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主化并不能解決吏治、行政（執(zhí)法）和司法三大問題，反而有可能使問題更加惡化。相反，以法治為導向、以吏治為核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比較適合中國的具體特點。

如何解釋中國有不少人支持民主化呢？西方的政治文化霸權顯然是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是對民主制的理解有誤，從學理上說，民主制是腐敗的原因之一。

　　【 正 文 】

　　十五大提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及當前的反腐倡廉運動針對的都是政風問題。當前的政風問題大致可歸為三類：（1）吏治不清；
（2）行政權責不明；
（3）司法和執(zhí)法渙散。

這三大問題的根子顯然是現(xiàn)行政治體制。

　　在進行了20年的經濟改革之后，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出現(xiàn)了根本性的變化。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已基本消失，市場經濟的框架基本搭建完畢。計劃與市場的矛盾已經讓位給新經濟體制與現(xiàn)存政體的矛盾。中國的市場經濟之所以尚未“成熟”，關鍵不在于未深化經濟改革，而在于缺少嚴格的執(zhí)法和公正的司法。而嚴格的執(zhí)法和公正的司法，則取決于改革官制，或曰“吏治”。

　　政治改革的導向有兩種選擇：一是民主化，二是法治化。二者總有先后，世界上從未有哪個國家能夠二者同時兼得。民主與法治是可以兼容的，但民主化和法制化兩個過程卻從未共生，因為二者的操作方向不同，無法兼容。筆者認為，民主化并不能解決吏治、行政（執(zhí)法）和司法三大問題，反而有可能使問題更加惡化。相反，以法治為導向、以吏治為核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比較適合中國的具體特點。當前，解決三大問題已經成為中國人民關切的焦點；
公平、嚴格和廉潔的執(zhí)法和司法是人民最大的愿望，集中體現(xiàn)了黨和人民的共同利益，亦是市場有序、社會安寧和民族團結的最大保障。而且，在國際競爭總體形勢趨于嚴峻之際，中國需要加速調整內部機制，建成現(xiàn)代化的政體，為最困難年代的來臨及時作好準備。如同20年前發(fā)動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執(zhí)政黨應不失時機地發(fā)動以法治為導向、以吏治為中心的政治體制改革，掌握政改的主動權和主導權。

　　法治是一種先進的政治文明

　　1.自主制與民主制

　　人民對政府有兩種基本需求：（1）維護社會秩序；
（2）給人民以實現(xiàn)其意愿的自由。也就是說，人民首先需要一個政府，然后要求得到一個“好”政府。由于“人民”之間差異極大，其“意愿”更是五花八門，秩序與自由的平衡很困難，受制于一國具體的社會和經濟文化條件。

　　不經定期普選而產生領袖的體制被稱為（領袖的）“自主制”（autocracy ）；

通過人民定期普選產生領袖的體制稱為“民主制”（democracy）。人們普遍認為民主制優(yōu)于自主制， 因為“人民”有定期的機會趕走“壞的”領袖。換言之，人們要求以民主制取代自主制不是因為民主制比“好的”自主制“更好”，而是因為它一定不會比“壞的”自主制“更壞”。這是關于民主制優(yōu)于自主制的基本邏輯。然而，民主制有天然的弱點，兩千多年來并未能取代自主制。

　　理論上說，由民選的領袖們來主政的制度，的確能對人民的各種意愿保持高度的敏感，而且敏感度比起自主制要高得多。民主制的基本特點就是“人民”的意愿必須經由推舉本集團的代表（領袖）去奪�。ú糠郑┱�權來實現(xiàn)。然而，由于不同集團的人民有不同的、甚至相互沖突的意愿，更換執(zhí)政者就成為行政和立法活動的主題。后果則是非政治性的議題被泛政治化；
而政治性議題更與“奪取政權”密切相連。這種體制盡管給了“人民”充分的政治自由——爭奪政權的自由，卻常常使社會四分五裂，甚至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不得不回到非民選領袖的自主制。

　　因此，民主制是一種脆弱的政體，因其削弱了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而呈現(xiàn)一種自毀傾向。這就是當今眾多發(fā)展中國家的困境：拋棄了專制，卻又無法支撐住民主制，社會長期面臨失序危險。但是，現(xiàn)有的“西方民主制”并不存在這種困境。為什么“西方民主制”能夠長治久安，而第三世界的民主制卻常常淪落為社會失序呢？

　　2.人治與法治

　　人治指的是由領袖來治理國家的制度。如同領袖的自主制，由民選領袖主政的制度亦屬人治。“西方民主制”指的是民選的領袖們相互制衡、依法治國的制度，是“法”和（民選的）“人”共治的政體，而非單純的民主制。西方現(xiàn)代民主制度結合了大量的法治因素，屬人治中最高級的一種，獲得了秩序和自由的高度統(tǒng)一，是當今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

　　法治不同于人治。法律精確地規(guī)范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普遍正義和抽象道德原則的具體化�；�本法的源泉不是“人民”，更非人民代表的票數(shù)可以任意更動；
基本法律的源泉是社會基本道德規(guī)范，是社會秩序的化身，故體現(xiàn)全體民眾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法治是以職業(yè)公務員體系來執(zhí)法并主導立法的政府體制，是沒有“領袖”強權地位的體制，目的不是給人民以爭奪政權的自由，而是嚴格、中立、公正、廉潔和高效率地執(zhí)行已有的法律。當然，人治和法治都是理論上的“抽象模式”。一如世界上沒有純粹的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世界上也沒有純粹的人治和法治。然而，法治與人治還是有著質的不同。法治制度是由職業(yè)的、中立的和機械式的執(zhí)法者來主導的制度，因其拒絕了“人民”以競爭政權的方式來實現(xiàn)自己的意愿，政府及其活動高度非政治化，人治因素減少到最低限�？墒�，法究竟怎樣“治”？法的權威怎樣才能取代領袖的權威？法治政體能不能像“西方民主制”那樣對人民的意愿保持高度的敏感？

　　3.現(xiàn)行政體的四種模式及咨詢型法治

　　以民主和法治兩大要素為標準，我們可以把世界上的現(xiàn)行政體劃分為四種主要模式：（1 ）缺法治少民主——這是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的制度；
（2）有民主缺法治——這也是眾多發(fā)展中國家的制度；
（3）有法治有民主——這是幾乎所有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制度；
（4 ）有法治少民主——世界上只有香港和新加坡采用。

　　咨詢型法治與中國國情

　　1.有法治缺自由的西方封建專制和有自由缺法治的中國傳統(tǒng)德治華人的政體為什么長期未能擁抱民主制？民主的目的是取代專制，保障政治和經濟的自由；
法治的目的是取代傳統(tǒng)裙帶關系，保障公平和秩序。比較中西社會傳統(tǒng)人治制度的不同特點，我們解釋二者何以會衍生出不同的現(xiàn)代政治文明：一個選擇民主制，另一個選擇法治。

　　以農牧莊園經濟為基礎的歐洲封建社會呈現(xiàn)出四大特點：（1 ）缺少經濟自由。由于土地不能自由買賣以及農奴的人依附，西歐的市場經濟發(fā)展受到嚴重的限制。（2）缺少政治自由。

封建等級制下的政教聯(lián)合專制使高貴的血統(tǒng)和宗教信仰成為參與政權的基本條件。（3 ）弱中央強地方式的封建制充斥諸侯領主之間的激烈競爭，培育了深厚的強權意識。（4）社會混亂和諸侯間的戰(zhàn)爭促成了發(fā)達的法律文化；

法以“神的意志”——“自然法”——的形式代表最高權威，為封建等級秩序提供辯護。概而言之，西方封建社會是有法治、缺自由的社會。在這種社會歷史條件下，追求民主化是近代以來的主旋律。

　　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呈現(xiàn)與西方封建制截然不同的特點：（1）中國具有深厚的經濟自由傳統(tǒng)。自2500 年前商鞅“廢井田，開阡陌”以來，中國社會一直擁有買賣土地和勞力的自由，只是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特性令經濟自由的優(yōu)勢無從發(fā)揮。（2 ）中國具有獨特而公平的政治自由。中國的傳統(tǒng)政府向所有人民開放，不以血統(tǒng)定尊卑。自隋唐開科舉取士至清末的1300年間，公開、公平的文官考試錄用制度創(chuàng)出無數(shù)“布衣宰相”以及“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佳話，人民對這種制度心服口服。即使在以往50年的大半時間里，“高考”也依然是加入政府的最主要和公平的途徑。（3 ）“德政”而非“強權”是維持正統(tǒng)和秩序的基本準則，也是深植于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意識。（4）道德而非法律是權威的源泉。

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法律的實用性不強。較之明確而具體的法律，抽象道德原則的約束性非�！败洝保�社會和文官系統(tǒng)中彌漫著血緣、宗法、師生、地域和習慣等等天然的傳統(tǒng)裙帶關系，各行其是和以權謀私的現(xiàn)象屢禁不絕。傳統(tǒng)的中國是“一盤散沙”，名義上是“專制國家”，其實是個“天高皇帝遠”的“文化范疇”。空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自豪，卻沒有動員全民、齊心協(xié)力的國家能力。概言之，中國傳統(tǒng)的小自耕農社會，是有自由、缺法治的社會。在這種社會歷史條件下，追求“組織起來”的“現(xiàn)代化”是中國近代以來的主旋律。

　　2.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的不同選擇

　　西方文明選擇了民主制。這種政體的社會基礎是呈大集團狀的社會利益分割，如領主、諸侯、等級、社會階級、乃至今日的大型社會利益集團。彌漫這種政體的政治文化是普遍的強權意識和深厚的法理意識。在這種社會里，沒有依實力分配政治權力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經濟自由，也不可能保障經濟自由。于是，當資產階級爭得的經濟自由傷害了無產階級的經濟自由，惟一能想像到的解決辦法依然還是爭奪政權，以較多的選票來控制（部分）政權，達到限制資本家經濟自由，提升勞工經濟自由的目的。在今天，強權體現(xiàn)為獲得大量選票的能力。雖然選票的數(shù)量和社會普遍正義之間明顯缺乏理論依據和邏輯關系，西方民眾仍廣泛認同這種強權游戲的公平性。競爭各方高度尊重法律和法定的程序，依法競爭選票，依法競爭政權各機構的配額，并依法制定政策，管理社會。政權的轉移是逐步的、透明的，秩序井然，呈現(xiàn)高度文明的狀態(tài)。倘若沒有強大的法治文化，民主制會迅速腐化，陷入崩潰和重建的循環(huán)。眾多缺少法治的國家不懂西方先有法治后有民主化的歷史，盲目效法西方民主制，所以很快就落入社會失秩的陷阱。

　　中華文明的選擇會是法治。（1 ）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以自由和自足的小農為基礎，由家而國，乃成國家。演變成今日市場上以家庭為基礎的自由的中小企業(yè)，雖活力非凡，但利益依舊分散，并未形成大規(guī)模的利益集團。極為分散的社會既是社會團結的障礙，又可以是高度統(tǒng)一意志的條件。法律因此可以成為社會普遍正義的化身，無需傾向于某個強大社會集團。（2）中國人民并不熱衷于把社會利益差距政治化、 集團化、公開化、擴大化，從而以獲得大多數(shù)選票的方式來奪取政權，使政權照顧本集團的利益。在中國人的意識里，這種強權式的正義并不具有普遍和必然的合理性，“君子不黨”倒是公認的美德。（3 ）中國人民并不強烈感到缺少自由，但深感缺少公正條件下的自由。當市場競爭取代自給自足成為中國人民的基本生存方式，抽象道德說教已遠不足以維持秩序，因為通過賄賂官員或裙帶關系能快速贏得競爭，效益遠遠超過成本。設若人人都欺騙，市場就無法成熟，連大學都辦不下去，因為教授和學生都被生存競爭擠到了“抄襲”一途。法律是道德原則的具體化，給人的每一種社會行為提供細密的規(guī)則。嚴格執(zhí)行法律就是提高犯法的成本，使不道德的競爭“不合算”，使自由競爭有個公平的環(huán)境。問題在于，不改革吏治，裁判員和運動員就分不開，嚴格執(zhí)法只能是一句空話。（4）咨詢型法治是中國2000多年政治文明發(fā)展的自然結果， 是深植于中國社會具體條件的先進政治制度。這個制度繼承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官制和鄉(xiāng)紳支持制，但拒絕了皇帝和皇帝對文官系統(tǒng)的支配權，更拒絕以抽象道德原則作為行政和秩序的支柱。這個制度吸收了西方政治文明中最優(yōu)秀的部分——法治文明，但拒絕了西方強權式的民主政治規(guī)則�？荚嚭瓦x舉是通向政府的兩種相互競爭的基本途徑。在現(xiàn)實的政體中兩個辦法從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但在從人治向法治發(fā)展的進程中，通過考試／考核來提拔公務員、讓中立的執(zhí)法人員行政的制度，顯然比通過選舉產生政務領袖、由利益集團的代表來治國的制度，更接近人類關于以法治取代人治的理想。

　　那么，如何解釋中國有不少人支持民主化呢？西方的政治文化霸權顯然是原因之一，質疑民主制度的優(yōu)越性要冒被“圍剿”的風險。但主要原因是對民主制的理解有誤：或將領導人的“民主作風”視為民主制度，或將民主化誤認作制約腐敗的有效手段。從學理上說，民主制是腐敗的原因之一。赤裸裸的買票和金錢政治只是較低級的腐敗。政客向利益集團許諾代表性，利益集團給政客以當選的票源，使之成為一部分政權的掌握者，為本集團的利益服務；
雙方都是以公權謀私利，是高級的腐敗。在西方價值觀里，民主導致的這種腐敗是政治自由的必要代價。西方人以法治下的制衡來控制這種腐�。�
制衡限制了爭奪政權的政治自由，但減少了腐敗。中國社會最大的弱點是缺少法治。在這樣的條件下去追求政治自由、建立民主制，我們將得到世界上最糟糕的政治制度——有民主缺法治的制度，這將使金錢政治濫觴，黑社會政治興旺發(fā)達，社會四分五裂。社會為什么會公平有序？因為法律在約束人的行為。一個人為什么會守法？答案既不是民主制，更不在于該人“素質”的高低，而在于政府以其權威切實保障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所有其他人都遵守法律。法治就是從制度上向每個公民保證：政府會迫使包括官員在內的所有其他人都守法。以中國人的政治智慧，我們不會對西方民主制頂禮膜拜到不顧任何后果的地步。如同我們的祖先，我們將開創(chuàng)一個先進而適合中國獨特條件的政治文明。

　　結論

　　如同所有國家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國的現(xiàn)代化也將經歷三個階段：（1）在公眾中建立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并確定民族國家的政治疆界；
（2）建立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的市場，以有機的經濟紐帶來鞏固機械的政治紐帶，將國家認同強化為國家忠誠；
（3 ）建立以現(xiàn)代法治為基礎的穩(wěn)定政治體制，使公眾持久地享受公平和正義的環(huán)境，使自己的國家成為世界民族競爭中的堅強堡壘。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成功地走完了現(xiàn)代化的前兩個階段。然而，現(xiàn)代化的成功是以第三個階段的完成為標志的。無論工業(yè)多么發(fā)達，人均產值多高，缺少法治的國家都不是穩(wěn)定的國家，都不是現(xiàn)代化了的國家。建成了法治的國家體制，中國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就勝利結束了。鄧小平反對模仿西方民主制，建議“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他堅決抵制了末代港督將香港民主化的企圖，并在晚年反復“講過很多次”：（香港的制度）“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變。這不是信口開河”。他在臨終前還強烈希望到香港的土地上“站一站”。筆者認為，這位杰出的政治家就是這樣婉轉地表達了他對香港制度的堅定支持以及對“五十年后”內地政體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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