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當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的圖書館里饑渴地閱讀著那些后來深刻改變中國的“新思想”的時候，只比他大6歲的蔣介石已在廣東軍政府負責粵軍第二支隊。其時，蔣介石正在鬧情緒，他那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處于擅離職守狀態(tài)，游離于廣州、上海、東京，還有他的老家浙江奉化之間。
　　盡管很受孫中山以及實力派粵系軍閥陳炯明的器重，蔣介石卻不喜歡廣州的氣氛，他在日本所學在粵軍內無處施展；也不喜歡陳炯明，覺得他遲早會叛變革命。蔣介石希望能穩(wěn)定兩廣，然后北伐，不過孫中山并不重視他的建議。這樣的失落讓蔣介石以探望母親為由離開了部隊。
　　這是蔣介石人生經歷的常態(tài)，每當形勢不如愿，他就會選擇辭職或者逃避，1919年的這一次僅僅是開始。此后，他辭職的頻繁令人咋舌。然而，他也因此有時間走出年輕的放蕩與懵懂，認真思考自己的過去與未來，并作出修正。
　　他的思考顯然有成效，于是，在過了而立年之后，蔣介石的性情常常表現(xiàn)出對自己的反動。美國政治傳記作家、《蔣介石傳》的作者布賴恩?克羅澤觀察到這一點，他發(fā)現(xiàn)：蔣介石既放蕩不羈，又遵循孔道；他偶爾暴躁，通常卻待人謙恭；他革命，但對傳統(tǒng)社會以及等級制度又有一種頑固的保守……這一切，或許都是他反思的心得。或許正是這樣的反思成就了他，使得他此后的進進退退看起來像是有預謀的蟄伏。
　　
　　亡羊補牢的浮浪子弟
　　
　　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中，蔣介石的生涯介于游俠浪人和革命志士之間。
　　1919年7月24日，在反思以前的個人經歷時，蔣介石給自己寫下了“荒淫無度，墮事乖方”的八字考語。
　　荒淫確是實情，蔣介石好色，國民黨的元老幾乎無人不知。他從2l歲起即出入上海的煙花柳巷，欠下不少風流債，甚至染上花柳病，失去了頭發(fā)。1919年，他在上海時藏在戴季陶家，躲避北洋政府的抓捕，同時也是為了躲避一個青樓情人的糾纏。
　　色字一關，蔣介石苦苦掙扎了許多年。為了管住自己，他甚至逃到日本，最初的自制也算有些成效，但總有反復。1920年的時候，蔣介石在日記中不加隱晦地記錄下自己“又發(fā)癡情”或“途行頓起邪念”，語氣中多有自責。不過，再后一兩年，終于只是偶有“邪念”閃現(xiàn)，并無越軌行動。近40歲之時，蔣介石方能做到“放得下”。1925年11月16日，蔣介石參加為蘇聯(lián)顧問舉行的宴會，在一批外國人而前坦陳“生平經過、惡劣歷史”，對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乖方”，顯然指的是蔣介石急躁易怒的性格。蔣16歲就得了個“紅臉將軍”的名，曾因開設課程一事作為學生代表與校方交涉，他陳述理由時“情態(tài)激烈”，讓學校董事感到怒不可遏，幾乎把他扭送官府查辦。1908年，蔣介石從日本返家，與妻子發(fā)生口角，竟腳踹已懷孕8個月的妻子腹部，致其流產。1920年，蔣介石避難戴季陶家時，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亂罵”，蔣介石一度甚至想與戴季陶拼命。
　　蔣介石喜歡罵人，他那句“娘希匹”幾乎無人不知，罵下人、罵下屬，甚至發(fā)無名之怒，暴怒之時，幾至“視國人皆為可殺”。有時，還會大打出手。1919年10月1日，蔣介石在人力車夫那里受氣，一時不忿，拔拳相向，不料反吃大虧。
　　凡此種種，蔣介石都知道是自己不對，事后也會自責，并記錄在他的日記中。如：1921年4月7日，“叱嚇下人，暴性又發(fā)，己過一次”；1925年3月4日，“肆口漫罵，自失體統(tǒng)，幾不成其為長官，記大過一次’；1926年8月1日，“動手打人，蠻狠自逞，毫無耐力，甚至誤毆幕友，暴行至此極矣”
　　但乖方終于未能根除，而一直伴隨著蔣介石，如影隨形。
　　蔣介石克制這些壞毛病的法門來自古人，尤其是道學著作。他喜歡讀朱熹、讀曾國藩、讀胡林翼，借此檢討自己的言行。這個時期，蔣介石不僅認真讀道學書，而且也真像道學家一樣修身，跟行道學一派所主張的“省、察、克、治”，其日記中有“中夜自檢過失，反復不能成寐”的記錄。
　　比如蔣介石重戒貪寡欲。1920年時，蔣介石檢點當年花費，發(fā)現(xiàn)竟至七八千之巨，于是自責“奢侈無度……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1921年，蔣介石曾希望孫中山能為他報銷因葬母欠下的部分債務，但提出請求之前，蔣介石內心斗爭激烈，日記中記載，“今日為企圖經濟，躊躇半日。貪與恥，義與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為我所當辨。如能以恥字戰(zhàn)勝貪字，此心超然于利義之外，豈不廉潔清高乎!”
　　這種反省、修身對蔣介石的改造效果巨大。在與宋美齡婚后，除了時常仍難以控制他的脾氣之外，他在個人修養(yǎng)方面與其青年時代幾乎不可同日而語，個人廉潔、樸素方面尤為人稱道。但在1927年前后，修身對于蔣介石的意義卻有不同，早年冀圖做“古來第一圣賢豪杰”；之后，蔣地位已定，繼續(xù)修身則是為了做“中華民國代表”。
　　總體上，在修身養(yǎng)性方面，蔣介石對自己要求甚嚴，束縛頗多，有人以為其生性缺乏幽默感。亦有西方人上認為他“魯鈍”，但這可能低估了蔣介石。他還在1923年游俄歸國后，即留有下項記錄：“某日晨醒，自省過去之愆尤，為人鄙薄者乃在戲語太多，為人嫉妒者乃在嬌氣未除。而其病根，皆起于輕燥二字。此后惟以拘謹自持，謙和接物。寧人笑我迂腐，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
　　
　　一個遲到的“新青年”
　　
　　相對于修身養(yǎng)性、待人接物風格的舊派，蔣介石對中國出路的思考卻處處透著新意。畢竟，他生活在一個熱血青年積極探索救國真理的年代，青少年的坎坷，社會的巨大變動，讓他希望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努力思索著要許給這個國家一個怎樣的將來。
　　1919年的晚些時候，蔣介石偶然被一本名為《新青年》的雜志吸引。此后的幾年中，他常常手捧著這本雜志，閱讀不輟。同一時期，蔣介石也對由北京大學羅家倫編輯的《新潮》頗為喜歡。讀此類雜志，幾乎是當時思想開明、追求進步的標志。此刻，32歲的蔣介石與那些新派人物并沒有多大差別。
　　有一段時間，馬克思、列寧也成了蔣介石的案頭�？�。他常看的書包括《馬克思學說概要》與《共產黨宣言》等，并堅持做筆記，發(fā)表看法。
　　比如，他在1923年9月24日的日記中就說：“今日看《馬克思學說概要》完，頗覺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厭棄而去者再�？粗料掳氩浚瑒t多玄悟，手不忍釋矣!”1925年后，列寧也被他納入視野。11月21日，蔣介石曾評價《列寧叢書》，“權力與聯(lián)合民眾為革命之必要……，皆經驗之談也。”
　　1925年11月，蔣介石為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作序，重點闡述“精神出自物質，宇宙只有一原”；另外，序中亦有“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之句。馬列著作對蔣介石的影響，從中可見一斑。
　　當時孫中山推行“聯(lián)俄、聯(lián)共、 扶助農工”政策，但不能因此斷言蔣介石此時對馬列的態(tài)度屬于投機，接受新事物正是他那個時代的特征。
　　不過，他對馬列著作的理解并不深刻，對時局的認識也處于模糊狀態(tài)，對未來的選擇也是猶猶豫豫。
　　相對清晰的，或許是他對鄉(xiāng)村土紳、資本家、軍閥、政客……那個時代的剝削階級的憎惡，而這同樣是新派人物的共性。
　　他在1919年2月26日的日記中曾說“吾國紳耆階級不打破，平民終無享樂之一日也�！彼�在上海經營交易所，雖屬投機，卻也目睹了資本家傾軋、壟斷的黑幕，并感慨“安得將此種奸商市儈，一掃而空之以發(fā)榮社會經濟也”。對于軍閥，蔣介石憤怒更多，“恨手無寸鐵，不能殺盡狐媚之政客、議員，以清時局也”。
　　此外，他反對蓄奴、主張打破家族觀念，即使對他不怎么了解的工人也抱有一定的同情，1921年8月蔣介石曾監(jiān)督改建廳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勞狀況，并為之感動。他說：“工人之辛苦危險，可謂極矣，資本家見之，而不加矜恤，久之必演成階級斗爭�！辈贿^，蔣介石并不喜歡“階級、斗爭”，認為革命政府中，如果工人罷工就是反革命，屆時使用“非常手段，亦未可知”(在他掌權前后，他也的確是這么對待工人運動的)。
　　同那時的“新青年”一樣，蔣介石對于民族危機有深深的憂慮，他內心中民族主義情結更深。他稱五四運動“乃中國國民破天荒之壯舉”。1920年11月，在香港看到英同大規(guī)模建設的情況，他亦曾感慨：“中華錦繡河山，自不能治，而讓外人治之，不亦深可嘆乎!”
　　蔣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現(xiàn)于五卅事件后。蔣介石以悲憤之筆言說“蠢爾英奴，視華人之性命如草芥，肆行芟?，聞之心腸欲裂，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有生以來，震悼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贝撕螅�他逐日在提要欄目中書寫“仇英”標語近百條。大多為“英虜皆可殺”，“英番不滅，國家焉能獨立”，“英夷不滅，焉能解放世界人類”之類。
　　除了把“英虜”看作是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外，蔣介石對美、法等同也持警惕態(tài)度。其日記云：“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而對于他曾留學的日本，蔣介石也會直接用“倭狗、倭奴”稱之。
　　
　　以退為進的投機者?　
　　最初的時候，蔣介石只是革命中的一個小角色。武昌起義之后，他率領一支100人的部隊攻打杭州的浙江巡撫衙門。戰(zhàn)斗之前，蔣介石給母親寫了封信，提到自己希望能夠干出一番大事業(yè)，縱然戰(zhàn)死也心甘情愿，希望母親能恕其不孝之罪。信中頗有悲壯之氣，從此他的個人經歷與中國現(xiàn)代史聯(lián)系在了一起。
　　蔣介石盡管在杭州起義中干得不錯，但革命畢竟不像他兒時自認“大將軍”指揮一幫孩童沖殺那樣簡單。此后幾年中，蔣介石追隨與其亦師亦友的陳其美在上海接連謀劃了多次起義行動，但每一次都狼狽失敗，他本人險些被捕，而陳其美也死于袁世凱的暗殺。
　　蔣介石在同民黨內的起步得陳其美助益良多，是陳其美把他領進同盟會，并將他引見給孫中…。陳是同盟會在滬杭地區(qū)的負責人，由于孫中山對陳其美的倚重，陳死后，孫中山開始看重與陳其美關系密切的蔣介石。
　　1917年，在孫中山發(fā)起護法運動、急需人手壯大力量的時候，他想到了蔣介石。
　　蔣介石最初追隨孫中山并不順利。當時，在孫中山眼中，蔣介石的分量無法和陳其美相提并論，更不如此時的陳炯明――他掌握著孫中山惟一可以依靠的武裝力量。所以，對于蔣介石提出的一些極富遠見的建議，孫中山基本上未予采納。比如蔣介石建議徹底消滅桂系軍閥，穩(wěn)定廣州革命政府；并提醒孫中山注意陳炯明的野心；還有在1921年，在法定代表人數(shù)不足的情況下，蔣介石勸阻孫中山不要進行讓他成為“非常大總統(tǒng)”的選舉……事實證明，在這些問題上，蔣介石是正確的，但結果卻讓他氣餒。
　　對此，蔣介石往往是以辭職或不告而別表達自己的意見。甚至在一些無足輕重的事情上，他也會采取相同的方式。以至于從1918年3月到粵軍赴任至1924年1月，在不到6年時間里，他至少有14次辭職或者不告而別�！妒Y介石傳》的作者布萊恩?克羅澤總結說，每當形勢不能如他所愿，他就以辭職的方式以退為進，以此證明他是不可缺少的，其結果也往往是他一旦復出，職權就會更大。
　　蔣介石的確為職務鬧過情緒，比如1919年，他曾為粵軍壯大而其沒有升遷而不滿，直至任命其為第二軍參謀長才欣然就職。不過，其中也不乏“性格乖方”的實例，如他不滿在陳炯明手下供事，常常小題大做，孫中山就曾批評他“性剛而嫉俗，故常齟齬難合……”，要求其為黨所付重托，降格以求。蔣介石也有其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一面，如討逆與北伐，一旦其被擊潰或面臨險境，他總是會灰心喪氣，最終拂袖而去。凡此種種，蔣介石日后提及這些經歷時，把它歸結為“合則留不合則去”。
　　然而，孫中山此時急需值得信賴的軍事人才，尤其是在擅長軍事的將領朱執(zhí)信、鄧鏗相繼遇難，陳炯明漸生異志的情況下。蔣介石數(shù)次出走，卻沒有背叛，這也許是孫中山始終沒有對他喪失信任的關鍵。對蔣介石來說，盡管孫中山在陳炯明的事情上沒有重視自己的建議，但蔣介石顯然更清楚，離開孫中山他將不名一文。所以，當1922年6月陳炯明公開加害孫中山時，接到電報的蔣介石立刻從上海趕到廣州，陪伴孫中山度過最難熬的40多天。這也讓孫中山相信，堅定不移支持他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
　　自1911年投身革命以來，也許這一刻――取得孫中山的充分信任對他才是最重要的。這意味他作為革命馬前卒的日子終于結束了，在其情婦陳潔如所寫的回憶錄中，蔣介石曾清楚地提到這一點。至于此后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主席只是他的人生邏輯的自然延伸。1925年以后，再也沒有蔣介石消極請辭的事情出現(xiàn)。
　　不管是有預謀的，還是被動的，他的蟄伏到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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