳起來了,我說:"柯利達先生,我要不要把記錄拿出來給你看?你還想不想談?如果你不想談的話,現(xiàn)在請你就回去｡"那個時候我是估計到他不會走的,他絕不會功虧一簣､空手而歸的,因為現(xiàn)在首相親自插手了｡他為什么會跳起來說不同意呢?因為1989年以后西方對我們封鎖,這些國家的首腦一個都不來｡所以我要打破這一關,他看我態(tài)度這么堅決,馬上軟下來了｡"魯平先生,對不起,我剛才態(tài)度不好｡坐下,請您坐下來,我們坐下來再好好談｡"他說能不能采取另外一個辦法,我們兩國政府的首腦到歐洲哪個第三國去簽,我說這個像什么話,什么叫第三國?這個事情跟第三國沒有關系｡這是我們兩個國家的事,跑到第三國去不三不四,怎么跟外界解釋這個問題｡最后,他說我這個定不了,我要請示首相,但首相現(xiàn)在不在倫敦｡我說不在倫敦,你找他唄,你是他顧問,你知道他在哪里｡"你打電話",我說｡他出去了一會兒,不知道真打了還是沒打,結果灰溜溜地回來了,他說首相同意了｡那么我們兩個就草簽了,草簽了以后,我們開香檳酒相互祝賀｡他就舉杯,說:"魯平閣下,你是中國利益的最好的捍衛(wèi)者｡"我說:"柯利達閣下,你是英國的利益的最好的捍衛(wèi)者｡"就這么達成協(xié)議了｡
　　后來就通過這個諒解備忘錄,我們中國政府做出了承諾,1997年以后這個債務問題怎么辦｡有了我們的承諾,貸款問題解決了,新機場就順利地建起來了｡
　　所以我常常說,英國人搞外交的時候很精的,很有經驗的｡英國人跟美國人不一樣,美國人比較粗線條,而英國人跟我們談,他是像下棋一樣的,走一步他要看兩步,我說我們要走一步看三步｡
　　
　　最后的港督
　　
　　1992年7月份,英國派來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他上任以后,出現(xiàn)了很多麻煩｡因為英國方面認為原來的港督衛(wèi)奕信太軟弱,對我們不夠硬,所以他們要換馬｡彭定康這個人可以直通首相,衛(wèi)奕信是外交部的人,他要請示的話首先要報到外交部,彭定康可以繞過外交部,他是個強硬派｡
　　衛(wèi)奕信我跟他關系一直很好的｡他臨走的時候,我專門邀請他到三峽去走了一趟｡他說他三峽沒有去過,我說這么多年你沒有去過三峽,我陪你走一趟｡我是專門給他送行的｡我們關系很好,現(xiàn)在我們還保持聯(lián)系｡
　　但是彭定康一來就不一樣了,這個人是一個很精明很能干的政治家｡一是英國的整個對華政策起了一個變化,他個人的因素也有關系,他要對中國開始強硬,就發(fā)表了一個他的所謂政改的方案｡事先也沒有跟我們打招呼,就把原來基本法規(guī)定的全都推翻了｡7月份上任,10月份他就到北京來,向我們推銷這個方案｡那么我就跟他說,你這個方案根本就把原來我們的直通車方案全部推翻了,整個破壞順利交接､平穩(wěn)過渡｡他拼命推銷這個方案怎么好,我說這個絕對不行｡那個時候我壓了一張牌沒打,什么呢?這個直通車方案是我們跟英國互相經過外交途徑磋商達成的協(xié)議,這里面有兩國外長交換的七封信件為證明,有文字為據(jù)的｡我估計他不知道有這個七封信,因為他跟外交部關系不好｡最后我就把這張牌打出來了,我說,彭定康先生,中英兩國外長交換過七封信件,你知道嗎?他聽了,問旁邊的人,有嗎?旁邊的人說,有｡他不知道｡所以我說,你這套方案叫"三違反"方案,一個違反了聯(lián)合聲明,一個違反了基本法,一個違反了兩國外長交換的七封信件｡結果這個人就是很強硬,他還堅持那個方案,不歡而散｡那個時候我就很火了,我們基本法已經通過了這個直通車,他把整個直通車破壞了,給香港造成一個很不穩(wěn)定的因素,給我們造成很多的困難｡所以他一走,還沒上飛機,我就開記者招待會｡我談了這個過程,當時我就說:"彭定康這個方案提出來,整個破壞了我們平穩(wěn)過渡､破壞直通車｡香港人是希望直通車的,我們這個直通車是得人心的,他這個是不得人心的,他是個千古罪人｡"
　　后來我們不得不另起爐灶,成立籌委會的預備機構和臨時立法會,所以到現(xiàn)在我還是認為他是個千古罪人｡我后來就沒有再跟他打過交道,我們彼此不來往｡所以他在香港這么多年,就這一次到北京來,其他地方都沒有去過｡他意欲何為呢?在這個最后的過渡時期想干嗎?他要強干,他要民主防共,防止我們干預,用民意來壓我們｡他走了以后寫了本書《EASTANDWEST》(東方與西方),在這本書里面,他把在香港的這些大老板痛罵了一頓,他說這些大老板就是為了跟中國做生意,
　　所以到北京去朝拜云云｡他是堅決地反對外國資本到中國來投資的,他說你跟中國投資就是助長了中國的這個共產主義｡所以說,他對中國實在太不了解,他對我們中國的形勢估計錯誤｡問題就在這個地方,我生氣就生氣在這里,他以為我們一定要垮,我就做給你看,你看我做得成做不成｡當時在談判桌上,我就對他說,你要這么硬干下去,我跟你奉陪到底,你看看到底最后誰能夠勝利!
　　
　　第一任特首
　　
　　199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第一屆行政長官的推選工作開始了｡
　　當時一個是董建華､一個吳光正､一個楊鐵?,還有一個李福善｡李福善是個法官,吳光正是個商人,楊鐵?原來是香港的大法官---香港的最高法院的院長,還有董建華,四個人出來競選的｡當時我們的態(tài)度是,讓他們四個人自己去競選｡
　　我們沒有公開地推薦任何一個人,內部我們研究,這四個人呢,誰當選我們都能接受｡所以香港那個時候傳中央已經欽定了,我們說你們不要相信這些話,我們反復地講,沒有中央欽定這個說法,完全由香港你們自己來通過推選委員會選舉產生｡
　　那個時候,第一屆特區(qū)行政長官,連提名都是保密的,我們誰都不知道誰提名的｡因為香港人他有顧慮,他們不愿意公開我提了誰的名｡我們考慮來考慮去,想出一個辦法,就是用兩個信封｡外面的那個信封里面再套一個信封,提名的人這個票,是放在里面那個信封里面,外面信封有他自己簽名,完了里面的信封不簽名的｡我們拿到以后,外面的信封拿掉,里面的信封再拿出來統(tǒng)計,所以我們也根本不知道誰提了誰的名｡我們采取這個辦法,所以我們一直強調:公平､公正､公開｡當然最后投票選舉的時候,更是無記名投票的｡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們是做得很民主的｡董建華那時以百分之八十的票數(shù)當選,這是個眾望所歸的數(shù)字｡(感謝馮喬先生對此文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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