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內地有2300家左右基金會，有200多萬家NGO組織，其中90%以上是草根NGO，相當多的草根NGO是以“慈善黑戶”的形式存在。它們都做過什么，正在做什么？其成效如何？生存前景怎樣？沒有人能說得清楚。
　　2011年5月28日，國內20多位慈善界大佬在無錫靈山，討論慈善組織的“透明度與公信力”問題。他們來自一個群，群的名稱叫“中華慈善百人論壇”，發(fā)起人為徐永光、王振耀等，他們都是大中華區(qū)慈善界名頭響亮的人物。
　　如今，放眼望去，中國的慈善組織多是“野草”，晴川歷歷不見樹，芳草萋萋滿神州，這些“野草”大多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tài)。另一個問題是：當下國內慈善領域做的人多，研究的人少，研究成果轉化為行動指南的更少。而中國普通民眾對慈善還是“霧里看花”，冷眼旁觀。
　　中國正處于現(xiàn)代慈善事業(yè)的初級階段，“亂”正是慈善初級階段的特征。
　　
　　陳光標與曹德旺
　　去年至今，國內慈善界的兩個風云人物，一是陳光標，二是曹德旺。兩人先后獲得“中國首善”的稱號，但兩人都不相信國內的慈善組織。陳光標不信任慈善組織，自己去災區(qū)發(fā)現(xiàn)金，還讓受贈者舉起錢拍照。曹德旺不信任慈善組織，則對跟他合作的中國扶貧基金會提出相當苛刻的條件，并制訂了“罰則”，成立獨立的監(jiān)督機構，監(jiān)督扶貧基金會“把好事做好”。有趣的是，曹德旺說，我以后不要再這樣搞了，太難了！而陳光標堅定聲稱，他還準備這樣搞下去，哪怕是被人罵作“暴力慈善”。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說：“如果以喪失受贈人的尊嚴來獲得自己的某種滿足，這是一種慈善的暴力行為。”他明確表態(tài)：“陳光標式慈善”是一種慈善的倒退。
　　對于自己的行為被定義為“暴力慈善”，陳光標回應：“當前中國慈善事業(yè)的大發(fā)展必須要用‘大暴力’去推動。用暴力慈善才能推動慈善事業(yè)大幅度地進步�！�
　　對于陳光標的“挑釁”，國內慈善界公開出來說話的不多，用顧曉今的說法是：“我們有點集體的沉默。”顧曉今是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
　　國內慈善界名宿，72歲的NPO信息咨詢中心董事長商玉生說：“中國的慈善組織如何使用善款，有個學習過程，但攻擊、貶低別人，本身就有個法律問題。我主張，行業(yè)對此應該有聲音，無聲不對，吵架更不是本意，要有智慧的聲音�！�
　　如果陳光標的意圖在于最大限度地吸引公眾眼球，他做到了。他不僅以高調的行為讓公眾關注自己，也讓大家關注到中國慈善制度的缺陷，感受到完善國內慈善環(huán)境的迫切性。
　　慈善界不是一片凈土。人類所有的原罪、弱點、劣根性，在慈善界一樣不少。曹德旺說他不相信扶貧基金會，“我連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只相信制度和邏輯”。沒有制度，沒有監(jiān)督，“圣人”也會犯錯誤。不能因為做的是慈善，就天然有了犯錯誤的資格；正因為做的是慈善，更不應該犯錯誤！
　　在曹德旺與扶貧基金會的合作中，關于2億善款的使用，曹提出非常苛刻的條件。他深刻地明了，善款就像唐僧肉，誰見了都想吃一口。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王行最說：“曹德旺要求我們，不能把錢發(fā)給當官的、有錢的。什么是當官的和有錢的？他有15條標準�！�
　　“錢發(fā)給誰”和“錢怎么發(fā)”看似簡單，實則充滿瑣碎翳障。陳光標采取了最直接、最“暴力”的方法，解決了“錢怎么發(fā)”的問題，但“錢發(fā)給誰”的問題解決得如何？尚待探討。如何避免善款援助了有錢人，而真正的貧困戶只能望梅止渴？如何避免因名額限制導致條件相近的貧困人群有的受資助、有的未受資助而產生矛盾？如何平等地對待受助對象，使他們感受到尊重和溫暖？受助者的感受，也是慈善活動中必須重視的。
　　2010年10月，扶貧基金會委托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及公域合力管理咨詢（北京）公司作為第三方，對“曹德旺曹暉2億元扶貧善款項目”進行獨立評估，這也是曹德旺本人的要求。
　　《評估報告》和扶貧基金會的《項目執(zhí)行報告》都強調了慈善組織參與的重要性，特別是扶貧基金會這樣的全國性基金會，只有它可以扮演既能在廣泛的范圍內發(fā)動政府，同時又監(jiān)督政府行為的角色；而沒有政府的參與，圓滿完成這件浩大的善舉是不可能的。在政府中擔任扶貧角色的各地扶貧辦領導亦認同這個說法。
　　雖然在慈善圈里，大家似都羞于談利益，好像利益與慈善格格不入，談利益就會遭人唾棄。但是，利益是無所不在的，慈善領域也不例外。在該項目中，如不是兼顧了曹家父子、扶貧基金會、地方政府三方的利益，就無法折衷、妥協(xié)，圓滿地完成這一項目。
　　當初，曹家父子選擇扶貧基金會，給了他們3%即600萬元管理費，曹德旺認為“3%足夠了，他已經(jīng)用不完了，項目執(zhí)行完，最少能剩一兩百萬”，但扶貧基金會認為這點錢根本不夠用，這是“賠錢的買賣”，那他們?yōu)楹我獢埾逻@個項目呢？王行最回答：“我們要借助這2億元善款項目，做出一個有公信力的成功案例，以此告訴那些企業(yè)家，告訴整個社會：大家可以放心捐錢，我們是信得過的�！�
　　實際上，這一項目的大量執(zhí)行成本由項目所在地的政府承擔了。廣西自治區(qū)扶貧辦莫副主任說：“這個項目如果扶貧基金會自己做，2億的項目，他們可能得花三四千萬的工作經(jīng)費�！痹擁椖可婕拔髂衔迨�區(qū)，從省市縣到鄉(xiāng)鎮(zhèn)和村，大量的政府人員被上級號召投入這項工作。由于中國獨特的政治文化，政府沒有清晰的行政邊界，才使得這個項目中的NGO出錢，政府干活式的合作成為可能。
　　云南一位基層扶貧干部說：“如果基金會不與政府合作，自己到農村開展工作，幾乎不可能成功。首先，老百姓不會相信陌生的外來人，即使基金會拿錢給農戶，農戶第一反應可能是‘假錢’；其次，即使基金會能夠進入農村，也不能拿到農戶的具體信息，只有地方政府最熟悉；第三，從執(zhí)行成本來看也不可行�！�
　　廣西自治區(qū)扶貧辦莫副主任說：“因為鄉(xiāng)鎮(zhèn)、村組干部的親屬大多都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剛開始時，部分基層干部對項目不理解、不主動、不積極甚至反感厭倦，個別干部發(fā)牢騷：‘早知道基金會做項目這么認真、這個項目又這么復雜，我們就不要這些錢了！’”
　　但政府不但承擔了項目部分費用，還心甘情愿地接受史無前例的透明度要求，又圖的是什么呢？在這個項目中，盡管犧牲了具體官員的個人利益，在分配名額時不能照顧到自己的“三親六故”，但是，地方政府和具體官員在分配這些名額時也獲得了政績。也就是說，政府被監(jiān)督，被要求透明，其實現(xiàn)的條件是“利益交換”，是“利誘”，是“誘導性變遷”，而不是強制性變遷。
　　在接受評估者訪問時，曹德旺表示，他不會再做這樣的項目了：“以后不會再發(fā)生這種事情，確實做起來難度很大，他花這個錢有難度，我去考核也有難度�！�
　　國內慈善界人士亦認為：“‘曹德旺模式’不具備推廣的條件。曹先生一個人捐2億的善款，他可以親自監(jiān)管。有的公募基金，下面有1000萬個投資人，如果都要來管，怎么管？”
　　
　　透明度與公信力
　　商玉生說：“現(xiàn)在的慈善環(huán)境與20年前大不同了，那時國內慈善還在發(fā)展中，做的人很少，現(xiàn)在做慈善已然很時髦了，企業(yè)家、演藝明星都來做，有些人把它當官做，當話題做，當攬財?shù)墓ぞ咦�，做慈善不純粹了�！?
　　本次會議召集人，中華慈善百人論壇秘書長楊團說：“慈善事業(yè)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因為你是非營利組織，運營的是公眾信任�！倍鴩鴥然�金會還不習慣于將自己透明化，很多非公募基金會沒有機構網(wǎng)站和網(wǎng)頁，大部分基金會依靠年檢報告來開展財務披露。
　　有慈善界人士批評說：“民政部要求基金會每年的財務報表要在報紙上登廣告披露，這是要付廣告費的。因為是民政系統(tǒng)的報紙（《公益時報》是中國基金會管理信息披露指定媒體），它可以有收入。如果財務報表在網(wǎng)上披露，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登在報紙上只有少數(shù)人可以看到。這種落后的規(guī)定，嚴重制約了信息的透明化、行業(yè)的透明化。我們一定要反對的！”
　　徐永光把慈善組織的透明度與公信力比作“一對舞伴”，沒有舞伴，舞就跳不起來，而提升透明度，基本可以看作是慈善界的“自律”愿望，商玉生說：“希望我們加強自律，獲得在他律方面的進一步松綁，獲得更多的培育和更大的發(fā)展空間。如果我們完全一塌糊涂，非得給管起來，那是另一個問題�！�
　　但并非慈善界人人都有這個愿望。國內有一批基金會根本不在乎通過透明獲得捐款，因為這些基金會是退下來的政府官員當領導，不在乎公眾給他捐款，反正有人給他捐。
　　靈山會議上，徐永光拋出兩個提問：“現(xiàn)在很多公益組織就是不透明，怎么辦？我們推動透明度和公信力，最重要的鑰匙在哪里？”
　　商玉生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沒有辦法”，“他還有背景，也不靠你”。公域合力管理咨詢公司執(zhí)行董事馮利也認為“沒什么太大辦法”，“有官辦背景的基金會沒有競爭壓力，他不是玻璃口袋，一樣有錢”。但她認為，推動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鑰匙還是有的，它來自社會公眾的輿論。
　　在香港，人們相信市場力量，某個基金會不透明，業(yè)務就不能發(fā)展，競爭就會失敗，自然遭到淘汰。因此，香港的NGO提高透明度是自發(fā)的。不是道德要求，而是生存的要求。
　　但在內地，有官方背景的基金會固然不愿透明，近幾年迅猛發(fā)展的私募基金會，以及大批草根NGO也未必都愿意透明。
　　顧曉今說：“為什么有人不愿意透明？它是惡意的，還是一種無奈？現(xiàn)在有些稅收政策并不利于基金會的發(fā)展，我把全部的成本如實披露了，對自己很不利；如果不公開透明，就要上黑名單，這種極端做法，我也不贊成。透明要體現(xiàn)在能力上，不是簡單地曬一下財務報表。我們有些機構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應該鼓勵公募基金會當?shù)浞�，逐步把能力欠缺的基金會帶動起來�！?
　　基金會中心網(wǎng)是由國內35家基金會共同發(fā)起的信息平臺，中心網(wǎng)CEO程剛說：“這一年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深有感觸。打開透明度的鑰匙就在政府那兒。有的領導說，你們都是白忙活！基金會所有的信息我都有，就是不給你們！這也是為了保護行業(yè)發(fā)展，因為很多基金會是不規(guī)范的，全披露出來，不是害人家嗎？”
　　但徐永光不同意“鑰匙在政府手里”的說法：“……鑰匙不在政府的手里，而應該在社會手里，在捐款人手里，在公眾手里。捐款是我拿出來的，我要給誰，我有選擇權、監(jiān)督權，有不給你錢的權力。但目前公眾這種‘用腳投票’的意識還很弱，加上有些人考慮錢權交易等因素，更愿意給有政府背景的機構捐款�！�
　　社會上普遍的互不信任的風氣，在國內慈善界不是沒有，而是更加突出。如何在一個互不信任的社會里，收獲別人的信任？尤其是慈善領域，沒有信任，一切都無從談起。提升透明度是一個辦法，但不是唯一的辦法。
　　楊團透露，兩岸四地，對透明度規(guī)范最嚴格的是大陸。其他三地沒有強迫地用法律法規(guī)去限制，有些組織，如臺灣宗教組織，透明度不高，但公信力高。我們這里最大的問題，是一些慈善組織并不為公眾所認知和認同。
　　
　　慈善進步不僅靠慈善界
　　中國的慈善亂世，很大一部分是法律造成的，因為法律滯后于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商玉生說：“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頒布時，大家就對有些條款有意見�！稐l例》反映了很多部門意志和個人利益。它執(zhí)行這幾年，也確實有問題，比如要求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這筆錢大基金會也許用不了，小的又不夠用，但它做賬會做到這么多，這就是鼓勵做假賬了�！�
　　港澳臺三地對NGO的發(fā)展并沒有嚴格的法律。香港長期是英國殖民地，法律條文繁復，但民間社會組織所受的法律制約是頗為寬松的。政府鼓勵NGO自律，沒有太多的管制，并設有免稅機制以援助第三部門發(fā)展。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學教授婁勝華說，澳門的NGO沒看到政府怎么監(jiān)管，但從來沒出現(xiàn)過丑聞。像宗教組織募款，它不會公布的，照樣有人愿意捐款�！罢嬲�的慈善是一種自覺，做出來，讓別人信任你，簽自律公約表現(xiàn)的是不自信。”
　　《國家“十一五”規(guī)劃綱要》提出“完善民間組織自律機制”，但政府并沒有著力推動�！笆�二五”規(guī)劃再次提出來，慈善界人士對此并不樂觀。一位慈善界領袖說：“一聽說我們搞行業(yè)自律聯(lián)盟，政府部門嚇死了。我們想通過自殘，讓自己變干凈，你還怕什么呢？”
　　商玉生認為：“政府對第三部門的發(fā)展，對公民社會的發(fā)展，有一種戒備心理，有人說第三部門就是‘小三’。國內NGO救災時為政府做了好多事情，但政府又怕公民社會發(fā)展了，對它的執(zhí)政安全是一種威脅，有矛盾心理。政府也認為慈善是好事，只是對民間慈善不放心�！�
　　中國的多數(shù)慈善組織由于其草根性，由于政府有意無意的打壓，亦決心與政府保持距離。但是，現(xiàn)代慈善事業(yè)與政府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各級政府都把慈善作為重點工作。躲是躲不掉的，慈善組織面臨著一個怎樣既能跟政府保持合作、又能獨立協(xié)調發(fā)展的問題。
　　發(fā)達國家的傳統(tǒng)是有錢人肯定要做慈善，中國沒有這個傳統(tǒng)。慈善意識如何從一種外界的號召甚至逼迫，內化為人的基本道德，一種自覺意識？陳光標之問：“中國的富豪太多，但有多少企業(yè)家愿意從內心里想捐錢？”現(xiàn)代慈善觀念，在中國仍處于萌芽階段。不光是企業(yè)家，還有政府和相當一部分公眾，仍然把“慈善”等同于“施舍”。所謂的“救急不救窮”，就是典型的“施舍”式慈善觀，所以才會有汶川大地震后，全民舉國捐助災區(qū)，而王石的“不能讓慈善成為負擔”之說，在網(wǎng)上招致鋪天蓋地撻伐；也才會有2008年，中國慈善捐贈總量超過1000億元，而到了2009年，這一數(shù)據(jù)卻回落到500億元的尷尬水平。
　　中國人的慈善意識，遠不及劫富濟貧意識來得堅定。新中國消滅了慈善，“仇富”更加名正言順。這種思想流布至今，一方面很多人抱定“為富不仁”情結，另一方面，大家又認為做慈善就是富人的事，做得不好就該罵他，罵得越狠就越痛快；一些地方政府也把慈善捐款作為第二“稅源”，頻繁的“被捐款”、“被慈善”對企業(yè)家的慈善熱情造成巨大傷害。
　　中國慈善事業(yè)必將從富人慈善過渡到全民慈善，而如何順應、引領這股潮流，對慈善組織的發(fā)展至關重要。中國慈善事業(yè)的進步，將伴隨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反過來說，中國慈善事業(yè)進步的速度有多快，還要看中國社會進步的速度究竟有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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