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武夫治國夢》、《鄉(xiāng)土心路八十年》、《鄉(xiāng)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等。 　　8月27日是黃萬里先生逝世忌日,關于黃先生,我想說點什么,說點跟自己的身份―一個學院知識分子有關的話題。
　　說起來,黃萬里先生跟現(xiàn)在中國的多數(shù)教授身份差不多,都是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拿著政府的工資,做著技術性的事務。雖然,他比我們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在專業(yè)上都優(yōu)秀,但在身份上,并無本質的區(qū)別。我常想,如果今天再出現(xiàn)黃萬里先生當年討論修建三門峽水庫那樣的情況,還會有人站出來提出異議嗎?我敢肯定不會,就是有人明白這個水壩不能修,也絕不會公開反對,連私下表達異議都沒有可能。君不見,當今之時,已經(jīng)沒有被扣政治帽子的可能,更沒有被打成“右派”的機會,一個個的專家論證會,盡管論證的玩意很可能荒唐透頂,有誰會說半個“不”字呢?沒有,看在同僚的面上,看在領導的面上,更看在高額的評審費的面上,評審組織者要什么,領導要什么,專家就說什么。
　　黃萬里先生是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這一點沒有人懷疑。他的骨氣,事實上來源于兩個東西,一是作為科學家的職業(yè)道德,二是他的責任心。而后者,尤為重要。作為前者,一個真正的科學家,可以沒有政治立場,但必然會尊重科學常識,尊重試驗數(shù)據(jù),不能違背自己的學識,不尊重事實而說違心的話,尤其不能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說出這樣的話。也就是說,如果科學家的研究告訴他這個東西是白的,那么無論在多大壓力下,他把它說成黑的,對他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當年看出三門峽水庫問題的水利科學家不止黃萬里一個,而違心同意蘇聯(lián)專家意見的人,包括后來論證畝產萬斤成立的人,內心一定有某種煎熬。但是,真正能站出來說不的人,卻只有黃萬里一個。
　　我們可以說,黃萬里先生作為教育家黃炎培先生的公子,其所受的教育特別好,他的留學經(jīng)歷告訴我們,他的科學素養(yǎng)特別的棒,因此他的職業(yè)道德感比別的人更加強。但我們也可以說,作為一個刻意報國的科學家,他對于民族和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百姓,有著更大的責任感。在當時政治正確的高壓下,恪守職業(yè)道德,可以選擇沉默,也可以選擇發(fā)表意見后再沉默,但是,他選擇的卻是抗爭,固執(zhí)地堅持己見。由此而賈禍,在別人看來,的確是太傻了。
　　從來有責任心、有對國家民族和人民的責任心的人,都是傻子。舍身求法者,為民請命者,都是傻子。一部歷史,如果都是見風使舵之輩,都是功名利祿之徒,都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家,那么,歷史將變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無聊。即使人人的身段都非常柔軟,手腕都非常的高明,斗得非常精彩,依舊是乏味和無聊。有了傻子,歷史才像畫龍點上了睛,生龍活虎。盡管歷史上的傻子,個個都命運悲慘,但一個民族的歷史,卻因此而值得稱道。
　　嚴格說來,沒有人能做到完全的無私,但是,如果有了為百姓、為民族、為國家的責任心,就可以做到無私,把個人的成敗利鈍放在一邊。從這個意義上說,黃萬里先生是一個無私的人。之所以無私,就是因為他的責任心特別重。當然,反過來,跟黃萬里同輩的科學家們,不見得沒有職業(yè)道德,也不見得沒有責任心,但是,為何很少有人能做到跟黃萬里一樣呢?
　　對此,我們更應該問的是,為何科學家沒有一個充分表達意見的場合?為何在科學問題上,還要服從政治目的,讓政治壓倒科學,讓政治家的意志壓倒科學家的專業(yè)判斷?進而把科學上的不同意見變成政治異議,把發(fā)表科學異議的科學家打成“右派”。顯然,這一點,即使在今天,也是應該好好反思的。
　　到今天,政治高壓應該不那么嚴酷了,但來自行政和商業(yè)利益上的干擾,依然影響著科學的判斷。瞎指揮,依舊盛行,所謂的“交學費”現(xiàn)象,依然日復一日地在中國的土地上重復了再重復。像三門峽水庫這樣的“學費工程”,還是一個接一個地聳立起來。更加嚴峻的問題是,科學家們,既沒有了職業(yè)道德,也沒有了責任心。一個個垮掉的工程背后,都有專家的設計論證,但垮掉之后,只消同樣一批人再論證一次,證明跟設計無關,跟驗收無關,就完事大吉。很少見過有科學技術人員,為了垮掉的工程承擔責任的。既然沒有了責任,人人都樂得拿錢論證,拿錢消災。
　　不能說現(xiàn)在的科學技術人員,現(xiàn)在的知識分子沒有專業(yè)知識,缺少專業(yè)技能。但是,他們更缺少的,是一種作為這樣一種身份的人的靈魂,一種不可缺少的職業(yè)道德和責任心。也許,從黃萬里被打成“右派”開始,這樣的缺失就開始發(fā)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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