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嚴密的反扒志愿者和自由散漫的網(wǎng)絡反扒在寧波形成鮮明對照｡ 　　 　　2006年12月14日下午3點55分,網(wǎng)名“螞蟻”和“兔子”的兩個年輕人走在去寧波城隍廟美食城的路上｡這個寧波市中心的旅游景點擁塞著嶄新的仿古建筑,飯店､商場､小吃攤和娛樂場所一應俱全｡和往常一樣,這天下午,這里到處充斥著且行且看的人群,行乞者夾雜其間｡一個女青年迎面走過來,“螞蟻”和“兔子”看見,一個中年的行乞者將她攔在了路中間｡
　　這是再常見不過的情形｡在大多數(shù)城市的旅游景點,甚至是普通街道,都能看到這樣的行乞者｡當行人經(jīng)過的時候,他們伸出手上的紙盒,里面放著少許硬幣和紙幣,行人常常避讓不迭｡“螞蟻”對面的女青年似乎本能地改變了行走路線,然而,行乞者及時調整了姿勢,仍然執(zhí)著地堵住她｡目睹這一情形,附近有三五閑散男子吹起口哨來｡
　　“他們對女孩子說了些‘妹妹,要不要哥哥來英雄救美’之類的挑逗性語言｡”“螞蟻”回憶說,他和“兔子”想去拉開那個行乞者｡吹口哨的男子同時也在向女青年這邊靠攏｡有一個男子這時撞到了“兔子”｡
　　根據(jù)“螞蟻”回憶,“兔子”當時不無敵意地對撞到他的男子說,你們怎么走路的,也不看著點｡幾名男子聞聲立刻圍攏“兔子”大打出手｡“螞蟻”一邊試圖將“兔子”推開,一邊向幾名男子道歉｡出乎意料的是,周圍又有幾個人向他們沖過來｡“兔子”的眼鏡被打落在地｡這個500多度近視的年輕人頓時眼前一片模糊｡幾乎是本能地,他和“螞蟻”從腰間抽出了武器:兩根甩棍｡
　　一場混戰(zhàn)｡寡不敵眾的“螞蟻”和“兔子”缺乏街頭斗毆的經(jīng)驗｡兩人突出包圍,憤怒的“螞蟻”向其中一個對手追了過去,一直追出四五十米遠才罷休｡等他回到“兔子”身邊,他的朋友告訴他,自己被人用刀刺中了背部,感到呼吸困難｡“螞蟻”從地上撿起眼鏡遞給“兔子”,兩人向一處派出所方向狂奔｡圍攻他們的人已經(jīng)跑開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則從旁邊的工地上抽出棍子向他們追來｡
　　寡不敵眾的年輕人穿過了一處地道,一直跑進最近的派出所內｡追趕他們的人揮舞著木棍,直到距離派出所不足50米的地方才停下腳步｡“螞蟻”隨后將“兔子”送進醫(yī)院｡由于刀子刺傷了“兔子”的肺部,醫(yī)生立即安排手術,在“兔子”身體里安插了一根導管,以導出肺部瘀血｡這次排出的瘀血共有450cc｡兩三天后,就在醫(yī)生計劃拔管的時候,大量的血液突然從導管中噴涌出來,“兔子”再次被送進手術室,實施了第二場手術｡
　　“兔子”在醫(yī)院里一直住到12月28日｡一根刺破的血管隱藏在他的肋骨后面,一開始沒有被發(fā)現(xiàn)｡他在拔管前動了一下,以致血流如注,失血達到1400cc,情形十分危險｡但這個年輕人還是非常幸運｡如果醫(yī)生按計劃拔掉了他的導管,內出血的后果要危險得多｡
　　“兔子”是寧波網(wǎng)絡反扒團體“疾風反扒”的發(fā)起人｡他在半年前組建的QQ群,網(wǎng)羅了幾十個年輕人｡平時這些年輕人自愿組織起來,在寧波街頭巡邏｡他們自稱以打擊街面盜竊行為為己任,而且已經(jīng)抓獲不少當街行竊的小偷并扭送到公安機關｡
　　“兔子”受傷對網(wǎng)絡反扒的朋友是一次重大的打擊｡警方初步認定“兔子”受傷事出偶然,并非是盜竊團伙的打擊報復,但“兔子”的朋友“坦克”至今還認為,只要傷人者沒有歸案,就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兔子”受傷還讓他們對自己的處境產(chǎn)生了憂慮｡
　　 “萬一因為反扒受傷,我們沒有任何保障,只能自己掏醫(yī)藥費｡”“螞蟻”說｡
　　說話慢吞吞的“坦克”喜歡將問題放到更大的背景下來討論｡他認為,全國的網(wǎng)絡反扒群體都存在這個問題｡“即使我們買了人身意外險,保險公司知道我們是因為反扒受傷,能賠不能賠也是問題｡”“坦克”說｡
　　相比較而言,寧波市另一個反扒組織“寧波反扒志愿者大隊”,已經(jīng)成功地解決了坦克憂心的問題｡這支實際上由寧波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領導的志愿者隊伍,成員全是普通的寧波市民,卻承擔著寧波市內交通系統(tǒng)中絕大部分的反扒竊任務｡平安保險公司寧波分公司向他們贈送了高達300萬元的人身意外團體保險｡寧波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的李警官說,這筆保險金是反扒志愿者的堅實后盾｡
　　
　　反扒寧波標本
　　
　　
　　2006年1月13日晚上,位于寧波市翠柏路的交通治安分局二樓會議室里,被親切地稱作“阿戚”的戚姓民警召集反扒志愿者開會｡會議持續(xù)了一個多小時｡除了阿戚身著制服,到會的十幾名男子穿著形形色色的便裝,許多人面色黧黑,一眼望去,正是大街上隨處可見的中年男人面孔:40歲左右,皮膚粗糙,中度皺紋,胡子拉碴,有的已經(jīng)開始禿頂｡他們手不離煙,咧嘴而笑的時候露出一口煙牙｡
　　有著一張這樣臉面的中年人,大抵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壓力較大,單位和家庭都事務繁忙｡實際上,當天到會的志愿者骨干――這些出生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中年人――的日常生活正是如此｡但他們卻花費大量的業(yè)余時間,結伴在寧波走街串巷,跟蹤形跡可疑的人員,隨著他們上下公交車,或在公交車站暗中觀察可能的異動｡5年來被他們制服的小偷數(shù)以千計｡
　　寧波反扒志愿者大隊現(xiàn)在有志愿者150人,負責在寧波市區(qū)100多條公交線路1000多輛公交車上以及公交站點反扒｡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寧波市公安局專職負責公交反扒的警察只有11人,除去內勤和領導,能夠上街執(zhí)勤的警察不足10人｡5年前寧波市公安局決定組織市民志愿者參與反扒,原因正是警力不足｡當然,前來報名參加反扒的市民,則有著不同的想法和原因｡
　　志愿者謝忠勇現(xiàn)在管理著一家規(guī)模不大的企業(yè)｡4年前,他陪老婆到寧波市第二人民醫(yī)院看病,排隊取藥的時候,一名小偷在眾目睽睽之下偷走了排在他前面的老人的錢包,揚長而去｡被問到是不是因為害怕而沒有站出來,謝忠勇躊躇說:“也不是怕,這個事情跟我沒有什么關系,何必多事呢?”
　　被偷的老人很快發(fā)現(xiàn)了被偷的事實｡殘酷的是,被偷的錢是老人借來看病的｡謝忠勇當過兵,此刻不禁隱隱懊悔,恨意滋生｡他聽說一位朋友在反扒大隊當志愿者,就要他介紹自己參加“組織”｡
　　寧波市公安局最早招募反扒志愿者的時候,要求在本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并會對報名者進行政審,李警官介紹說,政審是招募中最關鍵的環(huán)節(jié),為的是防范個別人和小偷同流合污,同時便于公安機關控制｡志愿者年齡要求在45歲以下｡最后從報名的200多名市民中招募了74位志愿者,平均年齡40歲左右,年輕人并不多――同樣和那個“有家有業(yè)便于控制”的標準有關｡中年人得到認可的重要原因是他們相對更穩(wěn)重,心理素質更好｡
　　實際上,即使是穩(wěn)重的中年人,開始反扒時也發(fā)生了很多趣事｡許多人在公交車站上轉來轉去,結果先被小偷發(fā)現(xiàn)了｡“公交車站等車的人里,有兩種人不會上車,一種是扒手,一種就是抓扒手的人｡當乘客的眼睛看著公交車開來的方向時,扒手正盯著乘客的腰部､口袋或包,新來的志愿者常常不可遏止地盯著扒手的眼睛”,熟稔此道的警察說,警覺的扒手很快就會覺察,立刻溜之大吉｡
　　角色的轉換讓大多數(shù)志愿者一開始覺得渾身不自在｡第一次抓到扒手的時候,除了興奮,還頗有一點“怯”｡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普通人看到正在行竊的扒手時往往選擇視若無睹｡
　　新角色的刺激讓很多志愿者過于興奮,扒手還沒有得手就按捺不住,沖上去將他們抓住｡但經(jīng)過多年磨煉,成熟的志愿者的反扒手段已非常專業(yè)｡他們在行動時通常數(shù)人一組,分工明確,有人觀察,有人抓捕,有人事后取證｡當然,總要做到人贓俱獲是不現(xiàn)實的｡5年來,由志愿者扭送到派出所的小偷,大多數(shù)都因為證據(jù)不足被很快放了出來｡對公安機關來說,這好像是一種資源浪費｡“盜竊是結果犯,不是行為犯,必須偷竊成功才能進行治安處罰或者刑事拘留”,李警官說｡然而,對一個被小偷小摸所苦的城市而言,很多人希望的并不是嚴刑峻法,而是有人敢于站出來｡用謝忠勇的話說,“我們做的事情沒有什么了不起,不過總是一件好事,也會有一點影響,能讓這個社會上的正氣增加一點｡”
　　
　　在他看來,做到這一點,志愿者存在的目的已經(jīng)達到了｡當然,反扒志愿者大隊做到的不僅僅這么多｡他們出人意料地堅持了5年之久,不僅感動了當?shù)鼐��?而且將自己變成了寧波公安日常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寧波反扒模式因此成了全國公安系統(tǒng)的一個樣板｡
　　兩種模式并行
　　
　　在“兔子”組建“疾風反扒”和另一個年輕的寧波市民小蔡組建“打哈欠”這兩個網(wǎng)絡反扒群體之前,反扒志愿者大隊是寧波市唯一的針對扒竊的民間組織｡寧波公安嚴格地保持了反扒志愿者大隊的組織特征｡一次規(guī)模較大的活動可能會有數(shù)十個志愿者參加,有人負責秘密拍攝取證,數(shù)個觀察組分居不同的位置,或者裝扮成各色人等,而負責抓捕的志愿者在不遠處的車內等候,整個活動統(tǒng)一指揮,統(tǒng)一行動｡警方嚴禁志愿者單獨行動,一方面為了保證安全,另一方面,也為了便于掌控志愿者的行為,防止個別人與小偷同流合污｡為了便于管理,大隊劃分成三個中隊,每個中隊又劃分成若干小組,由志愿者中的骨干擔任中隊長和組長｡志愿者大隊每年6月招募新人,審查條件越來越嚴格,同時,每年大概有15%的成員離開志愿者大隊｡
　　和所有的民間團體一樣,志愿者組織要合法存在,必須掛靠在某個黨政機關的名下,接受組織管理｡反扒志愿者大隊登記在共青團寧波團市委的志愿者協(xié)會下面｡而從“志愿者大隊”這個名稱,則能看出這個民間組織與警方根深蒂固的關系｡
　　進入門檻､監(jiān)管制度和考核方法都說明了志愿者大隊嚴密的組織性｡網(wǎng)絡反扒群體卻反其道而行之｡2006年夏天,小蔡在寧波市民經(jīng)常登陸的論壇表達了他對扒竊行為的憤怒和組建志愿反扒群體的設想,網(wǎng)民立刻用回帖支持了他的動議｡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建立了一個QQ群,報名者通過這種網(wǎng)絡即時通訊程序,進入虛擬世界的互動平臺,自動成為一名反扒志愿者｡這個群體的形成如此即興而隨意,甚至沒有任何要求,其成員無須也無法了解彼此的身份､職業(yè)乃至真實姓名｡8月,名為“打哈欠”的民間反扒群體就成立了,隨后,“疾風反扒”以完全相同的模式成立起來｡小蔡和他的網(wǎng)友隨即組織了反扒活動｡他們在街面上發(fā)現(xiàn)正在行竊的小偷,就會沖上去將其制服,隨后送交公安機關――據(jù)兩個網(wǎng)絡反扒群體的成員說,他們抓到小偷在100人次左右,扭送公安機關的有50多人次｡
　　“兔子”､“螞蟻”､“坦克”､“火山”:在不無危險的反扒活動中,這些年輕人用這些網(wǎng)名稱呼同伴｡有時他們知道的僅有這個名字｡憑借這個網(wǎng)名,他們相信同伴將在需要的時候給自己幫助｡
　　兩個群體經(jīng)常聯(lián)合活動｡“打哈欠”成員“坦克”說,很多人誤解他們的群體成員“喜歡在外面抓抓人,體驗一下做警察的感覺”,而他認為自己參與網(wǎng)絡反扒的初衷,是受不了市民對別人被偷漠然處之｡
　　“他們或許覺得小偷很兇,我們就是要做榜樣,只要去盯著小偷,他們就會屈服”｡“坦克”說,如果1%的寧波人看到偷竊能夠站出來,小偷生存的環(huán)境就會惡化很多｡
　　他們將自己拍攝的小偷行竊畫面和錄像放在網(wǎng)上,提醒市民注意,也引來相當多的叫好聲｡而叫好背后驚險有加｡2006年8月“疾風”剛剛成立,11個網(wǎng)友約好在寧波城隍廟活動,晚上7點鐘,他們在一條美食街上發(fā)現(xiàn)有人在掏食客的包｡他們拉住小偷的一只胳膊,小偷卻用另一只手在自己臉上割了一刀,然后將血抹得滿臉都是｡毫無經(jīng)驗的網(wǎng)友陷入一片慌張,圍觀的人群指責他們動手打人――不相識的網(wǎng)友之間也懷疑是同伴下手攻擊了小偷｡混亂中,他們只能放人,隨后狼狽而去｡
　　此次遭遇暴露出臨時聚會般的網(wǎng)絡反扒的幼稚一面,也讓他們調整了行為方式｡眼下,網(wǎng)友的反扒近似反扒志愿者大隊采取的多人合作協(xié)同方式｡
　　網(wǎng)絡反扒和反扒志愿者兩種不同模式并存,一個醒目的差別是成員的年齡｡平均年齡40歲的反扒志愿者大隊里有很多人認為,年齡是決定這支隊伍質量的關鍵因素｡“40歲左右的成員生活穩(wěn)定,能夠保證時間,有耐心”,志愿者孫偉國說,因為這個原因,反扒大隊能夠堅持到現(xiàn)在｡
　　更重要的是,寧波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的李警官說道,一個中年人在抓捕小偷的時候能做到合理合法,而不會“太沖動”,或者“太偏激”｡他字斟句酌地談到網(wǎng)絡反扒群體｡“法律上沒有禁止就可以存在｡”他說,這種反扒模式的出發(fā)點是好的,行動也是合法的｡盡管他堅持不做任何評價,但仍然忍不住說,參加網(wǎng)絡反扒的年輕人常在行動中采取“過激”甚至是“非法”的方法,“需要公安機關的引導”｡
　　
　　他們彼此反感
　　
　　謝忠勇不是用“沖動”或者“偏激”,而是用“亂來”一詞形容他眼中的網(wǎng)絡反扒志愿者｡據(jù)他說,反扒的網(wǎng)友經(jīng)常過度使用暴力,“以暴制暴”｡另一個志愿者孫偉國對網(wǎng)友的觀感更為不佳｡一天他在寧波東門口的公交車上看到兩個人打架,幾個戴著眼鏡､學生模樣的年輕人自稱是反扒志愿者,將兩人分開,并抽出一根電警棍,讓兩人下跪｡這不禁讓老孫大跌眼鏡｡
　　好脾氣的老孫反對網(wǎng)絡反扒這種形式,還因為他覺得這幫冒失的年輕人既沒有公安背景,又沒有組織,想靠“打”解決問題,卻從來不考慮大打出手的后果和代價｡
　　反扒QQ群對其成員沒有任何現(xiàn)實的限制,因此管理也無法實施｡甚至有一些跡象讓QQ群的管理者相信,通過QQ群發(fā)布消息容易走漏風聲,有幾次,當他們到達議定的地點時,那些可疑的面孔倏然消失了｡一些核心成員因此交換了手機號碼,許多活動信息開始以短信傳遞｡但“坦克”堅持說,網(wǎng)絡反扒的優(yōu)勢就在于網(wǎng)絡,這個開放性的平臺使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反扒活動,因此可以讓市民認識到,阻止扒手行竊沒有想象的那么難｡
　　反扒志愿者大隊和網(wǎng)絡反扒的成員有過短暫的接觸與合作｡雙方最終分道揚鑣｡“螞蟻”說,“疾風反扒”最早上街反扒時都有志愿者大隊的成員參加,后者向他們提供一些技術上的指導,但后來不再來參加了｡
　　“我問過,他們說領導不讓｡”“螞蟻”說｡而“坦克”則認為是志愿者大隊不愿承擔網(wǎng)絡反扒的風險,而且,“隨著我們的發(fā)展,雙方之間產(chǎn)生了利益上的沖突”｡
　　“坦克”解釋說,反扒志愿者抓小偷的動機并不純粹,盡管有人堅持業(yè)余服務,但也有人抓小偷不過是為了獲得公安部門的獎勵｡
　　據(jù)寧波公安人士介紹,依據(jù)對小偷最終處理方式不同,公安部門對反扒志愿者的嘉獎為:逮捕一名獎勵300元,勞動教養(yǎng)一名獎勵150元,治安拘留一名獎勵100元｡志愿者可以參加大隊內部的反扒明星和積極分子的評比,還有機會角逐省市兩級的優(yōu)秀志愿者稱號｡他強調,這些獎勵大多屬于榮譽性質,現(xiàn)金獎勵也是為了鼓勵志愿者更積極有效地阻止犯罪｡
　　“螞蟻”說,公安機關曾因為他抓到小偷而獎勵他100塊錢｡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擔心獎勵會改變自己反扒的性質｡而在“坦克”看來,物質獎勵已經(jīng)歪曲了“見義勇為”和“志愿”的性質:“反扒志愿者和我們一起行動的時候,每次負責扭送派出所的都是這幾個人,了解到他們是拿錢的,有一種被利用的感覺｡”
　　“坦克”覺得,隨著他和網(wǎng)友識別與抓捕能力日益增強,“打呵欠”和“疾風”兩個網(wǎng)絡反扒組織影響了反扒志愿者的工作成績,使后者感到不快｡他因此毫不掩飾自己對反扒志愿者大隊的反感｡
　　時間是最好的尺子｡根據(jù)當?shù)毓�安部門的統(tǒng)計,志愿者大隊最積極的志愿者,業(yè)余服務時間已經(jīng)接近4000小時,足以讓網(wǎng)絡上熱血沸騰的年輕人欽佩｡志愿者抓捕小偷的時候,有市民愿意為他們的行為鼓掌,在公安部門看來,這是最大的肯定｡而“坦克”抱怨說,至今還有些人會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們,覺得這些年輕人純屬吃飽了撐的｡他肯定地說,終究有一天,會有“更多的人支持理解”網(wǎng)絡反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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