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黃昏接北京電話：慎之先生已進入彌留狀態(tài)。次日一早即飛北京，出機場，陰風慘淡，路人多帶口罩，不說話，只是走，已現(xiàn)危城景象。登車直奔協(xié)和，進入病區(qū)，卻被攔在門外，看著門內老人渾身插滿各種管子，躺在病床上忍受病痛的折磨，卻不能上前，助他一絲一毫之力。慎公無語，但他那顆倔強的心臟還在跳動，一定還在想，至少還想說！然而他罩著呼吸機，我戴著口罩，眼睜睜一門內外，天人漸隔，縱然能想能說，再不能象以往那樣，一見面就大聲不止，滔滔不絕了……。

　　1994年冬天，一個寒冷的日子，我去杭州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主辦方安排西湖游覽，我和他都遲到，卻因此而相識相知。只見碼頭上有一老者，望之儼然，穿墨綠色風衣，臨風站立，目送眾人遠去。回頭見還有一個遲到者，問過姓名，突然說：“哎呀，我正想找你，卻在這里相遇！” 從此定交，十年風雨而不悔。

　　我們在湖邊找一個椅子坐定，直談到暮色四合，任寒風細雨打濕一老一少衣背。我那時其實也不年青，四十出頭，但相比慎公年齡，恰好隔一輩。他跟我談起經歷：40年代初葉從重慶隨周恩來去延安，參與創(chuàng)辦新華社國際部；
50年代初毛澤東需要英文秘書，即從自己的部屬中選派最得力者林克進入中南海；
55年參加萬隆會議，在昆明被周恩來臨時留在了后一架飛機，因此而避過前面“克什米爾公主號”那一劫；
56年蘇東事件發(fā)生，中南海里每晚開會，急需大量國際電訊，他那時組織編譯每天送政治局會議桌上的外電參考資料達30萬字，一日三“參”，一人審定，通宵達旦，竟無倦意。1957年鳴放，他目睹此體制之怪現(xiàn)狀：單位之內因調級、分房可隨時鬧情緒，或怠工，所謂小民主不斷，而單位外公共大事卻沒有半點民意，噤若寒蟬，于是提議開放大民主，壓縮小民主，不料毛澤東聞訊怒斥：我們有兩個司局級干部要搞大民主，不搞小民主，什么是大民主？就是上街，就是裴多菲俱樂部！這段文字至今還留在毛選第五卷中。由此而成為“欽定右派”，迫害二十二年。79年鄧小平訪美，他作為特別助理隨行，去時還是右派，回來在飛機的舷梯上，來人迎接，開口就是：“慎之同志，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了�！�

　　但也只是平坦了十年。胡喬木曾請他出任文革后恢復的中聯(lián)部部長，正部級，被他一個電話拒絕�；I建中國社科院，請他參與籌劃國際片各學科所，他認為“學官”尚可為，方同意出任。此后一句“我絕不能在刺刀下做官”，又將副部級之官銜掛冠而去。而他在位時，從來不以社科院副院長這一學界高位為自己謀一個起碼的職稱，以致一旦棄位，連一個研究員都不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是既無官位，又無學者之華袞，剔肉還母，剔骨還父，赤條條一素身而已”。我問他從右派到復出、從學官到棄位的思想歷程，他哈哈大笑：第一年痛不欲生，拼命尋找自己的錯誤，欲與罪名合拍；
第二年豁然開朗，終于“想通”，“想通”不是痛哭流涕，乞求饒恕，而是大徹大悟，跳出三界：89年之后，開筆直抒胸臆，打破體制束縛，一步到位，從此踏上不歸路。讀顧準前，他自我評價是：“天下右派五十萬，我是右派第一人！”直至發(fā)現(xiàn)顧準，有一人一燈如豆，掘進在隧道前面，他又補充第二句：“天下右派五十萬，我是右派第二人！”有這樣的精神氣概，才會發(fā)生后來廣為傳播的那則真實“逸聞”：有境外學者在一學術會議上提問：“文革十年浩劫里，請問中國思想界還有什么人在堅持思考？”舉坐啞然，唯有他從容起座，慨然應對：“有，有一個，那就是顧準，他刷新了我們思想界的恥辱！”

　　此后與他見面的機會逐漸多了起來，但也僅限于我進京，他來滬，還有一次是在波士頓相遇（見題頭照片），總計不過十次。1997年春在北京見他時，他在為一本書作序，下決心說破顧準生前的思想探索，聚焦到一點，就是自由主義的突破。凡讀過顧準者，都知道這一要穴所在，迫于形格勢禁，卻是眾人心中皆有，筆下卻無。我見慎公欲捅破，當時還有顧慮，問他是否言之過早？ 他大聲說：“下點毛毛雨，沒關系。我先說破，你們才能接著說�！�1997年春慎公破題，是自由主義在大陸五十年來第一聲�？梢哉f，沒有慎公破題，就沒有此后自由主義在大陸的公開言說，盡管艱難，但堅冰畢竟打破。我體會他當日苦心，實在看不過知識界萬馬齊喑，坐而談心性，不如起而行，劍及履及；
他也知道還有一點黨內資歷，所謂“老資格”，但那“老資格”不是用來作籌碼，向特權階層討價尋租，而是拿來作人梯，為沖破思想禁區(qū)，為后來者排難除險，甘為前驅。

　　1999年深秋的一個早上，我打開電腦，突然看到慎公那篇震撼海內外的長文，如受電擊。事先沒有聽說他要寫作此文，也從來沒有看到我們中國有這樣的文字，如霹靂劃破夜空。我內心煎迫，與妻子說：“從今天起恐怕會有事，你要有個思想準備。”然后給北京的徐友漁打電話：“這么大的風險，不能讓 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獨自承擔，要說我們一起說，大家來分擔，不要使慎公遠遠地一個人冒在前面�！庇褲O毫不猶豫答應，應該有個配合與支持。再給慎公打電話，他卻斷然拒絕：“不行，這事只能我一個人說，你們有你們的事！” 言語之堅決，容不得半點商量。此后事海內盡知，不斷有壞消息傳來，他獨自承受，沒有半點退縮，見面時卻從不言語一句。知識界以資歷以名望進政協(xié)進作協(xié)，如過江之鯽，披學者之華袞，享各界之諛詞，卻從來沒有一個老人如此決絕，視虛銜如糞土，什么部級、副部級，乾坤一擲，我只要這一點說真話的權利！

　　有形之壓力，以慎公大無畏氣慨，足以抵抗而有余。無形之風雨，誤解、猜忌、疏離、流言，則遠比前者傷人。2001年春我再一次見他時，身軀還是那樣堅挺，聲音還是那樣洪亮，步履卻已艱難，中風稍愈。他擔憂我在上海是否能立足，而他自己承受的種種暗傷則還是閉口不言。兩人對坐，又一次暮色四合。夜氣逼近，漸至黑透，誰也不想去開燈，直至看不清對方的臉色。黑暗里，突然聽見老人在垂淚，先是沉默，終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時還會入這個黨，到老年還是要象他們所謂的那樣‘反黨’，‘反’他們的‘黨’！” 與慎公交往十年，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他垂淚，當時手足無措，竟說不出一句能安慰老人的話，只是呆坐在那里，眼睜睜聽著他動容、揮淚，乃至大慟……。

　　如今泰山已頹，大樹飄零。遙望北陲，危城中當有無盡的白口罩，不說話，只是在那里默默行走？他沒有給這個瘟疫中的城市留一句話，遽然而去。而他該說的話，其實已經在四年前說盡：

　　──“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不實行民主，人民深惡痛絕的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了江澤民現(xiàn)在也喜歡引用孫中山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在于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場經濟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權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小平已經走出了決定性的兩步，再走一步，改革的大業(yè)應該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當然還長，但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務了，是全新的任務了。

　　不要害怕會失掉什么。人民從來不會固守僵死的教條而只珍視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膽地改革下去，你才能保全自己，而且保住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產黨。

　　毛澤東的名言是“歷史的發(fā)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紀了。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涼意的秋夜里，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后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后歸于空幻的夢想呢？”

　　剔肉還母，剔骨還父。慎公遠行復遠行，形單影只，唯余一背影。

　　為憲政而爭，誰非后死者？

　　為自由而鳴，公真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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