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世紀10年是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繼續(xù)前行和不斷完善的10年，論著和成果頗豐。在探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內涵和范疇的基礎上，從10年來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領域所發(fā)表的論文中選取若干被引頻率高、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進行梳理和分析，從而勾勒出10年間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狀況及發(fā)展脈絡。
　　[關鍵詞]　圖書館學　基礎理論　被引頻次　論文
　　[分類號]　G250
　　
　　1　引言
　　
　　1.1　從基礎理論說起
　　基礎理論是任何一門學科在開展研究的過程中都不可避免要遇到和討論的問題，圖書館學亦是如此。在我國圖書館學界，無論是上世紀20年代初圖書館學作為舶來品被引入我國時所承襲的美國圖書館學的經驗實用主義作風，還是近20年來不絕于耳的對于理論研究的抨擊聲，都不能掩蓋基礎理論研究的光芒，更無法抹煞基礎理論研究對于圖書館整體事業(yè)發(fā)展的推動作用�？梢哉f，無論我們正視與否，基礎理論始終是伴隨圖書館學研究左右的。
　　根據《辭�！返慕忉�，“基礎”是指事物發(fā)展的起點或根本�！袄碚摗眲t是概念、原理的體系，是系統(tǒng)化了的理性認識。理論的產生和發(fā)展既由社會實踐決定，又有自身的相對獨立性；科學的理論是在社會實踐基礎上產生并經過社會實踐的檢驗和證明的理論，是客觀事物的本質、規(guī)律性的正確反映1349。“基礎理論(basic theory)”就是支撐和決定事物發(fā)展的根本的概念、原理體系。參照這一闡釋，我們可以理解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涵義。黃宗忠曾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再探討》一文中定義：“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就是圖書館學概念、原理的體系，是圖書館學的起點與根本，是圖書館學領域中的主體思想、宏觀理論，是人們在圖書館的長期實踐中對所觀察到的圖書館現象、過程與外部關系所做出的基本的系統(tǒng)的解釋，是歷代人們對圖書館實踐經驗的概括，是圖書館知識的系統(tǒng)性結論，是圖書館本質、規(guī)律性的正確反映，是系統(tǒng)化了的理性認識”。這一表述顯得較為冗長，我們可以簡練地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理解為支撐和決定圖書館及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的根本的概念和原理體系。這個體系是由從人們對圖書館本質的主觀認識抽象而來的概念和從觀察實踐過程中歸納、概括得出的原理構成的，是主觀與客觀在哲學層次上的高度統(tǒng)一。
　　
　　1.2　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范疇的界定
　　由于圖書館學自誕生以來就一直在不斷發(fā)展變化，而就科學研究本身而言，往往也囿于時代和觀念的限制，每當有所突破時，伴隨而來的必定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變革，即便是像經濟學那樣成熟的學科也不例外，因此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研究也并非一成不變。恰恰相反，這一領域的研究內容在不同時期有著明顯不同的側重，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然而，這種變化更多是集中體現在基礎理論的研究內容上的，對于基礎理論研究的范疇，雖然時有變化，但其核心還是可以探知一二的。
　　我國圖書館學界對于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對于圖書館定義問題的討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教材和專著的不斷問世大大推進了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目前在圖書館學教學中使用較多的教科書主要有：《圖書館學概論(修訂版)》(吳慰慈、董焱，2002)、《圖書館學基礎》(吳慰慈，2004)、《現代圖書館學理論》(徐引篪、霍國慶，1999)、《圖書館學基礎教程》(王子舟，2003)、《圖書館學導論》(于良芝，2003)。從這些教材的編排體系內容來看，對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研究最為集中的是圖書館學基本概念、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圖書館學體系結構、圖書館學學科性質、圖書館學研究方法以及圖書館學發(fā)展趨勢這六大方面。其次，從比較早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著作中，如《圖書館學概論》(吳慰慈、邵巍，1985)、《圖書館學導論》(黃宗忠，1985)、《理論圖書館學教程》(倪波、茍昌榮，1986)、《圖書館學原理》(宓浩，1988)、《圖書館學引論》(金恩暉，1988)、《宏觀圖書館學》(陳源蒸，1989)、《現代圖書館學教程》(郭星壽，1992)等，也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結論。
　　但是應當注意到近20年來信息技術的異軍突起給圖書館和圖書館事業(yè)帶來的變革。變革改變了傳統(tǒng)的操作方式，甚至思維方式，人們的自由意識和創(chuàng)新精神被極大地激發(fā)。特別是新世紀10年，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進行了史上最為重要的一次重建。圖書館職業(yè)精神、圖書館權利、圖書館制度、圖書館延伸服務等新名詞被引入或提出，一方面擴充了原有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范疇，為基礎理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研究的重心。所以，在研究新世紀10年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論文時，不僅要重視研究范疇內那些對傳統(tǒng)基礎理論問題的新討論，更要注重范疇內新問題的闡釋。
　　
　　1.3　關于高被引論文的選擇
　　現代科技革命無疑加快了人們的步伐，科學研究也不例外，從每年在呈幾何速度增長的學術論文的發(fā)表就可以看出。如何發(fā)掘和梳理這些學術結晶并體現其價值成為了問題。當然，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如綜述、索引、目錄、匯編等。但筆者認為，不妨從另一個角度進行嘗試，采用“以點帶面”的研究和寫作方法：已經發(fā)表了的學術論文就成為了一種固態(tài)的歷史沉淀，那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選取新世紀10年來基礎理論研究過程中的關鍵點，即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數篇論文，加以深入分析研究，不僅可以凸顯其中要點，還可以提綱挈領地勾勒出研究的整體脈絡和發(fā)展態(tài)勢。
　　這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其被引頻次往往也相對較高，具有一定時效范圍內的高影響力。筆者主要通過深入了解和掌握近10年基礎理論領域的發(fā)展動態(tài)，在客觀上以CNKI學術文獻總庫為基礎，對前文中在對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范疇進行界定時提煉出的關鍵詞短語進行檢索，選擇被引頻次較高的文獻，在對其內容進行分析后遴選出具有代表性觀點的文章予以論述。
　　
　　2　10年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高頻被引論文述要
　　
　　繼上世紀80年代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低谷及90年代的重振以來，在進入新世紀后的這10年間，在信息技術的大背景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在進行著史無前例的艱難重建的同時走上了一條呼喚權利時代和人文關懷的道路。按照研究內容及特點可以將10年分為三個階段，分別選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高被引論文，管中窺豹，回顧總結10年的發(fā)展歷程。
　　
　　2.1　2000―2003年：傳統(tǒng)研究推陳出新，自由人文精神萌動
　　這一階段被引頻次較高的兩篇論文是2000年初王子舟先后發(fā)表的《知識集合初論――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探索》和《知識集合再論――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闡釋》，分別為88次和40次。這兩篇文章吹響了新世紀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問題探討的號角，“知識集合論”由此誕生。文章認為人的知識主要來自客觀知識世界，知識集合是把客觀知識按一定原則 有序組合起來的集成體，是人類獲取知識的重要媒介，所以圖書館的實質就是知識集合。知識集合的觀點蘊含著很強的哲學思辨，體現出了強烈的創(chuàng)新意識。張廣欽的《試論圖書館的哲學內涵》(被引24次)一文，從“圖書館哲學的定位、圖書館哲學內涵的層次、圖書館哲學與其相關問題的關系、研究圖書館哲學的意義4個角度和層次對圖書館哲學進行了分析。文中作者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哲學’，不是狹義的哲學，而是一種理論，一種知識體系在圖書館學研究中應用的表述”；“圖書館哲學可以分為3個層次，低層次為圖書館學基礎理論；中層次為建立在低層次基礎上的更深一步的研究；高層次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即目前尚未全面展開的圖書館學專門哲學研究�！蓖瑫r還指出研究圖書館學哲學的兩點意義：理論研究的缺失和學科發(fā)展的要求。這些觀點新穎獨到，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討。黃宗忠的《圖書館學體系的沿革與重構》(被引22次)一文認為：“圖書館學體系就是圖書館學內容分類、排列、組合而形成的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整體。也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圖書館學各個門類、分支學科、低層次學科、知識單元、知識元素構成的整體，是理論(原理)與應用(技術)的有機結合。黃宗忠通過對不同人物在不同時期建立的圖書館學體系進行全面梳理，厘清了現代圖書館學在我國的發(fā)展歷程，具有一定的學術史價值。在隨后的《圖書館學體系的沿革與重構(下)》中，他又探討了重構圖書館學體系的必要性、依據與原則，并重構圖書館學體系――由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兩個門類組成的新圖書館學體系。該體系的建立表明黃宗忠摒棄了他本人在20世紀80年代所構建的三分法體系，而將技術圖書館學納入到應用圖書館學分支中。這一調整使體系更加符合邏輯，也體現出作者大膽創(chuàng)新的意識。但該文并沒有對學科體系建立過程中的理論基礎進行深入探討，有所缺憾。
　　范并思在《論加強公共圖書館問題研究》(被引33次)一文中，提出公共圖書館研究雖然始終是圖書館學的研究焦點，但在我國研究得還遠遠不夠。通過深入探究，他指出這是由于圖書館學的基礎薄弱和公共圖書館研究人才欠缺而引起的，因此呼吁圖書館界應在新時期加強開展相關問題研究。這篇文章列舉并引用了大量的文獻事實，對此后公共圖書館的研究更加深入具體產生了積極影響。然而文章中對如何加強這一領域問題的研究只作了宏觀層面的探討，并沒有深入分析研究的具體內容和方法。蔣永福2001年發(fā)表的《人文圖書館學論綱》一文被引高達95次，文章將圖書館學置于新的研究視角之下，從宏觀上將圖書館學理論分為“科學圖書館學”和“人文圖書館學”兩大系別，指出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長期處于“見物不見人”的狀態(tài)，缺乏人性關懷�！叭宋膱D書館學”賦予了圖書館更多的人性關懷與和諧氛圍，在越來越重視人本位的時代，兩大系別只有平衡發(fā)展，才能體現圖書館的完整性，因此“加強人文圖書館學的研究”這一觀點是與時俱進又切合實際的。2002年初，李國新發(fā)表《對“圖書館自由”的理論思考》(被引81次)一文，對他本人在2000年首次提出的“圖書館自由”概念進行了又一次審視和闡釋。作者認為“起源于西方的‘圖書館自由’的核心精神，就圖書館來說，是強調收集和提供資料的自由；對利用者來說，是強調從圖書館獲得資料和信息的自由”。圖書館自由’觀念的理論基礎是現代民權理論中的‘思想自由’的原則”�！�自由’總是與對自由的限制相伴而行”。可以看出，作者關于“圖書館自由”的觀點有著一套完善的理論支撐和嚴密的邏輯結構，因此具有較強的說服力，這也大概是此觀點一出就得到了較廣泛的關注和贊同，并隨即成為理論研究熱點問題的原因所在。
　　
　　2.2　2004―2007年：探討研究對象，倡導職業(yè)精神
　　熊偉在《圖書館廣義本體論導論――圖書館學研究對象體系的重建》一文中提出圖書館存在及運動的廣義本體論研究可能是傳統(tǒng)圖書館學向當代圖書館學體系轉換的一種解決方案。以廣義本體論為基礎，可以構建當代圖書館學研究對象體系，進而可以揭示當代圖書館學的學科體系結構。作者這種以廣義本體論的大視野來觀察圖書館本質的方法新穎大膽，頗具挑戰(zhàn)性�？缕�、王平在《基于知識資源論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體系研究》(被引37次)一文中，將知識資源作為圖書館學的學科基點探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體系，認為這一體系表現為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三層結構：第一層是理論研究溯源，第二層是基點、原理和哲學，第三層才是基礎理論的具體內容。知識資源論的觀點同樣是從知識角度研究圖書館學，并沿著知識論一知識基礎論一知識社會論一知識交流論一知識組織論一知識集合論一知識管理論這一脈絡演化形成的，是在演化過程中對其他觀點分析優(yōu)劣、吸取精華得出的。2007年初，馬恒通在《知識傳播論――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新探》一文中以知識傳播為基礎，提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館藏知識傳播這一觀點。作者以這一觀點為核心，分析了圖書館學的內容體系，闡述了“知識傳播論”的重要意義及其影響，指出了未來圖書館學的研究方向。觀點一出，就如同前些年作者提出“圖書館學是一門前科學”等觀點時一樣，遭到了同行的質疑和反駁。從某種程度上說，“館藏知識傳播論”只是在“知識說”的基礎上加入了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微觀層面的考察，理論體系缺乏嚴密性，并未準確地揭示圖書館活動的本質，所以不可能成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終結。
　　隨著圖書館學對人文精神的關注，圖書館精神再一次成為研究的熱點，作為圖書館精神的一貫倡導者，范并思的《公共圖書館精神的時代辯護》一文被引頻次最高，達229次。文章從公共圖書館精神的歷史演變談起，總結了公共圖書館基本理念形成的三個階段，提出公共圖書館精神的內涵、所面臨的挑戰(zhàn)和時代意義，著重指出公共圖書館精神在我國當前已經成為推動公共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的動力。我國公共圖書館界須補上公共圖書館精神這一課，與國際流行的理念接軌，使公共圖書館真正成為保障社會信息公平的機構。程煥文、周旭毓的《圖書館精神――體系結構與基本內容》(被引123次)一文，系統(tǒng)論述了“圖書館的重要價值、體系結構及其作用，圖書館事業(yè)精神與圖書館職業(yè)道德精神的基本內容，并提出了如何繼承和弘揚圖書館精神。在圖書館的發(fā)展已經開始從技術主導階段上升到人本主導階段的環(huán)境下，對圖書館精神的重視和倡導勢在必行。2005年，于良芝發(fā)表《未完成的現代性：談信息時代的圖書館職業(yè)精神》(被引96次)，暢談圖書館職業(yè)精神和核心能力。在此之前，圖書館職業(yè)精神這一理念最早見諸于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圖書館學導論》一書中，但未有獨立發(fā)表的論文對其進行表述。圖書館職業(yè)精神所包括的崇尚理性和知識、維護個人獲取知識的平等權利、追求知識資源的最大利用等內容在信息時代雖然受到了一些挑戰(zhàn)，但當今的圖書館人需要用勇氣和智慧來維護這種職業(yè) 精神，促進職業(yè)發(fā)展，這是毋庸置疑的。李超平的《建立什么樣的圖書館職業(yè)精神》(被引65次)一文從四個方面論述圖書館職業(yè)精神的核心內容，即“以圖書館職業(yè)為從業(yè)的價值標準，在理解圖書館職業(yè)的社會使命的基礎上獲得對職業(yè)的認同感，以崇尚科學的精神來理解圖書館職業(yè)的責任意識，用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來實踐圖書館職業(yè)精神。較之發(fā)達國家，我們的圖書館職業(yè)精神的確還存在很大差距，這種職業(yè)精神并非僅僅停留在以往所宣傳的“愛崗敬業(yè)”層面，而應該是以公眾利益為基準的專業(yè)的、完備的職業(yè)精神體系。
　　
　　2.3　2008年以來：主動反思熱點，積極創(chuàng)新理論
　　在圖書館權利的討論和研究經過熱議階段進入沉淀和反思階段后，蔣永福在《論圖書館員倫理――基于責任倫理和為他責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針對圖書館員個體的“圖書館員倫理”問題。雖然圖書館員倫理這一提法早已出現在理論界，但將其與圖書館權利看作“一體二維”的關系來討論卻尚屬首次。文章認為兩者都是圖書館對社會的一種“誓約”，只不過圖書館員倫理是圖書館員對個人職責和行為準則的宣明，圖書館權利是圖書館行業(yè)對自身社會責任的宣明，前者表現為個體責任，后者表現為集體責任。目前我們正處于重視人文和強調個人權利的時代，所以二者的研究不應偏廢。2010年3月，程煥文發(fā)表《圖書館權利的界定》一文，針對目前圖書館界最具代表性的三種對“圖書館權利”的定義，即民眾權利論、圖書館員權力論、公民與圖書館權利論，在對美國圖書館協會《圖書館權利法案》內容、美國圖書館協會智識自由辦公室的使命和有關智識自由的定義等方面進行深入分析之后，將圖書館權利界定為民眾利用圖書館的自由、平等權利。作者從多角度論證和闡釋，觀點頗有說服力。
　　2008年，吳慰慈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走向》一文中適時地指出了目前及今后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四個走向，即拓展研究范疇，探尋學科新的知識生長點，促進理論與技術融合，調整理論研究的思維方式。這些對走向的分析概括是建立在作者長期的理論研究和調研基礎之上的，清晰而準確，為處于調整變革中的基礎理論研究指明了方向。葉鷹的《書理學論綱》一文，是繼作者2005年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分析表述及其邏輯結構》一文中提出以“一個軸心、三條原則、五種模型”作為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分析內核觀點之后在“一個軸心、三條原則”問題上深入研究的成果。作者將“一個軸心、三條原則”倒置為前提或公理，構成理論內核，用抽象分析方法建構出圖書館系統(tǒng)的基礎理論并稱之為書理學。書理學將圖書館研究內容分解為書的研究、人的研究和用的研究三部分，既有圖書館學的分析性基礎理論，也有理解圖書館學研究體系結構的R范式、H范式和s范式，前后呼應，自成一體。這種較抽象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研究秉承了作者一貫的風格，在觀點的表述和提煉上都力求體現一種凝練的邏輯表達。雖然許多人并不同意甚至不能讀懂葉鷹的這種抽象論點，但正如蔣永福所說，我們應當給這種新嘗試、新思路以“茁壯成長”的寬容氛圍，這種嘗試和思路在追求真理、探索知識的道路上是完全正確和值得提倡的，這種從不同角度的探索也有助于拓展我們的學術思索范疇和視野。
　　
　　3　特點和結論
　　
　　以上論述雖然有限，但從中可以大致看出新世紀10年來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基本特點及態(tài)勢，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
　　整體來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特征從以前的廣布式研究轉為現今階段性較強的熱點式研究，且研究的主體從實體圖書館擴大到了抽象意義的圖書館及圖書館所涉及的精神層面的問題。尤其是對于圖書館自由、圖書館精神和圖書館職業(yè)精神問題的研究較為集中，被引頻次較高的論文大多涉及這些主題。
　　圍繞研究對象展開的討論仍是理論研究的熱點，在其界定上出現了多家爭鳴的情況，但觀點主要是從知識角度研究圖書館的“知識系”。
　　基礎理論研究的視角更加多樣化，受其他學科理論、技術的影響日漸深入。一方面由于研究內容本身呈現出較大的分散性，使得研究缺乏共同指向；另一方面由于研究過程中研究主題切換速度加快，所以在大多熱點問題的研究上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
　　最后，要總結新世紀10年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狀況，可以一言蔽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艱難重建在堅守優(yōu)良傳統(tǒng)和拓展思路視野中繼續(xù)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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