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網(wǎng)上看到對王銘銘事件的報道，很驚訝，也很痛心。驚訝的是，象王銘銘這樣一位受過專業(yè)系統(tǒng)訓練的學者，本來不應該犯這一類的錯誤；
痛心的是，不管是誰犯的或是怎么犯的，錯誤畢竟是錯誤，而且是對于一個學者來說很致命的錯誤。

　　各處的網(wǎng)站里也有一些人為王銘銘辯護。比如王銘銘的四個博士生，為了替老師說話還受了不少攻擊，有其師必有其生嗎？哀哉北大嗎？北大應該對其進行批評教育甚至處理嗎？提出此建議的方舟子兄甚至據(jù)此推測北大的研究生都來自于二三流大學，而且都是些靠北大本科小弟弟妹妹們的高考名聲才得以沾沾自喜的胡庸之輩，這也好象有點邏輯顛倒了（本人鄭重聲明，和北大無任何淵源）。其實筆者以為，這幾個學生的勇氣也不無可欽之處。先不說學生憑借親身體驗還是有評價和批評老師的資格，現(xiàn)在的情況是，大樹已經(jīng)倒了，小猢猻們的第一反應本來是應該四處散的。不說要保住頭上那頂還沒有拿到的黑帽子，其實根據(jù)國人的古老智慧，即便是落水的巴兒狗，也是應該要眾人痛而擊之的。這幾位小兄弟（好象還有位妹妹？）這種時候敢于挺身而出，他們的人際政治及生存本能，至少也是發(fā)育不良了。哀哉北大！這種不明事理的愚鈍學生，北大不要也罷。

　　筆者沒有機會看到王銘銘《想象的異邦》以及 William Haviland 的 Cultural Anthropology 原書，但是相信這件事既然給披露出來，一定有實足的證據(jù)，畢竟，從北京的曉聲同學開始，到上海的《社會科學報》和復旦的曹樹基教授，已經(jīng)有不少人做過系統(tǒng)認真的研究，既如此，抄襲這件事，應該是確鑿的了。筆者先要表明三點看法，立場這個好東東，毛爺爺早說過，首先可是要站穩(wěn)站牢的。

　　第一，抄襲就是抄襲，學術上還是有明白的標準的。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不管是抄自己翻譯的還是抄別人的，不管是抄了才評上教授還是已經(jīng)做了教授才抄的，抄書就是抄書，即便是在這個后現(xiàn)代懷疑論充斥的年代，事實和現(xiàn)實，還是可以通過一些共享的程序加以確定的。順便加一句，在肯定是抄襲的前提下，筆者覺得王銘銘這次抄的很愚蠢。自譯自抄，而且是同一家出版社，而且是出自眾目睽睽之下的學界公眾人物之手，是忘記援引出處嗎？是利欲熏心嗎？還是學術風格一向不嚴謹而習慣成自然？對于這些問題的答案，筆者不得而知，只是覺得王這件事做的很蠢，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抄書有聰明和笨的抄法，聰明人做壞事，首先要人看不出來，第二要有最大的收益（最小的代價最大的收獲，似乎太有點理性經(jīng)濟人的意味，人類學家們很不喜歡的）。很有名氣的王銘銘抄自己翻譯的書，抄出來的又是一本在自己學術生涯中并不很重要的著作，請問王教授，有這個必要嗎？好了，顛來倒去的邏輯有時候也未必不可以用。有其子必有其父，有其生也必有其師。有如此愚鈍的學生，那么老師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這種笨老師，北大開革了也罷。

　　第二，為王銘銘辯護的人中有人指出批評者有不良動機，說有不可告人背景云云。上海復旦的曹教授在披露此事中的貢獻是人所周知的，還有北京的“某老師”，還有京派海派，復旦北大，洋烏龜派和土老鱉派什么的暗中爭斗，還有人猜測，此事有無超出學術之上的大政治背景？既然王的學術職務據(jù)說在去年已經(jīng)被北大行政撤銷（但是沒有公開，參見楊玉圣教授文），并非是針對此事的處分，這是不是說明早有其他背景？大樹的根早就不牢靠了（吹的什么風我們不知道），現(xiàn)在所發(fā)生的或許只是最后一耙子而已？筆者很同意上海大學朱學勤教授的看法，中國人看《三國演義》太多，以致陰謀心理太重。不管這些猜測有沒有根據(jù)，筆者以為，批評者的動機和背景，和批評無關，這才是常識的是非觀念。批評總歸是批評，只要有確鑿的證據(jù)，壞事就是壞事。所以，有些人對批評者的反批評，應該說是不公道的。

　　第三，有些為王銘銘辯護的人對批評者的專業(yè)資格表示懷疑，其實也很不公平。曹樹基教授是專治中國歷史地理的名家，曉生同學精通文藝理論，他們盡管不是人類學本行，但是這并不能排除他們批評人類學學術觀點的資格。學術批評本不該分專業(yè)和派系，何況是在當今學科界限越來越模糊的年代。批評靠的是學理上的證據(jù)和邏輯，反批評當然也一樣。

　　二

　　筆者從90年代中期開始關注王銘銘的人類學作品。在他的英文作品中，筆者讀到的頭一篇文章，是他和 Stephan Feuchtwang 合作的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or Contest of Historians: Representations of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發(fā)表于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991 第3－4期，F(xiàn)euchtwang，漢譯王斯福，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教授，在英美漢學人類學界的地位各位學友應該很熟悉）。該文以文化反思的眼光，分析“民間宗教”，“通俗文化”及“迷信”在當代中國官方及非官方話語中的轉(zhuǎn)變歷程，進而討論了文化與國家，社會史與國家史，歷史知識的表述，知識反思與政治權利等等一系列的重要理論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其中已經(jīng)隱含了王銘銘以后學術著述的基本線索。王的 Quanzhou: The Chinese City as Cosmogram 一文（載于 Cosmos 1994年第2期），利用泉州地方史的資料，討論中國城市格局的象征觀念和社會空間建構(gòu)的變遷，在手筆上，頗有 G. William Skinner 和 Arthur Wright 的風格 （見 Skinner 所編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年 Stanford 版，此書為研究中國城市社會史的經(jīng)典參考書）。還有一篇份量不輕的文章，題目叫 Place, Administration, and Territorial Cul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995年第2期）。在這篇文章中，王銘銘利用明清閩南地方史的材料，擴展了漢學人類學界 G. William Skinner, Maurice Freedman, Arthur Wolf, Stephan Feuchtwang, Steve Sangren 諸學者對于中國近現(xiàn)代地域政治、民間宗教、及國家組織的一系列重要研究，進一步探討了官方和民間的社會空間觀念的相互關聯(lián)和矛盾沖突，以及這種互動在民間禮儀和民眾社會生活中的反映，無論從文獻資料上還是從理論觀點上來說，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王與 Feuchtwang 合著的新作 Grassroots Charisma: Four Local Leaders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0），筆者尚未拜讀，但相信會是一本內(nèi)容翔實的好書。順便提一下，芝加哥大學 Marshall Sahlins 在讀了王銘銘關于泉州地方史的幾篇文章以后，閑談時曾有如下評論：“This guy is a real historian. He has very good sense.”

　　說明一下，筆者之所以在這里引用外國學者的名字（對王銘銘的學術頗有好評的，隨便再列幾個，還有芝加哥大學的 Presanjit Duara, 哈佛大學的 James Watson，加州大學的 Mayfair Yang 等人，在歐美漢學人類學歷史學界都很有名望），目的并非是拉虎皮做大旗，也不是說只要是外國人放的屁就一定是香的。我的意思無非是，對于學術質(zhì)量的評判，在行內(nèi)是有一定的通用標準的，別人的意見也應該加以參考。所以網(wǎng)上有些說法，如“象王銘銘這種人竟然混進北大，而且還得到連連晉升”，“北大的羞恥，中國的羞恥”之類，如果暫且撇開王銘銘所犯的錯誤不談，這些說法，無論是對于王銘銘本人，還是對于同行學者的學術判斷力，應該說都是不很公平的。

　　當然，Marshall Sahlins 本人并非歷史學家，也非中國研究專家。他對王銘銘文中引用的有關史實并不熟悉。但是，a good historical sense 的涵義， 筆者以為，除了對史料的把握以外，更重要的是對歷史資料的駕馭能力，是從瑣碎的史料中發(fā)現(xiàn)宏觀聯(lián)系和概念的線索的眼光。簡單的說，也就是從對于“特殊個案”的分析中闡釋有關社會文化歷史的一般性論題和意義，借用一句 Clifford Geertz 的話，“Anthropologists don’t study villages (tribes, towns, neighbourhoods ); they study in villag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1973)。一個優(yōu)秀的社會人文學者所應具備的，就是從某個具體的個案、村落、社區(qū)的材料中發(fā)掘、歸納、和抽象一般性論題的能力。這種眼光和能力，管叫它 historical sense 也好，或者叫做 anthropological 或 sociological sense 也好，并非只是某一行的專家才壟斷的。我們判斷王銘銘的研究是否具備這種眼光也好，公平而論，不能只用對一些史料的把握或者有無常識性錯誤的單一標準。扯開一句，Marshall Sahlins 本人，比如他的關于夏威夷文化變遷的兩本很有影響力的專著 （Islands of History 和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就曾在某些史實上受到過夏威夷史專家的批評。但是，這些爭論并不能抹殺 Sahlins 對用結(jié)構(gòu)主義觀點闡述歷史文化變遷的貢獻。

　　關于如何判斷學術作品的問題，筆者想簡要提出兩點看法。第一，行內(nèi)行外人士批評資格的問題，前面已經(jīng)說過，這里不需要再重復。第二，學術批評的層面問題：評判或閱讀學術作品應該從小處落手，大處著眼。任何學術文本都由事實，推斷邏輯，以及論斷構(gòu)成，這些也是批評者開始下手的地方。但是，高明的批評和低劣的批評的差別在于，前者從細微的事實和推斷入手，但能進一步觸及文本的內(nèi)在理論結(jié)構(gòu)和學理命題，而后者只是拘泥于一些小節(jié)（當然，如果這些“小節(jié)”關系到整個大廈的整體結(jié)構(gòu)，那又另當別論）。關鍵在于，作者的本來目的是什么，基本的推斷結(jié)構(gòu)是什么。學術文本中任何事實和陳述都不是孤立的，應該放在一個深層框架中加以總體性的判斷。Louis Althusser 所說的 symptomatic reading的意義也正在此。批評的目的并不只是說明對和錯，那種指手劃腳的批評方式，筆者姑且稱之為 sophomorish criticism，或“本科生式的批評”。

　　某種意義上說，嚴肅的、戰(zhàn)略性的批評是一個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批評者首先要做的，并不只是記錄和指出謬誤，而在于再建構(gòu) （reconstruct）被批評文本的 problematic 和 textual mechanism （再借用一下 Althusser），然后在這個層面上把事實和推斷上的謬誤與缺失聯(lián)系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對文本有一個全面的結(jié)構(gòu)性的理解。換個角度說，這個過程和醫(yī)生看病很相近。壞醫(yī)生和好醫(yī)生的區(qū)別在于，前者只是頭痛看頭腳痛看腳。而對于后者來說，頭痛發(fā)燒當然是壞事，阿斯皮林或許也是要開的。但是，好醫(yī)生會動腦筋，他所希望看到的，是頭痛發(fā)燒和其他癥候之間的潛在聯(lián)系，以及這種聯(lián)系在人體生理病理學中的意義及可能的后果。診斷（或批評）往往是一個艱難痛苦的過程，至于給出一個病的名稱，還有開阿斯皮林，那只是最后的產(chǎn)品而已。

　　三

　　王銘銘中文著作的多產(chǎn)高產(chǎn)是眾所周知的（這當然也是批評者的目標之一，是粗制濫造？還是食洋食古不化？）。除了三聯(lián)版的《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是對西方漢學人類學和社會史學領域的系統(tǒng)介紹和評論以外，他的其他幾部著作，比如《社區(qū)的歷程》，《村落視野中的家族、國家與社會：閩臺三村五論》，《逝去的繁榮：一座老城的歷史人類學考察》，依筆者陋見，其實都是相當不錯的人類學專著，在田野和歷史材料的利用以及理論問題的探究上都不乏獨到之處。當然，正如很多學友指出的，王的著作存在很多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語言晦澀，概念運用不當，理論探討和史實資料脫節(jié)，等等。例如，復旦大學的曹樹基教授曾發(fā)表過很有影響的評論（見1998年11月13日《文匯報》和1999年第一期《中國社會科學》），其中不乏很中肯的意見，例如，曹教授對《社區(qū)的歷程》批評中的一些分析就相當犀利，很見歷史分析的功底。筆者對曹教授的史學造詣十分欽佩，但是，筆者覺得曹教授提出的另一些意見，比如某些史實謬誤以及對一些問題的不同解釋，即便完全成立，也未必會根本性的損害王著在概念框架上的說服力。何況，曹教授和王銘銘的爭論在某些地方也可能出于不必要的概念上的誤解。舉一個順手的例子，曹教授在批評文章中反復強調(diào)的“有關中國社會及中國歷史的常識性錯誤”，即王銘銘在《三村五論》中對于土改和農(nóng)民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描述：

　　“‘土改’的……做法是，首先將所有的農(nóng)田收歸國家所有，其次將它們分成平均的份額分配給家戶和個人�！�

　　“五十年代后期，政府逐步地對農(nóng)村進行‘集體化’，把‘土地改革運動’期間分給農(nóng)民的土地，收歸國有……農(nóng)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變成了一種類似‘勞資關系’的東西：農(nóng)民在田間勞動，把收獲物交給政府、政府以‘工分’計算農(nóng)民的收入……再分配給民眾�！�

　　曹教授的批評如下（見1998年11月13日《文匯報》）：

　　“土地改革主要是將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nóng)民，其目的是為了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從來就不曾將‘所有農(nóng)田收歸國家所有’……再一次將農(nóng)民的土地收歸國有�！�

　　“事實上，農(nóng)民與國家的關系從未變成過類似‘勞資關系’的東西！農(nóng)民在田間勞動，收獲物屬集體而不屬于國家……在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中，生產(chǎn)隊才是經(jīng)濟核算的基本單位。就是在此前的‘大公社’時期，農(nóng)民也不直接與國家發(fā)生經(jīng)濟收入與分配方面的關系，更談不上政府以‘工分’計算農(nóng)民的收入。作者作注，似乎一名叫QiJ的美國學者也是這樣說的。對于一個從事中國農(nóng)村研究的北京大學教授來說，怎能認可這種“學術觀點”，并加以發(fā)揮?”

　　無需仔細閱讀就可以發(fā)現(xiàn)，曹教授和王銘銘所用的“國家”概念并不相同。曹教授的“國家”是狹義的行政概念，指的是“政府”以及具體的機構(gòu)；
王銘銘說的“國家”是廣義的社會學概念，“國家”作為一個泛義的政治文化空間，包括各種與行使“國家”權利有關的機構(gòu)，組織，政策，思想，意識形態(tài)。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不僅生產(chǎn)隊大隊公社里弄居委會構(gòu)成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就連媒體，思想，學術爭論都擺脫不了與國家權利空間的干系。曹教授使用的行政性國家概念，作為“國家”觀念的一部分，亦屬于作為強勢統(tǒng)治集團的國家機器的自我意識，不妨歸入官方意識形態(tài)范疇。此類缺乏自我反思的概念，恰恰是歷史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批判對象。有關這個問題，其實只要瀏覽一下近數(shù)十年來批判政治理論的文獻，便可有一個大致明白的了解。順便再提一下，曹教授提到的那個“似乎叫 OiJ 的美國學者”，原名叫 Jean C. Oi，現(xiàn)任斯坦福大學政治系教授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她的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1989) 一書是當代中國農(nóng)村研究中很基礎性的專著。作為“從事中國農(nóng)村研究的北京大學教授”的王銘銘來說，參考和援引 Jean Oi 的觀點，就筆者看來，似乎也不能算是太丟臉皮的事情。

　　四

　　好了，羅羅嗦嗦寫了這么多，把該說的和不該說的話都講了。本來還想繼續(xù)討論一下人類學、歷史學和文藝批評理論的關系，這里就簡單提一句。從學科關聯(lián)的大背景來看，這次在王銘銘事件中起重要作用的一個是歷史學家，另外一個專治文藝理論，這可能并非偶然。撇開各種復雜背景不論，即使在歐美學界，人類學和歷史及文學批評的學科關系也相當復雜，理論的滲透和影響、方法風格的不同、哲學背景的矛盾沖突，等等。國內(nèi)學界的這次披露事件，也可以說是近數(shù)十年來國際人文學科滲透交錯而產(chǎn)生的俱多矛盾的一個很中國式的小縮影罷了，

　　剛才說起丟臉，才想起該回到本文的主題了。王銘銘給披露出來，不管是聰明的壞事還是愚蠢的壞事，還是好人做壞事，或者是大家都做壞事，不管怎樣，壞事就是壞事，都是丟臉的事情。但是，我們也不能光看到壞事。在這一點筆者很同意楊玉圣學兄有關學術批評要有平常心的說法：把事和事分開，把人和人分開，把人的某些方面和另外方面分開。不因事廢人，不因人廢言，這才是我們對待王銘銘事件應該采取的態(tài)度。當然，平常心不單單是公眾和批評者才應該有，王本人也應該有。犯了錯誤，擦凈身上泥土爬起來，繼續(xù)往前走，這才是好同志。該道歉就道歉，該做的事情還是要接著做。筆者竊以為，王銘銘應該繼續(xù)教學生，繼續(xù)寫書，繼續(xù)做他的人類學研究，這才是對學界同道們的最好交代。畢竟，北大作為中國第一流名牌大學未必就會這么小氣；
還有，臉皮這個東東，做社會學人類學的朋友更應該知道，不過只是一張薄皮罷了。最后我猜想，曹樹基教授作為一位優(yōu)秀批評家和有成就的學者（還有我們未來的學者，曉生同學）所希望看到的，不僅僅是王銘銘、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北大領導的道歉（見曹教授論學術道歉制度）。他們（還有我們大家）所真摯希望看到的，除了中國學界的一片藍天凈土以外，當然還有中國人文學術的發(fā)揚和光大。為了這個燦爛前景，就算是犧牲王銘銘一頭綿羊，恐怕也沒有什么太不值得。同志哥，大家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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