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一個社會的秩序穩(wěn)定，不僅僅是政府的本能，也是“社會”本身的先驗渴望。 　　故自有社會始，即有“社會管理”。自治，或政府以權力、制度、法律、政策等建構、維護一個社會秩序，輔以自身的改革消除社會穩(wěn)定的隱患。它們共同的特征，就是給社會內部的矛盾和沖突，設置一個不可逾越的邊界。在邊界內，是安全的。
　　從1949年始，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政治或經濟的意識形態(tài)，具有社會整合的強大功能，因此，直到21世紀初，政治、經濟牢牢占據舞臺中央，“社會管理”則相對落寞。
　　直到意識形態(tài)以及經濟發(fā)展消耗了一定的道義資源，而社會結構在轉型中已顯出一定的畸變，它才被視為消除“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所內蘊風險的重大命題，登上歷史的前臺。
　　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2007年，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chuàng)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fā)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
　　除了還不具政治以及道德的巨大優(yōu)勢，“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這一概念，已經具備“改革”這一概念在語言能指上的強大功能，像政府機構改革、理順權力層次、提供公共服務、信訪改革，甚至重構階層關系，都屬于“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這一范疇。原因不言自明：和“改革”一樣，“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回應的，一樣是執(zhí)政所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
　　2011年，“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引發(fā)廣東、海南等多個省份的省級機構調整和資源重組，以及中央綜治委轉型，同時成為諸多地方政府進行改革的壓力驅動模式。以后，肯定仍將如此。
　　本期所刊3篇文章，旨在通過對“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這一命題在現實展開的觀察，梳理其內在的邏輯。同時，鑒于當前的社會結構已經高度復雜，管理時所面對的風險無處不在，來自自然的風險，往往和來自社會，以及權力濫用（或不作為）所帶來的風險纏繞在一起，對政府的風險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澄清一個在焦慮中或許會日漸模糊的方向：哪些人來管理社會？如何管？
　　答案已寫在十七大的報告上――在黨委、政府之外，公眾被明確為參與管理的主體。進一步的辯護性解釋是：如果一個社會的主體，在涉及與自己權益相關的公共事務時只是被“管理”的客體，就不可能有和諧和穩(wěn)定。也因此，“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召喚著體制的相應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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