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官賣官是危害最大、影響最壞的腐敗現象,被人稱為‘腐敗之母’。它直接動搖和削弱黨的執(zhí)政基礎和執(zhí)政能力。”中南大學廉政與法治研究中心李滿春教授說,“雖然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黨組織不斷加大對用人上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的整治力度,但買官賣官現象仍禁而不止,查而不絕,值得深思�！�
　　一邊是中央的高壓打擊,一邊卻是鋌而走險的買官賣官腐敗分子不時出現,買官賣官腐敗手段花樣翻新,在一些地方成為一種久治不愈的頑癥。
　　高壓為何禁不住買官賣官?
　　趨利性是內在動力
　　李滿春認為,在買官者看來,“官帽”只不過是用金錢換來的“商品”,這些拿金錢敲開了官場擢升捷徑的人,當他們如愿以償戴上“官帽”后,他們以商人的眼光去看待手中的權力,只對自己曾經的巨額“投資”負責,將權力當成尋租的資本,不失時機、不擇手段地連本帶利全撈回來。
　　2006年,陜西省商洛市商州區(qū)原區(qū)委書記(副廳級)張改萍的落馬,她在這塊貧困的彈丸之地,賣出“烏紗帽”竟達27頂之多。從2000年到2005年間,張改萍利用其職務便利,在為他人辦理干部任用、提拔、調動等請托事項中謀取利益,從中收受賄賂106.9萬元。
　　為競爭商州區(qū)教育局局長一職,當地官員陳新智剛開始給張改萍10萬元,她考慮到教育局局長位子爭的人多,不想沾是非就沒答應。后來陳新智從5個人那里借錢又湊足28萬元托人給張改萍時,張心動了。不久,在她的運作下,陳如愿以償。而陳新智上臺后便頻頻伸手。學校到教育局領取撥款,如果不表示,正常的款項就領不下來。
　　河南省廉政評價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楊認為,“從買官一方來看,職位的提升不僅是權力尋租行為的基本條件,而且意味著地位聲望和福利全方位提升,于是有人把買官賣官當成職位激烈競爭的方式之一,買方具有很大的利益沖動和廣泛的市場。在這種利益沖動下,哪怕有著很小的成功概率和很大的風險,買方也愿意鋌而走險,甚至通過各種方式,影響和主導賣方設租動機和行為,主動促成買官賣官行為的產生�！�
　　一些人按照市場法則把拍賣方式移植到選人用人中來,官帽“價格”隨買方人的多寡而定,誰出的價碼高,官帽就給誰,買賣雙方交易欲望強烈,買方看中官位帶來的巨大利益,希望投入能產生更大的產出,而賣方非常清楚交易成功能給買方帶來更大的利益,彼此心照不宣,形成官帽買賣的潛規(guī)則。
　　記者在與一位官員交談時,他深為自己目前的崗位是“清水衙門”單位而苦惱,時不時從嘴里冒出“某某位置有干頭,競爭的人多”的說法。他所指的“有干頭”其實就是這個職位“含金量”高,灰色收入乃至非法利益可觀的意思。因“競爭的人多”,他毫不忌諱地說:只要能獲取這個職位,哪怕花點錢也愿意。
　　2005年3月,素有“遼西第一鎮(zhèn)”之稱的葫蘆島市連山區(qū)鋼屯鎮(zhèn)鎮(zhèn)長郭繼財落馬。郭收受由其任命考核的多個鎮(zhèn)屬鉬礦企業(yè)一把手的賄賂。好處費并不白給,企業(yè)一把手們保住了位置,將會從鉬礦開發(fā)中獲得更多的好處。
　　郭繼財受賄聚斂了錢財,又去賄賂在當地一言九鼎的連山區(qū)區(qū)委書記李玉麟,尋求被提拔的機會。他說:“我在競爭鎮(zhèn)長職務時,通過熟人找他打過招呼。后來我當上鎮(zhèn)長了,在2004年和2005年過春節(jié)時,我都給他送了5萬元。當鎮(zhèn)長需要區(qū)委提名,人大選舉產生。如果沒有區(qū)委提名肯定當不上,連參加競選的資格都沒有。我送錢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和他搞好關系,如有機會,我還可以被提拔�！� 而李玉麟利用手中掌握的人事任免權,收受33名鄉(xiāng)黨委書記、鎮(zhèn)長等人賄賂人民幣106.8萬元,3萬美元,因犯受賄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3年。
　　馬克思曾引用過一段話:“資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會鋌而走險,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著被絞死的危險�！辟I官的腐敗分子把獲取官位當成一種“投資”手段,其買官賣官獲取的“利潤“已不僅僅是300%。馬德在向韓桂芝支付了80萬元買官“投資”后,逐年收受了600多萬元賄賂,他攫取的“回報率”超過600%。
　　無序性提供了尋租條件
　　“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睅啄昵熬驮谏鐣�上流傳的順口溜,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了官場升遷的境況。官員的提拔升遷沒有科學量化的考核指標,更多的是靠握有官員升遷大權的上級官員對下級官員的印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選拔任用官員的隨意性和無序性,給買官賣官者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間。
　　一位退下來的老領導感慨地說,有些地方選人用人從一開始就被潛規(guī)則影響著,好像被潛規(guī)則牽著鼻子走。潛規(guī)則就象空氣,無時不在,無處不有。潛規(guī)則的存在是因為干部的選拔考核的規(guī)則缺乏剛性。
　　河南省廉政評價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楊認為,“當前,我國各級政府正在推行黨政領導干部和公務員的考核評價,然而,由于黨政干部和公務員考核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黨政干部和公務員績效考核上普遍存在著‘形式主義’的特征,考核評價體系不夠科學,評價考核主體單一,主要局限于內部考核,社會評價機制尚未建立;考核評價方法不夠科學,主要以定性為主,定量方法不夠,從而影響了評價的科學性和客觀性,考核評價結果無法為干部選拔任用提供科學的依據。在缺乏科學考核評價體系的前提下,選人用人的主觀性、隨意性就自然產生,選人用人的不正之風就會自然盛行。”正因為如此,一些腐敗官員雖然在群眾中口碑甚差,仍能帶病提拔,在其推薦材料中看到的全是肯定的結論,也就不足為怪了。
　　某些地方選人用人制度流于空轉,形式上看是走了規(guī)定的程序,然而關鍵環(huán)節(jié)由個人說了算,主要負責人尤其是一把手把住核心權力不放。
　　“選人用人看起來有一整套完整的程序,從表面上看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在有序進行,一個程序一個程序在走,然而在私底下,在見不到陽光的地方卻在無序進行,有些時候甚至是無序勝過有序,無序取代有序。有時正式程序尚未啟動,就已經內定好名單人選了;有些職位你還沒考慮,就有人交待這個位置誰很合適了�！币晃换鶎咏M織干部很感慨地說。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認為,十六大以來,我國在治理買官賣官等用人腐敗上,做了很多意義重大的制度創(chuàng)新工作,但尚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和漏洞:一是在制度決定的原則上,還不夠徹底。特別是非公開選拔就給買官賣官者留下了暗箱操作的可趁之機。二是在程序性或實體性規(guī)定上仍存在比較嚴重的缺陷或漏洞,可能會被別有用心之人操控和利用。如公開選拔規(guī)定第六條是有關“公開選拔”程序的規(guī)定,包括組織考察、研究提出人選方案和黨委(黨組)討論決定,這都可能會給操控用人權的個人留下了巨大的用人腐敗的漏洞和機會。一種極端的伎倆就是:安排自己中意的候選人去參加統(tǒng)一考試(筆試、面試),把考題泄漏出去,做面試考官的工作,讓其過關。而一旦進入后面的程序,要達到賣官目的就如同囊中取物了。這并非惡意的假設,類似情形已在一些地方出現并繼續(xù)著。
　　任建明還認為,一些地方對中央制定的選人用人政策執(zhí)行的嚴肅性和強制力不夠。迄今為止,仍有不少的地方黨委、企事業(yè)單位沒有推行甚至是完全沒有推行這些制度,結果也就沒有有力的監(jiān)督或問責。
　　隱秘性提高了安全邊際
　　王昭耀在1990年至2005年春節(jié)擔任安徽省阜陽地委書記、安徽省副省長、副書記期間,非法收受44人或單位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704萬余元。在王昭耀被指控的44筆受賄事實中,大多數涉及幫助他人職務晉升,受賄總額300萬元左右。王昭耀賣官潛伏了10多年后才案發(fā)。
　　類似的買官賣官案件不少是出于偶然原因才案發(fā),而且不少是由案件當事人的其它犯罪行為帶出了買官賣官行為。
　　某地紀委一名辦案專家在查一起買官賣官案時一度陷入僵局,對手是一名有反偵查經驗的官員,他的行賄對象都已經交待了出了他送錢買官的事實,但他始終不承認,最后辦案專家使用了技巧才讓他開了口。
　　“這類案件的當事人都存在極大的僥幸心理,行賄受賄的雙方基本上都是一對一,很少有旁證。而且對行賄人的提拔還按照規(guī)定的程序走了過場,讓人覺得合情合理,使買官賣官更具欺騙性與隱蔽性。雙方一般都有恃無恐,不會輕易開口。而我國在官員的財產申報制度建設方面還不完善,讓賣官者很難及時暴露出來�！鞭k案專家說。
　　正因為買官賣官雙方形成了一根繩上的螞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不容易從內部攻破,這種隱秘性提高了買官賣官的安全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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