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譯：Rita 　　兩個人的遭遇 　　 　　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在上海已經(jīng)不復存在，對年輕人和有才干的人無疑是件好事，但藍領階級的工人一時恐怕難以適應這種變化。
　　1993年，當一個加拿大商人雇傭了一個名叫伊沙貝拉?周的人當他的秘書時，她只能講蹩腳的英語，有一頭披肩的長發(fā)，穿一套套裝，這個商人回憶，看起來那似乎“是從她的外祖母處繼承來的”。當這個商人在90年代末再見到她的時候，她一身剪裁講究的運動裝，修剪時髦的頭發(fā)。英語流利，在HP公司擔任高級行政助理，賺的工資比她在國營商店里工作的父母高出兩倍。在咖啡吧里喝咖啡時，她沉思地說：“如果我不是在外資公司工作，我想自己不見得會有什么很大的變化�，F(xiàn)在對我來說，接受新事物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以后也許會更加容易�！鄙仙痰曩I東西對她來說只是一種娛樂，她還打算與父母分開居住，自己買一套房子：“我的公司提供住房基金，銀行也提供抵押貸款。而在三五年前，我根本就不敢想這樣的事。”
　　隨后我又遇見了阿華，當時她剛好被一家國營的紡織廠解雇，她在這家工廠工作了17個年頭。她和丈夫、母親以及一個13歲的女兒居住在一套30多平方米的公寓里，面積比足球場的球門還要小。阿華是千千萬萬遭遇過“文革”洗禮的中國人之一，長達10年的“文革”使她們無法受到應有的教育，一直到1979年她才慶幸自己獲得了一份看起來不錯、也挺穩(wěn)定的工作。可是在1996年她被解雇了。作為補償，她得到有限的補助費外加醫(yī)療保險費。她不知道今后該怎么辦�！敖裉焐鐣�上所要求的那種生活水平，對我們來說是不可能達到的�！辈诲e，工廠提供了再就業(yè)的訓練，但她們很難介入進去。她說自己如果是25歲，就會去試試店員的工作，但現(xiàn)在不敢冒風險，萬一去當了店員，就會失去下崗補助金，而誰知道店員的工作能否長久？
　　阿華和伊沙貝拉?周，正好典型地顯示了中國社會中兩副不同的面孔。老百姓當然喜歡過周的生活，在90年代，由于上海的復興和眾多的機會，帶來了繁榮和更為舒適的生活。但對阿華來說，這個時代給她帶來的是動蕩和艱難。不過看來只要上海繼續(xù)將國家計劃經(jīng)濟轉換到市場經(jīng)濟的軌道上，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就不會再出現(xiàn)。
　　
　　平均主義的消失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吃大鍋飯”被民眾作為一種信念來堅持。政府的職能之一就是向民眾發(fā)放各種各樣的票證，并決定哪些人可以進入學校就讀。而分配職業(yè)無疑是官員們的一種特權。工作單位提供免費的醫(yī)療保健、分房、入學、旅行、搬家、調動等等，作為交換的條件，未經(jīng)上級的允許，任何人不得自行調換或選擇別的職業(yè)。
　　其實，在毛澤東時代也從來沒有全部實行過平均主義。官員可以有專用的轎車，出入供應特需商品的商店，享受種種的特權，甚至家庭出身都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但這些都是在大多數(shù)民眾不知情的情況下發(fā)生的。
　　平均主義和強調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結果是平均工資的下降，住房條件的惡化，教育標準下滑�！拔幕�大革命”期間中國關閉了大學。70年代末期，衰落的經(jīng)濟使工業(yè)部門不能提供足夠的職位給年輕人就業(yè)。1979年黨的領導層認識到這種狀況必須得到改變，鄧小平進行了市場經(jīng)濟的改革，這意味著中國的平均主義走向了結尾。但同時而來的則是90年代中期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有兩件事是清楚的。一件是在劇烈變動的90年代期間，上海人的收入上升了。1999年，上海居民的平均年收入為1400美元，與1991年相比，有了明顯的增加。按西方的標準來看，這還是很低的，但已經(jīng)可以使上海人得到新的物質享受：彩電、冰箱、空調和洗衣機等等。其次，有的居民的致富速度遠遠快于其他人。上海居民中最富的10％與最窮的10％之間的收入差別在90年代是4倍。也就是說，上海正式居民中最富的10％拿回家的是1801美元，而最窮的10％居民只有546美元的收入。
　　
　　富人的日子
　　
　　中國的一些新富通過拉關系、內部交易和貪污腐敗，已經(jīng)積累了他們的財富。在1999年底，我與一個男子共進午餐，他的祖父曾是解放軍軍人，他的父親是資深的共產(chǎn)黨官員。這是一個特權階層的成員，他和妻子及兒子剛從歐洲度假歸來。他有3所房子，2輛汽車，總是挺著他的腹部，顯示出大款的富貴氣派。當我問及他致富的秘密，他說：“這全靠朋友和親戚。”由于朋友的幫忙，他能夠進入廣告行業(yè)和經(jīng)營發(fā)行渠道的業(yè)務，他還利用親戚的關系開設了一家印刷工廠。
　　也有積極的一面，很多人是通過自己的才能獲得財富的。很多像伊沙貝拉?周的年輕人加入了外資公司。自從1992年跨國公司登陸上海后，需要很多能講英語的畢業(yè)生。但往往是供不應求，于是那些公司爭相聘用或設法留住人才。畢業(yè)于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的劉一開始在當?shù)氐囊患易C券公司從事金融業(yè)務，每月掙240美元。5年以后，這個30歲左右的年輕人成為一家美國投資公司的首席上海代表，薪水增加了14倍。他穿著講究，已經(jīng)在高尚住宅區(qū)購買了一套現(xiàn)代化的公寓房子。
　　更為幸運的是那些曾在海外留學，返回中國之前又有過在海外工作資歷的人。大多數(shù)歸國者在跨國公司里找到了工作。與留在國內的同胞相比，他們的薪水高，地位也高。以楊為例，1984年她去美國讀了商業(yè)并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找了份工作，這家公司把她派遣回北京，后來又去了通用電氣公司，派駐上海。她不僅身處高位，而且當年在美國生活時獲得了美國的護照，可以自由地進出中國，在中國和美國都有家。
　　如果有進取心，在中國公司里的年輕人同樣可以致富，錢先生在平安保險公司當推銷員，這只是一家國內的人身保險公司，但他每月可以拿到2000美元的傭金。90年代末，我見到他時，他已經(jīng)在幽雅的地段買了兩套房子，一套給父母住，一套兩口子自己住。
　　私人企業(yè)家經(jīng)常面對的困難要更多一些，比方說，私人企業(yè)在股票上市、進出口經(jīng)營權和向銀行貸款等方面還不能與國營的企業(yè)平起平坐，1997年之后中國才在政策上承認私營企業(yè)的合法性，但觀念性的歧視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
　　陳先生出身于普通農(nóng)民的家庭，沒有什么特殊背景關系，也沒有去海外鍍過金。80年代他想?yún)④�，但由于父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犯了“反革命”的罪行，被取消了參軍的權利。他用積蓄的240美元作啟動的本錢，從事收購家禽這種又累又骯臟的小生意。后來他投資開了一家服裝店，賺了1000美元后又投資一家服裝工廠。因為私營企業(yè)征稅高，備受各種規(guī)章制度的管制，他設法將自己那家公司的身份從私營變成集體。但終究支撐不住，把生意停了下來，那幾年他總共賺了2.5萬美元。
　　直到股票交易所重新開放后，他又找到了一種新的感覺。1994年，他在貿易上賺了不少錢，并將1200萬美元投資到制造保齡球設備的工廠中。1998年他就賺了1400萬美元。在此同時，在1997年中共召開15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他感受到身為一個私營企業(yè)家在地位上得到了改善。1997年，上海市市長徐匡迪邀請他和其他企業(yè)家共商私營企業(yè)發(fā)展的大計。
　　中國的新富們是懂得享受他們的財富的。陳先生建造了一棟2000平方米帶游泳池的別墅。而更多的有錢人傾向于在一個好地段上用2.5～8萬美元購買一套公寓，乍看起來，好像是昔日的香港人遷居到了上海。另外上海的有錢人經(jīng)常出外旅行，最常去的是香港，新加坡，菲律賓等。
　　但這并不意味著上海的有錢人都是那么瀟灑地過日子。大多數(shù)有錢人寧可多節(jié)省點錢，因為政府將不再負擔很多項目：大學教育，醫(yī)療保健，住房供應等等。這都需要錢。有進取心的年輕人也將錢投資于自身的知識提高上，報名參加夜校，學習電腦、金融、管理和英語。他們甚至將初初學會走路的孩子送入寄宿學校，星期六才接回來共敘天倫，這樣可以使他們能全身心地投入搏殺，而孩子今后也能出人頭地。
　　
　　窮人如何生活
　　
　　解先生過去在一家紡織廠的倉庫工作。他的故事沒有什么新鮮的東西：1975年參加工作，慶幸自己進入了“一切得到照顧”的環(huán)境中，但1993年被解雇了�，F(xiàn)在替一家山東人開設的餅干廠銷售餅干，但是并不順利�！百|量不佳，這家工廠沒有競爭力，”解先生嘆氣說，“在上海，餅干的競爭太激烈了�！眴栴}是類似解先生這一類的上海居民并不在少數(shù)，低技術、勞動力密集的國營工廠被淘汰，政府強調發(fā)展的高科技產(chǎn)業(yè)如汽車和制藥行業(yè)需要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員，而不是學歷低又人過中年的人。結果，學歷偏低，年齡偏大的員工就成為解雇的第一目標。雖然政府提供了再就業(yè)的房屋和培訓，大多數(shù)人通過親友來尋找新的工作，一般只能在私人的小店、小工廠里工作。那個在紡織廠下崗的阿華，最終是在哥哥的餐館里打工。
　　上海正在設立統(tǒng)一的保險網(wǎng)絡，給市民提供一個緩沖器，對失業(yè)的、退休的或其他不幸的人士提供由政府和雇主參與的保險體制。在傳統(tǒng)的中國家庭里，人老了就依靠兒女的照顧。但根據(jù)中國現(xiàn)在的人口政策，一個家庭只能生育一個孩子，他們要照顧很多老人。此外，那些成年的兒女，忙于生計更甚于過去的年代，又搬遷到了自己的住房里生活。因此老齡化問題是一個挑戰(zhàn)。
　　另一個挑戰(zhàn)是保證窮人的醫(yī)療保健。經(jīng)濟困難的工廠往往對職工或退休人員的醫(yī)藥費一拖幾年才給予報銷，也有的永遠得不到報銷。在90年代醫(yī)藥的費用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長，“真氣人！”一個退休的制襪工人說，由于負擔不起膽囊的手術費，他的岳母已經(jīng)痛病在床幾個月。
　　窮人也無錢參與上海的住房改革，這個改革鼓勵居民購買國家分配的房子或者私人發(fā)展商蓋的新房子。但是政府的補貼是根據(jù)諸如職務的高低、工齡的長短而定。因此，一個工齡10年的體力工人和一個工齡20年的高級職員相比，所得的補貼或折扣相差極大。這樣就使職務低的年輕職工也難以承受這筆大額的開支。但是也有好消息，90年代很多窮工人的居住條件得到了改善，政府蓋了一批相當現(xiàn)代化的公寓讓人均不足4平方米的居民搬進去住。
　　生活在上海的窮人顯然是艱辛的。強女士，一個苗條而又饒舌的中年婦女，1996年下崗，隨后她找到了一份售貨員的工作，但是不久又被解雇了。她的丈夫在1997年失業(yè)，后來去緬甸販運木材。這家公司每個月給他120美元，還算不錯的工資。他們的兒子在上海師范大學，需要花費掉幾乎是他們年收入的一半。強女士別無他法，只有拼命地節(jié)約開支，一分錢也不能馬虎。她不看電視，是為了節(jié)省電費。為了節(jié)省水費，她每星期只洗一次澡。她從來沒有去外面花錢吃過飯，即使一碗面條也舍不得�！霸谕饷娉砸煌朊鏃l要3塊錢，而我在市場里買一斤面條才一塊錢，我可以吃好幾天哩�！�
　　盡管如此，上海窮人的日子還是要比在中國其他老工業(yè)中心的同胞們好一些。中央政府為了把上海建設成中國的商業(yè)和金融樞紐，給予各種優(yōu)惠和持續(xù)不斷的資金支持。這個城市也甚多外國的投資者和商人。由于職位上的需求和生意上的來往，不只是有利于上海的富人，對窮人同樣是有好處的。例如上面提到的那個銷售餅干的解先生，每月低于60美元的工作，他隨時可以找到，但對于上海的當?shù)鼐用駚碚f，他們不想干這一類的工作，這就把機會留給了外來的臨時工。
　　上海300多萬外來的臨時工（他們不被計算在上海的1400萬人口之中）可能是最容易被一眼看出的窮人。他們聚集在車站碼頭，出沒在建筑工地，有時候留宿街頭。他們不能享受當?shù)鼐用竦娜魏胃＠�。他們來自窮困的省份，很多是來自農(nóng)村，來城市賺些錢寄回去養(yǎng)家活口，或者積蓄起來當作原始的資本，準備將來做點生意。上海容許流民們干的工作，大多是當?shù)鼐用癫惶�愿意干的粗重活。男性多半在建筑工地干活，女人有很多做家庭女傭，或者在邊緣地段的發(fā)廊里工作。外來工的子女大部分是進不了學校的，他們付不起這筆錢。
　　趙先生來自窮困的安徽，在上海干了7年鋼筋混凝土的工作。“我沒有辦理過任何保險，”他說，“如果我真的病了，我只能回安徽。我們沒有那么多錢去醫(yī)院看病，如果真的得了大病，只能向親友借貸再說。我也說不清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如果你是一個農(nóng)民，就難得有什么事情會是公平的�！钡�不管怎么說，在上海當臨時工還是比在農(nóng)村要好一些，至少多了一點機會和希望�！�
　　(編輯：鄭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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