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身反對派”

　　陳獨秀的一生波瀾起伏，在20世紀中國許多影響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中我們都能看到他矯健的身影。

　　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創(chuàng)者，大力倡導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推倒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幾千年來的舊文化，建立起和人類主流文明接軌的新文化，有人稱他是“三千年來第一人”，這一評價一點也不過分。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擔任了七年黨的領袖，直接領導了“五卅運動”在內的一系列工人運動，實現了和孫中山的國民黨合作，為幼年的共產黨發(fā)展贏得了空間。他被自己手創(chuàng)的黨開除，但他反蔣、反日的立場沒有動搖過。即使在獄中他也沒有放棄思考、研究。晚年他還為抗日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在貧病交加的晚年他回到了民主的起點。

　　 “以其一生遍歷盧騷到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變遷，只有陳獨秀，他是這個過程一個最完整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經歷了康梁的改良主義、法國式的民主主義、俄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托落斯基主義，最后從國民黨的監(jiān)獄里出來宣稱拋棄一切主義，回到了五四的立場上。

　　他的一生反對清王朝、反對袁世凱、反對北洋軍閥、反對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自己創(chuàng)立的共產黨，甚至也為奉他為精神領袖的中國托派所不容，他自稱是“終身反對派”，中國歷史上能夠當得起這個稱號的恐怕只有他一人。

　　他說：“我半生所做的事業(yè)，似乎大半失敗了，然而我并不承認失敗，只有自己承認失敗而屈服，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敗”，如果在中國人慣有的以成敗論英雄的觀念之外看，陳獨秀才是最大的成功者，他開辟的啟蒙事業(yè)不僅直接影響了一代人，培養(yǎng)了一代人，而且繼續(xù)影響中國的未來，他奠基的五四傳統才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愛國心與自覺心

　　陳獨秀曾求學于中國最早的四所高等學府之一的浙江求是書院，五次東渡日本，參加過拒俄運動，加入過暗殺團，創(chuàng)立了安徽愛國會、岳王會等革命組織，完全是個熱血青年、愛國志士。辛亥革命后曾經擔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他辦過《國民日日報》、《安徽俗話報》，自述辦刊十年風氣為之一變。

　　1914年11月，在反袁失敗后他到日本和章士釗一起辦《甲寅》雜志，第一次用“獨秀”的筆名發(fā)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開宗明義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為成立國家之精神�！睘槭裁匆獝蹏�？“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吾人幸福之團體也�！彼�以他提出要有愛國心，也要有自覺心�！皭簢�家甚于無國家”，如果是一個人民沒有權利、幸�？裳缘膰�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輿論一片大嘩，不少人指責他不愛國。

　　他后來在《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中說得更清楚：

　　“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

　　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保ā睹恐茉u論》第25號）

　　在經歷了長期的革命生涯以后，陳獨秀這才開始摸到了民主的門檻。民主至上，民權高于一切，民權的價值重于國家是他的主導思想，他的脈搏為追求民主而劇烈地跳動，他痛感人民缺乏民主覺悟，辛亥革命勝利了，革命者卻在自己參與締造的中華民國成了通緝犯，只能再度亡命。他對民主的強烈追求和深刻認識讓我們感覺到高舉德先生、賽先生大旗的《新青年》已經在母腹中蠕動。不到一年《青年》雜志就誕生了。

　　德先生和賽先生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第一期的《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就明確提出科學與人權“若舟車之有兩輪焉”，“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他認為人權說是近代文明的三個基本特征之一。不久他進一步把人權擴大為民主，高舉起德先生、賽先生（即民主、科學）兩面大旗，發(fā)表了一系列振聾發(fā)聵的言論，橫掃千軍如卷席。

　　除他本人之外，《新青年》還“以披荊斬棘之姿，雷霆萬鈞之勢”連續(xù)發(fā)表了魯迅、胡適、吳虞、李大釗、劉半農、錢玄同、高一涵、易白沙、周作人等人的文章，連魯迅都承認他那時侯的創(chuàng)作是奉了陳獨秀的思想“將令”。胡適說過“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正是陳獨秀率領千軍萬馬第一次向儒家學說、傳統道德，向文言文、舊文學發(fā)起了全面的、猛烈的沖擊，第一次大力提倡西方的“自由、平等、獨立之說”，張揚自由自尊的人格、獨立自主的人格，不是僅僅局限在政治層面，而是全方位地要引進新的文化、價值。也是第一次激烈地、大張旗鼓、毫無妥協地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言論之激烈至今可能都還讓人心驚肉跳，如錢玄同的廢漢字、魯迅的不讀中國書、胡適的百事都不如人等。

　　其中的主角無疑是陳獨秀，1940年3月24日他在《中央日報》發(fā)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也自豪地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fā)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
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其實不僅在思想言論上，他是把他的思想付諸行動的人，所以他這個堂堂北大的文科學長會在五四運動中親自去散發(fā)傳單。稱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當之無愧。

　　在萬馬齊喑的1915年9月，也就是“籌安會”出籠、袁世凱即將稱帝的時候，陳獨秀卻喊出了民主和科學，他斬釘截鐵地說出：

　　“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

　　陳獨秀就是以這樣的姿態(tài)高舉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面大旗，堅決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反對舊藝術，舊宗教，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提出“倫理之覺悟為最后覺悟之覺悟”。開創(chuàng)了以現代文明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他的巨大意義也早已超越了政治層面�？上�，這場以現代文明為導向，以民主、科學為旗幟的啟蒙運動僅僅延續(xù)了四年，就被它的倡導者自己親手扼殺了，這是“一幕奇特的歷史悲劇”。

　　陳獨秀在袁世凱和軍閥當政的政治真空時代為新文化贏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間，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從此白話文、新文化作為中國的主流文化的地位已經奠定。但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他和同時代的李大釗等人迅速轉向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告別他醉心已久的法蘭西文明，告別他心愛的德先生。

　　1919年以后，陳獨秀全面接受階級斗爭學說、無產階級專政和建黨理論，向五四的旗幟再見，踏上另一條曲折、漫長、痛苦的革命道路。1919年11月他還說過“我們現在要實現民治主義（Democracy），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到1920年他的思想就發(fā)生了戲劇性的大轉彎，他說德謨克拉西是資產階級的護身符、專有物，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拿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民主黨與共產黨》）五四的民主啟蒙就此告終，他的倡導者和送葬者都是陳獨秀。

　　“監(jiān)獄，世界文明的發(fā)源地之一”

　　五四運動前，陳獨秀曾發(fā)表過題為《研究室與監(jiān)獄》的短文：

　　“世界文明發(fā)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jiān)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jiān)獄，出了監(jiān)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yōu)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fā)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1919年6月9日，他這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竟然自己出手去散發(fā)《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結果被捕入獄，引起舉國震驚，青年毛澤東在湖南高聲喊出“陳君萬歲”，“我祝君至高至堅的精神萬歲”。在各界營救下陳獨秀于9月16日出獄。

　　1921年、1922年陳獨秀因為思想激進而兩次在上海租界被捕，由于缺乏證據，在各界朋友（如胡適等）的關注下，關押時間都很短。他一生雖然四次身陷囹圄，但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信念，也從來沒有放棄過他對中國問題的思考、研究。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國民黨巨額懸賞他的上海隱居多年后，終于第四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國民黨各地黨部、省主席、司令等紛紛致電中央當局要求予以嚴懲，他親自締造的共產黨也發(fā)表了幸災樂禍的消息和罵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的評論。兩個對立的黨此刻幾乎是異口同聲，都要把這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置之死地而后快。

　　但他也不是為舉國所棄，他在《甲寅》時的同伴章士釗出庭為他辯護，他在北大、《新青年》的同伴和學生胡適、傅斯年等紛紛站出來為他說話，羅家倫、段錫朋等都曾到獄中看望他，給予了他人性的溫暖。1933年4月公開開庭審判，他自己在法庭上也是慷慨陳詞，不失五四當年的豐采。他的自辯詞是我所讀到的自辯詞中最精彩的一篇。

　　針對指控他“叛國”、“危害民國”的罪名，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家是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若認為政府與國家無分，掌握政權者即國家，則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之說，即不必為近代國法學者所摒棄矣。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于國家或侵害民權之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即國民黨亦曾‘叛國’矣。袁世凱曾稱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他在法庭上抨擊國民黨政府“以黨部代替議會；
以訓政代替民權......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權利，高居人民之上”。他說民國就是共和國，“若認為力爭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權利，力爭實現徹底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以裁判軍閥官僚是‘危害民國’，則不知所謂民國者，應作何解釋？”

　　章士釗是當時名動全國的大律師，他為陳獨秀作無罪辯護，其中有“現政府致力于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余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不暇，焉用治罪為？”用意無非是為他開脫，但陳獨秀當庭聲明“章律師辯護詞，只代表他的意見，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為準”。這才是陳獨秀的人格風范，當時即贏得旁聽席上的贊譽聲。結果他“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他的自辯和章士釗的辯護詞在天津《益世報》全文登載，其他報紙也紛紛報道，一時轟動全國。曾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公開出版了陳案的資料匯編，還被上海滬江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教材，這些事都發(fā)生在1933年陳獨秀被判刑的當年。

　　在南京獄中，他雄心不減，利用國民黨的優(yōu)待條件，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等等，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尤其是他對民主的思考與反省，逐步回到了五四的軌道上。他真正把監(jiān)獄當作了人類文明的發(fā)源地之一。

　　1937年8月23日，因為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他才提前獲釋。

　　“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回到德先生

　　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之后，陳獨秀否定了他高舉的那面德先生大旗�！缎虑嗄辍芬矎膯⒚煽�物變成了宣傳馬列主義的刊物。1920年開始他連篇累牘地發(fā)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共產主義小組，發(fā)起籌備中國共產黨，是該黨無可爭議的創(chuàng)始人。1921年7月23日，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選舉為第一任中央局書記。直到1927年離開領導崗位，1929年被開除出黨。

　　在經歷了風云變幻的大革命失敗和激烈、緊張的黨內斗爭以后，他開始又一次冷靜下來思考一些更深刻的問題，就如當年他在辛亥革命失敗后的悲涼之中，找到了德先生和賽先生。1929年8月他發(fā)表《關于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央信》，重提他幾乎已十年沒用過的“德謨克拉西”：

　　“德謨克拉西，是各階級為求多數意見之致以發(fā)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
他是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原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應而至的必然現象。

　　現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對‘極端民主化’的名義之下，把黨內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謨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并不是什么‘相當縮小’......”

　　他批評委派制、不準不同意見的人開口，指責這樣做毀壞了黨的組織與力量。在上海他和托派的青年為民主問題有過長期爭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托派的刊物《火花》上發(fā)表過《我們要什么樣的民主政治》，他把民主區(qū)分為“真”的和“假”的，稱歐美的民主政治都是遮掩資產階級少數人專政的形式，蘇維埃政制才是民主在歷史上發(fā)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階段、最后的形式，他的《上訴狀》中對民主定義的闡述也是如此，與五四時期對民主的見解距離還是很大。

　　1932年10月入獄以后，他沒有停止思考，1936年3月在《火花》發(fā)表了《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指出“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彼�把民主稱為“人類進步之唯一的偉大指標”，“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種動力”�！笆反罅植欢�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于官僚主義，才至把黨，把各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得簡直比考茨基所語言的還要丑陋”。

　　在《孔子與中國》一文中，他說“科學與民主，是人類進步之兩大主要動力”，“人類社會之進步，雖不幸而有一時的曲折，甚至于一時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過于近視的人，便不能否認歷史的大流，終于是沿著人權民主運動的總方向前進的”。

　　他曾對人說過他在《新青年》上提出民主和科學，是經過深思熟慮，針對中國的情況才提出來的。他認為“民主制度是人類政治的極則，無論資產階級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都不能鄙視他，厭棄他，把它當作可有可無，或說他是過時的東西”，逐漸回到了五四時期的民主軌道上。

　　1937年出獄以后，他拒絕出任勞動部長，拒絕蔣介石出錢讓他組織“新共黨”，拒絕胡適的邀請去美國，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同時他也拒絕去延安，他深情地說李大釗死了，他的兒子延年也死了，黨里沒有他信任的人。1938年，他選擇了入川，1942年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但他在生命最后的時光還在繼續(xù)獄中開始的研究，從文字學到民主發(fā)展史，都結出了沉甸甸的果實。他對斯大林時代的反思深度，在中國恐怕至今還沒有人超過他當年的認識。我想千言萬語都不如他自己的文字來得更直接。

　　他對民主的最后見解主要集中在《我的根本意見》一文和給西流的信里。他說：

　　“民主是自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并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如果說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無產階級的政權形式只有獨裁，不應該民主，則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惡都是應該的了，列寧所謂‘民主是對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廢話。......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fā)達，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fā)生的呢？......在十月后的蘇聯，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產生獨裁制，如果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已至其社會動力已經耗竭之時，不必為民主而斗爭，即等于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后世！”

　　“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chuàng)造甚么社會主義�！�

　　“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列寧當時也曾經警覺到‘民主是對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認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許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

　　所以他十分明確地提出“‘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這些閃耀著人類政治智慧的思想也成為雷震在臺灣倡導民主的精神源頭，他說“陳獨秀晚年對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確而扼要的定義”（《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保護》）。胡適在《陳獨秀最后見解》一書的序文中特別指出：“在這十三個字——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話里，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的區(qū)別就在這里。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

　　陳獨秀痛定思痛，最終回到了德先生，回到了“五四”的理想，經過漫長的革命、牢獄生涯之后，他對德先生的認識更加深刻、也更加成熟了。這是他最后留下的彌足珍貴的精神遺產，是他以一生慘痛的代價換來的結論，永遠不該被抹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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