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說那場駭人聽聞的大爆炸中出現(xiàn)了一張撒旦的邪惡臉孔，這真讓人膽戰(zhàn)心驚哪，看完那張照片，我嚇得魂不附體！

　　然而我固執(zhí)地相信一點：在人類制造的大邪惡、大災難中，如果尋根究底，總是能夠找到失去控制的某種公共權力的巨大身影。在歷史與現(xiàn)實中，公共權力才是最大的絞肉機，真正的撒旦！和它以“國家的名義”吃掉的人比較起來，恐怖分子殺掉的人再多也可以忽略！

　　恐怖分子的恨不是無緣無故的，也不可能是無緣無故的——這一點大家都有共識。那么在眼下的形勢下，我們需要把目光投向一種比較特殊的、任何國家都有的利益集團：戰(zhàn)爭利益集團，以及其附著的公共權力——號稱“神圣”的國防軍事武力及其經(jīng)濟政治的支持系統(tǒng)。

　　這是一個生來就以戰(zhàn)爭為搖錢樹、以和平為利益死敵的利益集團，他們到處點燃狼煙、煽風點火、以強權暴力四處樹敵，播下仇恨的種子，同時卻打著“為了國家安全利益”的冠冕堂皇、人模狗樣的招牌。

　　——在經(jīng)濟學上，他們是在自己給自己制造“需求”。越是制造動蕩不安，戰(zhàn)爭利益集團就越有理由膨脹，然后就更有能力去挑動更大更多的動蕩與不安——這是一個彼此強化的惡性循環(huán)，可怕的惡性循環(huán)。

　　更為可怕的是，一旦他們制造出敵人，敵國的戰(zhàn)爭利益集團同時也就具有了相同的利益取向，他們有一種默契——賺錢的默契。這種默契真令人思之不寒而栗！

　　事實上，有些戰(zhàn)爭簡直就是由他們制造出來的。

　　戰(zhàn)爭利益集團，乃是人類的一大發(fā)明。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人類往往被自己的偉大發(fā)明搞得手忙腳亂、焦頭爛額——好比漁夫放出了瓶子里的魔鬼，卻不知道怎么把魔鬼收回去——現(xiàn)在的美國，就是這樣的焦頭爛額。

　　自冷戰(zhàn)結束以來，山姆大叔長期縱容偏袒戰(zhàn)爭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甚至把它凌駕于美國真正需要謀求的國家利益、安全利益之上，其在各種重大決策上的短視、幼稚和愚蠢已經(jīng)到了顛三倒四、歇斯底里的程度。

　　終于，在“911”的大爆炸中，美國的所謂“國家安全利益”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撕成了碎片！——在這個駭人聽聞的“911”面前，政客們一向“大義凜然”地標榜的所謂“美國國家安全利益”頃刻間成了一個巨大的笑柄，殘酷的笑柄！

　　面對這一幕，我的腦海中的第一反應就是“自食其果”——但這其實并不準確：美國的老百姓苦了、哭了，戰(zhàn)爭販子們卻笑了。有誰追究他們的責任呢？

　　然而我們卻不能因為“美國自食其果”而幸災樂禍。如果不對撒旦給予強有力的遏制，我們每一個人都將最終成為這場金錢游戲中的犧牲品。畢竟，地球太小了，她背負不了這么多的自私自利與滔天罪惡。

　　下面簡單地分析一下“撒旦”得以撒野的原因：

　　美國利益集團政治的多元化特質往往不能有效地遏止某個利益集團對公眾的公共利益的沖擊，這個問題，美國人自己恐怕是最清楚的了：

　　卓越的管理思想大師，半個多世紀以來現(xiàn)代管理領域的領軍人物彼得·德魯克（PeterF. Drucker)在其《管理：成功的問題》一文中以“新多元論”為標題對美國式的現(xiàn)代社會體制和社會結構予以了深刻剖析：

　　美國的社會價值觀是所謂“并存多數(shù)（concurrent majority）自由價值觀”，最警惕的是極權主義以及相應的個別利益集團的極度膨脹導致的對其他集團的壓制。然而在考慮相應的應對措施的時候，由于其價值觀本身對個人和單個利益集團權益的尊重和對極權主義的高度警惕，若采用擴大公共權力的國家主義、整體主義的辦法，并不能為美國人所普遍認同和

　　接受。

　　于是，美國采用了一種偏重于限制公共權力的、帶有放任色彩的做法，即：首先，盡量加強對政府的約束，防止公共權力的濫用；
同時，對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發(fā)展都予以支持，保證社會中的任何一個利益集團都不會被其它某個利益集團所壓制。任何一個集團都擁有相當大的否決多數(shù)人決定的力量——它不必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到別人身上，但它必須能夠防止

　　別的利益集團將它們的意志強加到它的身上。這樣，就能在同一個社會中形成多個強勢集團，其力量的多元化使得彼此間動態(tài)地相互制衡，以此來保證每一個集團都不能變得太強盛而“仗勢欺人”。政府則主要充當“守夜人、仲裁者”的平衡者角色，其權力受到多方的制約。

　　德魯克同時指出：美國的新多元論還很不完備，事實上“它使得如此多的既得利益集團和壓力集團得以誕生，以至于政府的工作幾乎無法開展，更不用說謀求公共利益了”。任何一個利益集團，都能使政府作出的改革努力化為泡影——這正是我們經(jīng)�？吹降那樾�。

　　當公共利益與某個利益集團利益發(fā)生沖突時，被嚴格限制的政府無法象東方國家那樣直接地動用強大的公共權力來壓制個別利益集團的利益以達到平衡。結果每個利益集團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顧及公共利益。對公共利益的維護，只能由政府通過相當有限的間接平衡手段來完成，因此要達到某種平衡狀態(tài)顯然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花費很長的時間，

　　有時還免不了出現(xiàn)長時間的反彈。

　　也就是說，在個人與集體、局部與整體之間，美國更看重個人和任何局部，而不是象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家那樣“看重”所謂“集體”和“整體”。因為美國的價值觀認為，東方的整體主義和國家主義雖然挽救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家”，卻犧牲了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剝奪了人們自由思考和自由表達的權利、喪失了對公共權力的任何控制，并且給國家?guī)�來了滑向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危險——而這，恰恰是他們所最不能接受的，因為美國的價值觀一向認為：集體是由眾多個體構成的，因而集體是為個體存在的；
公共權力存在的意義是為每一個個體服務；
不能有效保障個體權利的“集體”和“國家”在概念上是空洞的，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這里并沒有為美國式的體制辯護的意思（事實上對它做簡單的價值判斷并沒有什么意義）。恰恰相反，正如彼得·德魯克指出的那樣：“必須以某種方式，讓公共利益從本位利益的喧囂、沖突中超脫出來”——但這恰恰是美國式的多元利益集團政治的代價：對公共權力似乎有些“過分”的高度警惕和嚴格約束反過來增加了政府維護公共利益的難度。

　　至于如何解決這種矛盾，德魯克也沒有什么好辦法，他只是說“除非整個社會的管理階層，將公共利益與機構肩負的特定使命的統(tǒng)一，視為自己的工作”——這聽起來當然不錯，但它根本就是一句正確的廢話，說了也等于沒說。

　　——也許這就算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吧！

　　美國的聰明和美國的愚蠢，美國的可愛與美國的可恨，以及我們對美國的種種復雜的、難以言述又難以理解的感受，其根本原因都在這里了。

　　冷戰(zhàn)雖然已經(jīng)結束了，但它卻給美國社會留下了軍隊、軍工企業(yè)等“戰(zhàn)爭利益集團”高度膨脹的遺產(chǎn)。如何順應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歷史潮流、消化冷戰(zhàn)遺產(chǎn)，事實上已經(jīng)構成了對美國“并存多數(shù)自由價值觀”的又一次嚴峻考驗。

　　 “911”之后，鼻青臉腫的美國，將不得不直面這一嚴峻考驗。

　　那么新多元化會不會造成美國戰(zhàn)爭利益集團失控性地惡性膨脹，甚至反過來埋葬掉美國的“并存多數(shù)自由價值觀”？我認為我們有理由持一種較為謹慎的樂觀態(tài)度。新多元論盡管并不完備，但它在遏制美國滑向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方面畢竟是卓有成效的——只要有這個前提存在，公共利益總還是有最終戰(zhàn)勝個別集團利益的希望。只是在這種多元化背景下，美國要完全消化冷戰(zhàn)遺產(chǎn)恐怕還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作出大量的艱苦的努力。

　　看看克林頓吧，他老兄促進巴以和談、朝韓對話、中美友好，甚至企圖抵制導彈防御系統(tǒng)。以他的表現(xiàn)，無論如何也算是個明智的、負責任的領導人，他的所作所為不也是為美國人民的利益著想嗎？

　　可就是這樣的好人，在企圖遏制國內(nèi)戰(zhàn)爭利益集團的時候栽了跟頭——盡管今天我們知道那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政治陰謀，目的只不過是要他向保守派妥協(xié)。

　　唉，現(xiàn)在的小布什，還不如老克呢！看他那表現(xiàn)，我們恐怕不能對他的能力期望過高。

　　愿美國人民“化悲痛為力量”！今天，為了捍衛(wèi)他們一向引以為豪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為了這些他們歷來無比珍視的倫理價值，他們必須與撒旦頑強斗爭——只不過這一次，撒旦在他們國內(nèi)。

　　這將是一場極為嚴峻的斗爭。

　　歷史告訴我們，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人民的力量。

　　與此同時，我們更需要對那些動不動就以“國家的名義”行事的人和事保持高度的警覺——這決不僅僅是針對美國。甚至，不僅僅是針對戰(zhàn)爭利益集團——一切公共權力，都在警惕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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