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2010年官方發(fā)布的《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提供的數(shù)據(jù)，截至2008年底，全國的人才資源總量達到1.14億人。這個數(shù)字，比德國、法國、英國這些科技大國中任何一國的總人口還要多。而今年2月科技部公布的數(shù)據(jù)則顯示，在2009年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已達5100萬人，居世界第一位。
　　但量多不等于質(zhì)高，龐大不等于強大�？萍既肆�資源總量世界第一的中國，遠非人才強國。今年3月，全國人大批準的“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提出，要大力實施人才強國戰(zhàn)略。而此前頒布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則已明確目標，到2020年進入世界人才強國行列。
　　人才強國的愿景甚美，但任重而道遠。正是中國這樣一個科技人力資源世界第一的國家，形成了載人飛船遨游太空，三聚氰胺穿腸過肚這樣讓人不可思議的反差。這也可見，對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來說，事情遠比古人所總結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要復雜。
　　
　　權力、土壤與人才
　　站在列國爭雄的角度來看人才，可謂由來甚遠。《管子?霸言》里就講：“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才得失豈止關乎國家貧富強弱？小到三百六十行，哪行之事成業(yè)興離得開人才？但話又說回來，即使一國“唯才是舉”，“得士而強”，遠如秦國掃滅六國雄踞亞東，近如蘇聯(lián)迅速崛起稱霸世界，國都不可謂不強，然而卻也都是民弱而國強。此時之國強，猶如雙刃劍，不僅可以用來使國家免于外患，也可以拿來迫使人民像羔羊一樣馴服。傳統(tǒng)的強國觀里，隱含致命缺陷。
　　古人云：“魚無定止，淵深則歸；鳥無定棲，林茂則赴。”且不說外籍人才來華情況，僅從中國出國留學人員歸國情況來看，依照2010年《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的數(shù)據(jù)，從1978年至2009年底，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shù)為162.07萬人，而留學回國人員則只有49.74萬人。去多回少的現(xiàn)狀表明，中國離淵深林茂這樣一個理想的環(huán)境，距離不短。
　　可要使得淵深起來，林茂起來，是一個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制度性難題，不是一時一地一部門解決得了的。而對一個國家來說，也不是等到淵深林茂了才需要人才。那么，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怎么才能使本土的人才愿留下來，他國的人才能夠走進來呢？為此，從國家到地方，使出了各種招數(shù)，其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像生命科學家施一公、生物學家饒毅等等，不就回國工作了么？
　　但是，其間也有一個由來已久且不可忽視的問題，那就是熱衷于用特權利誘的方式招徠人才。比如說，有些地方的做法是，倘若被奉為“高層次人才”，就列入特權階層，給予廳級干部醫(yī)療待遇，或者錦上添花，發(fā)給百萬元房屋補貼，甚至子女高考可優(yōu)先錄取，配偶安置可以特殊照顧。其實，政府這么做，只是對在權力眼里的人才的尊重，卻沒有對人的尊重。當然，如果特權利誘的做法放在15世紀的中國，無論在國內(nèi)還是國外，恐怕都不會引起什么非議。但放在20世紀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樣了。
　　愛因斯坦之能成為科學巨人，愛迪生之能成為發(fā)明大王，絕非他們的國家對他們另眼相看，給他們以特權。愛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狹義相對性原理，開創(chuàng)物理學新紀元的時候，在他所供職的瑞士伯爾尼專利局剛從試用人員轉為正式三級技術員沒多久，尚是一個26歲的小伙子。1870年，憑自己發(fā)明的普用印刷機技術，獲得西方聯(lián)合公司給他4萬美元巨款的愛迪生，其時不過是個23歲的青年，連張小學文憑都提供不出來。
　　自由、公平的競爭本身就是對人才最好的酬勞。政府最應該做的，就是為搭建起這樣的舞臺創(chuàng)造條件。競爭法則自然而然地會獎優(yōu)罰劣。一個企業(yè)，不用人才，就有歇業(yè)破產(chǎn)之虞；一個大學，不用人才，就面臨招不到好學生之憂。人才在這樣一種氛圍里，自然會實現(xiàn)個人的價值，得到該得的物質(zhì)回報，哪里需要權力花功夫、訂制度，幫企業(yè)、學校、研究機構去遴選裁斷誰是不是人才？
　　蔣夢麟1923年談到“北大之精神”時就說“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是不怕越出人類本身日常習慣范圍以外去運用思想的”。倘若從小學到大學，所有學校都被弄成鸚鵡訓練所，學校的一個職能就是盡可能地消滅學生獨立思考的精神和習慣，那么培育出來的人才就不可避免地、或輕或重地成了龔自珍所說的那種“病梅”。
　　只有在自由的環(huán)境，才容易造就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視野開闊的人才。對于一個學者而言，無論是什么專業(yè)，只有在能自由獲取海內(nèi)外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才能起碼做到不重復勞動。要想人才繁盛，離不開辦學自由、教學自由、學術自由等等這些基本的條件。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與此相應的是，特權意識日益與世界潮流相悖。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第二條就稱，“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chǎn)、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qū)別”。
　　在這種背景下，相對而言就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形：甲國家不差錢，但缺自由，而乙國家，既不差錢，甚至錢更多，又有自由。那么，擁有甲國國籍的人才和擁有乙國國籍的人才，如果要在甲乙兩國進行選擇，會何去何從呢？在筆者看來，對于甲國而言，它所最能吸引的人才，大致有兩類，一是愛名利甚于愛自由者，無所謂要不要趨附權力；二是希望用自己的言行促進這個國家自由和變革的人。倘若甲國將后一種人視為異己排斥的話，那就意味著，它最能吸引的人才是前一類。
　　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同樣地，為了名，為了利，有些人才也可以圍著權力意志轉，需要他什么就說什么，需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倘若人才機制造成了這樣一種態(tài)勢，腐蝕和敗壞人的心術，這是一國之福么？
　　浙江大學教授許梓榮在“瘦肉精”問題上的表現(xiàn)，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2009年他曾跟媒體說：“我們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調(diào)。如果在論文中介紹了副作用，我們（的論文）也發(fā)不了�！碑斎瞬诺摹澳軕n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被戮掉之后，人才就成為權力意志的附庸，濫用的權力和濫用的技術等等一起攪和，就可能把一個國家變成不安全的國家。
　　不講良心的人才，是危險的人才。并且以權力意志的好惡來遴選和抑揚人才的地方，往往是人才公德精神最差的地方。要能夠吸引這些思想觀念各異的人才，就必須在制度中秉持自由和平等的原則。吸引或排斥人才的原因非常復雜，在這方面，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不少。
　　遠一點如法國。1685年，太陽王路易十四頒布楓丹白露敕令，取消南特敕令。這一宗教政策導致20萬新教徒逃離法國。瑞士、德國、英國等國，成了他們新的安身立命之地。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米蓋爾寫道，對于法國來說，不僅喪失了大量的熟練勞動力和工業(yè)、財政方面的行家里手，而且在歐洲新教強國激起了普遍的義憤。
　　近一點如納粹德國。對于希特勒和納粹，195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玻恩，憶及往事時就說：“我們以日益增長的恐怖心情注視著他們的興起。在希特勒成為德國的總理以后，我們知道是沒有希望了�！毕Ｌ乩盏姆N族政策，使得愛因斯坦、玻恩等等科學家流亡國外，愛因斯坦去了美國，玻恩留在英國，而政治上與自由為敵的政策，則使得雷馬克、托馬斯?曼去國離邦。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英國能夠容留馬克思、恩格斯，接納在沙皇俄國呆不下去了的赫爾岑，可布爾什維克的俄羅斯卻在1922年把所謂“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的潛在朋友”驅(qū)逐出境，其中就包括160名最杰出的俄羅斯哲學家、學者、工程師、農(nóng)學家等等人才。歷史的經(jīng)驗表明，迄今為止，給予人民自由和平權的社會，才是最具有包容性的。
　　
　　重建開放的政務人才進入機制
　　對一個國家來說，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離不開人才。不僅教學、科研、商業(yè)、軍事等等方面需要人才，政務方面同樣需要人才。如何建立一個開放的政務人才的進入機制，打通各類人才進入政界的壁壘，其重要性，不亞于引進自然科學家和工程技術專家。
　　中國現(xiàn)行的選官制度，很容易使得官場成為一個自我封閉的系統(tǒng)。按照《公務員法》第四十三條規(guī)定，“公務員晉升職務，應當逐級晉升。特別優(yōu)秀的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按照規(guī)定破格或者越一級晉升職務�！币驗槲覈�目前沒有政務官和事務員分途一說，省長和科員都是公務員，這條規(guī)定用在選舉和政治任命類官員身上，等于是說政務官的產(chǎn)生也得以論資排輩為原則。
　　我們不妨來看某個地級市市長的任職簡歷。這位市長出生于1960年代初，1980年代初考上大學，一畢業(yè)就分配到省委一個部門工作，一干就是4年多，其間到一個縣里的小鎮(zhèn)上掛職當了不到一年半的鎮(zhèn)黨委秘書，掛職回來調(diào)到省農(nóng)委，7年后當上了處長，并且當了5年的處長。2000年被任命為副廳長，兩年后，被調(diào)到一個市當副市長。在當了快4年的副市長之后，又成了代市長，接著就水到渠成地當上了市長。
　　這個例子顯示，該官員的職務變動路線是從官場到官場。這種現(xiàn)象并不是個案，而是普遍現(xiàn)象。本來，由縣長變成市長之類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有什么不妥，可是眼下這種論資排輩由官到官的路數(shù)，可能導致一些弊病。病里根在1967年出任州長之前，什么“官”也沒當過，而許多當部長的人之前根本就沒有什么官方“級別”。比如1953年出任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的國防部長的查爾斯?威爾遜，是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1969年出任尼克松總統(tǒng)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是哈佛大學教授，而1981年出任里根政府農(nóng)業(yè)部長的約翰?R.布洛克，則是個養(yǎng)豬的農(nóng)民……
　　在封閉的環(huán)境下，官員的大部分職業(yè)生涯，是在黨政機關或其他官方機構中度過的。一個長期在機關工作的人，可能是一個行政干才，在某些方面出類拔萃，堪稱專家，但由于業(yè)務的限制和工作的習慣，他未必就是一個眼界開闊，能夠總攬全局的政治干才�？墒沁@些人又眼巴巴地盯著官位，僧多粥少，因此這就決定了從官場之外委任政府首長只可能是特例，職位首先得滿足官場中人的需要。這樣一來，等于就是將社會上一些適合擔當政府官員又有政治抱負的俊才排斥在外。
　　一個政府首長的經(jīng)歷是從學校畢業(yè)進入體制內(nèi)，這種相對簡單的經(jīng)歷，就可能出現(xiàn)宋太祖當年慨嘆的那種情形：“貴家子弟，唯知飲酒彈琵琶耳，安得知民間疾苦！”如何進一步按照科學發(fā)展觀的要求完善人才選拔機制，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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