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攝的紀錄片《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講述了曾上街游行示威，后被關了15年牢的政治犯的故事。這部片子沒受到政府阻止，反而獲得政府200萬臺幣資助拍攝。紀錄片有一個很大的功能，它其實打開了一扇窗，民眾關心的而更廣，不僅僅局限在自己生活周遭的小事情上。
　　
　　1987年臺灣取消黨禁報禁后，紀錄片拍攝空間還是挺大的。2002年我拍攝的紀錄片《春天：許金玉的故事》獲得第3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被拍攝者是曾上街游行示威，后被關了15年牢的政治犯。這部片子不但沒受到政府阻止，反而獲得政府200萬臺幣資助拍攝。政府聘請一些專家，組成一個評審企劃案的委員會，來決定哪些片子可以被資助。
　　我拍這部片子的時候內心也挺掙扎的，因為當時這個題材有些敏感，我們也不知道片子拍出來，觀眾怎么看這個題目、怎么看許金玉老太太。在拍攝的過程中，有工作人員擔心題材比較敏感，就問是不是不要拍那么多，或者點到為止就好。但我們相信，正在做的不是壞的事情，我拍紀錄片應該忠實呈現(xiàn)這個人物的思想，后來就一步一步拍完。
　　在黨禁和報禁沒有解除之前，臺灣的紀錄片基本是維持在宣傳片的狀態(tài)，報喜不報憂。在題材上也局限在一些民族藝術，風俗民情，跟一般人民的生活沒有那么貼近。針對一些民生問題、教育問題的紀錄片基本看不到。
　　1998年是臺灣紀錄片發(fā)展比較關鍵的一年，這一年臺灣辦了第一屆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這是很大型的紀錄片影展。在那一年，臺南影像紀錄研究所也成立了。第二年臺灣公共電視臺紀錄觀點節(jié)目也開播了。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就讓臺灣紀錄片行業(yè)有一個飛躍。
　　臺灣政府對紀錄片雙年展非常支持，一般民眾看紀錄片只要10元臺幣，吸引很多人去看，后續(xù)到現(xiàn)在一直辦這樣的影展。這樣的影展讓臺灣的民眾對紀錄片有一定的認知。也因此吸引了很多年輕的電影工作者、紀錄片工作者來拍攝紀錄片。影像紀錄研究所是傳授怎么拍紀錄片的學校，培養(yǎng)了一批導演出來。紀錄片拍攝完成之后，有公共電視臺紀錄觀點的平臺可以播放，可以參加影展，這樣的氛圍之下，民眾對紀錄片比較熟悉，同時也可以參與其中。有些紀錄片的票房甚至超過一般所謂商業(yè)電影的票房。
　　觀眾群體從對紀錄片零的認識到比較認同，政府的支持在其中很重要。除了資助一些紀錄片的放映或制作之外，臺灣有很多縣市的文化中心，這些文化中心是民眾常常聽演唱或看表演的地方，紀錄片放映也在此，免費鼓勵民眾看。臺灣民眾很想從紀錄片里面看到關于自身的故事。這個地方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情?這個地方需要面對什么問題?還有哪些事情在周遭發(fā)生?紀錄片有一個很大的功能，它其實打開了一扇窗，民眾關心的面更廣，不僅僅局限在自己生活周遭的小事情上。
　　臺灣社區(qū)影像培力營也免費培訓大眾拍攝紀錄片，倒不是想訓練出一些拍紀錄片的導演，而是希望通過讓他們對紀錄片有了解，完成美學的大眾教育。政府會將培力營的一些培訓資金納入預算。比如今年要舉辦這樣的培訓大概有多少課程。包括講師的費用需要多少，政府會支持這些費用。當然政府扮演的角色只是，在經費上資助，其他的事情都退到外面，也沒有設置門檻做審查。
　　臺灣導演拍攝紀錄片時，如果經費不足，可以通過一些單位做一些申請或補助，甚至找一些民間企業(yè)。當然政府也有補助的管道，你去做一個提案，如果評選通過，就可以拿到部分經費。拍紀錄片在物質上不見得有那么充足的享受，我如果純粹拍紀錄片，可能生活上會有一些問題。我本身在學校當老師，社區(qū)紀錄片培力營也有當講師授課。我通過多元的工作，可以資助拍紀錄片。
　　臺灣紀錄片工會也在這行業(yè)的發(fā)展中起到較大的作用，三年前，臺北電影節(jié)取消紀錄片參加競賽，工會就去抗議，后來紀錄片可以參加競賽了。工會幫紀錄片從業(yè)者爭取權益、組織討論交流經驗、促進業(yè)內信息流通。
　　紀錄片拍攝最重要就是題材上的選擇。說到目前臺灣紀錄片行業(yè)的瓶頸，主要是最近幾年臺灣的紀錄片題材沒有過去那么多元了，這需要思考。
　　(摘編一李櫻出自“騰訊燕山大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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