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利益的交匯點上進行合作，沖突利益的交叉點上就會有交鋒，這才是中日雙邊關系的本來面目或“正常狀態(tài)”。 　　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立場已經(jīng)是一種國家意志的體現(xiàn)，一種外交競爭的工具和手段。
　　中國在這種情況下自動“擱置”或“超越”歷史認識問題，無異于承認自己的外交失敗，并有可能被日本認為是中國有求于它。
　　近些年來，我國的亞洲外交成效卓著，惟獨對日外交難有起色，中日關系在一個不算短的時期里呈現(xiàn)出時而“下滑”時而“回升”的“窄幅震蕩”局面。這種現(xiàn)象不僅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也引發(fā)了國內各界和民眾的深入思考和廣泛討論，甚至為此而焦躁不安，急于尋求改變此局面的辦法和途徑。
　　
　　“窄幅震蕩”有其必然性
　　筆者認為，中日關系形成“窄幅震蕩”的局面有著深刻的背景和歷史必然性，不是誰想改變就能改變得了的；同時，形成這種局面的主要方面在日不在我，因而不是我想改變就能改變得了的。
　　從美國（盡管是打著聯(lián)合國軍的旗號）結束對日占領、日本作為獨立國家行使外交自主權算起，中日關系經(jīng)歷了２０年左右的冷戰(zhàn)對抗時期和２０年左右的友好合作時期，隨著冷戰(zhàn)結束、兩極格局崩潰而進入了競爭與合作、摩擦與協(xié)調同時并存的“窄幅震蕩”時期。
　　眾所周知，“２０年對抗”的國際政治背景是東西方冷戰(zhàn)和與此相關的東北亞地區(qū)的熱戰(zhàn)，而中日雙方分別處于東西方冷戰(zhàn)對抗的前沿，并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間接參與了朝鮮戰(zhàn)爭。在這種形勢下產(chǎn)生的日美同盟，它的基本功能是“遏制共產(chǎn)主義”，主要目標是針對蘇聯(lián)和中國。日本由此被納入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軌道，處于從屬地位。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日本當權者為選擇與新中國還是與臺灣當局建立聯(lián)系而有所猶豫時，美國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迫使其與臺灣當局簽訂了所謂“和約”。盡管當時中國政府也希望與日本建立正常的國家關系并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客觀上已無此可能。
　　“２０年友好”則始于美國為取得與蘇爭霸的優(yōu)勢地位而與中國打開交往大門。這時日美同盟的主要目標是針對蘇聯(lián)，它的主要功能轉向遏制蘇聯(lián)的爭霸擴張攻勢。由此日本調整對華政策，甚至先于美國與中國建立了正常國家關系。這也為我國對外戰(zhàn)略的重大調整，建立“一條線”對付蘇聯(lián)主要威脅，提供了現(xiàn)實可能和客觀條件。
　　中日關系的“窄幅震蕩”局面，是在冷戰(zhàn)結束、蘇聯(lián)解體、美國成為惟一超級大國的大背景下出現(xiàn)的。美國主導重新界定日美安保同盟體制，使它的基本功能按照兩國公開宣示的說法轉向了“維護地區(qū)和平”，而對地區(qū)和平的威脅來源、同盟的主要目標卻做了“模糊化”處理。但是，有法國記者當時就指出：“人們從字里行間不難看出，（日美安全條約）今后要對付的主要敵人將是中國”，“只不過沒有明說罷了”。當然，美國和日本也并不認為中國已經(jīng)對它們構成現(xiàn)實威脅。美國對中國的戰(zhàn)略定位，是敵是友還在兩可之間時，其對華戰(zhàn)略便是“接觸與遏制”兩手并用（從長遠戰(zhàn)略上美國視我為“潛在的競爭對手”，并一直在籌劃和部署對我國的所謂“預防性遏制”），作為其盟國，日本也采取既倚重又防范的雙重性對華戰(zhàn)略。
　　分析中日關系的歷程或軌跡，可以明確地得出四個具有內在因果聯(lián)系的啟示。其一，導致中日關系出現(xiàn)轉折性變化的主導性因素是國際戰(zhàn)略環(huán)境的大變動。其二，中日關系出現(xiàn)轉折性變化的直接動因是日美同盟的功能及其目標的轉換。其三，由日本外交的對美從屬性所決定，日本對華戰(zhàn)略的調整取決于美國對華戰(zhàn)略的變化。其四，每當中日關系發(fā)生重大變化，日本總是主要方面。
　　可見，“２０年”即使不會成為規(guī)律性的變化周期，近十來年中日關系的“窄幅震蕩”也有其必然性，而且因為導致這種狀態(tài)的主要因素具有相對的長期性，這就決定了這種“窄幅震蕩”局面在今后的一個時期里將成為中日關系的“常態(tài)”。再者，從一定意義上講，前兩個“２０年”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殊狀態(tài)”，中日雙邊關系的主要戰(zhàn)略基礎和基本著眼點是在中日兩國之外，而不是在兩國之間；冷戰(zhàn)后的主要戰(zhàn)略基礎和基本著眼點正在逐步轉向兩國之間，在共同利益的交匯點上進行合作，沖突利益的交叉點上就會有交鋒，這才是中日雙邊關系的本來面目或“正常狀態(tài)”。
　　
　　中日“歷史認識問題”的爭執(zhí)實質是國家意志的較量
　　如果我們因為中日關系的“熊市”蔓延不見“反轉”而焦躁不安，不僅無濟于事，甚至可能造成失誤或失策；如果刻意去改變它，甚至為此而“擱置”或“超越”歷史認識問題，就可能會付出某種代價。
　　如上所述，在冷戰(zhàn)后的國際大背景下，中日關系出現(xiàn)波動有其不可避免性。與此同時，與前兩個“２０年”相比還有一個不同的背景就是，日本急于利用冷戰(zhàn)后國際力量重組、國際秩序重建的機會成為所謂“正常國家”，中國則集中精力于現(xiàn)代化建設，以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戰(zhàn)略目標。這也給中日關系的“窄幅震蕩”增加了新的因素，一是力量對比變化帶來的結構性因素，一是與各自國家目標相適應的國際地位、國際影響力的競爭性因素。它們與各自國家的歷史傳統(tǒng)和政治文化（或戰(zhàn)略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利益價值取向和道德價值取向，又由于缺乏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樣“對付共同敵人”的利益一致性，這種差異性就自然通過某種形式凸顯出來。從一定意義上講，中日之間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較量，集中體現(xiàn)了不同的利益價值取向和道德價值取向的交鋒。
　　在日本方面，歷史認識問題（國家領導人、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是它的行動表現(xiàn)），無論是在國內政治層面還是在國際政治層面，都早就超越了“歷史認識”這個問題的本身。從日本國內政治來看，它已經(jīng)成為政治家們在政黨政治和社會政治活動中的一面“旗幟”。從國際政治層面來看，隨著國際力量結構的變化，日本自認為作為世界第二經(jīng)濟大國及其對國際社會所作的貢獻沒有得到應該享有的國際地位，由此造成民族的和社會的心理不平衡，甚至為得不到國際認同而遷怒于國際社會，尤其是遷怒于亞洲國家不但不為日本“幫助它們從歐洲的殖民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以及獨立后支援它們發(fā)展經(jīng)濟所作貢獻而“感恩”，反而抓住歷史認識問題“發(fā)難”日本；更由于日本經(jīng)濟出現(xiàn)“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長期不屑與其為伍的亞洲國家卻蓬勃發(fā)展，尤其是近代以來在日本一直看作“劣等種族”、“落后國家”的中國，經(jīng)濟高速增長、綜合國力迅速提升，更添了一層心理上的不平衡。正是在這種近乎扭曲的民族心理、近乎怪異的思維方式支配下，日本堅持認為“歷史認識”問題是一個“正常國家”的權利，在對外關系上則是外交自主權的體現(xiàn)，如果因為中國、韓國或其他亞洲國家的反對而“讓步”，就無異于國家尊嚴的屈辱和外交屈服�？梢�，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立場已經(jīng)是一種國家意志的體現(xiàn)，一種外交競爭的工具和手段。
　　然而，日本也不是無所顧忌的。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盡管中曾根提出了“戰(zhàn)后政治總清算”的政治綱領，但他參拜靖國神社顯然是帶有試探性的，因而看到亞洲國家反應強烈就縮回去了。后來又有在任首相試探過，也如此。小泉“參拜”也是有所顧忌的，否則就不會有三次“參拜”時間選擇上的改變。因此，如果因為小泉的“堅持”，亞洲國家不再“說話”、不再反對，那么就不僅是小泉個人的“政治勝利”，而且是日本的一種具有象征性、標志性意義的“政治勝利”和“外交勝利”。中國在這種情況下自動“擱置”或“超越”歷史認識問題，無異于承認自己的外交失敗，并有可能被日本認為是中國有求于它，而這正是日本所希望看到的結果！同時也將標志著中國在某種意義上默認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立場。中國為此付出的國家道德代價和外交代價的影響將是深遠的。
　　因此可以說，中日圍繞“歷史認識問題”的爭執(zhí)和較量只是外在的表象，深層次蘊涵的內在實質是兩國之間的國家意志的競爭和較量。正因如此，即使我們“自動擱置”歷史認識問題，也未必能帶來中日關系改善的轉機。事實上，日本已經(jīng)在尋找別的“焦點問題”，諸如責難中國對日本的經(jīng)濟援助“不知感恩”，中國輸出“通貨緊縮”導致日本經(jīng)濟難以復蘇等等。
　　鄧小平在１９８９年與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會晤時，曾就美國對華制裁損害中美關系問題指出，中國沒有傷害美國，因此改善中美關系必須由美國主動，否則，中國是不會乞求同美國改善關系的。筆者以為，這一原則立場在今天同樣適用于對日關系。我們歷來強調，歷史認識問題是中日兩國關系的政治基礎，這在中日關系的三個重要政治文件中已經(jīng)得到充分體現(xiàn)。如果說這是對日關系中的一張“牌”，那么我們不宜也不該放棄這張“牌”。當然，并不是說中日關系要以“歷史認識問題”為轉移，但要適度使用“歷史牌”。
　　
　　不妨有意將中日關系“涼一陣子”
　　對于當前的中日關系，事實上日本很著急，多方探詢試圖打破“僵局”的途徑，但又不愿付出相應的“代價”，不愿喝下自己釀成的“苦酒”。正因如此，看到我國有人主張在歷史認識問題上“讓步”、“超越”，不僅日本的輿論界為之一振、大肆渲染，認為是中國發(fā)出的某種“信號”，甚至日本官方也認為是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將推動中日關系的征兆。其實我們沒有必要著急。
　　我們既不必刻意改變“窄幅震蕩”局面，也不宜放棄適度使用“歷史牌”，反而可以將中日關系“涼一陣子”，使其在我國的整體亞洲外交中一定程度的“邊緣化”。這樣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震蕩”的幅度、加劇“震蕩”的烈度，但最終將促使日本改善對華關系。
　　把中日關系“涼一陣子”，是否會將日本進一步推向美國一邊？其實當年日本投靠美國并沒有人推它。冷戰(zhàn)結束后日本曾一度極力推動建立“三極世界”，并不時對美國說“不”，然而在自感還無力與美國一爭高下時，又再次向美國低下了頭，與美國一起重新界定和強化兩國同盟關系。誰在世界上獨占鰲頭，日本就會與誰結盟，并且是自動找上門去。至于中、美、日三邊關系的互動確是客觀存在，不僅如前所述中日關系的轉折性變化與中美關系的重大調整密切相關，而且中美關系的一舉一動都在牽動著日本的神經(jīng)。上個世紀７０年代以來，中美關系惡化、緊張，日本擔心、恐慌；中美關系友好、密切，日本嫉妒、“吃醋”，惟恐中美關系超過中日關系。９．１１事件以后，中美關系逐步走向“常軌”并不斷有所發(fā)展，用鮑威爾的話說已是尼克松總統(tǒng)首次訪華以來的最好時期。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把中日關系“涼起來”，勢將刺激日本調整對華關系的欲望和動力。
　　我們說的把中日關系“涼一陣子”，主要是指在政治領域。當然，在當今國際關系中，經(jīng)濟因素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政治和經(jīng)濟的互動越來越深化。由此擔心中日政治關系的“冷淡”會影響兩國經(jīng)濟關系的發(fā)展是可以理解的。近幾年來日本也確實在對中國打“經(jīng)濟牌”，企圖以此達到某些政治目的。然而，中日關系“政冷經(jīng)熱”現(xiàn)象是客觀存在。中日關系的“窄幅震蕩”、“橫盤整理”主要是在政治領域，而經(jīng)濟關系仍然保持“大幅上揚”、連年報收不小的“陽線”。這就表明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的深入發(fā)展，國與國之間的經(jīng)濟依存是相互的，尤其近些年來日本經(jīng)濟對中國的依存度在相對增強，而中國經(jīng)濟對日本的依存度在相對減弱，隨著這種趨勢的發(fā)展，日本對中國打“經(jīng)濟牌”的“雙刃”作用將更趨凸顯。由此可以設想一種可能性，日本為使中日關系由“涼”轉“熱”，在采取其他措施的同時改變“經(jīng)濟牌”對中國的“打法”，即以進一步加深經(jīng)濟合作來帶動中日關系的整體“反轉”。如果中日關系“涼一陣子”會帶來這樣的效果，那就正是我們所希望的。
　　
　　中日關系的危機是誰造成的？
　　――與馬立誠同志商榷
　　
　　讀了馬立誠同志在《鳳凰周刊》第１０５期上發(fā)表的《破冰：我的中日關系論》，我不敢茍同。
　　馬立誠說：“現(xiàn)在，中日兩國貿(mào)易和人員往來規(guī)模之大，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但是兩國國民的情緒卻擰著勁，越擰越僵。這就容易造成這樣一種局面：指責連著指責，報復連著報復，誤會連著誤會。這種局面的危險性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它會給兩國決策層造成巨大壓力，也容易被人利用，蘊含著深不可測的危機�！�
　　眾所周知，日本的侵略戰(zhàn)爭給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特別是中國人民，受害最大最深，記憶是刻骨銘心的，是幾代人也難以忘懷的。１９４３年夏天，我還不到十歲，日本鬼子對我的故鄉(xiāng)進行了一次殘酷的大掃蕩，從四面八方圍堵、瘋狂掃射攜兒帶女離家逃難的村民，有多少無辜的老百姓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下。鮮血淋淋的暴行使我從小就恨透了日本鬼子。作為那次大屠殺的親歷和幸存者，我更清楚日軍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有資格評論中日關系。
　　我認為，在美國的包庇縱容下，二戰(zhàn)后日本的戰(zhàn)爭罪犯并沒有受到嚴厲懲處。而且日本在太平洋戰(zhàn)爭中戰(zhàn)死的２００多萬軍人搖身一變，都成了為國捐軀的英雄，其亡靈都被供奉在靖國神社。據(jù)１９９５年８月號《鏡報》月刊報道，日本政府從１９５０年至今，共為這類死難者遺族提供撫恤費約３８萬億日元，這個數(shù)目是日本向外國支付各種賠償費的５７倍。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日本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中，我國犧牲了１０００余萬人，加上傷殘者人數(shù)達３５００萬，經(jīng)濟損失根本無法計算。這些被日軍屠殺的死難者遺屬一直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謝罪和賠償。亞洲其他受害國死亡人數(shù)約在６００萬以上，日本政府同樣對此也沒有任何表示。結果是：殺人犯受到獎賞；被害者無人體恤。是非顛倒，正邪錯位。
　　戰(zhàn)后六十年來，日本政府始終不肯正視侵略亞洲各國的事實，毫無悔改之意。１９９５年，日本國會通過了一項不倫不類的“非戰(zhàn)決議”，既不肯承認侵略的事實，不檢討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罪責，不向受害國賠禮道歉，也沒有做出今后不再侵犯他國的保證。所以經(jīng)常出現(xiàn)一些怪現(xiàn)象，也就見怪不怪了。
　　馬立誠說中日關系出現(xiàn)了“危機”，問題是誰制造了“危機”？是中國政府嗎？是亞洲其他受害國嗎？我認為都不是�！拔�機”過去是、今天仍然是由于日本政府和右翼反華勢力拒不認真檢討悔罪并經(jīng)常挑起事端造成的。如果日本政府能夠像德國政府那樣坦誠悔罪并有實際行動，我相信中日兩國之間絕對不會產(chǎn)生什么“危機”。
　　俗話說：解鈴還須系鈴人。我認為中日關系要想化“危”為“機”，還得由危機的制造者日本政府表示徹底悔罪開始。德國就是值得日本學習的榜樣，不知諸君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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