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xiàn)階段中國收入不平等的形成機制的分析所得到的經驗發(fā)現(xiàn)，市場化機制造成的不平等對總體不平等的“貢獻”大約占50％，非市場化機制造成的不平等所占比重大約為37％，還有13％來源于其他自然性因素的影響。
　　
　　2010年，收入分配問題突然成為中國社會一個最熱鬧的公共議題。但一年多的熱議，成果寥寥，甚至連計劃要出臺的總體改革方案也沒有如期出臺，被推到了2011年。
　　改革方案難產的背后，是學界對此問題的廣泛爭論，究竟是什么原因從根本上造成了中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且難以扭轉?對于這個分配改革最基礎的問題，依然沒有廣泛的共識。
　　近日，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陳光金發(fā)表了一篇論文，引起了廣泛關注。陳光金認為，就調查到的收入而言，市場化機制導致的不平等貢獻了一半左右，并通過詳細的實證研究論證了此觀點。他的研究成果引來了不少爭議，因為在主流學界，一直都認定目前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場化，而在于腐敗和灰色收入。記者就此問題訪問了陳光金研究員。
　　
　　市場還是非市場?
　　
　　《南風窗》：對于中國社會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探討，學術界似乎一直樂于爭論罪魁禍首到底是市場化還是非市場化，那么，如何來清晰界定市場化機制和非市場化機制呢?
　　陳光金：關于決定收入分配的所謂市場化機制，盡管似乎還沒有哪個研究者給出一個完備而明了的界定，但綜合已有的各種說法，可以這樣來理解它的基本含義：一個社會中參與收入分配的人們依靠自身的能力、努力和要素投入獲取收入的過程，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變化，往往還反映著市場體制下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調整過程的影響。
　　反之，如果人們的收入獲得所依憑的不是這樣一種機制，那就是依憑所謂非市場化機制了。組成非市場化機制的因素很多也很復雜，在當代社會，大致包括諸如國家干預(包括稅收和再分配等)、權力(尤其不受監(jiān)督地廣泛尋租的權力)、行業(yè)壟斷(尤其是行政性壟斷)、特定社會結構(尤其是附著于某種具有強制性和歧視性的制度安排的社會結構)以及規(guī)范各種社會集團之間利益博弈的特定制度安排(如工會制度)等因素。
　　按照這樣的理解，先驗地認定兩類機制中的任何一類機制整體上具有擴大或縮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要冒很大的誤讀現(xiàn)實的風險，因為每一類機制所包含的各種因素中，都會有一些因素傾向于擴大不平等，一些因素傾向于縮小不平等，還有一些因素的作用則不確定，取決于其他條件的影響及其性質，因而需要根據(jù)經驗材料加以具體研究。
　　《南風窗》：在政治學視野里，近年來，在中國，權力與資本之間的界限不再清晰，相關作用的內在邏輯也無法厘清，在這種情況下，嚴格考證到底是市場機制還是非市場機制，造就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這一命題和工作的最大價值在哪里?
　　陳光金：你看到的是權力的利益化，我同時還看到部分資本假市場之名對勞工實施克扣，看到中國的低勞動成本背后的資本強勢。固然，權力以及壟斷造成了許多的不平等，但是，我還看到，在國家機關、國有企業(yè)和國有事業(yè)單位就業(yè)的勞動力不過8000萬人左右，還有3億人在農業(yè)就業(yè)，近4億人在非公有的非農經濟領域就業(yè)，在這4億人中，收入分化是巨大的，當然，農業(yè)勞動者中也有很大的分化。8000萬人的較高收入在統(tǒng)計上決不足以完全造成今日如此巨大的收入不平等。
　　想象通過拉低壟斷部門和權力部門的收入水平來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固然是一種方向，但決不是唯一的方向，如果只看到這個方向，我甚至認為是很不正常的，因為官方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也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地方CDP的構成中，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只有40％左右，而所謂營業(yè)盈余亦即資本報酬所占比重高達30％以上，還不包括資本通過資產折舊所得到的收益(也占15％左右)，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也是看不到的。
　　中國的資本不僅獨占利潤，而且還通過資產折舊得到巨大份額的國民收入，而勞動者既不能分享利潤，也沒有所謂折舊一說。如果國有部門的8000萬人得到的收入較高，則國有資本的收益份額理應更低，由此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在非國有部門，勞動與資本的相對收益差距一定會比全國平均水平更高。因此，單純拉低國有部門的收入水平，可能會從總體上降低所謂的平均收入水平，卻不會對現(xiàn)有的不平等格局造成根本性的觸動。這么說決不意味著為國有經濟的過分壟斷強勢辯護，相反我對其也是持批評態(tài)度的，對于一些人假權力之勢肆行貪腐之惡，我更是深惡痛絕；但我同樣決不為那些貪婪的私人資本辯護。
　　揭示各種形式的市場化分配機制造成的巨大不平等，是嚴格考證市場化機制與非市場化機制對不平等的貢獻的意義所在，這有助于澄清那種認為關于單純靠市場就可以解決不平等問題的說法。這種說法的提倡者有時候會假庫茲涅茨倒U型假說之名，為市場機制造成的不平等辯護，卻拒絕更深入地了解庫茲涅茨本人對倒U型趨勢得以形成的原因和機制的更全面分析，庫氏的《現(xiàn)代經濟增長》一書早已表明，一切從資本的利益出發(fā)斷定市場能夠自動帶來、而且只有市場才能夠帶來收入不平等縮小的說法，都不是其本意。
　　《南風窗》：可是收入分配的問題，說到底不應該被視為政治活動表現(xiàn)形式，但在很多事務中，權力資源的配置，往往是起著根本作用的要素。
　　陳光金：在現(xiàn)代社會，勞動與資本的利益博弈本質上包含著政治。赤裸裸的權力掠奪是最容易識別的，這也是為什么當今中國社會對權力的缺乏信任的原因所在；而假市場之名行利益掠奪之實的做法，卻不容易被識別，反倒往往被遮蔽，甚至被涂上無限燦爛的光輝�？墒�，所謂“體制外”領域的勞工工資最低，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他們的工作時間最長，工作和生活條件極差，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當然，我還要澄清一下，拙文對現(xiàn)階段中國收入不平等的形成機制的分析所得到的經驗發(fā)現(xiàn)，市場化機制造成的不平等對總體不平等的“貢獻”大約占50％，非市場化機制造成的不平等所占比重大約為37％，還有13％來源于其他自然性因素的影響�？梢钥吹剑@一發(fā)現(xiàn)并沒有實質性地否定非市場化因素對中國收入不平等的“貢獻”。
　　
　　貴州與浙江
　　
　　《南風窗》：在您的研究中，最后給出的結論是中國社會現(xiàn)階段收入不平等問題的主要成因是市場化機制的不平等效應。但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等相關權威統(tǒng)計，中國基尼系數(shù)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貴州。貴州、甘肅、青海等地的基尼系數(shù)普遍都比較高。但這些地方的市場化程度顯然是落后的，這個現(xiàn)象如何解釋呢?
　　陳光金：首先，很難認為貴州等省的市場化水平低于浙江，如果以非公有經濟的比重來判斷的話。因為，即使在貴州、甘肅、青海這樣的地方，我們也會看到公有制經濟所占比重都是較低的，在縣一級 尤其如此。與浙江相比，它們的問題是工業(yè)化、城市化水平低，而不見得是經濟的市場化水平低。另外，文化上的地域差異也是值得關注的。
　　其次，這些省份都是生存和發(fā)展環(huán)境條件較為惡劣的地方，貧困人口比重大，收入差距自然就會比較突出了。與此同時，這些地方往往是勞工輸出大省，它們的勞動力都在東部地區(qū)(主要是“體制外”部門)創(chuàng)造財富，但因為勞工的低工資制度，它們可以通過輸出勞工減少貧困，卻不能通過輸出勞工致富。
　　第三，浙江的基尼系數(shù)確實相對低一些，但在計算浙江的基尼系數(shù)時，外來人口可能沒有被考慮在內，如果考慮幾百萬上千萬在浙江打工的中西部農民工以及他們的隨遷家人，那么，浙江的基尼系數(shù)將會如何變化?我們在福建一個縣級市的調查表明，如果不考慮外來人口，當?shù)鼐用竦氖杖氩黄降瘸潭纫脖容^低，但一旦把外來人口計算在內，則不平等程度顯著提高。
　　第四，浙江收入不平等相對較低，也是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勞資博弈過程的。臺州溫嶺市的企業(yè)通過協(xié)商民主議定工資的新制度安排，正是在勞資不平等造成巨大勞資沖突的情況下發(fā)展起來的，這種協(xié)商民主較為顯著地改善了勞資分配關系。
　　第五，浙江經濟發(fā)展和收入不平等程度較低的一個重要基礎，是原來的集體經濟的發(fā)展(杭州、嘉興、湖州和寧波地區(qū)尤其如此)，以及這種發(fā)展所形成的一種社會性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有利于在本地居民中形成一種較為注重公平的分配機制。在這種機制影響下，即使鄉(xiāng)鎮(zhèn)集體企業(yè)改制已經大大改變了浙江經濟的所有制格局，但是，在本地企業(yè)就業(yè)的本地勞動力的收入還是相對較高的(相比之下，外來打工者的收入就低得多了)。如果沒有這種社會性基礎，浙江的收入不平等恐怕會更大一些。
　　實際上，在市場化程度最高的溫州，恰恰也是浙江收入不平等程度最大的地區(qū)之一。90年代的一項調查揭示，在溫州，在一般的私營企業(yè)中，企業(yè)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yè)中，企業(yè)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另外，最近的一項關于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等沿海五省收入不平等的比較研究發(fā)現(xiàn)，2005年，浙江農村收入分配基尼系數(shù)是5個省份中最高的，其城鎮(zhèn)收入分配基尼系數(shù)居于中間位置，也不是最低的。
　　
　　不確定的未來
　　
　　《南風窗》：基于收入不平等根源的不同，會衍生出完全不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嗎?如果說市場化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之一，那么，在改革現(xiàn)有的收入不平等格局時，最應該做的是什么?或者說，您認為正在制訂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最重要的指導思想應該是什么?
　　陳光金：不同的歸因當然會導致不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F(xiàn)在的問題比較復雜，需要系統(tǒng)考察。我仔細看過庫茲涅茨本人的相關著作，也閱讀了西方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少文獻，尤其是盧森堡收入分配研究項目所產生的豐碩成果，對解決中國收入不平等問題形成了一種初步的思路，核心理念是建構各種收入分配主體公平參與收入分配決定過程的制度平臺，主要切入點是調整初次分配格局，主要機制是經濟結構調整、社會廣泛參與和必要的政府干預，三種機制缺一不可。關于這一思路的具體內涵，我在其他文章和媒體采訪中做了說明，不過還不夠系統(tǒng)和具體。
　　從“二戰(zhàn)”以后到21世紀頭10年的60多年中，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收入不平等變化經歷的不是倒U型趨勢，而是“大U型”趨勢，前30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普遍不斷縮小，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下降到最低點，在這一階段，這三種機制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從70年代中后期起，尤其是在所謂新自由主義改革啟動之后，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收入差距便不斷擴大，其中英國和美國尤其如此，法國、德國等居中，北歐國家的收入不平等仍然是最小的。初步的考察表明，正是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實施以后，英美等國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干預不斷減少，同時政府還對工會進行攻擊，對工人集體行動進行限制，導致社會性機制被大大弱化，市場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則一度不受限制，結果是資本的強勢進一步得到加強，收人不平等程度提高勢在難免�？疾炱饋�，根本原因在于，在前30年中形成的社會性機制被破壞，政府比較有力的干預被縮水。我目前即將翻譯完成的由英國社會學者撰寫的《階級與分層》一書對此做了很好的說明。
　　當然，上述思路是從經濟運行市場化比較完善成熟的發(fā)達社會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變化過程中總結出來的，中國的市場經濟尚沒有完善成熟，使得收入分配不平等形成中還有很大一塊來自于非市場性機制――主要是一些不公正或者尚不合理的制度性因素(如城鄉(xiāng)二元社會制度、勞動力制度、社會轉移支付制度)，需要對這些制度進行改革，消除這種形式的不平等。與此同時，厲行反腐敗，調節(jié)壟斷部門一部分人的過高收入，規(guī)范收入分配秩序，也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雖然我們的調查數(shù)據(jù)無法反映腐敗、壟斷和收入分配秩序紊亂造成的收入不平等，但它們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不公正效應是明顯的，而且還會造成機會和權利的不平等不公正，放大人們對社會不公的情緒反應。
　　《南風窗》：您也提到，目前相關公共政策在調整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不夠顯著，那么，您認為，整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趨勢在未來5到10年，是可以逆轉的嗎?如果是的話，將最大程度上取決于哪些因素?
　　陳光金：關于中國收入不平等的未來變動趨勢，學術界存在著很大爭論。迄今為止，庫茲涅茨假說被認為是最為成熟的可據(jù)以預測收入不平等未來變化趨勢的理論模型。
　　但是，在另外一項研究中，我曾利用相同的全國抽樣調查數(shù)據(jù)，對中國收入不平等的內部結構特征及其演變過程進行了實證考察，結果表明，近20年來中國收入不平等的內部結構呈現(xiàn)出兩極化不斷加劇的趨勢。我還根據(jù)基于庫茲涅茨假說和發(fā)展經濟學理論推導出來的統(tǒng)計模型進行了數(shù)據(jù)分析，分析結果也沒有展露出這種趨勢會發(fā)生改變的跡象，也就是說，這種趨勢在一個時期內仍然難以改變，未來還是不確定的。
　　但是我們應當看到，該假說作為理論預測模型涉及若干重要外部條件，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三種機制同時起作用的條件，這些條件是否具備就成為根據(jù)該假說預測未來收入不平等變化趨勢的關鍵，然而，學界對此類條件似乎很少加以認真和系統(tǒng)的考慮。
　　倒是庫茲涅茨本人對這些條件進行了思考。就在他提出所謂倒U型假說10年之后，他對推動發(fā)達國家收入不平等縮小的因素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涉及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調整、勞動就業(yè)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國民總收入中財產性收入份額的下降、社會意識中的平等哲學、地緣政治的壓力以及各國政府對收入不平等的干預等，他甚至感到，由于當時他所能夠利用的數(shù)據(jù)的限制，要做出其中何種因素作用更太的結論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如果當時就有像盧森堡收入研究項目收集的那種系統(tǒng)的跨國數(shù)據(jù)，他大概就不會這樣感慨了)。不過，他提醒人們：對于低收入階層中的許多社會集團來說，如果收人不平等擴大過程長期延續(xù)，那么，關于收入不平等是長期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必然現(xiàn)象因而正當合法的觀點，將“大大失去其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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