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病”泛濫的時代，朱德庸試圖做一個旁觀主義者。他在自己與外界之間豎立起一堵透明的墻，一面是他固執(zhí)存有的自我，一面是神經官能癥患者們。 　　 　　6月21日，北京，東方先鋒劇場。朱德庸坐在小劇場的第一排，看著舞臺上一幫身著五顏六色服裝，發(fā)型也和漫畫人物類似的年輕人變換著音調，將他的漫畫新作《大家都有病》的部分內容現場演繹出來。
　　朱德庸和觀眾一起鼓掌，也時不時和坐在一邊的嘉賓余華耳語幾句――這是他的新書在北京的首發(fā)式，也是將在年底上演、由田沁鑫改編的同名多媒體音樂話劇的一次預演。
　　“早就看出來他有病了�！泵鎸τ^眾談到老朋友朱德庸，余華如此說。
　　朱德庸笑著用新書的名字做了回應：其實大家都有病。在這本漫畫新作《大家都有病》里，會看到刷卡成癮的女郎、相約自殺的三兄弟、人格多重分裂的男子……還有患憂郁癥、強迫癥、恐懼癥的多種人，這些“病人”被幽默地以線條勾勒出來。
　　朱德庸筆下勾畫的這些“城市病”，對應到醫(yī)學里，則是很專業(yè)的一個詞匯：神經官能癥。
　　其實，余華的話并非調侃，朱德庸自己的“病”比他筆下的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從小就有自閉癥，“沒有辦法跟別人交流”。他喜歡畫畫，從4歲開始，畫畫是惟一能讓他松弛的方式。在學校里畫，書上、本上，所有空白的地方，都被他畫得滿滿的�；氐郊依�，也是畫畫，外面的世界沒法呆下去，惟一的辦法就是回到自己的世界。在學校里受了哪個老師的打擊，敢怒不敢言，一回到家里就畫，狠狠地畫，讓老師“死”得非常慘，然后自己心情就會大好。
　　父母為朱德庸傷透了腦筋，也吃了很多苦頭，但他們從不給孩子壓力，一直聽任他自由發(fā)展。爸爸會經常裁好白紙，整整齊齊釘起來，給年幼的朱德庸做畫本。大概是因為和周圍的人沒有交流，朱德庸觀察人不會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東西，常常是對看到的東西做反方向思考。
　　他說到一個有趣的例子，路上看到一個公務員道貌岸然地走過來，他會想：“如果這時候我突然跳上去，‘啪’給他一巴掌，他會怎么樣？一下子愣在那里呢還是發(fā)了瘋一樣狂怒？總之，他的反應不會像我眼睛里看到的一樣�！�
　　有段時間，臺北路上的行人總會看到一個自顧自笑的奇怪男孩。
　　“我是成長在一個閉塞的世界里面，我的世界和外界是隔離的，還好我的世界是一個透明的墻，而不是一個磚墻�！�
　　這對他能夠成為后來的朱德庸來說很重要。透過透明的玻璃墻，他可以安靜地做一個旁觀者，沒有人打擾，即使自閉，依然可以用眼睛和大腦，觀察思考這個世界的荒謬�！白蚤]的好處是我可以往外看，但外面的東西進不到我這里，所以我一直可以用旁觀的眼光去看很多很多的事情�！彼�說，如果沒有一個圍墻把他擋住的話，他可能也畫不出這些畫來。
　　這大概是他諸多的經典語錄構思的來源，也可能是他被朋友說“有病”的原因――聽起來就像是他筆下的小孩子在跟你描述他的“特異功能”。
　　除了自閉癥，成年以后朱德庸還發(fā)現自己有識字障礙，“我眼睛看到的字和大腦找到的是不一樣的字�！边@個“病癥”，還是結婚后他和太太經常交流時候才發(fā)現的，因為有幾次，按他說的路線和方向，他太太從來都找不對地方。
　　后來查資料才發(fā)現識字障礙其實很多名人都有，比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還有好萊塢明星湯姆?克魯斯等等。知道這個之后，朱德庸不擔心了。
　　朱德庸手里拿著一個漆都掉光了的手機，據說已經用了6年，看不出型號。不用筆記本電腦，為了在外地還能上微博，去年買了個3G新手機搭配使用。他此前用的一輛汽車，也用了11年。
　　反潮流，反時尚，反消費主義，不管是在作品里，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朱德庸都在努力宣揚他的“慢哲學”。
　　每天八點鐘起來，吃早飯，看報紙，差不多九點鐘坐到書桌面前，開始想要畫些什么，然后畫一會兒。等太太起床后，就陪她看電視吃早餐，他的工作時間就此停止。每天花在畫畫上的時間，也就兩三個小時，這已經是極限。
　　“對我來講，我基本的欲望如果都滿足了，那剩下的欲望是我有權利選擇的。當我有權利選擇欲望的時候，我就自由了�！敝斓掠共⒉徽J為自己的意見多么重要，只是想讓大家聽聽另外一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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