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比較成熟的國家和地區(qū)，政治的民間娛樂化現(xiàn)象極其普遍和正常，政治人物及各項政治決策，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成為老百姓開涮取樂的對象。比如，給阿貓阿狗這些寵物取一個當朝總統(tǒng)的名字，牽著在街上走來走去；各種政治漫畫更是各大報刊長盛不衰的主題。所有的平頭百姓都可以隨時隨地對政治決策和政治人物品頭論足，甚至不妨將其“妖魔化”一下。也許，那也可算是“無權力者的權力”之一。
　　近年來，我們這里似乎也流行起了政治娛樂化，不過似乎不是無權力的平民百姓在娛樂，而是本該在政治面前正襟危坐、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各級政府官員，特別是那些有權力制定政策的地方行政長官在娛樂。他們不是拿政治人物和已定的政策作為娛樂、調侃、評論的對象，而是以一種“玩世不恭”、“裝瘋賣傻”的“娛樂心念”對待政策的制定。從著名的“饅頭辦”到政府官員太太、法官夫人做丈夫的廉潔監(jiān)督員，從效仿“超女”短信評議干部到腰圍不能超過二尺七，從男領導不能配女秘書，到教育局規(guī)定“嚴禁教師奸污猥褻女生”，從宣誓永不貪污到犯了受賄罪還可以自己把自己洗白的“廉政賬戶”，凡此種種，不亦樂乎，不亦悲乎，不亦無奈乎!
　　在官員娛樂政治的背后，不乏“借著民主反民主”、“打著反腐敗的旗號搞腐敗”。比如效仿“超女”短信評議干部，以一副“民主”的姿態(tài)搞腐敗，因為那短信也是要收取高額信息費的，而且，“短信民主”與一人一票的民主并不相關；還有各地風起云涌、各地官員樂此不疲的“公車改革”，也是把原本不合法的利益合法化、等級化、貨幣化。公車改革前，公車再怎么腐敗和超標，錢落不到個人口袋；公車改革以后，按職位拿甚至高于工資的車補，原本不合法的東西，變成了合法的收入直接落入個人腰包，而“車輪腐敗”照樣滾滾向前――自家單位的車可以廉價“拍賣”給個人和企業(yè)，官員們照樣可以長期“借用”關系單位和企業(yè)的車!
　　官員娛樂政治，同樣折射出權力缺乏監(jiān)督的一個普遍現(xiàn)實。無論是媒體的輿論監(jiān)督，還是群眾的民主監(jiān)督，或者權力之間的彼此制衡與監(jiān)督，在目前都還不具備足夠深厚的土壤和制度基礎。于是乎，在權大于法的現(xiàn)實制約下，一些法律法規(guī)往往需要借助行政權力的“三令五申”來“推動”，一些反腐敗的措施必須通過“廉政賬戶”、“夫人監(jiān)督”等表面文章以作交代。
　　而在另一個層面上，官員的政治娛樂秀也包含著善意和積極的成分。一些有抱負的地方官員，也在試圖拉近政府與民眾間的距離，試圖革新政府機構的腐敗低效，推進基層的民主化進程。但是由于在現(xiàn)有體制下，行政各層級的權力劃分并不明確。沒有一個十分清晰的權力邊界，因此，對于這類有抱負的地方官員來說，其制度創(chuàng)新的空間十分有限，而且基本上都擺脫不了“人亡政息”的命運。因此，他們大多只能在表現(xiàn)上做做文章，秀一把。
　　在官員政治娛樂秀的背后，是幾分苦澀，幾分無奈，幾分悲哀。這樣的政治娛樂秀，事實上并沒有多少喜劇的成分。這樣的政治娛樂秀越多，民眾的失望情緒恐怕會越強烈。
　　在一個社會中，普通公民娛樂政治是一種健康的社會生態(tài)，它意味著一個人與他人、國家以及社會在憲法上和政治上形成平等的良性互動關系。它意味著公民在憲法上和政治上是一個自主公民，而不是法律和行政之下的臣民；是社會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體，而不是無足輕重的客體；是國家法治建設的直接實踐者，而不是法治治理的對象。而官員娛樂政治、娛樂制度卻是不健康的，它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政治的重要性和嚴肅性，加深了公民對它的不信任感。它使很多高遠的政治價值淪為空洞的口號，甚至成為一些人借此牟取私利的工具。
　　誠如法律學者賀衛(wèi)方先生所言，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中，我們從來不缺乏顯示高遠價值或宏大價值的口號。但是，口號與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總像《動物農(nóng)莊》里的“七條戒律”與動物們的真實處境一般，反差到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為什么我們總是擺脫不了“播下龍種而收獲跳蚤”的怪圈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我們不能把宏大的價值與不棄微末的具體制度與程序的建設結合起來。憲法和法律中所規(guī)定的不少原則和權利，缺乏具體的制度和程序作為保障，從而流于“名歸而實不至”的境地。
　　鑒于此，著眼于具體的法治和程序建設，重程序正義的價值高于目的正義的價值，或許是防范和破解官員政治娛樂秀的現(xiàn)實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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