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1年12月20日（周四）晚7：00

　　地點：電教報告廳

　　主講人：黃平（倫敦經濟學院社會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讀書》雜志主編）

　　講座內容：

　　我今天要談的很多問題其實大家平時都思考過，都受到過困擾，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究竟現(xiàn)在社會科學有沒有遇到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就開始形成了對社會科學所遇到的危機的討論，尤其是對十九世紀以來所形成的這套社會科學提出置疑，但是我總感覺最近這十年才是社會科學遇到的挑戰(zhàn)外顯化的時期，因為這一段時間社會學危機比較明顯，有被邊緣化的危險。當然，十年以前我們也看到人文科學有點被社會科學邊緣化了，但主要是在過去的十年中，整個社會科學，包括以前的一些很重要的學科，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等等，似乎都不像二戰(zhàn)后前三十年那么舉足輕重了。

　　在二戰(zhàn)剛結束的那三、四十年里社會科學所具有那種給社會的孕育、發(fā)展、變遷和治理提供合法性、提供依據和提供闡釋的地位和作用現(xiàn)在似乎正在喪失，它越來越讓位于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乃至于財會、金融、計算機等技術科學或自然科學。在國內我們討論的比較多的當然是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就好像是別的社會科學學科被經濟學所取代，實際上我認為現(xiàn)在經濟學也遇到了不少的挑戰(zhàn)，因此，不僅人文學科有一種失落感，人文學者被邊緣化了，其它的學科也遭受了挑戰(zhàn)。前不久有一群在自己的領域里比較有見識的社會科學家們聯(lián)合起來，寫了幾篇文章，形成了一個小冊子，叫做“開放社會科學”。這本書很小，但是它探討的問題正好是我今天所要講的問題的出發(fā)點，也就是說社會科學奠基于十九世紀，在此之前就有了社會思想、社會理論和社會哲學等東西，但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社會科學差不多是在十九世紀產生的。

　　社會科學從其產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我們今天所賴以生存的基本制度框架的產物，也是為這個框架和制度提供合法性和依據的主要源泉。這個框架就是民族國家體系。在十九世紀以前，世界并不是按照民族國家的體制來組織的，很多地區(qū)的小封建制國家或者殖民帝國存在的時間都很長。但我們現(xiàn)在所理解的民族國家，即那種擁有權益、邊界、領土等東西，有自己的國民經濟、國家防務和國家安全，以及在這個框架制度下存在的國民待遇、國民權利和國民義務等，這一套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十八世紀后期到十九世紀初就在歐洲奠定了基礎，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地區(qū)和人民都陸陸續(xù)續(xù)被組織到了這個框架下面。

　　最具有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原來所描繪的那種邊遠的、落后的和土著的廣大殖民地地區(qū)，它們在二戰(zhàn)后都經歷了一個獨立的過程，然而有趣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qū)本來是要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宗主國和爭取獨立，但是它們獨立以后也基本上都復制了前宗主國的殖民主義者在自己的本土上所建立的那一套社會組織形式。經濟和社會生活都被組織到了國家的框架里，政治、法律，乃至于藝術、教育和知識文化的再生產也都成了國家建設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社會科學實際上就是這個有機部分中的一個最重要的獨鏈條，因為它提供了國家賴以立國的合法性和知識上的源泉。所以知識的再生產不只是一套傳授技術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體系，這其中當然也包括教育，由于近代以后社會生產的規(guī)模不斷擴大、組織趨于集中，所以知識的再生產和傳授也具有這么一個特質。學校之所以要建立小學，從技術上說就是以為有很多東西都必須趁早學，等過了一定的年齡學起來就很難了；
有些知識必須連續(xù)地學，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還有一些知識，特別是那些關于現(xiàn)代社會的知識需要集中地學習。這三個技術要件使得現(xiàn)代辦學成為必要，但這只是一個技術方面的原因，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通過教育把每個人組織和培養(yǎng)成為具備一個國家公民所必須的知識、技能、人格力量的人，并且應該能夠成為國家建設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一方面，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是社會科學最有影響的時期，很多人都懷有這樣一種非常虔誠的想法：我們要像認識自然那樣來認識社會。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社會學的創(chuàng)始人孔德，他主張建立一個關于社會的自然科學，要像認識月亮、地球，認識植物和動物那樣來比較我們自己所生活的社會。這種理念除了真誠和執(zhí)著的追求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社會生活的組織過程本身也就是關于社會的知識再生產的過程，這而個過程除了要像認識自然一樣去理解社會、尋找可能存在的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之外，事實上也是不斷地把社會生活的知識組織到我們的知識系統(tǒng)里來，并且要把它合法化，讓大家不知不覺地認為它是理所當然的。所以說，早期的社會科學就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其最重要的一個使命。

　　現(xiàn)代社會科學和所謂的現(xiàn)代社會可以說是孿生的關系，一個是另一個的產物，另一個又促成了它的發(fā)展。但是，現(xiàn)代社會科學第一次遇到比較大的挑戰(zhàn)實際上是在上一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經濟大危機。人們在十九世紀后期開始想要建立關于社會的科學，那時候我們以為可以以這種方式認識社會，但是經濟危機的爆發(fā)是社會科學家們都沒有意識到的，整個社會從銀行到金融，從生產到交換、到流通、到消費，一直到人們的日常就業(yè)等生活的各個領域，都進入了一個大蕭條的時代，這個時代第一次給社會科學提出了最大的一個挑戰(zhàn)。這個挑戰(zhàn)本身其實也促成了社會科學，特別是某些社會科學的成熟和合法化，最典型的當數(shù)經濟學了，其次就是政治學和社會學。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zhàn)，尤其是后二者使得這三門學科在西歐、北美等發(fā)達國家形成了社會科學中三足鼎立的局面，有了它們，整個社會科學就被建構起來了。到后來，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了社會科學的貢獻，所以在解決了就業(yè)、需求不足，以及由于戰(zhàn)爭所帶來的社會失范等問題之后，社會科學就確認了其合法性。

　　第二個比較大的挑戰(zhàn)是六十年代整個世界上興起了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反戰(zhàn)運動等，這種運動對社會科學的建制和它的基本理念、基本組織方式提出了挑戰(zhàn)。這其中包括越南戰(zhàn)爭、婦女問題、種族問題，也有最古典的傳統(tǒng)的工人問題、就業(yè)問題等等。除此之外，社會科學家們自己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所傳授的那一套知識系統(tǒng)其實并不是大家理想的那種具有普遍性的范示，實際上，看上去最具有自然科學特色的那些社會科學的定理、公式、原則和方法其實是根據一些很特殊的歷史語境和社會情境總結出來的。比如說總結了一套西歐發(fā)展的規(guī)律，就得出了一套關于經濟、關于社會和關于法治的理論闡釋，而這種闡釋一旦產生，就具有了一種普遍性的特色，就像定理、原則那樣，至少在理論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它并不是建立在那種普遍主義的經驗研究的基礎之上的，而是對某一特殊地區(qū)的某個特殊時期的某一些特殊現(xiàn)象的總結，這種對于特殊現(xiàn)象的總結是否具有普遍性本身就是值得疑問的，到二戰(zhàn)后六、七十年代它就遭到了第二次很大的挑戰(zhàn)。這次挑戰(zhàn)也促使社會科學領域里引入了一些新學科，它們過去要么根本就沒有被納入國家建設中的有機組成部分，要么就是被設置在非常邊緣的細瑣學院里。

　　社會科學所遇到的第三次大挑戰(zhàn)是在冷戰(zhàn)結束以后。整個社會科學進入了一個重新界定自己、重新界定社會生活的一個階段，正好在這個時候，社會科學家們遇到了很大的難題：我們不知道該說什么，不知道該怎么說，甚至我們自己越來越沒有自信能把它說清楚了。一方面，冷戰(zhàn)結束，人類重新迎來了一個普遍主義、和平與全球化的時代，另一方面，原有的社會科學說辭、范示、方法、假說和理論全部遇到了一個新的挑戰(zhàn)，就是我們怎么來闡釋它。社會科學合法性遭到了置疑，所謂的“邊緣化”不只是某一個學科、某一批人，或者說這一批人的訓練是否到家的問題，有些人的訓練和素養(yǎng)很好，但是他們也遇到了如何來闡釋今天的社會生活的問題。而我認為，我們不妨用“全球化”這三個字來描述當今社會生活的一個特點。

　　盡管“全球化”這個字眼在目前還是很有歧異的，而且到現(xiàn)在為止也沒有什么很清楚的說法，但是用它來描述有幾個特色：第一，“全球化”這一現(xiàn)象不是某一個學科專門研究的獨特領域，比如說，生產、交換、消費以及流通等等社會科學領域都是經濟學所研究的特殊領域，但是“全球化”這一現(xiàn)象至少迄今為止還不是哪一個學科專門來研究的。第二個特色就是，“全球化”是幾乎每一個學科都會碰到的。第三，不管對“全球化”的批評和懷疑有多少，甚至有人覺得根本沒有什么全球化，它只不過是一種說法而已，它所講的那一切早就發(fā)生了，而且五百多年來一直在發(fā)生，但是全球化至少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整個十八世紀以來、啟蒙時代以來，乃至愈文藝復興以來到二戰(zhàn)結束這一段所形成了基本的社會組織形式，也就是民族國家這一形式真正遇到了空前的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不是來自某一個地區(qū)、某一個局部，或者是對一個國家的挑戰(zhàn)，而是一組跨國的現(xiàn)象：從經濟、政治、文化、技術到信息，很多社會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組織形式都不僅是在國家層次上組織和策劃的，有很多種組織形式具有跨國的特色。

　　盡管“全球化”這個詞意義并不明確，但我認為這它對當今社會科學提出了最大和最重要的挑戰(zhàn)。原來的社會科學都是民族國家建制下的產物，另一方面它又為民族國家提供最基本的知識源泉和合法性，但現(xiàn)在有很多現(xiàn)象不再是在民族國家的范圍內發(fā)生：在經濟上有了跨國企業(yè)、跨國產品，資本在國與國之間得到越來越頻繁和大量的流動，技術呢，越來越多的技術不再是一個國家的現(xiàn)象。而表現(xiàn)最突出的就是信息方面了：有人說經濟早在十六、十八世紀就已經有了跨國的因素，特別是一些不承認全球化的學者認為，經濟早就有了更大量的交換、貿易、流通等，但是說到信息，恐怕是到了二戰(zhàn)以后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從有了實質性的變化，其總量的多樣性和跨國的特色是以前的時代所沒有的；
而信息當中當然包括我們所說的知識和知識的再生產，越來越多的知識不再是某一個國家所特有的，也不再是根據某一特殊國家所概括和總結出來的。這種從經濟、資本、技術、產品一直到信息的跨國現(xiàn)象，對于我們三百年來一直占主導地位的制度提出了挑戰(zhàn)，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科學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說、不知道怎么才能說好的難題，這已經不只是某些學者、某些學科的素養(yǎng)、調查研究和經驗問題，而是整個民族國家體系三百多年來建立起來的那一整套認識世界、闡述社會的基本工具都失靈了，也就是說這種挑戰(zhàn)是由世界本身的變化所導致的。

　　回到社會學領域來說，原來我們一直認為，社會有兩個基本要素：社會流動和社會結構，而且我們一直把社會流動想象成是完成社會結構和社會結構轉型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就像對于個人來說，有些知識要早學，有些知識要連續(xù)學，有些知識要集中學，這三者結合起來就是你在小學、中學，甚至大學里打基礎，但是這時候你還處于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還沒有職業(yè)，到了三十、四十之后，你找到了自己的歸宿、建立了你的家庭并擁有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地位中可能還會有一些結構的不同，存在現(xiàn)代的官僚制度結構，但是它很是很確定的，即流動本身是為了完成社會結構的轉型。所以，我們的最后一個假設就是，不管社會怎么變，說到底萬變不離其宗，或者最后總會進入一個相對靜態(tài)和相對結構化的體系中去，而現(xiàn)在社會學所面臨的環(huán)境是：流動本身成了常態(tài)，不再像人那樣二十歲以前生活是不定的，過了三十基本上就穩(wěn)定下來了，就連建制本身也是變化不定的。

　　拿企業(yè)來說，原來只要有一個MBA，在上海就能在比較好的企業(yè)找到工作了，但也許隨著勞動力價格的提高，這家企業(yè)有從上海轉移了，而且公司轉移比個人轉移還要容易、頻繁，這種轉移無疑會給上海帶來一定程度的高失業(yè)，這種現(xiàn)象在當今很多發(fā)達國家已經發(fā)生了：由于諸多原因，跨國公司本身轉移了。這意味著你以前對自己人生發(fā)展的預期、設想現(xiàn)在包含了越來越多的不確定的因素，你的大學文憑不再能夠保證你有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生活和生活方式，而且這種不確定跟歷史上的那種自然災害、疾病和戰(zhàn)爭是不一樣的，它更多的是由抽象的制度本身的漂移和動態(tài)造成的。已經不再是個人的知識有沒有跟上時代、或者個人的選擇是不是適合自己的問題，而是我們所有的個人，不論其學術背景和知識訓練如何，都遇到了一個不斷變動的時代。

　　“全球化”時代除了經濟的跨國流動本身的不確定性，除了資本、技術、產品的生產基地等的流動之外，還帶來了一個國家怎么管理的問題。實際上十九世紀就是以國家形式來組織生產，所以我們把經濟叫做國民經濟，把經濟還原到以國家的名義來組織的，現(xiàn)在有了大量跨國的經濟因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不再是以國家為單位來組織的，在企業(yè)里工作的個人可能在上�；蛘咂渌鞘械墓竟ぷ�，但是公司本身已經不再是national economy當中的一部分。換句話說，最基本的社會政治學的一個假說也遇到了挑戰(zhàn)：一個現(xiàn)代經濟的確立會有一批現(xiàn)代企業(yè)家和具有現(xiàn)代企業(yè)家精神的人，他們構成了所謂的中產階級，隨著中產階級的壯大，作為國家政治體制的議會民主選舉、公民的權利等就有了一個最基本的政治基礎，即選民對政治的參與；
但是當這些企業(yè)本身已經不再屬于國家的時候，即使還有相當一批人在從事管理、從事經營和技術，他們已經不再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基礎，而是變成了跨國的中產階級、跨國的管理者和經營者等等，人們的身份認同逐漸多重化，這種多重身份和多重認同同早期的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所假設的基本制度框架發(fā)生了矛盾。

　　以前最基本的框架即市場經濟都是在國家這一層面發(fā)生的，因此市場的出現(xiàn)導致了以城市為中心的現(xiàn)代經濟組織、以國民經濟相對應的中產階級等等，隨著中產階級隊伍的不斷擴大，社會逐漸有了現(xiàn)代政治和現(xiàn)代民主體制的基礎，因為他們遵紀守法、按期納稅、具有權利意識和公民意識。但是隨著跨國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情況就發(fā)生了變化，全球化挑戰(zhàn)的不只是像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貧窮落后國家，實際上發(fā)達國家和整個國家建制本身都遭到了挑戰(zhàn)，所有的發(fā)達國家也遇到了怎么對付跨國資本、跨國技術、跨國信息和跨國產品等諸多問題。比如說跨國的經營者們，他們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民族資產階級”等，其民族性越來越淡，而流動性和跨國性則越來越強。

　　可見，現(xiàn)在我們遇到的，不只是抽象意義上的流動的時代和風險的時代，或者說是不確定性，而是說有沒有另外一套組織框架來適應、解釋并重新組織這種大量的新信息、新技術和經濟生活。二戰(zhàn)結束后，各國吸取教訓而建立了聯(lián)合國，但聯(lián)合國基本的組織方式還是以國家為前提的，是國與國之間的協(xié)商、溝通、談判與合作，而在全球化的時代，大量的現(xiàn)象已經在非國家或者跨國的層面發(fā)生了。所謂跨國層面，不僅僅是指一種產品從美國到中國，它可以在地區(qū)間、城市間發(fā)生，也可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發(fā)生，我們的人際關系中的很多東西也帶有了跨國色彩。全球化不但超越了原來社會學所研究的范圍，原本我們研究的是人怎么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從血緣關系擴展到地緣關系，以及更多的一些東西，但是它們都是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而跨國的空間則是無限的，我們日�；顒咏煌陌霃皆缇统隽嗽敬嬖诘莫M隘的物理和地理空間。

　　所以我認為，當前遭受挑戰(zhàn)最多、最大的是實際上還是整個國家體系，正是這種體系本身所遇到的挑戰(zhàn)使得作為國家體系有機組成部分和為國家體系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的社會科學也遇到了挑戰(zhàn)，比如說經濟學中最基本的一個概念，國民經濟就遇到了挑戰(zhàn)，政治學的一個最基本的概念國家也遇到了挑戰(zhàn)。由于這樣一種挑戰(zhàn)，“全球化”變成了一個人人都在談論，但是人人都不知道怎么談的問題，人人都在說，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這究竟會給我們帶來些什么。同時，我們是不是可以作出區(qū)分：現(xiàn)在有沒有哪一種現(xiàn)象真正是全球化的；
目前有沒有一種比較占主導地位的對全球化現(xiàn)象的理解和主張，這種主張通常都是很微觀的，比如說從經濟的角度切入，比如說擁護或主張全球化，比如說在提全球化時被講的最多的實際上是西方化或者美國化，有很多人對這些觀點都持反對或至少是不擁護的態(tài)度，他們認為全球化不只是經濟全球化，也不只是西方化或美國化，全球化也不光是應該推動和擁抱的，等等。

　　那目前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一種關于全球化的相對簡單、相對片面化的主張呢？我認為這和冷戰(zhàn)的結束有一定的關系。由于蘇東劇變、冷戰(zhàn)結束，社會主義陣營消失了，以前最大的民族國家體系框架下的矛盾好像一次性地解決了。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以國家形式來組織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組織國防、國民經濟，賦予其公民權利與義務，所謂的社會主義體系從一戰(zhàn)以后蘇聯(lián)出現(xiàn)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此后似乎國家體制就一次性地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所以我們就迎來了一套套的對全球化的解釋，有人叫它“globalism”而不同意說“globlisation”，等等。

　　現(xiàn)在一說到“全球化”，就容易讓人想起技術、經濟等好處，所以大家都認為要去擁抱它。而事實上冷戰(zhàn)結束所提出的新問題已經超出了所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原來意義上的分歧或者蘇美之間的爭霸的范圍，冷戰(zhàn)的結束意味著經濟的組織方式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個跨國公司，另一個就是與跨國公司相關的一整套社會宣傳、鼓動等媒體的運作。媒體本身現(xiàn)在已經成了第二大跨國帝國，第一大跨國帝國是跨國集團、跨國公司，第二大跨國帝國就是組織和釋放信息的媒體。媒體和經濟都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而我們人呢，還繼續(xù)被組織、界定和認同在原來的國家框架里面，所以我們自己遇到了一個矛盾。

　　這個矛盾不僅是1997年遇到的金融風暴，也不只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發(fā)展中國家，不只是所謂的東方古國遇到了來自西方的挑戰(zhàn)，這一挑戰(zhàn)仍然存在，只要有原生的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后起的工業(yè)文明的挑戰(zhàn)。但反過來說，西方文明并不完全是連成一塊的，而且即使是西方的傳統(tǒng)文化也遇到了全球化的挑戰(zhàn)，受到了來自新的跨國公司、跨國經濟等的挑戰(zhàn)，在西方我們也可以看到大量的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東西抬頭。也就是說在傳統(tǒng)意義上的任何一個西方國家也都遇到了來自全球化挑戰(zhàn)，全球性的媒體和它本身的語言、文化、歷史、藝術和人們的思維方式之間出現(xiàn)了一個很緊張的關系。

　　我倒是比較同意有的人覺得不要對全球化過于迷信，其實有些東西是古已有之的，羅馬時代就有了帝國時代，后來又有了十八世紀的經濟擴張、二十世紀的世界大戰(zhàn)都已經具有了全球的性質。二十一世紀以來也有一些新東西，比如說信息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它給所有的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文化和歷史提出了挑戰(zhàn)，可能相對而言挑戰(zhàn)不是那么尖銳的就是那些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但是即使在英國這樣的國家，其傳統(tǒng)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也遭到了大量的跨國現(xiàn)象的挑戰(zhàn)，不論是經濟還是政治方面。如果一味地講經濟全球化，而忽略人的全球化，人的跨國、跨地區(qū)、跨行業(yè)和跨時代的流動，歷史上有過很多流動，但那些都是某一時期內某一些人的遷徙，還沒有能夠形成像今天這樣的大規(guī)模、全球化的人口流動，而且政府都是把這些事情當作個案來處理，而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如果真的已經出現(xiàn)了一個大量的跨國侵襲的資本、技術和產品流動，我們怎么可能把人拴在原來意義上的地域范圍內、甚至是行業(yè)范圍內呢？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了，最典型的就是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其原因不只是狹義上的因為城鄉(xiāng)存在經濟的差別，而在于信息的作用，或者說是由于信息使他們意識到了這些差別，城鄉(xiāng)差別從古至今一直都存在著。現(xiàn)在的各國政府基本上是消極地、被動地、用個案的方法來處理為數(shù)有限的跨國流動，這種處理有兩種：一種就是高級的科技、技術人才，各地都在搶著要，另一類就是大量的沒有技術、沒有資金、衣衫襤褸以及所謂缺乏教育的人。90年代以來，由于各種原因，人口流動越來越頻繁，這種現(xiàn)象使得目前的國家體制，包括國與國之間的合作、法律體制、移民體制都受到了沖擊。

　　更大的一件事就是最近發(fā)生的恐怖主義，恐怖主義也是冷戰(zhàn)結束以后的一個新挑戰(zhàn)，因為冷戰(zhàn)結束的一個假設就是最大的民族國家內部的沖突沒有了，迎來了一個和平的時代、沒有敵人的時代，或者是歷史終結的時代，但實際上恐怖主義一直都存在著。其最大的問題不在于是哪一批人干的，而在于究竟產生恐怖活動的機制是什么，如果沒有找到的話，即使解決了這一次恐怖活動，但是下一次從任何一個角落里又會產生一次新的恐怖主義。所有恐怖主義都有一個特色，就是它不是以國家的形式來組織的反抗，以前的戰(zhàn)爭總是在國家之間進行的，而恐怖主義至少到現(xiàn)在為止還不是以國家的名義來組織的，但是現(xiàn)在我們還是用比較個案的辦法來處理恐怖主義的。

　　社會科學遇到的另一個挑戰(zhàn)來自于技術科學，以前有很多問題是要靠社會科學家來解決的，現(xiàn)在則越來越多的是由自然科學家們解決的。因為要規(guī)范組織社會生活、要用理性的辦法來解決，而且所謂的社會生活越來越多的和生態(tài)狀況等有關系，而不只是我們原來所理解的跟政治、宗教、文化和藝術有關，這種情況下，好像自然科學的那些方法更能夠進入重新組織社會生活的過程。這也給社會科學家和社會科學的學生們帶來了一個困惑，就是說：咱們還有存在的地方嗎？社會生活還需要我們這樣的人嗎？有社會科學研究者和沒有他們又有什么區(qū)別呢？我們所學的可能都是關于國家框架下面的社會生活，那種知識早已經過時，姑且不說這一點，即使光看現(xiàn)在自然科學的解釋、說辭，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套作法和影響，就使社會科學的合法性遭到了置疑。

　　社會學家們現(xiàn)在所面臨的問題不是說經濟學家、自然科學家在搶我們的飯碗，而是說這門學科本身所存在的矛盾，由于很多學科被制度化、專業(yè)化了，被包裹的很精美，另一方面，

　　就變得與世界沒有多大關系了，特別是跟不上全球化的時代�，F(xiàn)在每一年都會召開很多次學術會議，但是他們很大程度上說的都是遠離戰(zhàn)后、尤其遠離冷戰(zhàn)以后的變遷。歷史研究當然是必需的，不管是中世紀的、羅馬的，還是清代的歷史都需要研究，因為歷史跟今天還是有關系的，歷史學科仍然是一個最重要的學科，這都是毫無疑問的。那么多進城打工的人，他們根本不在乎社會科學家們說了什么，那些進入跨國企業(yè)的高級工程師們就更不在乎了，我們的政府管理部門也不理會社會科學家們的研究，那我們還要社會學科干嘛呢？

　　而這個挑戰(zhàn)早就不只是中國的科學家遇到了，這種現(xiàn)象是世界性的。有很多人是挺有學識的，可是學科專業(yè)化迫使他每年要發(fā)表很多論文，他自己的專業(yè)反而沒有時間去研究，而是不得不按部就班地按照規(guī)定去炮制那些所謂的著作，結構他的精力、智慧和閃光的東西就湮沒在那些跟別人一樣的繁瑣工作中，而那些所謂的著作又根本沒有人看。還有一些人是被專業(yè)化的制度束縛住了，現(xiàn)在國家要求教授們每年要交一定數(shù)量的稿子，我覺得這種作法背離了原來把社會現(xiàn)象當作自然科學一樣去認識的精神，我們怎么能要求教授以年為單位作學術論文呢？

　　除了全球化的人口流動之外，還有一個大挑戰(zhàn)就是全球化的文化所構成的挑戰(zhàn)�，F(xiàn)在中國早就不是像滿清時期那樣面臨西方文化的沖擊，中西文化的碰撞產生了是要亡國滅種、還是要中體西用，抑或是全盤西化的問題。現(xiàn)在早就不是這個問題了，其實后發(fā)的國家都面臨著一個和發(fā)達國家發(fā)生碰撞的問題，但是后發(fā)的國家和地區(qū)在進行民族國家建設的時候還遇到一些很普遍的、世界性的東西。費正清指出，當中國還沒有完全完成民族國家的建設時，世界體系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正在走向全球化的體系，因此我們遇到的就不僅是像八國聯(lián)軍時代、甲午戰(zhàn)爭時代那種一個民族國家的挑戰(zhàn)，而是所有的民族國家同時遇到了一個全球化文化的挑戰(zhàn)。

　　所以我認為挑戰(zhàn)應該是雙重的，但是處在落后、和正在建設民族國家的發(fā)展中國家的人們很容易把它還原為西方文化或者美國文化，然后就把它變成了一個關于民族主義的敘說。其實這種敘說是有很大的誤導性，因為它漏掉了另外一個可能更大的方面——全球性的文化挑戰(zhàn)，而且這種挑戰(zhàn)不能簡單地被說成是英國文化好還是美國文化好的問題，而是全球的傳統(tǒng)文化都遭到了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英國文化欣賞的可能是莎士比亞、雪萊、狄更斯，是英國紳士的那種貴族文化，對于現(xiàn)在出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他們也有一個適應、不適應，喜歡或者不喜歡的問題。反過來說，現(xiàn)在全球化的領頭軍并不都是西方發(fā)達國家，當今最紅的歌星是臺灣的、韓國的、日本的，或者不知道是哪的，也無所謂是哪的，我們的文化也變得越來越全球化和流動化了，現(xiàn)在的體育、吃喝等變得如此重要，原來的社會科學框架已經無法解釋了。

　　究其原因，我覺得主要是因為身份的多重性，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簡單地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把這個當成自己的理想，現(xiàn)在大家都很喜歡體育明星，但是沒有幾個人會夢想去當體育明星。身份的多重性也表明，原來那種靜態(tài)的、某一種身份的確定性如今變成了一個很模糊、頭疼的問題，很多人都處在無所謂角色的精神狀態(tài)下，于是問題又回到了民族國家建設上來了，建設民族國家實際上就是要建設一代國民、培育一種人格。全球化時代、信息時代使每個人都具有了多重角色，所以原來民族國家體制下的那種教育方式及其對個人的期望等都遭受了挑戰(zhàn)。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文化也超出了從滿清到八十年代以來的我們如何回應西方文化、儒家文明怎么對抗伊斯蘭教文明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變化，在研究比較資本主義、比較文化的時候得出的結論就很有可能是跟時代和社會現(xiàn)實脫節(jié)的。我們不是要以功利主義為原則來處理社會知識再生產，但是有很多東西確實需要加以改變，才能適應新的時代。

　　總的說來，當前社會科學提供知識和提供合法性的作用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如果社會科學不能給我們提供一種能夠被人們認可的社會存在的合理理由，它就將失去其安身立命的基礎。相反，一個時代的社會科學如果能夠回應那個時代的問題，其研究基本上能夠為大多數(shù)人的困惑找到答案，那么它的根基就會比較牢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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