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像的時候，編導提醒他，“孟老師，咱不要老出人名好嗎？一會兒抬出一個歷史學家來，老百姓不認識，沒興趣�！彼�心中暗暗叫苦，治學有道，引用了他人研究成果，豈能只字不提呢？
　　
　　
　　到孟憲實家中采訪，一進門被他的書房嚇了一跳。他把客廳征用了，慣常小康家庭常見的氣度不凡的電視墻、豪華時髦的液晶電視，以及碩大的真皮轉(zhuǎn)角沙發(fā)，這個客廳里全都沒有。
　　沿墻一溜書柜，至少10米長，盡頭擺著他的書桌。其他幾面墻，也都立著短短長長的書柜。
　　采訪快結(jié)束的時候，才找到他家的電視，式樣是老的，尺寸也不大，藏在餐桌旁邊，位置完全不適合觀看。
　　45歲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歷史劇《貞觀之治》編劇之一、《百家講壇》“玄武門之變”、“貞觀之治”、“大唐二十帝”的主講人，笑嘻嘻地說，自己平時基本不看電視的。不看電視的人，走上電視講歷史，為電視機前的觀眾編寫劇本，都是偶然，“電視臺的人東找西找，輾轉(zhuǎn)找到我�！�
　　開始覺得挺好，不妨一試。進了圈子之后，才知道這兩樣沒一個輕松：做電視講座，差點當了“逃兵”；而狠狠解放了一下思想，寫出來的歷史正劇最后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收視平平。
　　他誠懇地說，自己電視講座的收視率也不高。原因嘛，自己沒有完全按照制作方的要求，沿襲過往的成功案例，“我是按照問題來講的�！�
　　錄像的時候，編導提醒他，“孟老師，咱不要老出人名好嗎？別一會兒抬出一個歷史學家來，老百姓不認識，沒興趣。”他心中暗暗叫苦，治學有道，引用了他人研究成果，豈能只字不提呢？廣西師大出版社集納他電視講座的書稿出版《孟憲實講唐史》一書，他特地在后面附上“參考文獻”作為彌補，“不然以后怎么見同行��！”
　　業(yè)界有不少人看了他的節(jié)目。出版社為他組織的新書發(fā)布會，變成了一個熱烈的研討會，他在北大讀博時的導師吳宗國先生、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李孝聰教授、榮新江教授，以及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國剛等人，個個熱情洋溢，熱議專家應(yīng)該如何為公眾講史。
　　盡管收視率和社會影響遠遠不及易中天、于丹等主講人，但已經(jīng)有輿論將他視為電視主講人從江湖走向?qū)�業(yè)的代表。
　　
　　歷史劇是創(chuàng)作，絕不能當作歷史
　　
　　人物周刊：大眾對歷史的熱情是跟著電視劇走的，在清宮戲、明朝戲熱過之后，反映唐朝歷史的《貞觀之治》、《貞觀長歌》先后登場，作為參與了歷史劇《貞觀之治》創(chuàng)作的歷史學家，你對歷史劇有什么底線要求嗎？
　　孟憲實：電視劇就是電視劇，歷史劇掛上“歷史”兩個字，它也絕對不是歷史。學界根本沒有必要去管它，它就是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藝術(shù)加工。
　　現(xiàn)在的問題是歷史劇還有所謂“正劇”和“戲說”的區(qū)分，戲說大家好辨別一些，肯定是非歷史的東西多。正劇就麻煩了，很多人會誤以為這里面講的就是歷史，會拿它跟史實對照。這個區(qū)分有問題，你根本分不清楚的。這中間并沒有量化的可操作的具體標桿，比如說規(guī)定歷史正劇中必須70%以上是史實。
　　
　　其實1950年代就有過這種討論，郭沫若借新編歷史劇《蔡文姬》和新編京劇《赤壁之戰(zhàn)》為曹操翻案，學術(shù)界就如何評價曹操展開了熱烈爭鳴。當時田余慶先生就說了，這個事情歷史學家沒有必要參與，就嚴格劃分開界線好了。
　　人物周刊：作為唐史專家你隆重贊美貞觀之治的文治武功，而在總結(jié)貞觀盛世的原因時，特別強調(diào)“制度”而非個人德行對歷史的影響，為什么？
　　孟憲實：貞觀時期雖然是帝王當政，但是他們的制度意識非常強，這是專家的共識。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少見的理性時代。
　　強調(diào)這個，一方面是歷史事實，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提醒，在我們這個現(xiàn)代社會里，制度意識仍然有不斷強化的必要。
　　制度是人類社會智慧的結(jié)晶，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一個社會的領(lǐng)導人、統(tǒng)治階層，是否有制度意識，是他是否理性、是否健康的一個標志。如果當領(lǐng)導的，天天都是這樣工作，“這個事就過去了，下不為例”，這個社會沒有辦法健康運轉(zhuǎn)。
　　人物周刊：你特別強調(diào)歷史研究一定要有現(xiàn)實價值，如果對現(xiàn)實無益、沒有價值的話，就完全不必存在，為什么？
　　孟憲實：研究唐史20多年，我知道有一個問題在我們學界或者說在我們大學的歷史系是一直存在的，就是歷史學的現(xiàn)實意義，歷史學對現(xiàn)實社會到底有沒有意義？
　　這本來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我們學術(shù)界輕易不說這個問題，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歷史學走入一種畸形，表現(xiàn)出很不好的傾向，因此現(xiàn)在不怎么說了；第二，在市場經(jīng)濟發(fā)達的時代，歷史學轉(zhuǎn)化成現(xiàn)實的生產(chǎn)力，直接轉(zhuǎn)變成經(jīng)濟效益很困難，所以歷史學的老師也不便于直截了當跟同學講歷史學到底有什么意義。但是只要有歷史學，它的意義追問肯定是存在的。如果一個學科對現(xiàn)實生活沒有意義，那它就應(yīng)該被抹去。
　　向社會大眾傳播歷史知識、傳播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傳播正確的歷史觀，就是歷史學家或者專業(yè)從業(yè)人員的社會責任，也是對社會的一種回報。至于通過什么樣的媒體，電視還是廣播，還是著書立說，并不重要，媒體不過是手段，最主要的還是內(nèi)容準確、知識準確、方法可取。
　　
　　講深了不行，講淺了也不行
　　
　　人物周刊：你說自己剛到百家講壇的時候，中間差點逃跑，最痛苦的轉(zhuǎn)變在什么地方？
　　孟憲實：電視里講課跟在大學講課完全不一樣，講深了不行、講淺了也不行。他們有自己的套路和模式，估計觀眾有點疲勞了，主講人就得趕緊拋出一個懸念、一個問題，（笑）設(shè)問經(jīng)常是結(jié)構(gòu)需要，有的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問題提得特別傻。
　　一個問題掰開揉碎講半天，著急。作為專家，你對這段歷史有認識，有些東西你覺得特別重要，必須要講，但是它又沒有故事，這個很麻煩。我有一段真的不想講了。
　　人物周刊：電視講史因為對象的要求，必然要犧牲主講人的專業(yè)性，你認為這種犧牲是否在所難免？這種犧牲有底線嗎？你的底線是什么？
　　
　　孟憲實：專家學者講史有一個好處，就是他絕對不會胡說。尊重歷史對他來說是一種本能，這個學術(shù)底線他不會破的，所謂的犧牲肯定是在底線之上的，是學術(shù)性的犧牲。
　　我們寫論文談一個問題，一般都是先講幾家觀點，再亮出自己的觀點。電視講座不能這么講，編導一再強調(diào)一個技術(shù)問題，要求你少出人名，觀眾不知道也記不住他們。
　　但歷史學研究講究的就是一字一句的出處。有個主講人講了一個學者的觀點，但是沒有說明出處，后來我遇到那個學者，他挺生氣，開玩笑說要告他剽竊。其實我知道這里面的苦衷，電視講座你就是想講明出處，都沒機會，講了也給掐掉了。我后來特意在出書的時候把參考文獻附上，就是想別講完了沒法見同行了（笑）。
　　人物周刊：許多人將你視為電視主講人走向?qū)�業(yè)、理性的一個標志，你是如何維護自己的專業(yè)性的？
　　孟憲實：我比較偏重學術(shù)界的想法，學術(shù)和非學術(shù)的界線自己先要講明，比如我的電視講稿出版的時候，我在后記里講明，這不是學術(shù)作品。
　　其實我自己從一開始就沒想只講常識，我想把一些可以寫成論文的新見放進去，比如晉陽起兵誰是主謀，比如魏征進諫的制度要求，比如玄武門兵變李淵被囚禁等等，這些都是可以寫成好論文的。這些學術(shù)界看了，也會有興趣的。（笑）可能就是問題講得太多了，收視率不理想，反正我自己挺滿意的（哈哈）。
　　人物周刊：你個人認為，我們這個社會應(yīng)該構(gòu)建怎樣的歷史知識傳播結(jié)構(gòu)？有學者認為百家講壇的一枝獨秀已經(jīng)形成學者明星化的名利場，這樣的情形是否會導致人們只認識這個舞臺上亮相的學者？
　　孟憲實：坦白地說，現(xiàn)在的主講人，包括我自己在內(nèi)，肯定不是一流學者，一流學者沒有時間和精力出來給大眾講常識。咱們現(xiàn)在的電視講座太少了，層次沒有分出來。如果有一個節(jié)目面對的不是普通觀眾，而是具備一定的專業(yè)知識、稍有史識的觀眾，學界的一流人物就可以出來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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