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含淚捂死患病妹妹”案，近日在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決。犯故意殺人罪的姐姐被判“有期徒刑3年，緩期5年”執(zhí)行。在這一悲劇事件中，殺人的姐姐、她們的父母、鄰居、司法、媒體等所有方面所表現的對生命的態(tài)度，令人費解。
　　這是一對19歲的孿生姐妹。妹妹于12歲時患腦膜炎留下后遺癥，發(fā)病時精神失去控制，砸東西，打人，清醒時則為此感到痛悔。妹妹的病給親人帶來痛苦，也成為家庭的經濟負擔。妹妹被家人用鐵鏈拴過，在被殺死以前，家人確認妹妹沒有治愈的希望，將其送到精神病院住院。在精神病院呆了很短時間，醫(yī)院打電話叫家人去，病人的狀況再次刺激了家人。姐姐要求晚上留下來“陪妹妹”，父母回家了。
　　此前沒有人注意到姐姐的博客日記，早就流露了要“幫妹妹，也幫家庭解脫”的可怕念頭。晚上，姐姐幫妹妹洗了澡。姐姐后來對媒體說，妹妹在這個過程中顯得“很溫柔”，但姐姐已經“不敢看她”。在妹妹被捂死以前，她們的父母接到姐姐的電話，匯報了洗澡的情況，說妹妹“好可憐”。此后，姐姐用兩個枕頭壓在熟睡的妹妹頭上，口念“對不起，對不起”的“咒語”，一直把妹妹捂到不再掙扎。然后，她打了電話報警，坐在床邊等待警察到來。
　　父母因為“不能同時失去兩個女兒”，找鄰居簽名“幫助”。據報道，被患者打鬧騷擾過的鄰居們果然有兩百以上踴躍簽名，他們證明姐姐是一個乖孩子，要求輕判姐姐。父母又要求給姐姐做了精神鑒定。結論是，姐姐有“輕度抑郁癥”。至此，“姐姐捂殺患病妹妹案”在媒體上幾乎成了一個“道德案”，姐姐轉換為“道德模范”，關注焦點轉向姐姐所受的傷害：她在高三時放棄高考，回家陪護妹妹，陪出了抑郁癥。
　　媒體使用的語言輕佻得嚇人，其中有《含淚捂死妹妹，200居民為姐姐求情》的報道，另一個報道的標題是《姐姐捂死妹妹，真不應該》。
　　當媒體判定“含淚捂殺妹妹”是“不應該”的事情的時候，姐姐站在了法庭上，她已經被關押半年了，但這個眉清目秀的19歲的姐姐表示，她“不后悔”，法庭則念其“自首”情節(jié)，且“當時患有抑郁癥”，作出“判三緩五”的判決。她們的父母，此前曾向法院表示對兇手――自己的女兒“放棄刑事追究”，面對這樣的“輕判”，簡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一家人“喜極而泣”(媒體語言)，且向法官叩頭“感謝”。
　　姐姐是否有輕度抑郁癥，殺妹時是否正在患病，除了相信有關鑒定，人們無話可說。但是，姐姐的種種言行――“要幫妹妹和家庭解脫痛苦”，殺死妹妹過程中的冷靜和始終“不后悔”，則表明她一直受清醒的意志控制。殺妹計劃勢必經過長期的心理掙扎，這到底是反人性的還是“太人性”了?這個問題是如此難以回答嗎?
　　患者家庭長年生活艱辛，社會對患病女孩權益保障缺失，父母親事后的“認可”，姐姐“殺死妹妹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可是，仍然讓人無法想象的是，對于一個在同一瞬間孕育在同一個子宮里的生命，一個在12歲患病以前完全正常后來也僅僅是間歇性精神病的生命，在被一個受過中學教育的姐姐殺死半年后，為什么就沒有一些悲憫復活呢?為什么姐姐殺死妹妹的理由是如此受體諒呢?
　　人人生而平等，在這里，當事人父母，還有媒體、司法和公眾的反應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道德和價值的倒退――精神病人的生命價值低于正常人的生命價值，這樣的判決作出后，難以設想，是否會強化這種早已被文明社會摒棄的價值觀，更難設想，是否會助長中國對精神病人的生活權益甚至生命權的漠視，要知道，中國在這一塊本來就落后于先進國家。
　　在這里談生命的價值是多么奢侈的事情。法院作出這個判決，不是一般的慎重。上級法院的一位法官，亦曾打電話給審理此案的法院，“建議…‘不能機械地適用法律”，“社會效果不能不考慮”。成都的一些專家學者，在媒體上表示支持判決。四川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一位副所長說：將妹妹捂死，應該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但她的行為也可以理解，是一種無奈之舉”。而網絡調查則表明，百分之七十的網友“支持判決”、“理解姐姐”。
　　以法律“優(yōu)惠”這個家庭的不幸，終于成為司法實體、知識界和草根民眾的主流聲音(不過，另據報道，當地檢察院認為判決過輕，正在考慮是否抗訴)。這才是“姐姐含淚捂死妹妹”的“案發(fā)現場”。在這樣的語境下，什么悲劇不可能發(fā)生呢。多數人“能理解”姐姐捂死睡夢中掙扎的妹妹，則被捂死的豈止是一個可憐的女孩，人性和良知是否同樣受到了窒息?人性的黑洞多么令人驚悚，但都能找到根植于現實的呼應。
　　精神病人，是我們人類的同胞，也是我們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可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是我們的父母子女，這是家庭的不幸，也是社會的不幸，但，正是是否具備對這種不幸的承擔和對弱勢群體的悲憫，才彰顯出人之不同于普通動物，才刻畫出文明社會和落后社會的分野。

相關熱詞搜索：有病 天不 人有病，天不能病 人有病天知否pdf 賀新郎人有病天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