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應該沿著已經成型的私人企業(yè)路徑繼續(xù)發(fā)展，可是他沒有這樣做 　　 　　榮智健下臺了。比下臺更嚴重的，當然是警方甚至比證監(jiān)會提前介入，搜查高層人員的辦公室，帶走大量的檔案和證物。我看到公開的資料似乎在說，榮公子這次是涉嫌虛假陳述，串謀欺詐。如此醒目的罪過，估計要換來牢獄之災。所以有人就嘆息，榮公子這次恐怕是麻煩大了。
　　在香港，所謂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大致還是值得期待的。只是我不太明白，案情剛剛開始展開調查，為什么榮公子就被中信集團革職了呢？小道消息甚至說，榮智健是被上面拍板拿掉的，已經沒有回旋的余地。但一個道理眾所周知，一家企業(yè)曝出丑聞，查找罪責應該是第一位的工作，企業(yè)法人代表的去留問題，顯然要稍晚一步，甚至是幾步，而且去留的決定權，只能由企業(yè)自己說了算。
　　
　　答案當然非常簡單：一直以來，榮智健不過是中信集團旗下中信泰富的董事長，換句話說，中信泰富真正的老板，是國家，是政府。這是一個公開的事實，只是多年來人們活在榮智健巨大的光環(huán)里，以為榮氏家族這樣的表述，必然就決定了中信泰富是一家產權清晰的私人企業(yè)。事實上，雖然榮智健貴為董事局主席，但中信泰富(HK,0267)的第一大股東是“中信香港”，這是一家絕對意義上的大陸國有企業(yè),而榮智健個人完全控股的“earnplex”僅擁有中信泰富2.9億股權,他只是中信泰富的一個小股東而已。
　　換句話說，中信泰富在產權結構上根本不屬于私人企業(yè)，這么多年來，它一直以私人企業(yè)為皮、國有企業(yè)為里，一直靠著龐大的政府關系，靠著龐大的國家資本，在市場上左騰右挪，做著并購復并購、多元復多元的生意大戲。
　　基于這樣的產權結構，今天榮公子炒匯巨虧，擁有真正話語權的大股東拿他當祭品，于法，于理，都是必然的、合理的。畢竟，中信泰富是一家重量級的紅籌公司，事關紅籌公司在香港的形象；同時，榮智健如此重量級的人物，人人都知道他擁有深厚的政經人脈，他已經是政府多年以來培養(yǎng)起來的紅籌公司代言人，他的身上押著全球投資者對香港紅籌公司的投資信心。所以，大局發(fā)展至此，拿掉榮智健，當然就是政府必要的步驟。
　　事已至此，局外人還能說一些什么呢？
　　我想說，這可能是榮智健企業(yè)方法論最后的挽歌。我們所了解的榮智健，1978年36歲的時候移居香港，靠著家里留在香港的100多萬港幣，創(chuàng)辦愛卡電子公司，4年后賣掉，獲得750萬美金。1984年又創(chuàng)辦加州自動設計公司，總投資120萬美金，1年后豪邁上市。這個時候的榮智健，是一名真正的私人企業(yè)家，身價逼近4億。毫無疑問他是那種真正有企業(yè)家天賦的人，榮氏家族的企業(yè)家精神在他身上釋放出巨大的光芒。我的意思是說，他應該沿著已經成型的私人企業(yè)路徑繼續(xù)發(fā)展，就像臺灣的王永慶、日本的松下幸之助一樣。可是榮智健沒有這樣做。1986年，榮智健調轉方向，投身香港中信，一只腳踏在國家的船上，一只腳踏在私人企業(yè)的船上，他要把父親遺留下來的政商結合傳統發(fā)揚光大。
　　看到榮智健今天跌入險境，一名大致了解他的香港生意人這樣跟我說，榮智健靠著國家發(fā)了多少財？地球人都知道。沒有國家的支持，能有他榮氏家族財大氣粗的景象么？平心而論，這個人的話不無道理。他事實上是在批評在中國生意場上一直占據主流位置的官商結合的企業(yè)方法。這種方法可能會促使企業(yè)在短時期內高速發(fā)展，富可敵國，卻不能在更長的歷史時期內確保企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很不幸，榮智健竟然成為這種短視的企業(yè)方法的犧牲品。我們看到，一種奇怪的格局由此形成：一方面是中信泰富的產權不清晰，榮氏家族僅僅是一名小股東，但另一方面，榮家的核心人員，包括榮智健的兒子和女兒，卻又當仁不讓地成為公司的管理核心。這種產權結構和人力資源結構上的二元背離，幾乎就是中信泰富這些年熱衷于企業(yè)并購、熱衷于資本運作、熱衷于炒賣外匯、熱衷于賺快錢的制度性理由。
　　所以，我想說，中信泰富這些年的商業(yè)模式顯然是事出有因，沒有人能最終超越炙手可熱的商業(yè)利益，榮智健下臺，表明在一家國有企業(yè)內部，很少會有人站在國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道德的高度從長計議，人們必然只盯住快錢，這是人性的缺陷，我們所要做的，是通過制度設計制衡人性，而不是對人性的自私視而不見。榮智健的失敗，事實上是國有企業(yè)模式的又一次失敗。
　　最后，我還想說，今天榮智健的局面，可能是當年埋下了種子。熟悉歷史的人們依然記得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那場聲勢浩大的公私合營運動，榮毅仁先生將榮氏家族的全部產業(yè)拱手獻給了國家。現在我們已經無法體會當年眾多私人企業(yè)家的驚慌失措了，更多的商人死于非命，但是榮毅仁卻奇跡般保全了自己。他選擇了主動配合，帶頭發(fā)起上海工商業(yè)的公私合營運動。他不但做到了上海市副市長，還成為紡織部副部長。文革期間，他與中共高層領導良好的關系更保護他幸免于難。正如他自己所說：“因為我積極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榮譽和地位。從物質生活上看，實際上我并沒有失去什么，我還是過得很好。”
　　榮毅仁這樣說的時候，他可能忘記了另外一個事實。由于私人企業(yè)產權被徹底破壞，中國經濟陷入了兩個死胡同，其一是由于沒有一批私人企業(yè)的支撐，經濟開始徹底成為一個空殼；其二，新政府對私人企業(yè)產權的成功破壞，為后來的大躍進、大饑荒積累了可怕的方法論前提。而1978年之后的改革開放，如果在產權意義上加以分析，其實就是否定當年對私人企業(yè)產權的剝奪性政策，恢復個人的自由企業(yè)權利，用一批具體的私人企業(yè)彌補大而無當的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yè)虛妄的局面。
　　這正是1978年之后鄧小平的經濟思路之一。1979年，榮毅仁終于等到了鄧小平的邀請，出面創(chuàng)辦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v觀當時的格局，惟有榮毅仁既有國際上的人脈，又有家族產業(yè)的積累，同時也與政府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榮毅仁也以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在商場上的經驗和才能。他敢于沖破當時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率先向國外發(fā)行債券，開展國際經濟咨詢、國際租賃、房地產商品化，與人合資購買外國衛(wèi)星并爭取到中國發(fā)射，在收購香港銀行和公用事業(yè)的股權等方面也敢為人先。
　　《紐約時報》曾這樣描寫中信公司：“在外國企業(yè)領導人眼里，中國金融界巨頭――中信公司――有時似乎在各個方面與中國迥然不同：資本主義，大膽放手，講究效率，重視贏利�！编囆∑叫枰�的就是這個效果，榮毅仁在資本和市場上的大作為為鄧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大好見證。1993年之后，他貴為國家副主席，他的兒子榮智健在香港憑借政府資源和資本運作創(chuàng)建中信泰富，成為中國首富。失散多年的企業(yè)產權，在榮智健手上似乎又回來了。
　　但問題在于，榮氏家族一手政治、一手財富的發(fā)展模式，雖然將中國傳統的官商合作模式發(fā)揮到了極致，但卻無力改變官商合作鏈條中官的主導地位。榮毅仁的一生基本保全了自己的個人幸福，但卻沒有在產權意義上為中國企業(yè)和中國企業(yè)家的進一步提升提供更好的范式，他只是在重復無數企業(yè)家走過的官商合作之路。在這條狹窄的路上，榮毅仁是為數極少的成功者之一，但更多的商人卻跌倒在路上，成為中國商業(yè)史上不忍卒聽的聲聲嘆息。
　　讓榮毅仁先生無法想到的是，這一聲聲的嘆息中，竟然出現了他的兒子榮智健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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