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曉紅 　　1968年生于臺北。1991年輔仁大學畢業(yè)后，留學并定居英國。2001年正式進入英國主流報紙《衛(wèi)報》，報道勞工、移民、少數(shù)民族社區(qū)等問題。同時也為《聲音》雜志（Voice）做專題報導，并擔任英國《女性主義評論》(Feminist Review)的編輯。其父白秀雄先生過去擔任過臺北市副市長職務。
　　
　　若有新聞從業(yè)者告訴我們，他是中立的，他一定是在說謊。美英侵略伊拉克時，那些“中立”的英國媒體，全都是主戰(zhàn)的。我認為，新聞從業(yè)者必有社會立場，而一個好的新聞從業(yè)者必有社會責任感
　　
　　“你不經(jīng)歷他們的生活，怎么能真正了解他們？”這是當被問及為什么決定以匿名親身體驗的方式進行采訪時，白曉紅的回答。
　　將白曉紅拉入我們視野中的，是她在本刊發(fā)表的《中國偷渡客泣血英倫》。為了這組報道，她匿名深入到中國偷渡客中，與他們共同工作和生活11天。在此之前，她曾花費三年左右的時間，進行了250多項訪問（并經(jīng)常短期與受訪者居�。�，寫成一本名為《隱形生產(chǎn)線》的書，以記錄英國非法勞工的勞動和生活現(xiàn)狀。
　　
　　我的大學4年，就是參與學運的4年
　　
　　雖然出身于臺灣國民黨官員家庭，但白曉紅似乎從小就對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臺灣有諸多不滿。上初中時，她因反感學校軍事化的制度而寫文章到當?shù)仉娕_，結果差一點被學校退學。此后，為了順利地從初中畢業(yè)，白曉紅不得不有所收斂。然而上了高中沒多久，她又“原形畢露”，成了學校有名的“問題學生”，經(jīng)常因為拒絕向蔣介石銅像敬禮之類的事而被教官罰站。而且她還嚴重偏科，她喜歡的科目，比如英語，經(jīng)常拿第一名，并代表學校參加語言競賽，不喜歡的科目，卻是碰也不碰。1987年，白曉紅考入臺灣輔仁大學，學習西班牙文學。相對于中學而言，大學有更加自由、開放的氛圍，使白曉紅終于有機會“明目張膽” 地以自己的行動表達她對現(xiàn)實社會的不滿。“我的大學4年，就是參與學運的4年。”
　　“1980年代中期，是當時臺灣學生運動的初期，那時的學運多以校園的議題為主，如臺大發(fā)起的學生主權運動。在輔大（輔仁大學），‘軍事教育退出校園’、‘校園自治’一直是這個時期的訴求。到了1986年后，臺灣學生運動已與本土社會運動(比如環(huán)保運動)結合在一起，它的訴求也就反映了整個臺灣民間社會對執(zhí)政者的要求。這個時期，學生運動更直接地把矛頭指向國民黨當局，要求民主化和‘國會’改造。記得在1987-1988年期間，幾乎每周都有街頭活動――多在政府行政部門前，或有象征性的地點，如中正紀念堂，我和同學們四處散發(fā)傳單，在校門口召集學生參與。我是個活躍的參與和宣傳者，但不是領導。
　　“令我最記憶猶新的一次學運，是1990年3月開始的‘野百合運動’。它是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開始的，各校學生聚集，占領‘中正廟’――學生這么稱呼中正紀念堂――一個多月。那是臺灣學生對老人政治和軍人‘組閣’( 郝柏村被任命為‘行政院長’) 最激烈反抗的表現(xiàn)。參與的學生同時在學校里呼吁同學罷課，去占領中正紀念堂。我記得當時的廣場氣氛，似乎每個人都能感覺到自己的力量。這是臺灣學運發(fā)展的最高潮，它使學生成為全民的代言者，這可從每天到廣場上送茶水的熱情大眾那里看出。國民黨政府在這種無可抵擋的全民壓力下，不得不允諾召開國事‘會議’，學運因此收場�！畤�事會議’成為1990年代臺灣‘憲政改革’的開始。”
　　在白曉紅的骨子里，有一種強烈的追求自由和對現(xiàn)實的反叛精神。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保守、壓抑的臺灣，顯然與她的精神訴求格格不入，“臺灣的天空，令我感到窒息! 從小到大，你必須循著社會為你既定的模型塑造自己的未來，沒有個人自由創(chuàng)造的空間，沒有他途可尋。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這是非常痛苦的。我一直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總之，離開臺灣，到國外尋找自己的空間，是我的愿望！”
　　1991年，白曉紅大學畢業(yè)后來到英國。一開始她在英國威爾士大學學習文化批判理論。這期間，她結識了一些社會主義組織，并在兩年多里定期參與他們的活動，這讓她逐漸認識了英國社會。之后，她為臺灣的出版社介紹新書，承擔翻譯及撰寫導讀的工作。2001年，她再次返回學校學習。這次，她選擇了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新聞系。同年，在一位教授的推薦下，她進入英國主流報紙《衛(wèi)報》。
　　
　　體驗式報導，是最直接最有力的
　　
　　2004年3月，在英國傳媒大舉辯論外籍勞工之時，白曉紅裝扮成簽證已過期、急著找工作的中國學生，深入到英國葛蘭平肉類加工廠，深入體驗英國非法移民的生活�！皩ξ襾碚f，那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報道方式。從他們的視野來看他們的經(jīng)驗，是我一直想做到的。”
　　這組調查性報道在英國《衛(wèi)報》刊出后，在英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激起了英國社會各界對外籍勞工，特別是無證勞工近似奴隸的生存狀態(tài)的關注，并致使政府在數(shù)月后通過了《工頭執(zhí)照法》，將工頭納入國家注冊管理體系。
　　“我最敬佩的新聞從業(yè)者，是像岡特?沃拉夫（德國調查新聞記者）這樣的記者。岡特?沃拉夫用了2年時間，假扮成一名土耳其工人，匿名與外籍勞工共同生活、工作，親身體驗了德國社會底層外籍勞工悲慘的生活狀況。他的報導‘Lowest of the Low’揭發(fā)了德國這個所謂先進國家里的種族隔離，以及政客和宗教領袖的虛偽，震驚了歐洲。此后，他的姓氏沃拉夫，就成了‘調查新聞學’的代名詞（在瑞典文中，沃拉夫就是‘調查’之意）。‘以欺騙的手段，來揭發(fā)社會的欺騙，’岡特?沃拉夫當時就是這么說的。”
　　
　　人物周刊：身為曾經(jīng)的臺北市副市長的女兒，能談談你父親白秀雄先生嗎？
　　白曉紅：我以前常對我父親說，幸好他不是政客，只能說是技術官僚。
　　人物周刊：你大學時代經(jīng)常參加學生運動，你父親對此是什么態(tài)度？
　　白曉紅：他通常是保持著“既不鼓勵，也不制止”的態(tài)度。由于他的工作，他無法主動地支持我的行動，但他作為一個國民黨員，倒經(jīng)常流露出對國民黨的不滿和憎惡，這對我也起到了一些鼓勵作用。那時，我經(jīng)常對他說，“你為什么不退黨呢？”他的回應總是一聲嘆息：“哎！”
　　人物周刊：你的父親，你的家庭，對你的性格與你目前所從事的職業(yè)有什么樣的影響？
　　白曉紅：我父親在我大學時代�？粗�我的“所作所為”，很自在地說：“兒孫自有兒孫福！”其實，他的這種態(tài)度給了我挺大的發(fā)展自由。我想出國念書，他完全支持。我父親在社會工作領域，我母親在教育領域，皆多有著作。我父母親給我的最大影響是，我從小就看他們寫的書，從小喜歡拿筆亂揮，喜歡用筆表達意見。我7歲就愛投稿，是臺灣兒童愛看的《國語日報》的忠實讀者。我父母親從我小時候就鼓勵我投稿，常給我加油。
　　人物周刊：美國有位學者提出，新聞學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養(yǎng)新聞從業(yè)者對社會的批判意識并樹立深刻的社會責任感，你同意這一觀點嗎？
　　白曉紅：非常贊同。我相信，若有新聞從業(yè)者告訴我們，他是中立的，他一定是在說謊。在美英侵略伊拉克時，那些“中立”的英國媒體，全都是主戰(zhàn)的。我認為，新聞從業(yè)者必有社會立場，而一個好的新聞從業(yè)者必有社會責任感。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你的家庭？會想家嗎？你在英國有自己的家庭嗎？
　　白曉紅：當然會想家啦！不過我和我父母親和弟妹都很看得開。我們經(jīng)常在倫敦或歐洲其他地方見面，一同旅游。其實我發(fā)覺，我和父母親之間的距離越遠，感情越好。或許是距離帶來了比較客觀地看待對方的機會。過去曾有的一些矛盾，現(xiàn)在都變得不重要了。另外，我也逐漸把倫敦看作自己的家。我覺得自己挺幸運的，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去過日子。我和約翰住在東倫敦，結婚多年。他從事社會工作，服務對象是有精神疾病的老人。
　　人物周刊：你對目前在《衛(wèi)報》的工作滿意嗎？今后是定居英國，還是回歸故里？
　　白曉紅：我對我的工作還算滿意。正準備將《隱形生產(chǎn)線》改寫成英文版。目前沒有回臺灣的打算，主要因為離開太久，人事已不熟悉，回去還需重新調適。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婚姻？
　　白曉紅：婚姻是社會關系再生產(chǎn)的主要機構。很多中國女性完全是以它的功能性來看待它。對我而言，它只是一張紙，沒有意義。結婚，是讓父母高興！
　　人物周刊：如果讓你用一句話做一個自我評價，你會說什么？
　　白曉紅：不夠實際，需要以經(jīng)驗來讓自己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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