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終結了嗎？ 　　 　　新望：這兩年，我們越來越多地聽到改革“改完了”的議論。我有一個感覺，人們多年來對改革形成的共識正在邊際遞減。 　　為什么說“改完了”？就是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了，所以轉軌也就初步完成了，改革當然也就改完了，主管改革的“國務院體改辦”這個機構自然也就撤并了。
　　還有的人認為“改不動了”，是看一能改的都發(fā)放是差不多了，再改可能要碰到堅硬的石頭。有很多體制人的精英、知識分子都有這個看法，起碼是認為經經本制這個層面的改革已經結束了，告一段落了。
　　另一種“改偏了”的議論在去年由“郎顧之爭”引發(fā)的爭論中甚至上升到對改革大方向的質疑。
　　所以我一在有另外一種擔心，我們正在建設的這個市場經濟體制，是否會搞成一個“半拉子工程”？
　　趙曉：“半拉子工程”如果只是一時的情況，問題不大。因為改在某一時期進程放慢是正常的，怕就怕變成了“爛尾樓”。比如，通過“部門立法”等辦法來保護既得利益，防范別人對自身進行改革。
　　對知識分子來說，改革進入“深水區(qū)”后，利益和風險的權衡非常復雜。如果不能證明改革的收益將大于成本加風險，則不敢擅言改革。至于說中國市場經濟轉型已經完成，恐怕沒有幾個人相信，比較多的共識叫“初步形成”。對老百性來說，如果改革不能給自己帶來實惠這個改革當然不需要改。
　　但我不認為改革已經終結。恰恰相反，我認為改革正醞釀新的突破。人們對現(xiàn)實不滿，對“改革”有意見，不見得他就不支持改革，只能表明他內心深處渴望著“另一種改革”。比如說，農民兄弟可能正盼望著真正的土地改革。他們上訪、保衛(wèi)土地、爬上塔吊，其實是在表達“另一種改革”的渴望。
　　除了內在的改革壓力，中國外在的改革壓力也很大。當年中國改革的動力來自于周邊地區(qū)的崛起。現(xiàn)在，周邊地區(qū)的改革和發(fā)展又升級了，我們稍一大意，就有可能大大落后。比如，印度搞了民主化不太成功，現(xiàn)在開始搞經濟改革，增長速度比我們還高，俄羅斯幾乎完成了各個領域的主要改革，韓國則成功地實現(xiàn)了憲政轉型，在我們鼻子底下通過憲政的方式進行政權的和平、有序的更迭。
　　今后“(經濟)一俊遮百丑”將不太可能了。一則俄羅斯經濟借石油漲價突飛猛進，前景越來越看好；二則印度經濟也借改革開放邁開了大步，其經濟增長速度可望持續(xù)；三則越南的改革和發(fā)展勢頭也都非常好�？梢哉f中國可以驕傲的本錢已經不多了。中國必須通過加快改革形成新的國民認同和國際認同。
　　所以，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的情況看，都絕不能說中國改革已經到了盡頭。關鍵是怎么改的問題，最重要的則是要重建改革的動力機制。
　　
　　“內部人主導型改革”
　　
　　新望：改革的動力是利益誘導，這很重要。但這個動力在有些行業(yè)改革和基層改革中，是很可疑的。有些改革，我們看到的是部門利益的膨脹。在財政比較富裕的蘇南一些縣級市，僅一個車改，財政都無法支撐了�，F(xiàn)在一些基層政府對企業(yè)的審批更多了，收費更狠了。為什么?個別基層官員說，原來都是公有制企業(yè)，政府有義務提供服務，但現(xiàn)在改制了，都成了民營企業(yè)。我們憑什么?
　　趙曉：“內部人主導型改革”這個概念可以概括你剛才所說的部門改革和基層改革中的現(xiàn)象。
　　“內部人主導型改革”現(xiàn)象在中國已經非常普遍。比如，各個部門紛紛立法保護自己的權力就是典型的“內部人主導型改革”。表面上看起來，中國法制化繁榮一時，其實完全是與法治化 (roleoflaw)背道而馳的鞏固權力的“霸王條款”。再比如，中國的國有企業(yè)改革在過去基本上由國企領導人說了算，頂多再加上地方官員，實際上是怎么有利于內部人的瓜分就怎么來。這樣的改革當然不會有普通員工的好果子吃，當然不可能讓大多數(shù)人共同富裕起來。
　　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實際上成為中國“權力資本化”的一個過程。如果我們光談為什么老百姓沒有得到好處，為什么改革改不動，卻沒有注意到公共改革的這個蛻變過程，那么我們還是沒有看清中國改革，也不能為中國未來的改革尋找到出路。
　　新望：“內部人主導型”改革導致改革參與度低，政府容易自我膨脹。一個比較顯著的例子是，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在中美財政支出比較中發(fā)現(xiàn)，中國則．政支出項目最容易膨脹的項目是行政公務支出和直接投資經濟建設，中國占財政總支出將近50％，美國占17％，而最不容易膨脹的是社會保障、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只占25％，這些恰恰是社會所需要的。相反，美國最容易膨脹的是公民的福利和社會保障這一塊，占75％，因為選舉壓力大。
　　趙曉：事實上，實踐證明，“內部人主導型”改革不太可能導致政府服務的根本改革。 　 所以要轉向有廣泛民眾參與、有廣泛民眾利益表達的改革，后者可以稱之為“社會參與型改革”。
　　中國改革需要再出發(fā)!已經20多歲了的改革方式必須盡快“升級換代”，甚至改革本身也要改革(對過去的改革進行糾偏)。就像產品需要不斷創(chuàng)新、升級換代才有競爭力一樣，改革本身也需要進行動力系統(tǒng)的重建。
　　我們知道，兩個壞人在一起打架，比只有一個壞人要好，至少“霸王條款”是出不來的。國企改革，如果內部人說了算，后果可想而知，現(xiàn)在國資委作為出資人代表參加進來，它就開始對內部人形成制衡，就可以制約它一下。這就是一種進步。改革的公平性要比過去大大改善。如果再進一步，讓企業(yè)職工也參與到改革中來，規(guī)定改革方案必須多少員工同意才能通過，甚至讓其他相關利益者以“聽證會”的形式參與。改革豈不是變得完全不同?
　　股權分置的改革要求非流通股東提出的股改方案一定要經過流通股東的同意，這也是改革由“內部人主導型”轉向“社會參與型”的一個范例。
　　“社會參與型改革”還能有效地解決“改革風險共擔”的問題，或者說是“改革壓力分擔”的問題。因為可以讓許多的部門、許多的地方、許多的機構、許多的組織，許多的利益主體都有一種改革的壓力，而不是所有的改革壓力最后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為什么過去地方有改革的壓力呢?因為地方必須把經濟建設搞好，有CDP增長的壓力，這等于把改革的壓力讓它分擔了一部分�，F(xiàn)在CDP作為考核政績的主要指標這一點要修改，但地方分權、競爭，這一方向是對的。
　　
　　向社會放權
　　
　　新望：有些人對分權導致的建設性力量看到的比較少，而對分權導致的破壞性力量、掠奪性力量看到的比較多，甚至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企業(yè)家，或者說民營企業(yè)主階層。在學界，一些學者對 80年代以來形成的一套話語不滿，但新的邏輯又建立不起來，于是就開始沿用“革命”“階級”“造反”等過時的語言和邏輯來對待現(xiàn)實問題，這種“思潮復歸”比“體制復歸”走得更遠，更值得注意。
　　趙曉：回顧中國經濟改革，最成功的其實就是給地方分權，進而形成地方參與的改革競爭。但是我們說這個分權做得很不夠，不僅應該把權力下放給地方，還應該把相當一部分的權力下放到社會，下放到企業(yè)的員工，下放到工會、農會這些組織，讓他們能夠在制度創(chuàng)新中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為此，政府要鼓勵建立各種各樣的中介組織，比如說維權機構等。我是一個農民，老實巴交，我不知怎么維護權利，但可以委托村委會給我辦，委托中介組織給我辦，這樣做就像人們尋找律師和會計師來幫助那樣簡單。如果是這樣，改革就會建立在程序更加公平的基礎上。在這個制度創(chuàng)新的基礎上進行改革，就會迎來一輪新的升級換代的改革。 　　其實改革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很大的空間，并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所有的改革都很難。有些改革當然很難，但有一些改革其實并不那么難。關鍵是看你真的想改革，還是想通過控制改革為自己謀利益。
　　
　　新望：改革的趨勢就是經濟體制改革拉動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改革越來越向高端走。
　　趙曉：高端的改革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憲政是個水到渠成的結果。在這之前分權格局的形成，資源和力量的相對均衡、民眾憲政意識的形成等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這種內在的力量和資源的均衡，沒有新的憲政意識，那就只能持續(xù)地出現(xiàn)“霸王條款”，而其他人手里沒有任何資源去和人家對抗，只能認命，或者通過顛覆游戲規(guī)則來個“魚死網破”。只有資源變得分散了、權力變得分化了，內部人主導改革的情形才會相應改變，真正的新制度才有可能出現(xiàn)。
　　在體制的高端進行改革，政府管理的改善是有利于改革的，而最關鍵的仍然是形成資源和力量的均衡。這就是剛才我們講到的，讓多元博弈的主體處于相對比較公平的博弈地位，而且盡量保證合理的博弈程序，這同樣會改善改革的效率，同樣可以改善改革的可接受性，或者說它的合法性、權威性。新望：在地主，沒有多元博弈，只靠一元推動，就算是出發(fā)點很好的改革，可能也會出問題。比如江蘇蘇北有一個仇和，他的改革引起很大的反彈。
　　趙曉：改革者改革的出發(fā)點或許是好的，是為了民生，但他們沒有很好地尊重民權。這樣的改革，其成果很難保證。
　　新望：講到對改革未來判斷的時候，我覺得鄧小平同志1984年提出的改革至少要進行50年是一個說法，再一個可以參照的判斷，就是WTO允許中國未來還有15年的非市場經濟過渡期。這后一個說主要指經濟體制改革，而小平同志1984年講的的改革而要50年，包括了政治體制改革。
　　趙曉：不平的這名話現(xiàn)在應予以重申。改革以50年為界，現(xiàn)在可說進入到改革的中間階段，也是最難的“攻堅”階段。改革還有許多問題都沒有解決，如資源的定價機制問題、投資體制問題、金融體制問題等等。
　　有理由相信，在矛盾的重圍中，通過“社會參與”的辦法尋求“和諧改革”之路不僅可以拯救改革，而且可以為中國崛起打造新的發(fā)動機。
　　威權推進的浪溫主義改革時代已經結束，內部人主導型改革無法前行，“社會參與型改革”時代即將到來！相關利益主體公平參與的改革不僅是經濟體制變革的動力所在，其本身就是社會體制變革的重要內容。
　　以后的中國人終將發(fā)現(xiàn)，發(fā)韌于20世經80年代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只是一個起步，法律、政治及社會保障的基礎設施框架，完成偉大的文明的轉型與復興。這一轉型的三部曲是市場轉型、憲政轉型和文明轉型。
　　新望：也就是讓中國成為一個新的文明國家。
　　趙曉：是的，通過中華文明的轉型實現(xiàn)“中國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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