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聽見火車凄厲的叫喊，就對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離家出走的夢，有時果然在外溜達一夜。最愛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還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橋。我喜歡趴在欄桿上，看橋下那兩條向遠方伸展的鐵軌，讓南來北往的火車噴出的蒸汽和煤屑撲上我的臉。但是第一次坐火車的記憶卻不愉快，甚至還有恐怖。九歲時隨母親返鄉(xiāng)，在老北站的昏暗燈光下，幾個犯人五花大綁，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著上了我們這節(jié)車廂，就坐在我和媽媽的對面，悶悶地不發(fā)一語，瞪了我們一路�！叭�年自然災害”留給一個兒童的視覺底色，就是昏暗燈光下的五花大綁，以及押解人員黑森森的槍口。成年后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惡業(yè)，七個字，除最后一個，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注解“國家”與“社會”，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個“注”，中國學者在后面跌跌爬爬，撿拾不已，卻也還是按奈不住。有一次在家給研究生上課，聊起國家稅收和黑社會勒索保護費有何差異，竟然發(fā)生思維短路，脫口而出：“什么是國家？合法的黑社會；
什么是黑社會？還沒有合法化的國家�！眱蓚�外省來的好孩子大吃一驚，趕緊低頭，望本子上搗蒜般地猛記；
我自己也嚇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車上的童年創(chuàng)傷用“學理語言”說破了。

　　一

　　1966 年大串聯(lián)，我還沒有進中學。父親為了讓我“經風雨，見世面，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毛澤東語），湊了二十塊錢，安排我和鄰居一個高中生出去串聯(lián)。我們是在那一年 11 月 16 日離開家門的�！案锩�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jié)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內電車要買票，到火車站乘火車反而不用買票。車站內人海鼎沸，洶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擊著破舊的老北站。就象海潮沖擊一段已經潰決的小岸，哪有一個穿鐵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攔！學生們沖上站臺，黃軍裝，紅袖章，指點著橫臥在他們腳下的條條長龍，想上哪一列，就上那一列，指點江山，意氣風發(fā)，確實比 1949 年這個城市的小市民擠在外灘大樓前軋黃金好看。那時我童心尚未褪盡，小男孩對充滿軍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還要向往，于是先擠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車。結果發(fā)現(xiàn)人太擠，無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車。此時正好一列長長的悶罐車在站臺另一側拉著汽笛開進，于是別轉身隨眾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來，管它向北向南、蘇州杭州。車停處，還真是杭州，這就是我的串聯(lián)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開始還很自覺，總是在浙大、杭大圍著大字報轉。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還是去西湖、六和塔探頭探腦，參與了“游山玩水”。大串聯(lián)歲月，“游山玩水”是個很不好的字眼。后來聽我愛人說，她們當時就比我們革命，在杭州一個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終守在大學的大字報區(qū)，拼著命抄。為此，我很長時間覺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學生比大學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幾十年后我讀到盧森堡名言：“當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個革命者，這個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與偏執(zhí)，驗之文革，確實如此。

　　一星期后，我們又去擠南下廣州的火車。那時從上海方向過來的 49 次特快是中午 12 點半進站，列車一停，所有的車門、車窗統(tǒng)統(tǒng)關閉。里面的小將們大概是擠苦了，視外面的小將如虎狼，堅拒不納，成冷戰(zhàn)狀態(tài)。雙方僵持了好幾分鐘，終于有一個臥鋪車窗開了一條縫，卻只伸出來一個茶缸，成千上萬個革命小將就涌向那條縫，爭著給那個茶缸注水。水一滿，茶缸一縮，窗戶又要落下，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北京小將將一根扁擔伸了進去，眾人齊聲發(fā)喊，如撬杠般將窗戶縫越撬越大。但是到一定高度，支點與力點拉開距離，扁擔就使不上勁了，雙方又成僵局。塞扁擔的紅衛(wèi)兵一看我這個小不點兒，立刻把我高高抱起，象塞一件小行李一樣，將我往那條縫里活活塞了進去。我進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個正在關窗戶的人，使出吃奶的勁將他往后拖。如此里應外合，這節(jié)臥鋪車廂終于擠進了二、三十個人�；疖囈虼嗽诤贾菡就戆l(fā)一個多小時。但待列車長鳴，車廂一晃動，大家前仰后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紅衛(wèi)兵戰(zhàn)友。剛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車下派”與“車上派”相互擠插，逐漸安頓下來。我記得有兩個細節(jié)很感人。當時坐在下鋪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學的高中生，站在一邊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擠。她們見我還是個孩子，站得時間太長，拍拍腿說，“你就輪流坐我們的膝蓋吧�！蹦菢拥膯渭兯�朗，在今天的中學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陣曖昧的哄笑，但在當時卻很平常，誰也沒有往其它方面想。頭頂上還有兩個上鋪，擁擠著一個工人家庭，是內遷支援廣州建設去的，拖兒帶女，還有一個老人。底下的紅衛(wèi)兵就相互約定，人家是花錢買臥鋪票的，我們沒花錢，再擠，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鋪位。就這樣，底下的人站著，上面的人睡著，兩天兩夜到廣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萬萬應該否定的，但萬萬不能象今天這樣簡單否定。如此否定，難免會有報應。近年來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視作報應一端。比如當時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養(yǎng)活一大群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甚至人類學家。法國革命再壞，畢竟養(yǎng)活了二百年近千名歷史學家，因此而逐漸消歇，不再卷土重來。中國的文化革命卻成了一口廢井，上面一層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種假冒偽劣的文革臉譜，淤塞不見底，“淺”不忍睹。

　　廣州給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會有那么多的前朝建筑？真是一個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紅海洋中很不協(xié)調。我們住沙河，到市區(qū)必經過一條“先烈路”，而“先烈路”紀念的并不是江姐、劉胡蘭，而是國民黨，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軍將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風格也很獨特，既有南國風味，還有明顯的西洋風格，兩者糅合，不協(xié)調，卻也不難看。我對廣州的這一早年記憶，后來在美國南方游歷時得到印證。那里也是與北方不一樣，到處是紀念南北戰(zhàn)爭的建筑，而且總與北方說得相反。從此我對南方這一簡單的地理名詞有了一種說不清的感覺，總覺得凡地處南者，有“它者”意蘊，被遮蔽著，卻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東西在底下蠕動，溫暖曖昧，使人不敢遽斷。

　　兩年一過，老毛變臉，“現(xiàn)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一揮手，把青年學生往向鄉(xiāng)下攆。那時坐火車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幾百萬知青下鄉(xiāng)，幾乎是哭喊著從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舊的老北站，就是這一喧鬧的碩大產房。誰也受不了這樣的分娩，何況三、五天就要來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這一光榮任務轉移到遠在北郊的彭浦貨車場。彭浦貨車場空曠，潦草掛幾條紅色橫幅，就算給孩子們送行。送的人多了，熱烈歡送”這四個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塊“黑龍江”，明天蒙一塊“云南”，后天再蒙一塊“內蒙古”，下個星期如果又是“黑龍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幾個地名拿掉就是了。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兩三個小時去看熱鬧，回來說：“先是鑼鼓喧天，口號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響，火車一晃，哭聲馬上響起來，壓住了口號。一萬個人一起哭，嚇死人！”我那時雖然左，決心到一個當局沒有動員的地方去插隊，所謂“越是艱險越向前”，但是聽這些孩子說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淚，卻與車站工作人員為細故而大吵一場。我下鄉(xiāng)的那個地方離鐵路遠，以后每到縣城辦事，總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車站去站一會，向著上海方向回望。這種對火車、鐵軌的眷戀，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說明扎根農村的決心還不牢靠，回生產隊后就不敢對集體戶里的革命大姐說。但是每年到秋后，就會萌動思緒：今年回不回？頭一年秋后算帳，共得余糧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張從蘭考到上海的座鋪票。買了這張票，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這就絕了坐火車回去的念想。我后來聽說， 1979 年知青刮起回城風，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讓步，一是云南知青集體請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體臥軌，驚動國際了觀瞻。冥冥之中，似有一報還一報？知青們是敲鑼打鼓坐著火車離開生身城市的，最后爭取回城，居然也是排著隊，一個一個從容臥倒于火車鐵軌而得以實現(xiàn)。

　　二

　　就是在知青時代，我學會了爬火車、鉆火車、跳火車這些荒唐勾當。先說爬貨車。

　　河南太窮，蘭考更窮。焦裕祿去世后，蘭考還是有出門討飯的習慣。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黃不接，出門要飯是天經地義，相當于現(xiàn)在所說的“生存權”，聯(lián)合國也擋不住。我那時還很崇拜毛澤東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兩岸作社會調查，就想隨老鄉(xiāng)去要一回飯，闖一回江湖。我聯(lián)系的那戶人家，成份絕對純正，貧農。他們同意我以家庭長子的身份一起隨行。不料大隊支書知道，說什么也不讓我走，怕上面怪罪下來，他承擔不起。那戶人家走了，但他們留下的要飯經驗鼓勵了我：只要有一塊臟手巾包住頭，穿對襟衫、圓口布鞋，肩上掛個布褡，作貧下中農狀，隴海線、京廣線上的貨車隨你坐，誰也不會攔。我和集體戶另一個成員下決心化裝成那個效果，象個偷地雷的模樣，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從蘭考到鄭州，確實沒有人管，風馳電掣，如入無人之境。但是火車一停，問題來了。眼看它嗚嗚叫著到鄭州車站，卻不停，而是通過，一直開向鄭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達場，才歇腳。從到達場下車，往回走，經過編組場，走到出發(fā)場，至少有四、五里鐵路線，全靠步行。就在這段步行距離中，我鼻梁上的眼鏡出賣了我，哪有戴眼鏡的貧下中農出來要飯的呢？三問兩問，鐵路職工就問出了我的底細。沒有想到的是，他們聽說我們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帶我們去鐵路職工食堂吃飯，白面饅頭糊辣湯，在農村兩年沒有吃過一頓這么好的飯，當然是狼吞虎咽。飯后摸到出發(fā)場，又犯了難。那是全國鐵路系統(tǒng)最大的出發(fā)場，有幾十股道岔，幾十輛火車頭升火待發(fā)，全停向一個方向，場面很壯觀，也很迷人，誰知道它們是奔南，還是向北呢？我們倆就在火車肚子下鉆來鉆去，張皇失措，就更象偷地雷的樣子了。

　　這時，一個搖著號子燈象李玉和那樣的鐵路工人走過來了。他看出我們的窘境，居然教我們讀那些信號燈：原來每一股道岔上都豎著六個信號燈，兩列三行，六盞燈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燈下待命的火車頭出發(fā)后，究竟奔東南西北哪個方向。全虧那個李玉和說出了“密電碼”，我們終于得救。夜幕下的鄭州出發(fā)場，鐵軌密如蛛網，藍色信號燈閃爍不停。我們按圖索驥，很快找到了一列馬上南下的火車�；疖囌巯蚓�廣線后，要比隴海線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氣，新鄭、長葛、許昌，一路不停，全是通過，比特快客車還威風。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來，大口地喘氣，加煤添水。我們正得意，突然聽到天橋上有人驚恐地叫喊：“你們不要命啦？快換地方，換地方！”原來不是來抓我們的警察，而是一個鐵路女職工路過天橋，偶然發(fā)現(xiàn)停在天橋下的這列敞棚車上有兩個“乘客”，坐的位置極其危險，才大呼小叫起來。她在橋上，我們在車上，一時聽不清，雙方又喊又比劃，就象聾子的對話，半天才弄明白危險所在：這節(jié)車滿載原木，前頭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擋，我們就坐在那個空擋里，如果火車遇到意外緊急剎車，身后的一車皮原木控制不住慣性，掙脫捆綁的鐵絲沖上來，非把我們撞成兩張薄薄的肉餅不可！真要感謝這個善良的女職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這兩個“盲流”抓起來，而是指點“盲流”離開險地，另找一節(jié)安全地方。這一來，我們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象鐵道游擊隊那樣，掂著布包袱，在車廂頂上跨著走，而那個鐵路女工，就象芳林嫂那樣，站在天橋上遠遠指點著我們。每跨一節(jié)車皮，我們就回頭看一次芳林嫂的手勢，張嘴作詢問狀。終于找到一節(jié)裝機器的敞棚車，而且是在機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勢，放心離去。

　　接下來就是豫南信陽地區(qū)了。路邊逐漸出現(xiàn)了水田，還有騎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綠了。離開南方兩年，終于又看到小橋流水了，我們站立起來，興奮地向著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實聽不見，但也揮舞著手臂向我們致意。可惜樂極生悲，火車�？亢�北第一站－－廣水，我們就被逮住了。

　　因為此前碰到的鐵路工人都那么善良，祖國山河處處好，貧下中農個個親，想當然以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樣地下車找水龍頭洗臉。不料，廣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著我們這些叫花子模樣的人，我搖著毛巾走過去，一下撞個正著。他們是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護院的，不讓河南的要飯花子進來竄擾，來一個抓一個，來兩個抓一雙。地方保護主義其實在文革中就有，相鄰兩省經濟上有差異，自然會生出些歧視。湖北警察把我們這兩個奇形怪狀的河南盲流押下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十分得意，一個勁地盤問，而且語多不屑。我因為有鄭州出發(fā)場的經驗，也知道一點湖北人鄙視河南人貧窮的故事，一開始就說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來要飯的難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隊的知青，爭取坦白從寬。不料他們怎么也不相信，說國家沒有向河南派過上海知青（這也是實情）。于是雙方因上海問題而陷于膠著。說上海話他們聽不懂，聽不懂也就無從證明我們的上海原籍；
反過來他們又提出很多有關上海的問題，考考我們是否知道。我今天還記得一個深刻的問題是：崇明島在上海的哪個方向？那當然是對答如流，問不出破綻。這些人只得悻悻作罷，但是結尾留有一個報復：不許我們乘原來的那列貨車離境，非要我們掏錢買票坐下一趟客車到武漢。這一報復的含義不僅僅是逼著我們花去全部盤纏，上車以后才知道其狠毒用意：兩個學生模樣的貧下中農，蓬首垢面臟兮兮，其中一個還戴著眼鏡，在客車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夠了奚落。我這一輩子對湖北佬沒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經歷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澤東式浪漫行乞，就是這樣流產的。我恨湖北，因為它歧視窮人，是一個不討人喜歡的“南方”。民諺：“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誠哉斯言，信然！

　　后來閱世梢深，才知道中國版圖上省籍、甚至縣籍歧視的現(xiàn)象還很多。如有好事者依據白眼之走向，在這塊版圖上著以不同的歧視色，彩版一出，必定五彩繽紛。如上海人歧視蘇北人，已經聞名海外，卻還有一省之內，如廣州人歧視中山縣人，則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視鄰省、鄰縣的內地高貴者，到了香港，則一律被稱為“大陸表叔”，又顯得乾凈、徹底、利落，一網收盡。而包括香港人在內，中國人一到美國，又驚呼美國存在種族歧視。所有的中國人據說都被罩在一個無色透明的“玻璃罩”里，難以升級、提職。“玻璃罩”內，那些在國內歧視同胞的高等華人，踢騰得最為厲害，民族自尊心最為敏感，反歧視呼聲也最為強烈。似乎只有走到最遠處，歧視性荷爾蒙才能在正負兩極得以配平？但也只是兩頭發(fā)泄而已。天盡頭，歧視者被歧視，傳來一陣陣愛國主義的悲憤呼喊。我的一個歷史學同行，復旦教歷史地理的葛健雄教授聽到了，于是戲言：中國人中最愛國的一群，要到國外去尋找，而不是在國內。這也是誠哉斯言，信然，信然。我想說的是，在這張歧視圖上，我所生活過的河南大概屬于負海拔地區(qū)。我沒有聽說他們能歧視誰，卻知道他們不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視，也被東面的山東人、西面的陜西人、甚至遠在邊陲的新疆人歧視。他們幾乎一屁股坐到底，蹲坐在一個低洼的盆地里，周圍高地山民，不管隸屬哪一部落，都能對他們投以白眼。這當然是因為他們窮，窮困中產生愚昧，以及與愚昧相伴相生的忍耐。

　　我們離開蘭考到三百里外的鞏縣當工人，村里的五保戶大娘實在想念，居然發(fā)狠心出遠門來看望。蘭考農民多半沒有看到過火車，有一次縣里開三級干部會，一群生產隊小隊長看到火車會動，居然在車頭手舞足蹈地大嚷：“噫！這玩意停下來象長蟲，不吃不喝，咋會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念，才能念出效果）。火車被迫停下，釀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隴海線停車事故。前面說到的那個大隊支書，是個“革命先鋒”，人民日報發(fā)他的長篇通訊，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這個題目。他和我們集體戶戶長去北京參加國慶二十周年觀禮，到了人民大會堂，鬧出一次比小說里陳煥生進城更真實的笑話。河南人的習慣，到哪兒都是蹲著而不是坐著，到了人民大會堂也是那樣，老支書雙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了那個神圣的位置。誰知道那個座位是活絡可翻的，他還未蹲結實，底板就翻了過來，把我們的“革命先鋒”在人民大會堂夾了個雙腳朝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臺上不知看到這一出喜劇小品沒有？多半會很慈祥地莞爾一笑。我們那個大娘更加孤陋寡聞，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土地，又是小腳，提著一籃雞蛋還有粉條之類，一拐一拐地怎么坐上火車，不迷路，居然還能找到我們這個廠，真是一個奇跡。她坐火車是否鬧笑話不得而知，但是到我愛人宿舍頭一天，就嚇了我一跳。當時我們兩個人在外面給她搟面條，她坐在屋里突然傳出驚恐的叫喊：“噫！這屋里咋還有一個老娘咧？咋也是黑褲子、紅襖？！”（也要用中原土音念）。蘭考民俗，老人過七十要穿紅布襖，以辟邪。我聞聲奔進屋里，哪里有第二個老娘，只有她一個人好端端坐在衣櫥前！原來衣櫥鏡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憐她一輩子沒有見過能照見全身的鏡子，因此也一輩子沒有見過自己的全身，猛一見到，就被自己嚇壞了，大呼小叫，驚動了一座樓！還有年青一代的蘭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們的父母輩一樣淳樸，富于同情。我后來爬火車發(fā)展到爬卡車。從縣城回來，多半爬一輛卡車帶腳。司機大多會默許，因為這些勞動者的家里多半也會有個把知青在苦水里撲騰。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輛運煤車，就碰上了一個。那司機從反光鏡里看到我上車，非停下車來攆我，車一開，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個司機開始破口大罵。此時車上幾個蘭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齊聲痛哭，罵曰：“人家從上海來俺蘭考，離家那么遠，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負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驢，是龜孫，你不得好死！”除了不出那唯一的臟字，該罵到的都罵到了，確實很難聽。蘭考民間的規(guī)矩，其實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發(fā)的后現(xiàn)代女權主義：男人不能和女人罵，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閨女罵，如果對方開罵，男人只能干聽不回嘴。那個司機被這群小閨女罵得不敢吭聲，只能恨恨地爬上駕駛樓，把車門一摔，開車了事。

　　我還很想念我們本村本莊的回鄉(xiāng)知青。他們有些是蘭考縣一中、二中的學習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帶著紅薯干去上學，功課刻苦，一點不比我們集體戶的復旦附中等人差。其中有一個被老鄉(xiāng)叫作“假妞”者，靦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樣，正好與我們集體戶的革命女生外號“假小子”或什么“鐵姑娘”的相反�！凹冁ぁ眰冊谵r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參軍，那是天邊露出的一絲希望。但是自從來了一個上海集體戶，“越是艱險越向前”，而且毛主席也接見，天邊的那一絲希望就堵住了。九一三事件后，這個集體戶的扎根思想相繼動搖，開始謀取各種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顧這個先進集體，有類似的名額下來，總是先讓我們走。

　　三兩年一過，待我們十個人走完，他們的年齡也被耽誤了。平日里我們玩得很好，總有一些小知識分子的共同語言，但是一到集體戶有人上調，他們就懷著復雜的心情，躲得遠遠的，從不參加送行的行列。那種幽怨的眼神遠遠掃來，沒人能忍心對視。我后來讀到很多老三屆憶苦思甜的文章，還有一些小說、詩歌之類，幾乎沒有一個人提到他們曾經堵住過那些農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經地義，農家子弟被堵在鄉(xiāng)村也是天經地義。這種不平等意識，已經潛入一代人的集體無意識，始終沒有受到過正視，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一場知青革命，一千六百萬人下鄉(xiāng)，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釋當?shù)剞r家的工分，最后一天臨走，還要拿走這家人長子手里的最后一�！凹t豆”。我剛才說中國的版圖可以涂上相互歧視的五彩顏色，這時就有點象在這塊版圖上再玩一場多米諾骨牌游戲了：先是老毛一揮手，骨牌嘩嘩地倒下去，城里的知青先倒；
農家子弟本來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擠了倒下去，而且被壓在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層；
沉靜片刻，有汽笛聲響起，知青打個骨碌一翻身，幾乎所有的骨牌又嘩嘩地豎立起來；
其間不斷出作家、出詩人、出學者，還出各種“話語”，齊聲控訴剛剛倒下去的那段無聲歲月；
惟獨那最后幾張骨牌，卻沉默著，再也爬不起來了。老毛愛引李賀詩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么會老呢？只有人會老。以我之拙笨，始終弄不懂這個偉人的悲天情懷。從李賀到老毛，天看見過多少人間不公？誰能看見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懷疑，天是看不見歷史運動中的暗層夾縫的，更看不到那些輾轉倒臥在暗層夾縫里的陰魂。

1997 年，我和愛人、孩子回蘭考，莊上的人大多數(shù)已經不認識了。那是在唐寨，卻也應了李賀那個時代的唐詩：鄉(xiāng)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逢不相識。不經意間，已經換了一代人，確實未見天老一分，只是原來擔心的那種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尷尬，或者如賀敬之“幾回回夢里回延安”的矯情，都沒有出現(xiàn)，可以松一口氣。我們就象三個平平淡淡的過路人，只是偶爾路過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農村，悄悄地東張西望。遠遠看到一個人的背影象“假妞”，才敢輕輕走上去試著拍他的肩膀－－猛回頭，一張胡子拉茬的老臉，幾乎貼著我的眼鏡喊出一聲：“噫，這不是學勤嗎！”將近三十年過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樣，剎那間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三

　　按老鄉(xiāng)說法，客車不叫客車，叫票車。因此，混客車就有一個很乾脆的名字：混票。我插隊的那個莊子，一個男勞力通常只有兩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襖，脫了布杉就穿襖。天熱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后晾在樹杈上，人就泡在水里等衣服干，才能上岸。就這么個窮地方，因為出了焦裕祿，卻能接觸從上面下來的人，甚至還有國家性質的外事活動。我生平第一次與外國人坐下來談，不是在小時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后來的哈佛，而是在蘭考，在唐寨：集體戶按縣委宣傳部安排，接待從開封軍用機場過來的老撾飛行員，宣傳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澤東戰(zhàn)略思想，談得還很熱切，雙方都被對方感動。這些飛行員當時被安排在開封那樣的內地機場受訓，大概是為了在國際上保密？諸如此類的活動，村里的老鄉(xiāng)也有機會參與，哪怕是站在旁邊看，耳濡目染，語言就有變化，能學會一些與他們自己的鄉(xiāng)土生活很不協(xié)調的官方詞匯。那些一年到頭要吞食幾千斤紅薯以充饑的窮人嘴，時常會有一些很書面的“話語”，夾著發(fā)黑的薯干飛進飛出。比如，隊長吆喝下地干活，偏不叫下地，而叫“上班”；
老鄉(xiāng)們認為我們拿一年的余糧款買一張回家的車票太虧，就向我們傳授出門要飯混票車的各種經驗，那些歪門邪道還有一句正面總結，是他們在地頭聽我們讀《人民日報》學來的，就叫：“人民鐵路人民修，人民鐵路人民坐！”這就有點窮人生富嘴的黑色幽默了，而且確實“酷”。

　　全中國當時的鐵路，大概只有上海的老北站是個死胡同，火車開進去再倒出來，旅客只能從剪票口進出，混不得。其他地方的車站，都是兩邊敞開，在鐵路一側建個候車室，只要有足夠耐心，總能避開候車室的剪票口，從兩頭的鐵軌走到站臺上去。因此，進站這一關并不難。難的是在車上碰上查票，很不好辦。到了這種時候，我通常是硬闖，硬著頭皮向著查票員走過去，作餐車回來路過狀，這時我鼻梁上的眼鏡能幫一點忙，查票者見是個戴眼鏡的，多半不盤問，有時露餡，則補票認罰，可見貧下中農只教會我勇氣，沒有教會我智慧。當然，也是我自己智商不夠。以智取勝者，蘭考另一個集體戶某朋友為最。他有一次要從隴海線轉北京，再轉京哈線，去萬里之外的黑龍江邊陲，看望他在那邊插隊的妹妹。當時口袋里只有五塊錢，僅夠買饅頭填肚皮。他的絕招是：穿上一件軍大衣，領子扣好，底下一條綠軍褲，遇有險情發(fā)生，即端起茶缸，用一口標準的官話一路說過去：“讓一讓，讓一讓”，那查票者見他的裝束，只以為他是一位夠級別的部隊干部去打開水，怎么會想到軍大衣里面沒有軍裝，更沒有紅色領章？當然是必恭必敬地“讓一讓”。五塊錢行萬里路，利用的是人民群眾愛戴親人解放軍的魚水之情，真是萬惡之極！他現(xiàn)在已經是某省文藝批評界著名理論家了，筆下文章多半是先鋒符碼，邊緣寫作、私人話語之類，引車賣漿混票者流包括我在內，只能是瞠目其后，讀天書一般。

　　河南實在太窮了，混票人越來越多。鐵路上也無奈，有時就派人戴著紅袖章在車下堵，抓住后集體罰苦工處理。我到工廠以后，經常要去鄭州借書還書，實在買不起這么多票，于是就把插隊時的混車陋習延續(xù)了幾年。這個廠所在的鞏縣離鄭州 60 公里，但是家在鄭州的知識青年多，于是通常在周末結伙，借群膽而混車。星期天晚上從市區(qū)分散向車站聚攏回來，不容易召集，但上車后前后招呼，一下子認出幾十個弟兄，同樣也成一夥。查票者后來摸出這一區(qū)段逃票多，于是總在鞏縣站未到之前開始搜索。逃票者也摸索出對付辦法，一旦個別查出，就移動腳步往同行者那兒蹭，最后越蹭越多，擠成一疙瘩，幾十個人聚在一起，對峙一、兩個查票者，雙方就能僵持得住。查票者無奈，只能冀望于站臺上的執(zhí)法人員能在門下堵住他們�？纯挫柨h到了，幾十個人發(fā)一聲喊，同時發(fā)力，打開十幾扇窗戶，就跟下餃子一樣，噼里啪啦望站臺上跳，等到站臺上的查票者發(fā)現(xiàn)，這些腿腳靈便的小青工早已如鳥獸散，而且事先說好是往四面八方分散逃竄，查票者追那個是好？幾乎每個星期天的晚上，這個車站都會發(fā)生幾次“下餃子”事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事后想來也真壯觀。小青工后來還發(fā)明出一種有“高科技”含量的專用工具。他們很快發(fā)現(xiàn)，火車車門鑰匙是全國通用的，幾乎只有一把：外三角，中心空洞，插進鎖眼，擰住里面的實心三角，向右一扳，全中國的火車車門都能在這時打開。截一段 9 毫米直徑的鋼管，放在車床上，搖動車把，三面夾具往里一擠，就能夾成一把上好的列車鑰匙，就這么簡單。以后解決下車出站的問題，就利索多了：火車停穩(wěn)后，只要打開背向站臺的那一扇車門，下車抬腿，那才是真正的無人之境！我也有一把這樣的“高科技”產品，陪我度過了好幾年插隊后的生涯。在我成了所謂“紳士”，有了所謂“身份感”，再也不好意思混車之后，它還在我的鑰匙圈上晃了好幾年。好像還帶回了上海？按照老鄉(xiāng)們的說法，“參加國家干部”了，當了一段勞什子部隊院校的教官，才慢慢地“解甲歸田”，不知把它淡忘在那個犄角旮旯里了。

　　我和那位五塊錢行萬里路的文學仁兄，是考研究生考出河南的。他考文學，我考歷史，因為沒有大學學歷，以自學資格參考，就要多受一點歧視。連考三年，每次都有不公平事發(fā)生。到第四年，我只能說“年年難考年年考”，垂頭喪氣。他的牢騷則能翻出新詞，引胡喬木哭三尼的名句自況：“我為你勤傍妝臺，再把風流賣”�？梢妼W文學者之靈氣，屢戰(zhàn)屢敗，卻照樣瀟灑飄逸。那一年是我發(fā)毒誓最后一次“傍妝臺，賣風流”，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發(fā)生：我們住在鞏縣，考場設開封，相距三百里，正應了豫劇戲文里的那句俗詞：汴京趕考。只是沒有驛站，也沒有公車，非得在頭一天半夜起早，去趕現(xiàn)代化三等火車。那車廂里空氣惡濁，每一口都是別人呼吸過的，熏得人頭昏腦漲，一下車，就已失去考前最佳狀態(tài)。那一天，我是在開封車站廣場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坐下后，頭朝外，口中念念有詞背外語，神智已經不太清醒。車開不久，突聽一句開封口音：“老哥，看看丟啥不丟？”　不看猶罷，一看大驚失色：我那時穿的是藍色的卡中山裝，上衣口袋已經解開；
口袋里放著的一個信封，也已拆開；
里面裝的不是錢，卻是比錢更重要的準考證；
那準考證露出半截，顯然是被人拉出來看過，再插還進去，居然就扔在了我的膝蓋上！再抬頭看去，有三個小伙子大概是隨我一起下火車，再上公共汽車的，此時圍著我，也穿著那種軍大衣，大衣?lián)伍_，以擋住周圍人的視線；
為首者朝我得意地笑著，以目示意，正在催我看看信封里“丟啥不丟”。這一下我完全清醒了過來！這是“賊”，在火車上就錨上了我，到汽車上才得手；
得手后發(fā)現(xiàn)是一張準考證，本可以下車一揉再一扔，回頭一想，卻不忍心壞了我書生前程，而是擲還失主；
甚至不怕他高喊“抓賊”，還要提醒這個失主看看，要當場“驗明正身”！這一起轉承合，大概只有一分鐘時間可供完成：他們是怎樣得手的呢？得手后又是怎樣交換眼色達成默契，再來一場盜亦有道的古風小品呢？幸虧我那時年青，雖然一時還來不及想明白，但畢竟不象現(xiàn)在那樣容易失言。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喊一聲“抓賊啊”，那可真是煞了風景，把我后幾十年的知識分子臉面都丟盡了。我終于憋住了那一聲喊，抬頭抱以同樣微笑：“沒丟，啥都不缺！”。雙方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了一出頗有古風的現(xiàn)代小品。演出結束，竊賊體面下場，為首者打一個清脆的響指，三人魚貫下車，軍大衣一飄，一會就沒了蹤影，那才是真正的身姿飄逸！

　　以后我有一段在美國旅行，也是偏愛火車，不愛坐長途“灰狗”。當然不可能再爬車混票了，只是因為火車一動，能拉動往昔記憶。

Amtrack 當然好，乘客少，座位大，空氣潔凈。尤其那盥洗室寬大無比，就象從飛機上搬下來再放大一倍，可供輪椅轉圈出入，里面香水、手紙、還有坐便器上的墊圈紙，應有盡有，絕無可能聞到當年汴京道上廁所里的中國味。最絕的是在窗口下座位邊，都有一個交流電插口。紳士淑女們上車坐定，插上手提電腦，飛快地敲起鍵盤，纖指翻飛，如彈鋼琴一樣好看。我沒出息，上了這樣的火車，也還勾起在中國的記憶，而且揮之不去。上面這些很不紳士的回憶，少年時代的種種荒唐，就是在美國的火車上一點一點想起來，倚著窗口敲電腦零散記下的。我自然想念開封車站上來的那個年青人，十七年前的那場考試，三天考五場，如有神助，是他幫助我考出了河南，考出了底層生涯的曲折坎坷。他是我命運轉折線上的一個亮點，我能稱他為“賊”嗎？但在中國的字典里，卻找不到一個更合適的的字眼。

　　電腦墊著我的膝蓋，膝蓋上還留著二十前在中國跳火車留下的傷疤。那是一次在行進中的貨車上，前面的火車司機說好，通過鞏縣車站時，減速一分鐘，好讓我往鞏縣車站的站臺上跳。撲通一聲，我還是栽倒在道軌旁的煤渣上，雙膝跪倒，鮮血迸流，拔起腿來，還得往站臺外飛跑。這就在膝蓋上留下三點小煤渣，鑲嵌在那塊皮膚里，呈透明狀，絕好的三點式前現(xiàn)代標志，也是一個紀念。它們總在提醒我：別裝蒜啦，老夥計。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魯，是普林斯頓，先寫寫你的中國底細吧；
國家是白的，另一塊是黑的，而你只是從它們中間的灰色地帶走出來的；
就寫那五花大綁，就寫那三寸鑰匙，寫你那打開信封、又擲還失主的開封“賊”！

　　這就是留在我皮膚下的文字了。而在我開頭所說的那個惡業(yè)里，以老黑格爾說過的一句話最令人沮喪：人走遍天涯，也走不出人的皮膚。再難想象還有比這句話更為狠毒的判決了，一句話就是一個火烙印，而且還看不到這一判決的盡頭：你是無望走出自己的皮膚，也無望走出這三點式褐色標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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