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北京公布了一項人事任命：原中國社科院法學所長夏勇，出任國家保密局長。 　　學而優(yōu)則仕，以學術能力拔擢人才，本是中國歷代王朝的傳統(tǒng)取士之道。就是在現當代，學者入仕也不罕見，歷史學家吳晗做到了北京市副市長，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當年是復旦大學的知名政治學教授。
　　但夏勇――這位對人權理論有精深研究的法學家的身份轉換后面，卻隱匿了一個不尋常的現象，這一現象，已被媒體敏銳地概括為“法學家從政”：僅今年以來，就有華東政法大學的兩位知名教授郝鐵川和孫潮，離開校園，分別擔任上海兩個區(qū)的區(qū)長。
　　其實，“法學家從政”并非始于今日。1990年代后期，武漢大學教授萬鄂湘、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曹建明出任最高法院副院長；湖南省高級法院等省市級法院的副院長職務由江必新等有聲望的學者擔任；2003年起，信春鷹等法學家任全國人大專職常委――清晰勾勒出當代法學家參政的現實脈絡。
　　法學家參政議政，還只是法律人士以專長服務社會的一個縮影。江平等名教授的法律啟蒙，對憲政、民權意識、有限政府等理念的推廣和普及；以著名的張思之老先生、維權律師高智晟等為代表的律師群體，在維護公民合法權利、防止公權力濫用等方面，都有各自的貢獻。
　　而在全國政府系統(tǒng)，一個以外派官員留學、“充電”后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的“留學運動”正在進行中。根據留學地點的不同，目前中國官員的“留學運動”呈現出兩種思維，一是歐美，以美國和歐洲為師；一是新加坡。
　　其中，最著名的是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合辦的“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據本刊記者采訪了解，該班目前已舉辦了三期，第四期剛剛開學，正處于清華受訓階段。
　　一個以法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為知識背景、精于公共事務管理的官員群體，正在形成中。
　　
　　認真考察起來，“法治”、“人權”觀念成為公共用語，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而早在古希臘時代，法律和邏輯，已成為獨立的知識部類。中世紀人類最早的大學里，神學與法學，都是幾個獨立的院系之一。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神權之外，法律成了制衡世俗權力和協調人類關系的準繩之一。
　　中國的數千年歷史，士大夫階層鐘情的是儒家經典，所謂“春秋決獄”、“半部論語治天下”，“律學”、“刑名之學”，還算不上精深博雅的專門學問。即使在崇尚刑罰的法家那里，“法”也更多地和“勢”、權謀、“亂世用重典”等治國術聯系在一起。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政治理念里，有過“禮治”、“德治”、“人治”，惟獨沒有“法治”。
　　在此情況下，法律人地位不高、社會聲譽低下已可想而知。“紹興師爺”，就是一個飽含蔑視的稱謂。
　　近代中國衰落的原因，論者紛紛，但越來越多的學者達成共識：根本癥結在于缺乏法治。自由、民主、平等固然是令人懷想的高尚的人權理想，但其得以實施，卻不能僅僅是浪漫的空想，更要依托于法律保障。
　　而經濟與法律的辨證互動，早已由中國當代市場經濟運動史所證實：市場經濟，首先是法律主導下的經濟。
　　經濟學家吳敬璉早年以不遺余力地鼓吹自由經濟而著稱，人稱“吳市場”，但他漸漸發(fā)現：缺乏憲政法治的市場經濟，必將是混亂的權貴市場經濟。從2002年起，吳教授聯合江平教授，帶領一批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在上海成立了法律與經濟研究所，他又成了“吳法治”，在各種重要場合，開口閉口談的更多是法律。
　　政府與法律，更是須臾不可分離。某種程度上講，一部西方近現代政治思想史，就是政府權力不斷被法律約束限制、防止濫用的演進史。
　　就中國而言，由于現代法律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法律秩序沒有形成，民眾缺少法律意識，法治缺失，遂造成人治當頭，中國這艘巨輪因此而起伏搖擺不定。
　　
　　在全世界范圍內，法政官員已是一個普遍現象。僅以國內熟悉的臺灣政壇來看，最重要的政治人幾乎都是法律人出身：陳文茜、馬英九、陳水扁、呂秀蓮，都畢業(yè)于臺大法律系，只有政治學博士宋楚瑜稍稍是個例外。
　　重慶大學法學院教授程燎原在他的論文中寫道：美國是一個典型的由律師治理的國家，即“律師共和國”。美國的法治，從一個角度看典型地體現為“律師之治”。 這種廣泛的律師統(tǒng)治，幾乎是二百多年美國政治史和法治史亦即美國“法治政府”發(fā)展史的一個表征或縮影。
　　今天，中國的政治文明正在逐漸成熟。在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里，“法治政府”、“責任政府”等字眼已成為主流語匯。
　　然而在我們這樣一個有數千年中央集權傳統(tǒng)的國家里，當代又經歷了一段全權政府無所不至的慘痛歷史后，全權政府如何過渡到有限政府、官本位意識如何讓位于人本意識，還將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不推崇精英政治，但專家治國卻是大勢所趨。在短短25年的改革歷史中，技術專家、經濟學家已躍上了政治舞臺，尤其是后者，經濟學被稱作“經濟學帝國主義”，無所不在的經濟學家們幾乎壟斷了媒體的話語空間。
　　但，僅有市場經濟的制度設計是不夠的。某種意義上，經濟學家的出現，意味著速度與效率優(yōu)先，而法學家的必然出現，是要保證公平與“和諧社會”的和諧實現。
　　“法政官員”的亮相，正與國家擯棄以GDP為中心的發(fā)展觀，強調構建和諧社會這一大背景有關。也可以說，法政官員是科學發(fā)展觀對官員素質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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