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圣嚴法師是“400年來對臺灣最具影響力的50位人士之一”,被譽為“穩(wěn)定臺灣人心的力量”。童年多災多難,因戰(zhàn)亂饑荒而出家,當了10年軍人,30歲再度出家,山中閉關(guān)六年,以小學學歷留學日本,取得博士學位,在美國弘法,懷抱大悲愿倡建法鼓山道場……圣嚴法師稱自己的一生是近代中國社會的縮影。
　　
　　簡樸的歸宿
　　數(shù)年前的一個春天,我在巴黎鄉(xiāng)愁漣漣地想念方塊字。彼時,臺北的兄長寄來一冊有關(guān)圣嚴法師的傳記。捧在手里,看著街頭正在成熟的榛子樹,一時不舍得多讀,生怕在這字母成堆的地方,從天而降的精神食糧很快會“斷頓”。
　　圣嚴法師的傳記名叫《枯木開花》,作者施叔青是臺灣知名作家。白先勇曾把她小說的夢靨鬼氣同唐代詩人李賀比,然而,這冊傳記的文字卻十分端莊,字里行間帶著恭敬。那時,我還不知道圣嚴法師是誰,只覺得照片上的他笑得通透自在,沒有掛礙。那段時間,我每天攀到半山一座寺廟里教一位來自越南的比丘尼學中文,下雨的時候,滿石階爬滿了軟殼蝸牛,經(jīng)常舉著傘不敢隨意下腳,便念到佛家的慈悲,大概師父每天上山下山都會這樣躑躅揀擇吧,作為出家人,他們?nèi)绾卧诩t塵中過活呢?彼時,圣嚴法師的傳記填補了我很多的好奇,同時感慨,一個如此瘦弱的比丘,竟因為自己的修行而影響了那么多的人。
　　今年3月,《枯木開花》中文版在大陸發(fā)行。前不久,由圣嚴法師親自口授的自傳《雪中足跡》也帶著墨香上了書架,至此,這位臺灣高僧的生平在大陸有了完整詳至的介紹。
　　2009年2月的一天,我在網(wǎng)上無意間看到圣嚴法師圓寂的消息,難過之余,立時想起他的傳記曾在異域陪伴過我好長一段日子,馬上將他的教言和文章鏈接到了我經(jīng)常去的論壇,還附帶獻了一張齊白石老人的寄山圖。畫面上,坐落在山下的瓦房掩在樹中,我以俗人之心妄猜,圣嚴法師辛勞弘法一生,大概愿意在一個安靜的地方享享清福吧。我在這座瓦房下祈禱:愿來生結(jié)緣更深。
　　圣嚴法師的突然圓寂,當時震動了臺灣全島和華人佛教界。李連杰和林青霞專程飛臨,臺灣首富郭臺銘、云門舞創(chuàng)辦人林懷民、天主教主教洪山川等也前去道別。鳳凰衛(wèi)視王魯湘的采訪,則成了圣嚴法師最后時刻珍貴的影像記錄,甚至他還對“鳳凰”傾吐了遺愿。印象最深的是,圣嚴法師的法體分裝進5只環(huán)保紙袋,植入法鼓山的沃土。5只紙袋,多么簡樸的歸宿。
　　一年后的2月3日,圣嚴法師圓寂一周年的日子,談起他,臺灣首富郭臺銘依然不能自已,他說,圣嚴法師對他的影響比經(jīng)濟風暴還大。過去一年內(nèi),郭征戰(zhàn)全球市場,坐著私家飛機繞地球兩圈,他最感念的,卻是圣嚴法師不論貧賤,不論親疏,身體力行關(guān)懷貧弱的舉動,他說這是圣嚴法師留給他的最寶貴的心靈禮物。
　　圣嚴法師俗姓張,江蘇南通人。1930年出生于貧困農(nóng)家。自幼體弱,6歲始出門走動,11歲才入小學。自幼隨父親作小工:除草、踩水車、割稻、拾棉花。在舊時農(nóng)家,窮人的兒子要送到別人家“招女婿”。但母親舍不得,怨嘆聰明的幼子“錯生了人家”,培養(yǎng)不起也養(yǎng)不起,只有去“做和尚”。13歲,圣嚴法師便在狼山廣教禪寺做了沙彌。出家后,歷經(jīng)廣教寺、上海大圣寺、上海靜安寺佛學院,他的英文、數(shù)學、國文、佛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
　　國共內(nèi)戰(zhàn)時,19歲的圣嚴法師加入國軍,由上海搭船到了臺灣。10年軍旅期間,他對佛法的鉆研從未間斷,曾聲明“原來我是和尚,將來還要作和尚”,更在當代文藝期刊發(fā)表佛學文章,結(jié)束退役后立刻二度出家。
　　之后,近40歲的圣嚴法師獲贊助到日本東京立正大學進修,雖然只有小學四年級學歷,但他苦讀6年,拿到博士學位。1985年創(chuàng)辦中華佛學研究所,1989年開創(chuàng)法鼓山道場。
　　
　　人間佛教不舍紅塵
　　提起圣嚴法師,必要提及臺灣的“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注重入世而非出世;重視利他而非自利;更注重度生而非度亡。和以往屬于僧侶、山林的傳統(tǒng)佛教不同,人間佛教強調(diào)走向人群,關(guān)心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參與。
　　太圣嚴法師是人間佛教的提倡者。最早提出“人間佛教”理念的是太虛大師,圣嚴法師的師父東初老人是太虛大師的親授弟子。太虛大師另一弟子――印順導師與圣嚴法師被認為是人間佛教在臺灣最正統(tǒng)的延續(xù)。
　　臺灣的佛教信徒約有548萬,占臺灣人口的23.9%。就佛教團體來看,則以中臺山的惟覺,法鼓山的圣嚴,佛光山的星云,以及慈濟基金會的證嚴影響力最大,被視作臺灣佛教四座山。每個佛教團體都有自己的特點,中臺山注重禪修;佛光山擅長僧伽教育,并以出版刊物及電視傳播弘揚佛法;慈濟著重災難救濟、醫(yī)療服務;法鼓山則以佛教學術(shù)研究及教育著稱。1949年,幾位長老從大陸渡海來臺灣,其中只有星云法師是剃了頭的和尚身份。彼時,凈空法師是一個學子,維覺長老是一位商人,圣嚴法師則是國軍軍官。日后,甚至有人懷疑,他們可能乘的是一條船。
　　這幾座佛教名山的共同特點是,組織龐大,政治上卻保持中立。鳳凰衛(wèi)視主持人梁文道對此評論說:“法鼓山是藍綠都搶著要去,它不干涉政治,但是它介入到一個公民社會的發(fā)展。”臺灣近20年誕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民間機構(gòu)、民間組織,在梁文道看來,“這種結(jié)社精神、公民社會其實跟人間佛教是很相關(guān)的。”
　　通過演講、參與國際性會議、舉辦國際禪修,圣嚴法師把他佛教理念推廣到了世界。他曾攜手林青霞、蔡依林、李連杰等明星拍攝倫理廣告,同時擔任“你可以不自殺”網(wǎng)站的代言人,勸告有意自殺的人:“多想兩分鐘,你可以不必自殺,還有許多的活路可走�！�
　　圣嚴法師提倡僧眾用佛法來祝福新婚夫婦。他說懂得禪的人會包容一切――在禪的傳統(tǒng)里,沒有一件事與禪無關(guān)。禪超越一切的界限與阻礙。圣嚴法師也說,女性和錢財是他一生的兩盞紅燈,他稱自己是一個絕緣體,不導電的。即使有人帶著情感與他互動,他也不受感染。
　　2008年汶川地震發(fā)生后,圣嚴法師立即組織為災區(qū)募捐、捐物、派遣醫(yī)療隊,并親自致電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了解災情,法鼓山派出的救災隊伍一直活躍在災后重建的現(xiàn)場。
　　圣嚴法師曾經(jīng)這樣概括人生的意義:不在乎生命的長短,而在乎它的寬度,以歡喜心來承受生命。對此,親炙過他的李連杰、林青霞、張學友、朱德庸感同身受。林青霞回憶跟圣嚴法師學禪坐的情形。第一次見面時,她問法師:什么叫“禪”?師父說只要坐三天禪就什么都知道了。
　　短短三天令林青霞一生受用不盡:少了計較,減少了自我感,人也快樂起來。三天里,她感覺學到的比三年甚至10年還多,“最難得的是找到了內(nèi)心最深層的寧靜�！�
　　
　　深入經(jīng)藏的文化僧
　　中國人喜歡燒香拜佛,求平安,求發(fā)財,佛教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神格化、贖世化的信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圣嚴法師便開始著書,強調(diào)佛教是無神論。梁文道對此的解釋是,求自己發(fā)財、身體健康、升官、考大學……“佛教不管這些事兒,跟這些無關(guān),佛教恰恰要你破我執(zhí),如果是為了自己欲望的滿足去求佛,越求越壞�！�
　　圣嚴法師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取得博士學位的學問僧,他用四年時間念完博士,破了當時日本佛學界的記錄。他在學術(shù)方面的研究著作包括歷史、戒律、禪學、文學、游學講記等一百多本,被譯成日文、英文、意大利文、德文、俄文等多種語言,廣傳世間。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佛教留給人們十分嚴肅的印象,非教徒不能親近;而不同宗教、不同宗派之間又有諸多對立。圣嚴法師以他“人間凈土,凈化人心”的心靈環(huán)保事業(yè),讓更多檻內(nèi)、檻外人士站到一起,令社會大眾得以觸及形式之外、佛陀當年最純粹的教育。
　　像圣嚴法師這類嚴謹?shù)膶W問僧傳統(tǒng),在中國明代后已經(jīng)基本斷掉,大家要么凈土念佛,要么修習禪宗,做義理、做學問的僧人很少。
　　在湖南瀏陽紅蓮寺圣觀法師看來,中國佛學界“學問僧少、佛事僧多”是不爭的事實,真正潛心鉆研佛學理論是十分辛苦的事情。在這一點上,圣嚴大師與星云大師就如同太虛大師的化身,一個致力于學問鉆研,一個致力于佛法弘揚。
　　禪宗不涉世間事,由來已久。圣嚴法師發(fā)現(xiàn),自宋代以后,日本不再派遣僧人來中國學習,原因是,元、明時期,漢傳佛教開始衰退,清朝時,皇帝信奉藏傳佛教,漢傳佛教日漸式微。二次大戰(zhàn)時,正規(guī)的青年學僧教育在中國已經(jīng)完全消失,相反,日本卻保有優(yōu)良的禪學教育系統(tǒng)。當時中國很多僧人不明戒律,甚至時常犯戒。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圣嚴法師進入臺灣高雄深山閉關(guān)誦研,特別研讀戒律,讀《阿含經(jīng)》的時候,他做了很多卡片,想在其中找到佛教戒律的源頭。
　　在日本留學時,圣嚴法師發(fā)現(xiàn)日本一般中學程度的人,隨便談一個小時的佛法而不會覺得對方是外行。相形之下,中國的僧人由于教育不普及,沒有制度化、缺少外語訓練,并且極少有專長,因此修行方法、學問、研究都不如人家,這里的“人家”,按照梁文道的解釋,不止是指日本,還包括南傳佛教,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小乘佛教,當然,也包括藏傳佛教。圣嚴法師繼而研究為什么佛法到了近世以來如此衰微,他得出結(jié)論,大寺院靠山林和農(nóng)地的租收為食,小的鄉(xiāng)村和城市的寺院靠香火和信徒的應酬、交際為食。寺院的經(jīng)營既不是為了教化社會,對佛法的弘揚也就顯得不那么重要。既然不需要弘揚佛法,也就沒有人來培養(yǎng)弘法人才。以至于佛教給人的印象變成了逃避現(xiàn)實,與世無關(guān),甚至迷信有害。
　　 當時,圣嚴法師選定的博士論文是明朝末年的佛教研究,明朝末年跟現(xiàn)世的中國佛教有些相似,當時明末衰亂、社會不安,數(shù)名理學家對佛教進行撻伐,儒釋道三教言論彼此激蕩,天主教的流行和佛教對抗,明末的佛教僧團一片腐敗……作為一個學者,他希望這份研究能對今天的中國佛教有所啟示。
　　圣嚴法師對中國禪宗的最大貢獻在于,他令曹洞宗宏智正覺的默照禪起死回生。在自傳中,圣嚴法師介紹了曹洞宗默照的方法:清清楚楚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工作、走路都保持全然的覺知,不摻雜一點自我中心的執(zhí)著。他把修習至三無(無念、無相、無住)的過程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集中心,然后是統(tǒng)一心,最后是無心。
　　因為深厚扎實的學養(yǎng)和在東西方的影響力,每每國際間有重大宗教活動或會議,圣嚴法師都是首要邀請對象。例如1998年的“漢藏佛教大對談”,圣嚴法師首次在國際媒體的聚焦下向西方社會介紹漢傳佛教,尤其是中國禪法,讓國際間對漢傳佛教有了更深的體認。
　　
　　清涼之地法鼓山
　　本世紀初,臺海局勢還相對緊張,圣嚴法師就曾表示:“我們早就統(tǒng)一了,統(tǒng)一在中國佛教”。
　　親臨過圣嚴法師創(chuàng)辦的法鼓山,很多人的心瞬間從燥熱變得清涼。鳳凰衛(wèi)視的王魯湘曾感慨法鼓山的規(guī)劃、設計與傳統(tǒng)寺廟不同,人進去后,瞬間便被攝受住。整個法鼓山?jīng)]有香火,小碟子裝著鮮花,通常傳統(tǒng)寺院叫做“大雄寶殿”的地方,這里只有圣嚴法師親手書寫的四個字:“本來面目”�？吹竭@四個字,很多人猶如接到當頭一棒,立時妄念全無。
　　創(chuàng)建法鼓山的過程充滿了挫折。有人勸圣嚴法師“已是六十歲的衰病老人”,料定他會“為了張羅法鼓山的建設而很快死掉”,要他不如多念佛多打坐,多準備往生資糧。而圣嚴法師卻“從不計較早死晚死”,只在意自己是不是白白空度一生,他期待能“盡形壽、獻身命”,在尚未往生?土之前,培養(yǎng)更多人才。
　　為了建設理想的弘法道場,1989年底,圣嚴法師帶著十余人的專家團,在大陸參訪了21天,足跡遍及佛教三大石窟、著名的名山古剎。白天觀看,晚上一起開會。根據(jù)21天的參訪經(jīng)歷,整理出一本專著《火宅清涼》,這本書日后在華人建筑學界影響巨大。
　　參訪之后,圣嚴法師確定了建設法鼓山的基本思路:仿效隋唐。隋唐的建筑格局恢弘闊大,用鳳凰衛(wèi)視主持人王魯湘的話來說,“因為隋唐時候,中國還能砍到很大很大的木頭�！彼�舉例說,現(xiàn)在五臺山留下的兩座唐代建筑,體量是宋以后之所建無法比擬的,因為宋代以后,特別是明清以降,“已經(jīng)砍不到那么大的樹了�！�
　　隋唐的建筑風格不僅體量闊大,而且樸素,“大氣一定和樸素連在一起�！眲游锸澜�,獅子、大象、犀牛等稱霸的動物多是土灰色,相對弱小的動物才花里胡哨�；�于考察結(jié)果,圣嚴法師對“法鼓色”,從里到外包括家具,規(guī)定了三個色系:灰色、咖啡色和淺淺的奶白色。他希望人們進入法鼓山,會油然升起一種大悲心。
　　確實,在參訪法鼓山時,王魯湘注意到,雖然旅游團一直絡繹不絕,大陸人走到哪里都嗓門偏高,但行到法鼓山時,卻紛紛噤聲,沒有人敢大聲說話。一天下來,聽不到任何嘈雜,“你以為整個山上沒有人�！�
　　法鼓山的簡樸“家風”顯得安靜內(nèi)省,這里顯然是一個做學問的地方。圣嚴法師以四方供養(yǎng)投入僧伽教育,創(chuàng)辦了臺灣第一所獲教育部核可的佛學院。那里的學生不但要全面掌握佛學,還要修習巴利文、梵文、英文,甚至有的還要學日文和藏文。
　　因為“六十歲前挫折連連”,圣嚴法師說,他由此學會了“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這“四它”也轉(zhuǎn)而成為許多人面對困境“山不轉(zhuǎn)、路不轉(zhuǎn)”時的“心轉(zhuǎn)”法門。
　　臺灣“九二一大震”之后,圣嚴法師悲憫俯首合十祈禱,一句“所有的死難者都是大菩薩”,給人心帶來極大安慰。他自喻為“風雪中的行腳僧”,全世界弘法,馬不停蹄,足跡遍及美、俄、德等19個國家。
　　圣嚴法師曾自述此生:“我的生命是用來報三寶恩的,只要還有一個地方為了佛法非要我去不可,無論如何我都一定前往�！�
　　在生命最后的清醒中,弟子問圣嚴法師:師父,您會再來人間嗎?
　　回答是:“會,我會乘愿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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