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下午，北京釣魚臺山莊，某會議廳內高掛“中國電影編劇論壇――2008編劇維權”橫幅。國內近80名影視編劇到場，代表官方組織的北京海淀區(qū)法院知識產權廳廳長，以及著作權法律事務專業(yè)委員會相關人士等也有出席，而被論壇邀請的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廣電總局電影局領導，未參加。
　　在這次論壇上，眾編劇對外界發(fā)表了“維權聯(lián)合聲明”，其中著重強調：
　　我們要求，遵照《著作權法》轉讓劇本影視拍攝權時，要依法維護作品的完整權和修改權。維護作品著作權使用支付報酬及合同的公平權；維護劇本的改編權；維護編劇的榮譽權和不受歧視的權利；
　　我們要求，遵照廣電總局的相關規(guī)定，切實執(zhí)行影視作品字幕署名排列規(guī)定(注，1996年，由廣電總局規(guī)定，其排列順序為：編導攝錄美)：
　　我們要求，在出現(xiàn)嚴重侵犯編劇權益的情況時，在制作方以各種理由和借口拖欠、拒付劇本稿酬時，停止侵權作品的出版、發(fā)行和播映；
　　
　　我們要求，大眾電影百花獎增設編劇獎，金雞獎、華表獎、飛天獎等重要影視評獎，除設有最佳原創(chuàng)編劇獎外，應增加一項改編劇本獎，以尊重原始文學作者的權益：……
　　除了“維權聲明”，他們還發(fā)布了“編劇自律公約”：尊重法律法規(guī)，反對違規(guī)操作；尊重深入生活，反對閉門造車……
　　“編劇自律公約”被同行從業(yè)人員喻為編劇界的“八榮八恥”。當天，一份92名編劇聯(lián)合簽名的名單，出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
　　這次國內編劇界“維權大會”的召開，正好是在美國編劇大罷工結束(2月12日)后不久。
　　
　　三件事觸動眾編劇神經(jīng)
　　
　　“我們的這次行動，應該比美國要早。從04年起，我們就開始了�！�
　　2月26日晚，北京亮馬橋大廈旁，金多寶茶餐廳內，“編劇維權活動”組織者之一汪海林振振有辭。
　　一頭長發(fā)的汪海林，早年畢業(yè)于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中國電影文學會理事，現(xiàn)為自由編劇，創(chuàng)作過影視作品《都是天使惹的禍》、《大電影2》等。據(jù)他說，每到年末，廣電總局都會舉辦春節(jié)聯(lián)歡會，“這是劇作家聚集最多的一個場合�！睆�2004年起，作為電影文學會負責人的王興東，就在會上給每個編劇分發(fā)一份由他親自起草的“維權聲明”。
　　2005年，王興東依然如故，依然反響平平。
　　但在2006年，發(fā)生了三件事，觸動了編劇們的神經(jīng)。
　　“第一件就是，我們幾個得知，制片人在某次行內會議上，對編劇們進行指責，把中國影視的粗制濫造全都歸罪于編劇�！�
　　身為維權活動組織者，汪的表達不溫不火，條理清晰。
　　“我不否認現(xiàn)在編劇界良莠不齊。但一部影視作品的誕生是綜合藝術元素的體現(xiàn)，編劇寫出好劇本是第一位，但這只是整個制作流程中的一環(huán)。”
　　在汪的記憶中，“‘文革’前，每張電影海報上，編劇都標在首位。自80年代末，編劇景況一步步發(fā)生變化。在經(jīng)濟大潮沖擊下，文學漸漸邊緣化，影視領域出現(xiàn)了出品人、策劃人，導演與制片人地位漸漸突顯，榮譽、利益一點點向他們傾斜，編劇的心理難免不平�！�
　　到了汪這一代中青年編劇，面對的已是“導演中心制”，接著又是“制片人中心制”，“這就不是虛無的自尊問題，而是實打實的：藝術創(chuàng)作上，到底誰聽誰的?”
　　劇本的工作，被編劇們比作“母親孕育的過程”，“特別是那些不想混錢，真心想搞創(chuàng)作的編劇�！�
　　“辛辛苦苦將‘孩子’生下后，交出去了，就由不得‘娘’了。編劇沒有話語權了。要眼睜睜地看著‘他’被某些導演按照他自己的意志進行詮釋、分割，或者在制片人的指令下，改得支離破碎。”
　　
　　“我寧肯親手把我的‘孩子’毀了，也不愿看到他被‘輪奸’�！蹦尘巹≡跇I(yè)內發(fā)出激烈的抗議。
　　最后，這名編劇改行做了導演�！昂芏嗳硕际沁@樣，還有一批淪為‘職業(yè)’編劇，為了錢，讓怎么寫就怎么寫。我被一些朋友稱為全金屬戰(zhàn)士，因為我每年都在狂寫，已經(jīng)10年了。隨便什么戲我都寫，只要給我錢�！蓖艉Ａ衷诓┛椭�，慨嘆自己不再有學生時代那種純粹的藝術激情。
　　“寧愿做平庸的導演，不愿做痛苦的編劇。”稍后，“維權活動”的另一組織者，《漂亮媽媽》的編劇邵曉黎也來到金多寶。
　　邵是汪的同行，濃重的黑眼圈是在這個行當里長期熬夜的結果。他是“編劇維權之路”的DV制作者。
　　“導演將好劇本拍成爛片的，有；也有導演將爛劇本拍成好片的，不能一概而論�！鄙蹠岳枵I拍一部喜劇，打算自己當導演。
　　第二件是《沙家浜》原著者被侵權案。2006年，這部由“文革”時期的樣板戲改編的電視劇在國內播出。
　　《沙家浜》原名《蘆蕩火種》，1950年代由上海市滬劇團的文牧先生執(zhí)筆。
　　2006年5月，文牧家屬給播放《沙家浜》的某電視臺發(fā)去律師函，稱該劇改編未獲得著作權人授權許可，并表示，將追究播出機構共同承擔侵權責任。
　　“文牧健在的時候，曾有一個作家發(fā)表了一篇荒誕小說，解構《沙家浜》，結果，文牧大為憤怒。他臨死前留下遺言，今后不許人再改編他的作品�！�
　　“《沙家浜》的投資方找到文牧家屬，提出購買其版權，遭到拒絕。據(jù)文牧家人表示，為了杜絕對方死纏爛打，他們出了一個相當高的價格。結果，投資方卻以原著者家人開價太高為由，強行開拍電視劇。你說這個邏輯是否可笑?”
　　“中間，《沙》劇投資方曾找到編劇閻剛，請他改編劇本。閻剛讓他們出示該劇原始版權的授權證明，他們拿不出來，被閻剛拒絕了。”
　　“投資方在完全沒有支付費用，或沒付完費用的情況下，是沒有權利擁有版權的�？墒恰渡场穭∵�是侵權拍攝，并在訴訟期間違法開播，這實際上是給編劇們發(fā)出了一個危險的信號。這個慣例一旦形成，就打破了編劇界的底線，以后就沒人在乎原著權了�！�
　　邵曉黎錄制的DV中，年近七旬的老編劇李樹型面對鏡頭，談的是2006年年末大片《墨攻》。這是第三件事。 《墨攻》原是日本漫畫，后由香港導演張之亮拍成電影。
　　2006年11月，《墨攻》在重慶上映，李樹型在北京召開新聞發(fā)布會，聲稱《墨攻》劇本是自己所著，為此，導演張之亮還付給他18000港元稿費，卻未在影片上署名，侵犯了他的署名權。
　　張之亮方面當時回應媒體，確實請過李樹型作改編，但李改編的劇本達不到拍片要求，還說，“一句臺詞都沒采用他的，故事全部重寫。”
　　“不管以什么樣的理由，事實上張之亮的名字掛到了最前面，導演、監(jiān)制、編劇全是他，只在片尾字幕第43行，才出現(xiàn)‘李樹型’的名字。這件事給編劇的自尊心造成了很大傷害。
　　“我們通過李樹型的訴訟律師，得知張之亮當初來內地，就住在李樹型家里。李樹型為他寫了一年多劇本。最初的劇本上面，署名是導演張之亮，編劇李樹型。 張之亮可能對劇本進行了大幅度修改，但把李樹型放在片尾還是不對。就算在好萊塢，也是原創(chuàng)者最重要，其次才是修改者�！�
　　汪海林一一辨析來龍去脈。
　　北京小西天某處，《施瑯大將軍》編劇高大勇的家，是汪海林等編劇經(jīng)常聚會的地方。2007年1月5日，幾個編劇同行聊天時，高又提及制片人在會上責難編劇的事情，“你們知道這事么?我們應該回擊他們。”
　　“對啊，我們應該開個會。”
　　
　　香山賓館會議
　　
　　3天后，香山賓館，30位國內影視編劇在汪海林召集下，正式開始“維權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半路夫妻》的作者彭三源、電影《東京審判》的編劇胡坤等人�！短煜聼o賊》的編劇林黎勝通過電子郵件看到聲明內容后，表示同意支持。
　　上次會議的聲明內容，一是聲援文牧原創(chuàng)被侵權案；二是支持李樹型訴訟張之亮�！拔覀�30個人聯(lián)合簽名，不再和《沙》劇制片公司以及張之亮合作�！�
　　會上，大家商定，“編劇維權會議”以后每年年初召開一次，“將一年來同行所遇到的侵權事件做個統(tǒng)計，制定對策�！�
　　葛曉鷹，北京市著作權法律委員會主任，電影文學會聘請律師，已受理李樹型狀告張之亮一案。葛在接受采訪時一再強調，近兩次“維權活動”，都把握了一個前提，即“依法”。
　　這法指的是《著作權法》。他要求記者熟悉其第二章第一節(jié)內容：著作權人及其權利。
　　“我們國家真正興起電視劇熱，不過二十多年。影視制作的產業(yè)鏈，與西方不在一個水平線上。這兩次‘維權’，我個人認為不僅僅是編劇需要懂法，整條產業(yè)鏈從上至下都需要合理合法。”
　　在2007年的會議上，編劇彭三源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瘦弱的彭三源“具有強于他人的法律意識”，“她根據(jù)切身經(jīng)驗，在與影視制作方打交道、簽合同的過程中，練就了一套完整的方法。”
　　在與制作方合作過程中，她會事先請教專業(yè)律師，了解《著作權法》的相關條文；編劇有時很難收回稿酬尾款，她提議“在合同中注明，全部款項沒有付清前，對方?jīng)]有拍攝權。強行開拍，處以尾款5到10倍罰款”；編劇創(chuàng)作劇本最終被否定，要求重改，或拒不付款，她會在合同中注明，“劇本最終審定權，要由編劇行業(yè)中的兩位權威人士裁定”。
　　彭三源在電話中告訴記者，上次會議后，很多同行向她索要合同樣本。
　　
　　“維權會議”變成“訴苦大會”
　　
　　2008年“編劇維權”活動的組織者，除了汪海林、邵曉黎兩人，還有電影《我的兄弟姐妹》的編劇劉毅，《說好不分手》的編劇閻剛，最早具有維權意識的王興東和他的夫人――《芬妮的微笑》的編劇王浙濱。
　　“王興東本應向廣電總局領導事先呈報這次活動。但他思考了很久，最終還是決定‘先斬后奏’。我們是自由職業(yè)者，他和我們不同，他這樣做，是需要勇氣的。”汪海林由衷地說。
　　參加會議的編劇們以郵件、短信、口信的方式接到通知，“有的人不能來，發(fā)短信告訴我，代為簽名。不帶一絲勉強，是我們的原則。”
　　會場上，邵曉黎接到一個哥們的電話，“那是一個來自安徽的朋友，說看到我們拍的DV了，特激動。我們曾在非典時期合作寫劇本。當時我在珠影，制片方在北京為我們租了一間房子，專為他們寫戲�！�
　　劇本快完成時，雙方發(fā)生嚴重沖突，“一天，我們外出散步時，他們居然溜進房里，把合同和我倆的身份證一塊兒偷走了，然后打電話威脅我們，要求我們退還定金�！�
　　邵找到了律師，律師建議他先報警，“我在導演趙天宇家里與他們電話談判，并作了錄音。等律師拿著錄音帶找到他們時，他們這才罷休。以后，這家影視公司沒見拍過任何戲。”
　　邵曉黎沒透露這家影視公司的名字。
　　上臺發(fā)言的有十多位編劇，每人限定10分鐘，“結果都超時了。會場氣氛有點凄苦，張雅文的《一個被侵權逼到生死邊緣的老作家的吶喊》，把這種氣氛推向了高潮�！�
　　張雅文接受了記者的電話采訪，她將發(fā)言稿幾乎重讀了一遍，聲音顫抖。
　　為了創(chuàng)作電影劇本《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張雅文自費去德國實地采訪。
　　2000年6月，瀟湘電影制片廠看中了《蓋》這部劇本，并與我簽署了《蓋》劇本的拍攝轉讓，向我支付了第一筆稿費。我按照他們對劇本提出的修改意見認真改了一稿。之后，瀟湘廠與后加盟的央視召開劇本討論會，專家對劇本提出許多意見。我遵照專家的意見推翻了原劇本，用兩月時間又創(chuàng)作了一個全新的劇本，并按照合同約定時間于2000年12月24日，交付了第二稿劇本。
　　2000年12月4日，我來北京，一直等到2001年3月29日。我多次詢問制片人對劇本的意見，制片人讓我不要著急，說等導演進入一起談意見，背地里卻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與趙女士簽完修改我劇本的合同，然后找我說：‘中央臺說你的劇本不行，必須另請他人修改，否則中慈文影視有限公司董事長馬中駿別說80個，800個也沒用
　　3月1日，記者撥通了慈文影視有限公司董事長馬中駿的手機，請他就“編劇維權”發(fā)表看法。馬中駿是電視劇《神雕俠侶》出品人，早年寫過一部《街上流行紅裙子》
　　大牌的應該好點吧，主要還是年輕編劇，剛剛出道，權益維護不太好，沒辦法，全世界都存在這個問題。
　　我們和美國不一樣。美國編劇一罷工，立刻就會對業(yè)界產生威脅。在中國你產生不了(威脅)，不要說80個，800個也沒用。你不編，自然會有人編。
　　回過頭來，我們冷靜想想，既然是甲乙雙方的訴求，就會出現(xiàn)屁股指揮腦袋的問題，你站在甲方立場上，一定會對編劇挑毛病的。編劇自身也是有問題的，比如我就知道一些所謂大牌編劇攬了許多活，然后分給槍手去做。我也曾在某些場合說過，編劇現(xiàn)在關起門來編的東西太多，真正有感而發(fā)的佳作太少。
　　
　　廣電總局電影局藝術處副處長陸亮我是個人意見，不代表官方看法
　　
　　3月4日，直到記者截稿日期，國家廣電總局對于編劇維權的公開聯(lián)合聲明，還未有正式答復。為此，記者采訪了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藝術處副處長陸亮。
　　我是個人意見，不代表官方看法。
　　我覺得這事情本身就是形式大于內容。局里都知道，好劇本是成功的一半，排在首位的還是編劇的能力。現(xiàn)在編劇已經(jīng)越來越成為一種品牌了，比如劉恒。所以，還是要看你編劇水平的高低。
　　編劇覺得很委屈。說起來，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很委屈，無論導演還是制片人。只能等整個行業(yè)發(fā)展得更完備，在此之前，有些委屈在所難免。
　　現(xiàn)在怎么辦呢?一方面編劇要提高自身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允許編劇犯錯，其實編劇這個行業(yè)就是一個不斷試錯的行業(yè)，我們要建立一個機制或機構，保護他們。電影局似乎不適合做這個機構，我覺 得還是應由社會機構承擔吧，電影局不能去直接裁判，只能說法律上判定一方侵權，我們才用不給侵權方許可證或其他方式，來為編劇維權。
　　央臺就不立項!
　　苦苦等了三個多月，沒等到一條意見，最后等來這樣一個要挾性的條件。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我和制片人談了一夜，最后我提出4項條款，即：我獨立署名編劇，不得另加他人；按合同全額支付我的稿費；我有權參加修改本的討論；制片方對外宣傳要公平待我。制片人立刻同意我提出的4項條款，并同意簽一份補充協(xié)議。這是我活到57歲做得最痛苦、最違心的一件事，捧著這份不情愿的《補充協(xié)議》，就像捧著一張賣身契。我握著筆，心在哆嗦，眼淚嘩嘩地流下來。我簽完字，制片人急忙將補充協(xié)議收起來，說要拿回瀟湘電影制片廠蓋完公章再寄給我，但他們根本沒寄，后來拒不承認簽署過這份補充協(xié)議。其實這是他們精心設計的、迫使我同意他人加盟的一個圈套。因為制片人早在找我談話之前，與趙女士已經(jīng)簽署完修改我劇本的合同了。
　　“嘔心瀝血的劇本，被制片人的朋友趙女士改得面目全非。這部電視劇因為極多硬傷，備受質疑�！�
　　更可悲的是，2002年除夕夜，她看到宣傳該劇的廣告上，編劇一欄，赫然印著趙女士的名字，而她，什么都不是了。
　　“2002年7月，我同時打著三起官司：訴趙女士侵權案；訴VCD、DVD侵權案；訴瀟湘廠著作權轉讓合同糾紛案�！�
　　一個小小的侵權案足足折騰了6年，全國人大批示“重新調查此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做出批復；中國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介入；兩次判決，兩次裁定；我十余次從黑龍江、北京跑到長沙，差旅費，訴訟費，律師費，花掉七八萬元，最后竟然像踢皮球似的被踢回起點，至今仍在等待開庭……
　　其間，她還做過一次6條線搭橋的心臟大手術，險些家破人亡。
　　“2007年3月10日，我接到了湖南高法的裁定：本案發(fā)回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
　　“欲哭無淚”，張雅文在文中重重地打了一個感嘆號。
　　
　　追要拖欠稿費，反遭威脅
　　
　　“那天在場的很多人，聽到張雅文的自述，都偷偷地抹淚�！蓖艉Ａ值热苏f，盡管制片方可惡，但張雅文還是有幼稚之處，“缺少和這幫人的實戰(zhàn)經(jīng)驗”。
　　正說著，汪的手機鈴聲響了。他打開看了看，遞給記者，短信是一個叫李輝的人發(fā)來的。
　　“他是電視劇《七劍下天山》的編劇。他去找某導演收稿酬。那人后來在電話里罵道：黑道白道，我都要找人收拾你。他害怕了，去了澳門。我發(fā)短信問他，能否曝光這事，他說可以�！�
　　3月2日，北京皇家糧倉某咖啡廳內，王伊皺著眉頭，蜷在沙發(fā)中。
　　王伊曾在湖南電視臺做過主持人，為了當編劇，做起了北漂，寫過《母儀天下》。
　　2月24日，她在會上透露，去年7月，她與北京水柔風影視公司合作，在臨時救急情況下，創(chuàng)作了劇本《牟氏山莊》。
　　后來，水柔風公司又與山東棲霞市文化局合作，共同投資拍攝這部電視劇。
　　“開機后，他們又找到紫禁城影視公司，這次是三方聯(lián)合投資�！�
　　王伊的工作也由編劇上升為統(tǒng)籌，為了拍這部戲，耗盡心力。
　　2007年10月8日，我向水柔風公司總裁葉××提出付尾款，卻被告以“等我們審稿合格后”。第二天，我被告知“稿子閱完，不符合開拍要求”。我試圖耐心跟葉××就合同約定溝通時，對方的態(tài)度變成“請認真看好合同再說話，我不是你的對話方”等等。到10月9日晚，我試圖告訴對方，根據(jù)國家相關法律和我們之間的合同，沒有付清全款，拍攝成品將有版權糾紛。我得到的答復竟然是“那不是我的事，簽約方自會料理”。從此葉××不再接我電話，不回復短信。
　　事情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因為長達3個月的透支工作，我病倒了。半個月后，我通過咨詢同行前輩以及律師，決定在劇本拍攝完畢時向合同甲方，也就是出品方之一――山東省棲霞市文化局，合同簽約人宋××溝通相關事宜。2008年1月10日，在長達26分鐘的電話交流中，對方首先肯定了我們之間的合約關系，以及承認我的工作。接下來講述了很多投資方之間的矛盾。對于付款問題卻一直推脫，含糊其辭。無奈，我只得告知，如果得不到明確答復，我只能訴諸法律。
　　萬沒料到，一介文化局局長的答復竟是：“你一個女孩子多大本事?你說這話。我告訴你，你找死!是不是?欠你6萬塊錢……回頭花10萬塊錢找人把你做了!你敢嗎?說這話沒意思……現(xiàn)在打官司……你懂不懂打官司啊你?盡管簽名字的是我，但我們政府有法治辦，我們有委托機構，他就專門給你打去，帶著你出去玩去……”
　　這段對話被王伊全部錄下，目前正在網(wǎng)上播放，點擊率上萬。
　　“通完電話，我癱在書房里，氣憤，難過，沮喪，形容不出來，一個小時緩不過來。”王伊苦笑著。當初，她相信這部電視劇有政府部門聯(lián)合拍攝，“更上了一層保險”。
　　王伊不停地撥弄手機，把以前葉某發(fā)給她的短信，向記者一一展示，“我都存著呢。你看，還有她過生日時，對我能力的肯定�！�
　　這些在合作中培養(yǎng)的感情都是假的嗎?王伊問記者。
　　“會議結束后，大伙勸她把錄音曝光。她還挺猶豫，擔心報復。我們對她說，這樣做反而安全了。你這時出了什么事，天下人都知道是誰干的。”汪海林說。
　　“很長一段時間，不想寫稿。當編劇的信念動搖了，人也迅速消瘦下去，我真想回到家鄉(xiāng)�！�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 編劇 維權 ２００８，中國編劇“依法維權” 中國編劇維權為哪般 近百編劇齊聚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